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

“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

这是《围城》里的开篇，方鸿渐在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的三等舱甲板上看到的情景。多年后，杨绛在《钱锺书写〈围城〉》一文中承认，这番情景，与他们从法国回国时三等舱甲板上的情景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1938年8月，回国的三等舱上，伙食比起当初去英国的待遇，差得太多了——船上颠簸的二十几天里，几乎顿顿吃土豆。

首当其冲的就是圆圆。她一岁三个多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因为缺乏营养，日渐消瘦；吃不好的同时，情绪也受到了影响，回到上海，被叔叔——钱锺书的弟弟——接到辣斐德路609号的三层小楼里。苏州陷落后，钱家一大家子辗转逃难到上海，钱锺书的叔父花了大价钱“顶”下了这栋临街的三层小楼。从不怕生的圆圆，面对一屋子的亲人却生分得很，对靠近她的人，像小狗般地低吼。

钱家长辈有喜爱逗弄小孩的；有指导杨绛给圆圆换掉硬邦邦的洋皮鞋，改穿方便学步的软鞋的；也有贴心的二弟让了床位出来，让杨绛和圆圆落脚。

钱锺书的父母带着三弟和妹妹住在小楼的二层，二弟夫妻俩则带着儿子住在二层和底层的亭子间。这样一来，杨绛抱着圆圆就得和二弟媳母子俩挤在一起，原本就逼仄的亭子间，更显得拥挤。

杨绛一出生，就得父亲偏爱，在异国他乡的吃穿用度也不曾委屈过自己，如今挤在亭子间的小床上，舟车劳顿之下，弟媳还要拉着她诉苦。

这样的夜里，杨绛越发想念回国途中就分开的钱锺书了。

为了生计和理想抱负，钱锺书在回国前，写信托朋友帮忙推荐适合自己的工作。

任何时候，真正的人才，都是一种稀缺资源。钱锺书陆续收到了外交部、英文《天下月刊》和上海西童公学的约聘书，还未做出选择，又在归国前夕，接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约聘书。

与其他三份约聘书相比，钱锺书更加中意“西南联大”的约聘书。一方面“西南联大”与清华大学有关。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秘密迁址到长沙，三校合一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不过炮火无情，长沙也未能幸免于难。不得已，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重新选址，分三路继续西迁。1937年11月1日，到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另一方面，“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开出的条件格外诱人——破格聘请他为外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元。

回国的船停靠到香港时，钱锺书独自坐上上岸的小渡船。杨绛抱着圆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忧心而落寞。

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她担心“拙手笨脚”的丈夫照顾不好自己，但她又不能跟着同去。一来，“西南联大”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们谁都不知道，圆圆还太小，跟着去，只会拖累他；二来，她已离家三载，妈妈不在了，她迫切地想见爸爸，不知道独身一人的他过得好不好。

杨绛望着窗外，不免思绪万千，但坚韧如她，很快心中又充满希望。即使炮火毁了所有，可月亮还在，明天的太阳也还在。

回到钱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杨绛拜别了钱家老少，带着圆圆，风尘仆仆地赶往同在上海的三姐姐家里。

杨荫杭在葬了唐须嫈之后，终是没能随她同死，他还得带着两个女儿逃难。

战争与死亡是一对双生子。战火连天的年代，哪哪都不安生，他们逃了一大圈，又逃回了苏州。

满街都是丧失人性的日本兵，杨荫杭他们在战战兢兢中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幸得机会，联络上了嫁到上海的三女儿，才得以从苏州逃脱。

时间最是不可捉摸。三年未见，从前神采奕奕的父亲，如今双目无神，形容枯槁，问过才知晓，爸爸失眠，整晚整晚睡不着，只能借助安眠药。

杨绛心疼不已。她知道，爸爸难以入睡的根源在于想念妈妈，但怕爸爸伤心，她也不敢在爸爸面前提起妈妈。

比起杨绛的悲痛，她的归来，却像一道光，驱散了爸爸心头的灰暗。尤其是看到小圆圆，活脱脱的一个小杨绛。

圆圆也不似在钱家那般局促，她像是能感知到妈妈回到亲人身边的喜悦，也极为亲近外公和几个姨母。

杨荫杭不再消沉，开始戒掉安眠药。杨绛为了照顾爸爸，本想长住，但是，“淞沪会战”虽然瓦解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却也使上海沦为四面楚歌的“孤岛”。

无数的难民纷纷涌入上海避难，这座城市，虽接纳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但是它为每个人提供的仅有立锥之地。

杨绛何其悲哀，没有了妈妈，也没有了稳固的安身之所；她又何其有幸，在这个死亡已成饭后谈资的时期，她还能有爸爸和钱家做后盾。

钱锺书不在，杨绛常常替他回去探望公婆。每每她要去时，爸爸总是打趣地说：“要去‘做媳妇’喽。”

此番“做媳妇”，“客人”的成分居多。保持周到的礼节，陪着附和几句得体的贴心话，多听少说，保持距离又不显得生分便足矣。

母亲的情绪最能影响孩子。圆圆在钱家很“乖”。每次随杨绛去了，就乖巧地坐在妈妈的腿上，一声不响，只看看这个，听听那个。

圆圆在杨家却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宠溺地叫她“圆圆头”。杨荫杭不允许大家把圆圆称为他的“外孙女”或者“外孙”，他说没什么“外孙”“内孙”之分，他也不爱“外公”这个称呼，他教圆圆称自己为“公”。小孩子最敏感，谁爱她，她自然喜欢跟着谁，在杨家这里，她要活泼许多。

杨绛的姨表姐怕他们祖孙三代挤在小房子里受委屈，就邀请他们到霞飞路的来德坊居住，还把自己住的三楼让给了他们。自此，杨绛终于有了稳固的居所。

房子大了，姐姐妹妹们就经常带着孩子过来走动。大姐姐当家，请了女佣料理家务。杨荫杭看着一屋子的热闹，时常感慨，一家人整整齐齐，不像在苏州时分散几处。

姐妹几人感念妈妈不在了，怕他孤单，都想方设法照顾好他——陪他上街买鞋，在家里帮他理发，夏天帮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还买来各种零嘴，装在瓶瓶罐罐里，悄悄地放在他的床头柜里。

每隔几天，她们会贴心地检查哪个瓶子空了，哪个罐子没动，从而得知爸爸喜欢吃什么，便把哪种零嘴再填满。

杨绛细心，还能知道什么东西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东西是他不爱吃而不吃的。

杨绛经人介绍接了一份家教的工作后，大姐姐又帮着物色了一个小阿姨，专门带圆圆。

杨荫杭也偏爱圆圆，时常扮演“奶公”，午睡时，要带着圆圆一起睡。杨绛和几个姐妹都艳羡不已。从小到大，家里几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哪怕以前在苏州“安徐堂”的家里，爸爸的床很大，也没有谁有如此殊荣。

爸爸还把珍藏的小耳枕给圆圆用——那是妈妈在世时，特意用台湾席子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

杨荫杭自从戒掉安眠药后，逐渐恢复正常睡眠，睡得好，心情也好，慢慢眉目清朗了，精神矍铄了。

“哪怕朋友越来越少”，杨荫杭也决计不会做汉奸的。他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小女儿也在这里上学，还能照应一番。

比起钱锺书在昆明等待着一展拳脚的远大抱负，上海霞飞路的来德坊三楼里的杨家祖孙们，工作谈不上努力，只为糊口，只为消遣；生活无所谓事事如意，只为健康，只为平安。

但身处乱世，平安喜乐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妄想。既然生有天赋，又满身才华，就该挺身而出，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