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谈歌,原名谭同占。汉族。祖籍河北顺平。1954年生于河北龙烟铁矿。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迄今共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奖。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等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小说与什么接轨?(代前言)
《大厂》发表之后,我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之后,信就更多了些。也接到几家影视单位想把这部小说搬上电影电视的电话。弄得这样热闹,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大厂》是写给“圈子”里的人看了之后,才拿出来的。
我的这个圈子,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文人圈子。是属于我个人的一种,是我多年构建出的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气息的沙龙。入圈的首先是多年的工友、棋友、酒友,办公室的同事,还有我的太太。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写小说或者写别的什么文学样式的。可以说他们也不懂得怎样写小说。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成了我多年来写小说的参照系数。也就是说,他们是我身旁的一个读者圈子。
我是“文革”后开始写小说的(因为家境尴尬,我当画家的梦就没有再做下去)。那时候写小说的和看小说的好像都很热闹,好像也没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后”什么的。好像只是讲现实主义,后来就有了意识流(我也学着操作过),再往后主义们就越来越多了,我也就跟不上了,也就不学了,也就记不住了。但我的小说越写越困顿,加之工作变动的原因,我就坡下驴,停了几年笔(暗中也偷偷练过几天现代派的把戏,因为心不诚,艺就不精,也没有当成先锋派)。1992年初,我去天津,跟闻树国先生谈这个问题时,他讲了一个观点,原话我记不大清了。好像是说:“不管什么主义,只要你写出来,读者能感情介入,就是好主义。”我当时听明白了,树国讲的好像是提醒我不要太注意形式。
我的确也追求过一些新式的写法,写得狼狼狈狈的很累,吃力不讨好。我写完了,让我那个圈子里的人看,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读不下去。我太太大概是照顾我的面子,总是笑笑,并不多讲什么。但是有一天,她突然说:“你写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就是为了表现你的深刻?你真的觉得比老百姓深刻?”当时我刚刚写完了一篇自我感觉很了不得,而且越感觉越觉得深刻(而现在越看越觉得很不怎么样)的小说。我很不高兴地对太太说:你没觉出我里边的哲学内涵嘛?太太很有修养地笑笑:那你再给别人看看吧。后来这篇小说给我一个朋友了二十多年的工友(现在是一个小厂的支部书记,挺有政治头脑的)看了。朋友皱眉说:“你到底想写什么啊?按说我也算是一个干部水平了,怎么看不出什么来啊?我觉得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写得让我们喜欢看了,就算写好了。”这句话让我很是震动了一下。后来想想,也许就是这句话真正触动了我。我渐渐悟出什么是小说了。
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大众艺术。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读者,也就远离了小说的本意。大众,就是小说的“大圈子”。牛玉秋先生评价《大厂》时,讲了白居易的话题,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如果是,那么我很赞成。我现在理解小说,也就是站在大众的角度上。小说第一是小说,其次才是别的什么哲学、政治、经济等等。读者能从小说里读出什么来,那是读者的事情。所谓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写作时,先把哲学、政治、经济什么的放在前边,岂不是种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我说句讨人厌的话,小说之所以被搞成现在这种灰头土脸不招人喜欢的样子,闹得稀少了主顾,老百姓不看,首先的责任在作家本身。商潮的冲击并不是主要原因。一些同行总说现在中国读者阅读层次低,也有的抱怨影视夺走了读者。种种这些观点,很值得商榷。如果我们一味把小说搞得“后”极了,读者只能越来越少。常常想到街上的各种精品屋,里边五光十色得让人眼晕。普通老百姓进去看上一眼,就决不会再进去第二次。少数大款的赞不绝口,代替不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套用一下,小圈子里的文学,代替不了大众文学。当我们大声疾呼“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小说如何先与大众接轨?当我们同行中有人大声疾呼“不怕失去读者,不怕以牺牲读者为代价”时,我弄不清楚是真的不在乎,还是在那里虚张声势?没有读者的作家还能叫作家嘛?这种喊叫,本身就有些不讲理了。你还“后”什么“后”啊。显着实在没劲了。
我的朋友郭小林跟我讨论过当代小说创作原则的一种(现在原则很多,只能说是一种):平民意识。我们都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条原则就是要解决给谁写,写给谁看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小说的命运就难测了。记得有人讲过一句很精彩的实话:1988年以前是作家控制读者(我写什么你看什么),1988年以后是读者控制作家(你看什么我写什么)。到底是不是这样,我还没想透,但我觉得后一句话说得够狠,狠得很到位。如果我们抛开一味迎合读者的消极成分,确实有一个小说为大众接受的话题,值得小说家们认真思索。
1992年之后,我下决心跟现代派告别,不再跟读者玩什么把戏了。老老实实坐下来写了,注意尽量把小说写得先让我那个圈子里的朋友们看得下去。于是,我就先后写了《大忙年》、《年底》、《底层》、《天下大事》、《大厂》、《震荡》、《天下荒年》、《天下书生》、《天下无忌》等一些与现实生活贴得较近的中篇小说,圈子里的人看了说还耐看,我就再发表出去。我渐渐觉得我有几分像小林友说的那种平民意识了。
但是我担心我在这种“平民”的层面上还能坚持多久?人是一种极容易膨胀的东西。在这个不讲钱就显得不真实的年代,平民这个字眼显得太穷气了一些。所谓人穷志短,不像大款那样诱人。不是常常有一些平民作家耐不住下海了嘛。至于能在海里捞到什么或者捞不到什么,反正是不想再当平民了。待爬上岸来,笔下就多了一种富贵气派,于是,又开始不在乎读者了。谁知道我日后会不会也要有这种富贵气呢?苍天在上,我真的不敢许诺。但愿我不会小人得志起来。
讲了半天,我只是在讲小说的形式。还是离大众近一些的好,如果形式一味跟大众对着干,那小说的末日真的要到了。
只要我们不是闭着眼睛瞎说,我们就能看到,小说正在变成一种远离大众的风景。近年来,各种期刊正在试验着各种旗帜,但引起社会反响的小说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人为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小说热点,但是读者似乎冷酷得近乎残酷。小说正在脱离着大众,日益贵族化的整体氛围,已经要使小说走入绝境。有人说:怕什么,中国人多,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还看小说,那么我们还有一千二百万的读者群。真的不怕嘛?
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需要小说为自己代言。如果小说家们不愿意,那么大众就会把小说和小说家们扔掉,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不信你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