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渊源
侯猛：您在研究中受谁的影响比较大？根据我的初步了解，是不是有费孝通、***、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福柯（michel foucault）、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
苏力：你概括得挺准。
首先，我觉得***写的是有关整个中国的全局，有关20世纪的中国，以及在近代中国崛起过程中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力量。他对中国的问题很关切，并且最重要的关切是对中国的农民，而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小资或白领这个阶层。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农民呢？因为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关心，并不是说农民都是好人，其他阶级或阶层比较差，而是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都是从农民当中生发出来的。最基本的制度也都是从农民中产生的，我写《送法下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1】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会喜欢费孝通。第一，费孝通也关心中国的农村。其实我没在农村生活过，一直在城市长大。我家是干部家庭，我是当兵以后才接触到农村，接触到一些出来当兵的农民家的孩子。那时我才真正理解农村。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有责任关心农民的，所以才喜欢费孝通。第二，费孝通做经验调查。从***那里，我最早并没感觉到太多的经验调查。后来我重读《***文集》时，才发现原来***对经验调查那么重视。他曾经在有些地方调查一个鸡蛋多少钱，市镇上有多少商店，商店里的东西卖多少钱。【2】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学研究初创的时代，他就是这么细致做调查的。第三，费孝通写的东西和***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以普通人可以感受的语言来写个人经验，文字都非常通俗易懂。我最近在看《***年谱》【3】时发现，他有许多东西都做得非常细致。比如，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中，他把“但”都改为“但是”，因为老百姓听不懂“但”；“土地改革”这个说法，人人都懂，但不太准确，他就把它改成“土地制度改革”；苏力“与”某某，他都改为“和”。他一定要让老百姓都看得懂宪法。这么高层的领袖去修改这么细小的东西，就是为了在文化转型时代让中国文字更加贴近老百姓。但今天我们已经不太注意了，许多法学论文，特别是那些学我国台湾地区写作风格的论文，就是有意写得让老百姓看不懂。
其他学者，我还喜欢过福柯和尼采。我喜欢尼采的那种犀利，用格言式的文字来精炼地表达一个思想。比如“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建立在爱之上”，【4】这话说得太明白了。再比如“真理的最大敌人不是谎言，是信念”，这话说得很好，谎言可以揭穿，但信念没办法揭穿。这种像诗一样、像格言一样的表达是非常出色的。
另一个比较系统影响我的学者就是波斯纳。我之所以翻译波斯纳的著作，是因为通过翻译他的作品，可以帮助自己全面了解他是如何写作、选词和表达的。早年我不太会写作，都是从抄书开始的。大家如果想学写作，可以找一本自己认为非常好的书从头到尾抄一遍，就会知道怎么写作了，包括写诗。最早没人教我写诗，我完全是自己写，看见写得好的就一本一本抄。我至少抄过七八本（诗集），渐渐就明白怎么写诗了。学习写文章也是通过翻译的方式慢慢学会的。波斯纳给我的影响是比较全面的。他是美国法学界的一个天才，甚至是美国思想界的一个天才。许多人认为，在美国智库当中，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智库。到现在他大概出了60本书，这60本书都是不同领域的，跨度特别大，包括情报工作、小行星撞地球、地球可能毁灭等。【5】有一本书写完之后，书评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约翰·多伊奇（john m. deutch）给他写的。波斯纳让我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获得了很多自信。我以前读书比较杂，看了他的书以后，我才发现读书杂是有道理的。原来读的那些书，我觉得与法律有关，但别人从来都不用，所以有点怀疑这些与法律无关。直到看了他写的东西用到了这些知识，我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直觉是对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自信的时候，重要的是，谁是对你影响最深刻的学者，就在那个你不自信的关键时刻，他让你自信了，原来你之前独自走的那条你以为是错误的路，他告诉你（这条路）是正确的。这对你的影响就会很大。波斯纳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他今年已经75岁了，但基本上每年还出两本书。他不仅做法官，每年还在法学院教课，写七八篇论文，而且他的引证率还是全美最高的。不仅是学术引证率，他的判决书引证率也是最高的。他给我树立了一个学者的榜样。这也促使我去做很多研究，不敢停步，尽管我的智力和能力比他差远了，但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学者。我讲这些并不是推荐你们去学他，对每个学生而言，如果想做学者，就要去寻找自己最喜欢的学者。当然，（你们）并不一定都要做学者，也并不一定都要去当官，也可以去做法官或律师。但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找到适合你做，并且自己还比较喜欢的职业。
桑本谦：苏力老师说他每逢没有自信的时候，读波斯纳的作品就会获得自信。我恰好相反，每当我有自信的时候，读到苏力的作品就没自信了。确实是这样。如果恰好和苏力老师思考同一个问题，就会“撞车”，但每次“撞车”，我都会发现，苏力的思考总是覆盖我的思考，这个结果很让我受挫。
刚才苏力老师提到尼采的一句话：“真理最大的敌人是信念。”我深有同感。苏力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来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时刻对教条保持警惕。他从来不认为我们已经确信的教条是对的。我不是说教条不是个好东西。教条是个好东西，因为根据教条去思考能节省成本。但无论从生物多样性还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虑，这个世界上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思考不跟着教条走，否则这个世界上还需要学者吗？但信念就是一种隐蔽的教条，根植于心灵深处而不易被察觉。按理说，一个优秀学者应当把信念稀释到最低的程度，越没有信念，就越可能揭示真相。尽管苏力的学术思想似乎经历了两次转折，但我在读他的作品时，感觉他始终有一种信念。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但我觉得好像是有，您说呢？
苏力：是有信念的，每个人做事情都要有信念。我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活这辈子，总要做点什么事情，并不是说一定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是当你发现自己还可能做点什么事情时，你就要去做。中国处在文化和社会转型的时期，在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当中，它不可能对社会的规范和法律没有创造性，只不过没有人能够表达它，或者说没有人能够把里面的道理说清楚。古代人不需要去说，只要懂怎么做就可以了，而现代人不但需要懂得怎么做，还需要知道如何去表达，如何向别人说清楚。而处在这个转型时代，我能够去表达它，这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我记得有句话是说：“当一个人想说什么话，而且他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幸福的。”当你感觉到什么东西你想表达但没办法表达，或者找不到对象表达。比如，你爱上一个女孩子，但没办法对她说，这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说实话，对一个事业也是如此。
早在二十年前，我在写《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时，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痴人说梦，写什么中国的本土资源。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人在研究法律时都不再简单套用外国理论，而都在关心中国问题。无论是以公共知识，还是以其他某种方式。二十年前，大家认为我主张法律多元化不合适，但在今天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处在关心中国法治问题的过程当中。
后来我开始试图把这些问题以学术的语言表达出来，只不过我是最早把自己不太自信的东西以某种方式讲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学界智识和能力上的提高，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自信。当然，中国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至于遇到“覆盖”或“撞车”的问题，我从来没觉得特别沮丧，因为我一直是不自信的人。很多人觉得，苏力你怎么会不自信呢？你明明很骄傲，遇到人都从来不打招呼。确实如此，但后来我看了冯小刚的书，才知道这毛病不是骄傲，别人都误解了。冯小刚讲过：“文艺界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朔，一个是王菲，也是从来不和人打招呼，别人都以为他们骄傲，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卑，他们都不敢和人打招呼。”我想我就是这种人。一旦遇到“撞车”，我会觉得我的想法原来并不是异端（邪说），原来很多人有和我一样的想法，这会给我一个鼓励。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要自信。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一方面鼓励大家学习，另一方面又限制大家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教育既要激发思考，因为知识多了，要敢于挑战；但教育多了，这么多有名的人又会使你不敢去独自想象。所以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把握好这个分寸，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完全借鉴别人，更多需要的是创造。因此，大家以后不管是做律师、法官，还是学者，都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这些并不一定都要写出来，但起码要知道你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错的，要培养这种自信。
二、研究现状
陈柏峰：苏力老师刚才说他不是骄傲，是自卑，我给大家举一个他骄傲的例子。他的第一本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1994年出版。2004年，苏力老师来做讲座，我请范忠信老师帮我引见一下。当时我和尤陈俊两人去拜访他，朱老师当时对我们说的话，我至今记忆深刻。他很骄傲地说：“《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十年前出版的，当时写这本书时我就说，十年之内中国肯定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前不久这本书修订了，十年已经过去，确实没有人超过。我可以再放胆预言，再过十年，依然没有人能写出比这更好的书。”这句话是不是比较骄傲？
苏力：其实这不能算骄傲，只能算自豪。居然一不小心就写出一个自己内心非常满意的东西，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比如，很多学生写的硕士论文，也许是他一辈子写的唯一一篇论文，但这论文要对得起自己。很多学生入学时说自己一定要写个好东西，等到毕业时要找工作，（论文）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有可能去写一些让自己内心比较满意的东西。我写《送法下乡》时，最后写完那个序言是1999年12月31号早晨6点半。我从哈佛燕京学社一路走回家，边走边想：这本书至少十年之内没人能超过，外国人一辈子都写不了。自己必须要有这个自信，学术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做到，但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学者，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样中国才能发展起来。
当我看到波斯纳每年写两本书，并且都相当有水平，会感觉到中国法学的差距。尽管美国像波斯纳这样的学者也很少，但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思想学术的文化大国，是需要很多人的。当然，瞻望前景，说得不好听一点，学术也可能会慢慢消亡。因为今后的学术可能会以电影、电视、纪录片、实地摄影等形式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书籍（这类）文字作品也可能会慢慢消亡。但是，始终要保持这种信念：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必须要在文化上保持一些东西。所以，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自我骄傲的感觉。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律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多进步，尽管和我想象的还有一些差距。原来我想的是，很多有很强知识兴趣的人会很快加入这个有学术兴趣的行业当中，会使这方面的学术更快推进。后来我发现自己比较天真，因为作为法律人来说，很多人并不一定追求知识。他首先要找一个职业谋生，因此他并不一定会喜欢这种“法律与社会科学”或“社科法学”的东西。我以前在毕业致辞中也讲过：“首先你要能养活自己，不能让父母操心，不能让丈夫、妻子或孩子替你担心。”首先要找到一个职业，因此学好民法、刑法、知识产权等任何一门法律都很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会首先追求事业上的发达，那么（搞）社科法学就会受到一点阻力。相对来说，这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纯粹追求知识的偏好。坦白来说，按照知识偏好去追求，既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幸运。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出生在农民家庭，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兴趣爱好。恰恰是因为我生活在城市，尽管也有不幸的东西，但或多或少都可以比较从容地去做一些选择。因此，知识的兴趣并不完全是（基于）我们所讲的热爱，实际上会有种种力量的影响。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社科法学相对来说比较“异端”。我们现在躲在“法理学”这个架子下面，其实已经和法理学差距很大了。因为法理学不强调经验，而是强调逻辑推理，甚至不讲逻辑，有的还讲意识形态。从整体来说，这不利于社科法学的发展。另一个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学术竞争和学术需求。相对来说，中国的法律还比较简单。尽管遇到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更多是向部门法学求助，还不大向理论法学求助。尽管我认为这是出路问题，但他们觉得：你那些东西和我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没什么关系，不需要向你求助。从这个方面来说，社科法学还不像我想象的发展得那么好。但我也不太担心，我经常是退步的，觉得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应当说做得很不错，特别是很多学者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比如，桑本谦老师研究法经济学，他在山东，和很多经济学者交往并不多。基本上是读一些书，加上自己的聪明和想象，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学习方式（所得到的东西）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凡是自己（从别处）学来的，一定会忘记，但如果是自己独立发现的，一定不会忘记。我最初写诗的时候不知道押韵，后来突然发现原来写诗是有韵的，然后我就会了。我从来没读过什么诗韵，但逐渐就知道哪些韵与哪些韵怎么念起来合适，这些东西完全靠自己摸索。有导师好，没有导师也挺好，处在一个转型时代，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去创造。
桑本谦：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证明苏力老师其实不是那么骄傲。我读过他的一本书的前言，记得其中有句话：“我这个人其实是不很自信的，我写过的东西一般不愿意回头再看，因为我很担心，我很恐惧。”不知道别人看到他这么说是不是觉得矫情，我自己却认为他这么说是很诚恳的。
成凡：我问点比较刁钻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社科法学的发展，提到社科法学和法理学很不一样。我记得有老师曾说：“学术也是江湖。”社科法学缺乏这样一个独立的江湖，是不是对这个学科不利？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两次提到写诗的经历，前一次是抄书，后一次用韵。您在一篇文章中也专门提到“社会科学需要人文底蕴吗？”是不是因为您原来是诗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觉得诗人的思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利的？
苏力：这两个问题都不太刁钻。关于是否需要有一个江湖的问题，我觉得不太需要。要有一个江湖，其实是不太自信才需要的。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个人或者一些同气相求的学者在一起聊聊天，不要有太多这种有意无意的竞争。一旦把它当成事来做的时候，就会失去很多乐趣。学术是一个（做起来）比较从容不迫的东西，不是像现在搞工程的那些，那种情况是让学术变成了负担。其实在人年轻时，应该有一些经常聊得来的同学。大家要注意，不是讲这个学科，而是讲学习。每个人真正能学到东西是从同学那里，而不是从老师那里。因为老师总会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所以我不会对学生扮演太多老师的角色，我会试图跟他们做朋友，尽管常常会失败，就像王朔在《我是你爸爸》【6】里讲的马某某和马小军的那个麻烦。但我会试图这样做，因为当你面对同学时，你会调动全部的精力和他辩论。但面对老师则很难。而且老师的知识相对陈旧，而从同学那里获得的知识很可能是比较前沿的，包括新闻事件和社会感受等。我觉得自己还比较跟得上社会，但很多老师不太跟得上社会，他们觉得那都是年轻人玩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江湖特别重要。可能在江湖之中，有些人比较能生存，学科能够发展，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不利的东西。它可能使一些不善于竞争的人在江湖上生存（比较艰难），而且到最后很可能就变成你被江湖推着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太愿意去形成或者努力组织一个什么派别或其他什么东西。在座的都是一些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学友，但我从来没有试图去想建立一个什么。甚至有人让我牵头组织一个什么学会时，我都谢绝了。这不是真正做学术，因为这会被烦琐的事务所纠缠而忘记做学术。千万不能捡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要知道学术上的轻重。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太喜欢做官，我喜欢做学术。
关于人文底蕴是否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仍然认为并不必须，但多一点（人文底蕴）并不坏。它本身不能带给你思想，但可以带给你文采和说服力。你可以用隐喻和简练的语言把同一个道理讲（得更）清楚。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尼采和波斯纳的表达的原因。比如，波斯纳曾说：“不忠实的配偶，就是不忠实的，就是——不忠实的。”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前面讲“不忠实”，指的是丈夫或妻子在行为上的不忠诚。一般来说，后一句都会换一个词，但波斯纳没有。后面“不忠实的”是个形容词，是带有褒贬意义的行为表达，这样的表达让你看一眼就会记住。这种视角并不是通过人文获得的，而是通过理性思考获得的。所以对我来说人文并不是必需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不懂历史，并不代表我不能去研究。懂点历史可能对研究有好处，我可能会用历史的东西做例子。但如果这件事情只能用历史上的某件事情做例子，那么这个事情便是没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今天不会发生，明天也不会发生。许多觉得自己文字不错的人往往是装腔作势，特别是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文字写得好，就写点“假古文”，以为这就像古文了。但这是“假”古文，是因为他写不出完整的（古文），就用这个东西来装。写诗和编字都非常挑战语言掌握的能力。哲学也是如此，没有哲学思考，并不代表你不能发现生活的事实，有点哲学思考也不错。无论是人文，还是文史哲，都是一个plus（附加）的东西，更多属于个人修养和情趣的层面。但如果我这个人没有情趣，一见面只会和你谈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哪一个事情可以用科斯定理解释，哪一个事情可以用帕累托最优解释等，这也没什么问题，这也会有非常大的乐趣。
在写作时，我会关注一些小小的修辞，有时候也会洋洋得意，有些骄傲。比如，我写过戴安娜之死的故事，【7】原来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题目。结果写到最后一句“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时，我一拍大腿，什么叫才华，这就是才华，我就把它变成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不仅仅因为这个句子本身，而是因为它写出了一个人生的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有时就像“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这种歌曲，我们永远都有这个问题。这句话超越了文章本身，当它具有一般性时，它就变成了诗歌，几乎像诗一样的东西。它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也可以提醒一些敏感的读者。这时我就会感觉到写得太好了，因为超出了自己本身定的意，是神来之笔，这一点太骄傲了。
陈柏峰：成凡刚才提的问题还是挺尖锐的，我把它进一步尖锐化。我觉得您有一点个人英雄主义。您的研究做得很好，并且在社科法学方面的确比一般的法理学研究要做得好。但我不觉得我们是边缘的，我们应当成为主流。法理学就应该像这个样子，这才是正宗的法理学，那些不叫法理学。可是当社科法学在江湖中没有位置时，您难道不会痛心吗？
苏力：这确实是个问题，包括我为什么没写法理学教材也是这个问题。我这个人虽说有些幼稚，但有时也会注意这个问题。有许多东西不是靠个人可以改变的，必须靠一个群体来慢慢改变，使大家慢慢悟到，意识到。同时，我还会有其他的想法。比如，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会考一些法理学的内容，如果你写的和它不一样，学生来读你的书，最后他考不过怎么办？（作为）一个学者，不是说自己搞个人英雄主义就可以。如果（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那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你发现这个结果会使别人的状况更糟，那就必须要振作。做学者必须要有这个认知。作为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但社会责任感并不是说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你站出来，而是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对别人产生的影响。现在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就是考法律本质、法律阶级性等内容，如果你写了书，别人看了你的书（导致）最后考不上，那些不看你书的人都考上了，这就是逆淘汰，那你就需要妥协。这种妥协并不是为自己谋什么利益，而是对别人利益的关注。有时候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说痛苦可能有点矫情，稍微有点夸大，就是心里至少会有点不安。
桑本谦：苏力老师刚才说的这种现象，恰恰是过分蔑视了学术规矩的结果。在这里，我更赞同柏峰的说法。如果学术市场的竞争是完美的，那么按苏力老师说的这样去做就很好，我们也希望这样。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导致了苏力老师说的这种状况。写一本法理学教科书是苏力老师该做的事情，他没写是他的失职，但他却用这种不正当的现象把他的失职正当化了。
读朱老师的很多作品，我印象非常深的一篇是《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8】这篇文章我从头读到中间，到快结尾都没有太多惊奇，直到最后一部分“超自然证据”这个问题提出来，才让我真正感觉到什么叫才华。他说：真正的悲剧不是人物的不幸，而是这种不幸的无可逃避，这是一种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把这套关于悲剧的理论用在《窦娥冤》上，不仅使文章一下子升华了，而且还强化了它原来的论证，真是太巧妙了！
朱老师的写作有个特点，他的文风基本上是“手段-目的理性”。他的目的是要把道理讲清楚，然后选择最合适的手段，他很少使用排比、对仗这些句式。他还有额外的追求，那就是他不仅要讲清楚道理，还要让我们记住。所以他喜欢尼采格言式的表达，非要那股狠劲，那样才好。比如，他不大喜欢用成语，更喜欢用俗语。他宁愿用“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也不会用一个现成的成语——“削足适履”。您对您的这种语言风格有什么想法？
苏力：我确实不喜欢用成语。当每一代人都在用成语时，尽管用起来会很顺手，但读者不能产生那个感觉。我喜欢追求尼采式表达所带来的那种语言上的感觉，就会有意避开成语。偶尔还会用一些其他的（网络流行）词。最近在翻译波斯纳的一本书时，我把其中的一句话翻译成一个词——“不明觉厉”。这个词的本义是说“给人印象很深刻，很了不起，但因为我看不明白，很难懂，不过我觉得再好不过”。波斯纳的原文是指印象特别深刻，但你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词来翻译。成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容易让人感受到其真正的意思。我在阅读很多书时，作者会用到成语，但我的眼光直接跳过去了，这时我就感觉不到一种力量。而且，成语往往是一个单独的词，不能串成一个长句，这使得整个句子不容易逻辑化。我比较喜欢那种更有紧凑感的西方式的逻辑表达方式。或许是我个人素质比较差，小时候没背过成语词典。那时真有很多同学背成语词典，往往多背几个成语，老师就会加分。但我不太喜欢背，因为我不太愿意用这种语言去写作，包括写诗。这可能都是影响我后来写作特点的因素。但现在偶尔在特别合适的场合，也会用一些成语。
三、方法与问题
侯猛：您的诸多专著横跨了法律社会学、法律与文学、法律经济学。这几个领域虽然被统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或“社科法学”，但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路差别很大。您以前说过方法不重要，方法取决于问题，要根据问题来选择运用方法。但我怎么知道这个问题用法律社会学合适，那个问题用法律经济学合适？在您的跨学科研究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
苏力：好像我自己是有意地稍微跨一些领域。为什么？因为现在法学涵盖的领域太窄了。我试图通过这么做，让大家看到原来法学界也可以往外做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经常“侵犯”法学。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同样也不反对社会学的侵入，只是说，你能侵犯我，我也能侵犯你。这个过程是学术竞争，并没有说那里是谁的领地。侯猛老师讲的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一般来说，我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感觉它比较有意思，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我就会去研究。而且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对于我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意思”。
许多人会批评我不写一些重大问题。但什么是重大问题？对你重大的（问题），对别人可能就不重大。比如，对于你重大的问题可能是找个女朋友，而对另外一个人，重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把女朋友甩掉。因此，对于什么是重大的（问题），并没有统一标准。我们只能选择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重大的问题。在我来看，学术研究有社会关怀，这一点对中国问题来说是有“意思”的。我甚至会写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比如，我写过关于西藏地区一妻多夫制的问题，【9】在写作过程中，我会努力把所有的学术可能性都展开，让大家感到这个问题可能与我有关。确实有学生说过：“你讨论的问题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我们讨论问题时，并不是为某个学者写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既为读者写，也为自己写。写作的过程既是锻炼自己的视角，也是锻炼别人的。
关于选题，一般我在写某个问题时会有个想法——这是一个还没开掘的领域，我去写，希望我写了以后，可能会引出一批这样的著作。比如，写《法律与文学》时，我会围绕一系列文学作品来写；写《送法下乡》时，我会围绕中国基层的司法制度来写。另外，每个人的写作方式其实是有一定之规，一个比较成熟的学者，就算写不同的题目，但他大致的行文风格、表达方式和切入角度还是会始终保持（一致）。我写作切入的角度会比较小，从小事情切入，慢慢去剖开，不会因为我换了一个问题，写作风格就完全变了。如果一个人的风格变化太大，那证明他的风格还没形成。对我来说有意思的事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在所能想象的范围内全部想出来。大家不要以为写作是个非常轻松的活，写作是个力气活和体力活，非常耗费体力。特别是有时候还需要想象，需要设想有一个变量加入进来会引起哪些变量之间的变化。写作需要一个好身体。你可以看到，中国学者一般到50岁左右，体力都比较衰弱，就不大写文章了，我们这批20世纪6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从小营养就不好。美国学者为什么六七十岁还能写？很大原因是吃牛肉的关系。
成凡：我记得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扉页写着：“面对这一地斑驳，我看到了根本中的根本。”【10】时间差不多过去20年了，“根本的根本”是不是改变了？
苏力：说实话，我引用那个诗以后，把那个诗救活了。袁可嘉的诗写得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现代派的诗人，但很多人不太容易注意到他。我觉得，只有讲关于中国本土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才是“根本中的根本”，这是没什么改变的。
关于改革，我是抱这种态度：支持改革，允许它犯错误，但在我不太明白时，不会轻易发言。千万不要以为写了几篇文章，就觉得万事都能（解决）了。千万不要以为学者是特别神圣的，学者也有很多偏见。当然，如果要我提意见，我肯定也会提。比如，前几年河南省高院就判决书上网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并不太赞同判决书上网。【11】这并不代表我反对这个改革，可能判决书上网对于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说我自己认为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好像没什么人看。
我其实是一个不自信的人，也可以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但这不是不自信，而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者或者一个人应该有的想法。我其实不愿意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学者，（这个说法）看起来很谦虚，其实已经是高傲地表达了。如果我发现了一些对整个社会比较重大的问题，我就会写出来。比如，之前我写了关于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的文章，【12】因为我认为这个一定会出错，结果引起刑法学界普遍的批评，说苏力还搞起刑法来了？我没吱声。实际上当时我准备再回应的，为什么我不能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会对整个社会有意义。即使写这样的文章，我也努力使它超越具体的事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这个事件。即使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但这个问题还是具有一般意义，这是我的一个追求。
陈柏峰：苏力老师的书有很多，但其中有两本，我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比别的书更高。一是《送法下乡》这本书。我做农村调研比较多，其实在我看来，《送法下乡》里面有很多缺点，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它的话语平台很高，它把“送法下乡”这个现象与国家政权建设联系在一起。这样它的境界一下子就上去了，这是一个在中国非常具有现代性的问题。二是我在看《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构建——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13】这篇文章时，就意识到您可能有了研究转向，转向了新的领域。我跟本谦也聊到，苏力老师是不断超越自己，别人超越不了他。这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宪制的研究应该说已经比较成体系了。结合我和您的聊天感受，我觉得您比较低看或者不大看得起新儒家。您的这个研究倾向，往前数的话，可能就数到费孝通那里去了，再往前，可能就是儒家了。这样一直下来，您自己怎么看待您的研究在这个谱系里的位置？会不会过了50年之后，别人会认为苏力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苏力：从学术谱系来说，我承认这个评价。我会把很小的问题放在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当中来看。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基层司法制度为什么对中国很重要？为什么不研究中级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因为中国的老百姓90%甚至95%以上的纠纷都在基层法院。这个太重要了，基层老百姓所能感觉到的法治就是一个特别辛苦的基层法院的法官。我想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在一个宏大的历史变迁中，基层制度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我写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宪制问题，【14】试图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如何形成的。具体而言，中国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注定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但它居然慢慢成了大国。这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问题很重要。但这个书当中，只有一两章认为儒家非常重要。儒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解决了中国农村村落这一层面的建设问题，也就是“齐家”的问题。
我当初写这个问题，只是说明在没有国家政权介入的情况下，儒家是如何处理乡村问题的。我并没有把它写得特别神话，只是说儒家大致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它们的训练，为大国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包括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但这只是一个想象，而不是真正的架构。其实我现在写的基本上是法家的东西，这或许是真正的架构。我之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是为了揭示中国古代制度的合理性。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一直是一个大国，你需要找到一系列制度去促成它，这就是我所谓的“宪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并不想把自己说成是新儒家。我也不想做“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事情，这是孔子讲的话。【15】这没有意思，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能把这个东西解释好，给后代学者做更好的研究提个醒。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好既是超越自己，也是超越别人的预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追求。我不太赞成新儒家，因为新儒家表面上坚持国粹，但其实不是，而是把儒家的思想变成哲学、文化、思想。那还是儒家吗？孔子的思想里面又有多少哲学呢？你说它是哲学就是哲学，说它是文学就是文学，说它是美学就是美学，说它是教育学就是教育学。儒家是想要解决当时那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后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人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尽管没多少学问，但它就是管用。我就是想说它为什么管用。我会将它还原成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已经过去，已经进入博物馆了，但这个制度的原理仍然是有用的，就像希腊的阿基米德原理到今天还是有用一样。我就是要把这些原理提炼出来，哪怕提炼出来以后可能犯了很多错误。
我这个人有点尼采主义，觉得犯错没有什么，每个人来到世上都难免犯错，没有错误，我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但错误其实是告诉别人这个地方走不通，而且在所有的文明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继者，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过程中，因为在历史转折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这时候文化就会出现断裂。我自己想做的，就是既要在现代社会科学传统中将其接受过来，又要尽量减少可能断裂的地方。至于这是不是新儒家，不太重要。
一旦中国特别强大，许多外国人都来学你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者发现，我们自己有太多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学，但后来发现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学著作太多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去查，都是把20世纪瑞典人写的地缘政治学著作翻译过来，然后就提地缘政治学。仔细想一想，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不就是地缘政治学吗？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也是地缘政治学吗？都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系统掌握而已，而且确实有很多著作都在写中国历代的山川、地势，只是因为知识上的断裂，没有人去做研究。而我自己试图在大国如何形成的意义上做一点研究。尽管可能做不了那么细致，但我相信，因为它是第一本，所以很可能获得一种殊荣。在这个意义上，我比较狡猾和偷懒，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有一点出人头地和想出名的想法，但这也不坏，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学术就会发展起来。
陈柏峰：我补充一点。我在说新儒家时，其实说了两个不同的新儒家：一个是被哲学化甚至是被玄学化的新儒家；另一个是阐释古典，回应现实问题的新儒家。一般不认为费孝通属于新儒家，但我认为费孝通是。比如，《乡土中国》是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阐释了中国古代人的活法。在这一点上，您现在干的这个活可能和费孝通类似。在这个意义上，也许费孝通是真正的新儒家，您会不会也是这样？
苏力：我写过一篇文章《费孝通与文化自觉》【16】，认为费孝通更像儒家。他对儒家全是制度性的、功用性的解释，而不是上升到哲学、美学、教育学、人类思想、人类大同等这些东西。他非常务实，注重制度的功用，而且儒家本身也非常讲究名和利。在这个意义上，我试图在追寻费孝通的学术传统，但我没想到也不想一定要沿着某个传统，否则这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如果我坚守一个传统，就会拒绝其他东西，而我希望保持开放。因此，不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就会拒绝外国的。其实我非常喜欢西方学术，喜欢福柯、尼采、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马克思、波斯纳、霍姆斯（oliver w.holmes）、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等学者。但我不会因为喜欢他们，就把中国的忘掉；也不会因为喜欢中国的，就把他们忘掉。同样，我也不会因为喜欢儒家，就把法家忘掉。
我认为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所以不太想坚持哪一个学派或传统。即使你加入的那一派是对的，也并不代表你赶上了那辆列车，你就通向了真理。万一要是赶错了呢？本来是上北京，结果开到广州去了，所以这跟是否搭上那辆列车没什么关系。有时候，人要想得通透一些，不必跟着什么历史潮流。我从来不大相信历史潮流，即使逆着历史潮流活一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这也是尼采的态度。这个时代已经可以允许我们这么做了。这是前一代人或前两代人做不到的，因为当时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他们没有办法，那时候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去投身救亡。但在中国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逆着历史潮流最多也就是大家不读你的书，不理你，但自己做一个小众，也没关系。
四、想象力、修辞与经验研究
桑本谦：苏力老师近期发表的系列论文涉及中国古代的宪制。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些文章发表出来，很多老一辈史学家肯定不太喜欢，因为这个路子和他们不一样。比如，他们不允许在一定素材的基础上做过多推测，甚至是猜测。尽管猜测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至少作者能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概率很高的可能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问您的是，这种所谓的严谨和学术想象力之间是否有一种紧张关系？过度的严谨有没有可能会折断想象力的翅膀？
苏力：学术需要想象力。比如，我们都知道伽利略的那个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伟大实验，但这个实验并没有发生过，它其实是想象力的产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个10磅的铁球是以10磅的速度落地，一个1磅的铁球是以1磅的速度着地。但伽利略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不是做实验，而是靠想象。他认为把10磅和1磅的铁球绑在一起，就变成11磅，从道理上来说，就应当是以11磅的速度向下降。但如果把这两个绑在一起的铁球分开，一个是1磅速度，另一个是10磅速度，那么这个1磅的铁球速度落得慢，就会带着这个10磅的铁球速度也要放慢。粗略算下最多9磅的速度，但从逻辑上来看，不可能既是9磅，又是11磅。因此，他认为这两个铁球必定是同时着地，这样才能解释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可以看到，这完全是想象力的产物。
再比如，古希腊人是怎么发现地球是圆的呢？他们并不是像麦哲伦一样走了一圈才发现的。他们发现月球绕地球转，而月球有时候会出现月食，这是因为地球在当中，如果地球是平的，那么在月球上就可能是一条线或者像一个小小的枣核，但所有的月食都是把整个月亮遮起来或者是月环食，那就说明整个地球一定是圆的。这需要非常大的想象力。爱因斯坦也曾想象：假如人以光的速度行走，将会看到什么？这种想象力非常可怕，你怎么能想象一个人按照光的速度去行走？所以社会科学同样需要想象力，但这与严谨并不矛盾。
现在有些人认为史学的严谨就一定要有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关键是什么叫“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比如，美国学校有早读，但不是大声朗读，而中国学校早上一定要大声朗读。中国的朗读不可能没有意义。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学校为了校正学生的读音而创造出这个制度。在没有拼音而是有各地方言时，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朗读，老师才能听出来哪个人的读音不对，然后来校正他。这是通过一个微观制度来保证全国学生的读音一致。这个想象有可能是错的，但提出一种想象，至少比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要好一点吧！比如，在一个村子里，如果一个母亲曾经听到她的弟弟读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yuè）乎”，之后在她的儿子读书时，听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lè）乎”，她就会直接说：“你读错了，我弟弟当年读的是‘乐（yuè）乎’。”你可以看到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都可能变成一个校正者。尽管这种想象可能并不会真实发生，但这种想象的推理和逻辑是成立的。这就是我想做的东西。中国的学者可以做这个东西，而不应当太过拘泥。我不是说我们可以编造历史，这是不行的，但可以想象历史。许多最著名或最经典的著作都有很多想象。比如，项羽看到秦始皇来了以后，曾说：“彼可取而代之。”陈胜和吴广也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但当时有谁见过？又还有谁记录下来呢？这可能就是司马迁想象出来的。我们觉得古人可以想象，并且假定古人的这种想象不会错，但偏偏苛求今人。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想象是否有道理。想象并不是真理，而是探求真理的一个步骤。这是我的一个追求。别人批评我，我根本不怕，因为“死猪不怕开水烫”，骂过我和批评我的人太多了。我在这本书【17】中也会用外国和后来发生的例子来印证古代的事件。因为这本书不是历史书，而是一本理论书，是讨论逻辑上和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发生在过去的某一时刻，而且在以后都有可能发生。这本书写得是很怪，但我觉得这没什么。既然活在当下，那就让自己和别人开心也挺好。稍微把自己放开些，就会获得更多的想象力和从容不迫的应对能力。
侯猛：对于法律的经验研究者来说，做田野是非常重要的。一流研究可能特别需要想象力，但大部分研究者达不到一流，或至少目前还不是一流。而要先达到二流水平，至少还得做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当您过于强调想象力时，我就会怀疑这也许是为您现在不再去做田野找一个托词。当然，做田野与想象力在逻辑上不矛盾，但在经验上需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初级研究者来说，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非常重要。而且，这或许也是研究思路和写作思路的区别。即是您过去经常讲的，在写作过程中会特别强调想象力和修辞。虽然在总体上您是法律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但如果过于强调修辞和想象力，岂不是变成了法律与人文的研究？
陈柏峰：苏力老师在《送法下乡》里讲的一个事，证明他的想象是错的。他谈到早上八九点钟乡镇政府里面就没人了，所以乡镇是国家权力薄弱的地方。这个想象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八九点钟没人了呢？那是因为大家早上八点钟集合，分配工作，九点钟全部下乡去了，镇政府里就只有一个人在“看家”。这是由乡镇政府的工作方式决定的。我觉得这一处就是想象的。
苏力：这不能算想象，如果说是概括的话，可能是概括不当。在湖北可能是下乡，但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比如，有的地方（这时）反正没什么事情，大家就各自回家。做实证研究同样需要想象力。换言之，同样的实证研究能否抽象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来，这其实还是（需要）想象的。
做实证研究一定要严谨和踏实。比如，我们在做关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时，一共访问了100多个法官，一个一个访谈，而且避免诱导他们朝着某一个方向去回答。我曾经到湖北省恩施市咸丰县看那里的法庭审理案件。当时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有个问题。我会去想这个问题，但能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什么程度是需要想象的。一个庭长的妻子在破棚子里养了七头猪，她没有工作，我就会想象这个庭长的家庭非常艰苦。他的电话是用盒子锁起来的，可以接电话，但不允许打电话，因为电话费太贵，我就会想象到他们经费的紧张。再比如，我写过一篇关于家族的文章【18】，发现在江汉平原上家族对司法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但在咸丰一带就没有。我就想这会不会是因为经济落后或者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缘故？后来发现都不是。那个地方虽然人口众多，但分布特别分散，因为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许多土地上都有很多巨石，只有两三户人家住在一起，不太容易形成家族。如果要组个家族到法庭上闹的话，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都太高，这就是我的一个想象。大家都去那里看了，但我看到这个东西，他没看到，为什么？这就是想象力。这也是费孝通的长处。费孝通曾经带着学生一路走，学生回来什么都没写，费孝通到一个地方就写一篇，为什么？因为虽然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都看到了，但学生没有想象力。所以，这并不是说只需要经验调查，不需要想象力。将问题提升到什么程度，其实与想象力有关。
关于修辞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修辞并不会影响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逻辑结构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修辞只是强调怎么表达，只是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你通过运用这些修辞才能把一些结论提炼出来，甚至颠覆一些既定的结论和想象的东西。比如，大家都认为77、78级的学生是（法学界的）“黄埔一期”，是一个神话。我写文章也谈到这是一个法律的神话，但随后转移到下一节，说这“也仅仅是个神话”。【19】前面一句大家都听过，会觉得敬意油然而生。神话这个概念本身是个褒义词，但我通过“也仅仅是个神话”这一句转折就把这个神话颠覆了。读者就会接着进入到我的经验材料里去看、去想是不是这样。这时候，你通过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把人们带入到经验研究当中，而不是顺着这个竿子往上爬，爬到云里雾里去了。我写过很多诸如此类的句子，这样的句子我是非常得意的，这也是骄傲的一部分。
因此，我不认为这种修辞不利于经验研究，恰恰相反，它有利于经验研究。修辞并不在于修饰。比如，有些人说：“废除死刑是人类潮流。”我说：“谁看到这个人类潮流了？凭什么你看见了，我们就没看见？难道法学家都变成巫婆神汉，可以看到鬼神，而你没看到？”对于这样一种说法，没有几个人去质疑它，似乎都觉得我们确实已经站在历史潮流之上，已经坐上了这列火车，已经走进了历史。我在毕业致辞里曾经说过：“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愿意同真理站在一起，总有一天会把真理挤掉下去，自己站在那里。”其实是让大家用经验去思考，而不是用修辞来掩饰一些东西。
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社科研究，在另外一些必要的场合也需要一些修辞。比如，作为律师或法官，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修辞。这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使他的语言更能打动人，但这种语言并不是像“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光辉”之类的大词，这其实不太有修辞。有时候，修辞恰恰非常平和，娓娓动听。修辞是一种策略，甚至在最没有修辞的地方，也可能有修辞。比如，“无可奉告，no comment”，经济发展“又快又好”改为“又好又快”（这表明国家经济政策发展的重点改变了）等都是修辞，只不过用了很简单的方式。不要以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修辞来概括所有修辞，不要简单地把华丽、煽情理解为修辞。修辞在于准确表达思想，能够影响受众，让受众准确感受到你想传达的思想和观点，传达了你想传达的，这就是修辞。
成凡：在您的论文当中，有一句话让我特别震撼，记得是形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争夺，好像是“嘴角流着血，牙缝里有肉”。当时我看着感受很深。这是一种修辞，还是您确实有切身的经历？
苏力：实际上，当没有国家权力来治理社会时，社会就很容易变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讲的状况。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比如，现在考古学发现山顶洞人的头盖骨上是有洞的，这说明山顶洞人是吃人脑的。再比如，在五胡十六国的时代，胡人进入中原地区是不带粮食的，他们如果饿了，就去抓汉人杀了吃。一些地方的汉人几乎灭绝，而活下来的就迁移到南方去了。这就是人类历史，“马前挂人头，马后斩妇女”。正因为人类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不认为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旦资源极其稀缺，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因而我对人性并没有太高的期望。我知道人在有资源时都会善良，但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就会变。1990年，我从美国回来，也是出国很多年以后第一次回来。那时候中国（遭遇）大洪水，很多人会拿家里破旧的衣服捐出去。18年以后，到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捐款上千上万，甚至打出租车到汶川救灾。这究竟是什么带来的改变？是因为我们变得富裕了，才使我们有能力向世人展示我们的善良。当一个人贫穷时，是没有机会展示善良的。我家里孩子都没有饭吃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把唯一的窝窝头给一个非洲难民吃？这不是我们不善良，而是说我没办法善良。这就是我对人性的一个基本判断。我在写许多文章时，也始终关注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中生活过，当过兵，也当过工人。我知道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生存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富裕了，人就变得善良起来了，其实也可以看到人心的不善良。大家一定要对人性有这样的基本认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20】，指出孔子对儒家的人性并没有太高的评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孔子认为人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取决于环境。这也是我的一个社会观吧！
桑本谦：对人性我也深有感触。黑格尔曾经说过：“当人们提出人性善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当提出性恶论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更为伟大的思想。”性恶论符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
我发现苏力老师的研究方法有一个特点是，他更加注重自己的观察、访谈和洞察力，但很少做问卷，也很少搜集数据。我想到多年前深蓝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对弈的国际象棋比赛，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卡斯帕罗夫是俄罗斯的国际象棋冠军，深蓝是一个计算机。卡斯帕罗夫赢了两场之后，第三场输给了深蓝，总体上两者算是势均力敌。整体来看，深蓝的计算能力更为强大，因为它会计算每一步棋的所有结果，从中选择最优，而卡斯帕罗夫做不到。但他为什么能和深蓝抗衡呢？是因为他的计算更有效。如果深蓝和聂卫平下围棋，结果未必是稳赢，因为围棋比国际象棋复杂得多。从这个事件，我就想到，哪怕是实证研究，您也更加强调洞察力，而不是通过数据分析来获得结论。这是不是有点像人机对弈中的卡斯帕罗夫，而不是深蓝？
苏力：虽然黑格尔的这句话说得很好，但刘慈欣的《三体》讲得比他更好。【21】他曾经讲过：“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句话让我感受最深刻，迟早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到我的某本书的题记上。没有人性固然很糟糕，但没有兽性则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人写的。我并不是说洞察力就一定比数据好，数据同样可以发现洞察力没办法发现的东西。虽然我学过统计，也可以做得像模像样，但我无法做到特别出色，因为我更擅长的可能是洞察力。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非常优秀，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扬长避短。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数据库，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库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去做了。作为老师，我更愿意告诉学生，现在有些新的资源可以去用。别人会问：“你为什么做了一个就不做了？”我就讲：“像这种东西，只要告诉别人，别人做这个可以马上超过你，那我就没必要做。”这也是我为什么更加依靠和发挥自己的洞察力。这一点我受费孝通的影响特别大。
【1】参见苏力：《送法下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5—10页。
【2】***所做过的经验调查，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其早期的诸多调查报告之中，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寻乌调查》（1930）等。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trans. by w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ed.，vintage books，1967，n. 732，p.387.转引自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5】richard a. posner，catastrophe：risk and respon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6】王朔：《我是你爸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7】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4—35页。
【8】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9】参见苏力：《藏区的一妻多夫制》，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4。
【10】迎上门来堆一脸感激/仿佛我的到来是太多的赐予/探问旅途如顽童探问奇迹/一双老花眼总充满疑惧/从不提自己，五十年谦虚/超越恩怨，你建立绝对的良心/多少次我担心你在这人世寂寞/紧挨你的却是全人类的母亲/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袁可嘉《母亲》
【11】苏力：《谨慎，但不是拒绝——对于判决书全部上网的一个显然保守的分析》，《法律适用》2010年第1期。
【12】苏力：《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法学》2003年第8期。
【13】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构建——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14】参见苏力：《何谓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作为制度的皇帝》，《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13。该系列研究的成果结集为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5】参见《论语·尧曰》。
【16】苏力：《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文学报》2003年3月16日第4版。
【17】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8】参见苏力：《家族的地理构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19】参见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20】苏力：《早期儒家的人性观》，《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
【21】指刘慈欣科幻三部曲，分别为：《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三体iii：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