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我们几个年轻学者商议成立“社科法学连线”。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对话”系列活动。通过对话了解学者的学术经历、学科的发展历程和跨学科法律研究的前景，从而给对跨学科法律研究感兴趣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提供指引，并为记录中国法学留下历史印迹。

从2013年12月22日组织第一次对话开始，到2018年7月1日最后一次对话结束，这项活动前后持续近五年。我们集中对话了11位学者。他们各自的学术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跨学科法律研究的不同旨趣。

苏力的研究极具争议性，并大大开拓了中国法学的话语空间。他的研究从早期集中于法律社会学，再到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现在则侧重于法律、历史与人文的研究，反映出他在学术上不断自我挑战，始终追问“什么是你的贡献”。

梁治平一直倡导法律的文化解释，这不仅打破了法律史原有的研究范式，而且其学术影响也溢出了法学界。他是在倡导文化自觉的立场上研究中国法律史，亦即通过反思历史来认识我们自己，也因此使得研究有了“历时性”的学术深度。

朱晓阳是一位人类学者，他的《小村故事》系列著作是国内公认的法律人类学代表性作品。法律人类学强调长期进行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和深刻描述，完全不同于对法律的规范研究，甚至会对在地生活予以同情式理解，从而对法治的宏大叙事保持了警惕和怀疑。

白建军的学科专业为刑法学，也是国内做法律实证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长期专注于发现事实的真相，强调“我发现”而非“我认为”，假设验证、数据统计成为他基本的分析工具。也因此，他实际上大大拓展了国内学术界法律定量研究的传统。

朱景文的研究横跨法律社会学和比较法学，并将这两个领域加以融合，形成比较法社会学的研究特色。他关注法律全球化，但更为注重解释中国问题。最近十多年来，他牵头组织撰写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系列，建立了对中国法治进行量化评估的指标体系。

刘思达在国内法学院就读本科，后来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主要研究职业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尤其集中于对中国律师制度的经验研究。以他的经历来谈社科法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再合适不过。

陈瑞华的学科专业为刑事诉讼法学，同时专注于对中国司法制度的研究。他反对所谓的对策法学，注重从经验到理论的分析，欣赏从经验到理论的“惊险一跃”，注重概念的提炼和解释力。这也就是他所倡导的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王亚新的学科专业为民事诉讼法学，也是最早在法院进行法律实证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事诉讼实践的极大丰富，他的研究又转向法律解释学。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皆很有建树的学者。

吴汉东既是知识产权法学者，又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长。他认为，未来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多元制度的融合，因此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在法学教育问题上，则需要处理好普及化与精英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张志铭长于法律的规范分析，但也高度肯定注重经验分析的社科法学。实际上，他不仅在学术上有专攻，而且还善于组织各类学术活动，搭建平台。他是最早参与讨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专家之一，同时还大力推动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规范化进程。

季卫东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对程序论的研究，在学界影响巨大。他关注中国社会，并且身体力行，实践法学家的使命和担当。此外，他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期间，大大提升了该法学院的学术声誉。

上述11位学者，每个人的学术道路虽然不同，研究进路亦有差异，但在各自领域中都卓有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代表着11种从事跨学科法律研究的方式。也因此，我们将本书的书名定为《法学的11种可能——中国法学名家对话录》。

此外，这本书还有两篇比较重要、也颇有意思的对话：一篇是《社科法学与政法传统》，另一篇是《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的对话》。前一篇记录了我们整个对话系列的第一场活动，几位年轻学者介绍了社科法学研究的缘起和现状；后一篇则是记录在2018年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期间，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界的两位中坚学者贺欣、张永健所做的对话。贺欣是法社会学学者，尤其注重对中国法院的经验研究；张永健是法经济学学者，特别擅长法律量化分析。他们分享了各自的学术历程，对这两个领域的关系与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对话对于后学来说很有启发意义。

如此多的学者参与对话，组织起来实属不易，但意义非凡。不论采取何种对话形式，我们都得到了各位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相关主办方的大力支持。每次活动结束后，还有不少同学帮忙仔细整理现场录音稿。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三人都曾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政法学院）就读，谨以这本对话集的编辑出版，向母校致敬。

编者

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