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场间里出来后，我先在新华大队“1/3工作小组”里干了一年。那是一个带有培养和锻炼人性质的临时机构。在这期间，我的能力确实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处理问题已经从懵懂无知变得知道该怎么做了。

——许末兴

许末兴当年从工场间里出来回到生产队里后的12年中，在组织、管理、经营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培养和充分的锻炼，让他懂得了如何用人、管人，如何发现和抓住机遇，这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基础。

而这一切，非常得益于最初在新华大队工作小组里的锻炼。

1969年七八月份，正常人也吃不消这份酷暑难耐，又何况14岁的小小少年每天要面对烧红的铁块敲敲打打呢！父母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让许末兴在工场间里受苦了，于是他便开始慢慢地半做半休起来。

当年12月，恰好新华生产大队要成立“1/3工作小组”，这便使得他有机会正式告别打铁生涯，进入该工作组。

“1/3工作小组”是当时的一种人才考察、培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力冲击下，当时民间矛盾突出、农田荒芜也多，所以推出这一制度，要求每个生产大队都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下生产队去锻炼。每个人只用1/3精力去做“面上”的工作，其余时间全都用来协助各生产队处理民间矛盾和邻里纠纷。

容易看出，这绝对带有锻炼人的性质，也确实很能锻炼人，有点像现在的选调生和村官制度，又有点像“老、中、青”三结合的“传、帮、带”。这种制度现在似乎依然能看到，比如前些年一些基层组织沿袭这种做法，把全体机关干部分成3部分，或者把每个机关干部的精力分成3部分，“1/3抓招商引资、1/3抓项目建设、1/3抓日常工作”等，套路是一样的。当然，这是另话，此处按下不表。

当时，分配给许末兴的任务是，两人一组，让他担任组长，组员是上海插队女知识青年唐荣仙。两人的联系点是邻村蔡湾里生产队，为期一年。许末兴本地土生土长，所以对情况熟悉，开展起工作来容易进入角色；而唐荣仙来自上海，见多识广，又比许末兴大两岁。所以这样一对组合，确实能取得互相学习、共同开展工作的效果。

许末兴后来回忆说，这一年他确实学到许多社会经验。因为每天要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农民之间来回穿梭，所以，这也是他真正与“三农”打交道的第一课，标志着从“学生娃”向“新农民”的靓丽转身。

一年后的1970年末，工作小组解散，许末兴回到龙西生产队，当上了生产组长，负责记工分。

别看这项工作不起眼，这可是上级对他的信任和进一步的考察。因为在这之前，生产队里的出工记录十分混乱，每到年底需要依据工分来分配“工分粮”时常常会闹矛盾；甚至要打起来，根本分不下去。而让许末兴担任这一职位，包括接下来让他担任生产队副队长、队长，也都有要看看他这“新官上任”能放什么火，甚至可以说是对他在工作小组里锻炼一年后一次次的“实践汇报”。

果不其然，许末兴仗着年轻气盛，又大公无私，再加上在工作小组里的这一年锻炼，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的办法简单而实在，那就是每天上墙公布、核对工分记录。虽然这同样也会有矛盾，例如某人迟到10分钟、一刻钟必须扣工分，否则其他人也不服呀；但显而易见的是，生产队里的农民彼此之间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非亲即故，处理起这些问题来格外棘手，为此常常会发生口角。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长痛不如短痛。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厘清了，年终分配时就没有任何后遗症。

就这样，许末兴做了两年小组长后，新华大队觉得他身材不高威信高，工作上有一套，是块可塑之才。所以在1973年初，把他视作有功之臣提拔为龙西生产队副队长，与队长、会计一起成为队委。

别看许末兴职务提高了，也别说是副队长，就连队长别人也不一定把你放在眼里。因为农村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人人有私心；再加上农民没什么文化，更不懂经营管理，所以生产队长这个角色常常是每年都要换人，夸张点说，换人比换衣服还勤。谁家都出过队长，又怎么会把你这个才18岁的佬小队长放在眼里呢？更不用说，还是个副的！

但许末兴“位卑不敢忘忧国”，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了，就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就要兢兢业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