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两年小组长、一年副队长后，我被正式提拔为生产队长。虽说这是对我能力的肯定，但面对那倒数第一的局面，当时的我确实有些信心不足。好在乎我抓住了一次机会，从而使得生产队一举摘掉穷帽子，终于在我手里“兴”起来。

——许末兴

许末兴正式出任生产队长时虽然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由于当时整个队里纪律散漫、底子薄，依然感到力不从心；好在乎他这个人做事自有一套，终于通过带领社员立军令状找到一个爆发点。

那是1974年初，许末兴正式转正，被提拔为生产队长。一方面这是上级对他一年来工作的肯定，已经看到他的管理才能；另一方面也不否认是他家兄弟姊妹多，母亲强势，他出任这一职务更有号召力。

但毋庸讳言，那时候的许末兴虽然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锻炼，无奈队里的现实是“麻袋上绣花——底子差”，所以总感到有劲使不上。

那时候的情况差到什么样子呢？龙西生产队的工价只有每工0.15元，在整个红旗公社倒数第一。四邻八乡的人只要一听到“龙西”，留下的印象便是当地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所以，在许末兴正式出任生产队长时，上级也有意从财政上扶他一把，补上这条短腿。

而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整个红旗人民公社形势都不乐观。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破坏下，社员人均分配和口粮还出现幅度较大的下降[1]。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这一契机，许末兴连夜向大队表态，表示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到这笔补贴，同时愿意带领全体社员立军令状：绝不辜负上级期望，一定要通过大干、苦干，一年摘掉穷帽子。

就这样，在刚刚履职的第3天，许末兴就带领全体社员在月光下写下军令状，颇有部队出发时开誓师大会的模样。

这份军令状是在龙渚抽水站里写下的。许末兴带领社员保证“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然后每个人郑重其事地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姓名。许末兴敢立军令状，就表明他下决心要有所作为；而社员们敢立军令状，就表明大家都有一种同仇敌忾、齐心协力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让上上下下都感到龙西生产队真的快要天亮了。

就这样，龙西生产队终于拿到了这份补贴。而有了这份补贴做垫底，许末兴心里的底气也足多了。

他首先召开家庭会议，要求一大家子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他在外面讲话才会有威信，才会有人听。他担心哥哥嫂嫂们因为生产队里的工价低，也像以前那样不愿意出工出力，所以亮明自己的原则：一是自己做队长不是为了要报复某人，以泄私仇；而是一份责任，自己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了，就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二是全家要以身作则支持他的工作，否则别怪他反面无情，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第二天，他的一位嫂子上工迟到5分钟，许末兴就劝她“干脆回家明天再来吧，否则我不好做工作。”嫂子觉得他这是小题大做：“哪亨，不就迟到5分钟吗？上工又不是打仗，哪有分秒不差的，我这回去还不止（要浪费）5分钟呢！”为此，两人大吵一场。但许末兴的认真劲来了，三头牛也拉不回。其他人看到新队长居然“来真的”，连自家亲嫂子也不放过，于是开始敬重他了，出工的人越来越多，干活也更加上心、更加卖力。

就这样，仅仅一年过去后，全队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面提到，在这之前龙西生产队的工价只有0.15元。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在田里劳作一天，每天的工资只有1角多钱，所以大家都是磨洋工，许多农民干脆不愿意出工。

常常是，下田的钟声敲了半天，全队30多户人家中也才只有四五个人懒洋洋地从屋里探出身来。这四五个人也多是干部，除了队长、副队长，就是农业技术员和小组长了。原本他们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结果没想到却成了“光杆司令”。有时候有人探身出屋，主要也是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出工，再思忖自己要不要也出去那么混上一天；但往往是想着想着就觉得没劲，探出身来后又缩回去了。而出工的人少、出工不出力，又导致虽然田没抛荒，庄稼却被杂草包围，田里基本不出效益，这样又导致年底分红时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宕账。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形成了“没人下田-收成差”的恶性循环。

许末兴带领社员们立下军令状之后，大家都感到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混日子了；因为这混掉的不是别人的日子，而是自己的幸福生活。每个人头脑都很清醒：好好干、拿到这份补贴，就好比是每天干活都拿“双工”，借此机会彻底改变家庭贫穷、小队落后的面貌。

所以能看到，原先龙西生产队里有94亩耕地（连桑树地在内100多亩），撂荒面积几乎没有了；仅有的一条沉在河里多年无人问津的水泥船，也被起上来派用场了。短短一年后，工价在原先红旗公社倒数第一的基础上提高到了0.45元，比上年增长2倍，士气大增。其中固然有一半是上级补贴的功劳，但农民下田积极性显著提高功不可没。

1　无锡县红旗公社办公室：《农副工主要资料简编》。转引自徐元明、钱其昌：《太湖明珠——华庄镇》，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12月，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