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贫穷中度过的。那时候苦哇,一年四季有三季要吃糠咽菜。这种日子固然艰辛,却很能锻炼人,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吧。说实话,至今我都还非常怀念甚至感激这段经历。
——许末兴
贫穷不是罪过。这便是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所说:“富贵福祥,将厚吾之主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是,艰苦的生活反而会让人完善并促其成功。
许末兴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那时候无锡只有城里有幼儿园,读幼儿园是城里孩子的专利。在无锡农村,学龄前儿童每天一概是“自由活动”,也就更不存在现在这种“早教”或“择校”的说法。
1962年9月,许末兴7周岁时直接读小学了。
这是一所名叫“龙渚小学”的村办学校,学生都是村上的孩子,老师和校长也几乎都是当地人;学校规模很小,没几个班级。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大人和孩子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所以多数学校是开开停停,上课就像玩儿似的;到1966年5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就连这种玩儿似的上课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人虽然在学校里,但主要是关关校园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什么东西都学不到。这就是许末兴所说的他“实际学历是小学三年级”。
在校时间虽然不长,可许末兴的脑袋瓜并不笨,甚至可以说相当聪明。全班二三十人,他的成绩一直稳居前5名,很讨老师喜欢。
一位小学同学回忆说:那时候的许末兴非常调皮,他家离学校300多米,但上学和放学时总是“有路偏不好好走”,喜欢从杂草丛生的小田埂上去抄近路;所以,这些同学也就跟着他一起抄田埂。因为每天放学后要割猪草,所以有时候他上学时就直接把竹篮带到校门口,放学后一路走到家一篮子猪草就顺手割回来了,可谓“顺路捎顺货”。
史料记载,在许末兴读小学三年级时的1966年6月下旬,无锡县各中学全面铺开“停课闹革命”,所有师生全都不上课了,卷入到“文化大革命”活动中去;当年12月,全县各小学也全都加入进来。
1967年3月至1968年8月,全县各中小学开始渐渐进行“复课闹革命”。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中小学虽然已经“复课”了,可依然是要“闹革命”的。在此期间,全县有6万多名青少年自发组成各种“造反派”“战斗队”等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奔赴全国各地搞“串联”[1]。到许末兴小学毕业时的1968年8月,无锡县884所中小学已经全部下放到各生产大队,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在农村代为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7000多人组成469个“贫下中农讲师团”走上学校讲台,给学生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2]。
1968年7月,许末兴就是在这种半学半玩中结束了6年制小学生涯。从当年9月开始,他就去红旗公社政府所在地华庄中学读初中了。但他只在初一(2)班读了3个月,就于11月“时髦”地辍学在家、再也不愿意去上学了。从此,他成为一名初中肄业生。
辍学的原因是:一方面,当时的学校里到处乱糟糟的,活像露天公园,什么都学不到;另一方面,家里也实在穷,上学路又远。家里本来就吃不饱,而现在上学路远了就必须每天带饭去学校,这样便会增加开销。平时全家议论最多的是村里一些“有钱人”已经能吃上南瓜了,可自己家里却还经常只能吃米糠,为此每天要为第二天带什么去学校吃而头疼。再加上当时农村盛行“读书无用论”,无论你是读到初中还是高中毕业,农家子弟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回家“修地球”(当农民);唯有城里城镇户口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才能按部就班地分到一份固定工作。所以,当时的这种辍学现象很普遍,可以说见怪不怪。
小时候的经历深深影响到许末兴的一生。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勤俭节约,管理上精打细算。一些日用品快不能用了,他还舍不得扔掉,总会想办法先修一修再用。这倒不是因为他缺钱,而实在是从小就养成了这样一种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也不讲究,只要干干净净、看着舒服就行,从不花哨赶时髦。车间里的辅料堆放得整整齐齐,不全是为了整洁美观,更有物尽其用的意思在内。在他看来,这样做一眼就能看出还有多少材料,哪些材料先用,哪些材料后用,还可以套打着用;与此同时,也能合理、充分地利用起一些边角废料来,从而杜绝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现象。
无锡农村有句俗话叫“茅柴窠勒长竹笋”,意思是“出人头地”或“宁为鸡首、不为凤尾。”又说“阿末佬佬有饭吃”,阿末是指最后一个,意思是“天地之间,凡事都有定数,并不是排在后面的就一定不如前面的。”这话听起来虽然少了点上进心,甚至有些迷信,但从许末兴后来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看,倒也是蛮符合的。
正如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论是谁,只要不被贫穷所击垮,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那么这种穷则思变便会化作一股催人奋进的强大动力。许末兴后来的经历和成就,便能证明这一点。
1 锡山市志编纂委员会:《锡山市志(1986-2000)》下册,方志出版社,2008年8月,p45。
2 同上,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