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的人们目睹着icu重症患者的绝命哀号，甚至是已无知觉的死亡等待，亲人们的限时探望，特别是用金钱换来的、聊以表达感情的、各种有用无用的、花花绿绿的药物，还有全身插满了用来输入各种液体的昂贵的优质材料管道，假如老庄能见，必是会怒目圆睁，大呼不道，斥责今人白活了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不光是对物质的肆意糟蹋，也是对生命的蹂躏暴虐。当受尽病痛折磨已不成人样的患者，试图为了生命的一丝尊严而期望安乐死时，绝大多数是得到“严辞”拒绝和“集体”抗拒，能得到精神抚慰和充分亲情的反倒是那些仍然生活在贫瘠的山野、远离物质文明的乡土平民。
不管是icu、micu、oicu还是eicu、ccu、nicu，一个共同的场景就是更“恐怖”于医院普通病房的“瘆白”：不分男女、不论老少、不视容貌，更没人顾及你的地位，也不会因你钱的多少，只因治疗的需要，横七竖八、四仰八叉、裸露上下，什么仪表、风度、气质，乃至尊严、荣誉，一切的一切，归置一张病床的界限。清醒着的，大眼瞪着小眼，流露的是对医者的乞求和对生命的留恋；昏迷的，则了无声息，听天由命，任由摆布；知觉疼痛者，则张牙舞爪、拳打脚踢，甚至是歇斯底里，死命喊叫；更为悲戚的是胆小者，则无病生病、轻病重病，能治不治，不死也死。况且大数据统计出的，进出icu45%的存活率，早就把有点医学常识的文化人，吓了个半死。尽管有专家一脸严肃地权威发布：病人之死“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事实上不算作秀，但也不算太离谱。
钱花光了，人也走了，感情表达到了，但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中，虽然感受到了亲情，但也遭尽了“洋罪”。一些绝症患者，因各种先进技术和药物的“狂轰滥炸”，再如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的化疗、介入甚至是没完没了的反复手术、“开膛破肚”、颅脑大开、心肺修补，甚至还有器官的移植，不仅生理上极度痛苦，心里也遭受着无比煎熬，即使有再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在现代高科技的“蹂躏”之下，也一个个被折磨得龇牙咧嘴，欲死不能、想活不成。最终以骨瘦如柴、面黄肌瘦、痛苦不堪，甚至是让人、包括亲人们都目不忍睹的“惨状”离开了世界。也不乏心理“脆弱”者，以一种歇斯底里的人性暴露，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稀奇古怪”，并成了最后的生命定格。
尽管谁都知道是不治之症，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也就是靠最先进的药物激发其人之自然的最大潜在本能，维持着心跳脑动，尽可能地不让监视仪的曲线拉直，特别是救死扶伤的“白大褂”们，更是心知肚明，但谁都不说。不光是大多数的人怕死、不说死、回避死、不愿面对死，更主要的还是，病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家人，或者是说所有的，有点关系的人，都在关注病人的存在，至于存在的内容和这个人的意愿、痛苦、尊严，没有人去理会。似乎这个曾经最亲密的、伴随了一生，甚至是给予了生命的人的喉头蠕动、眼球转动、泪水流动，是那样的陌生和不解，最后的一丝生命呼唤和人生的尊严，竟是在亲人的“亲情”之中。
更为凄切的是对待人死后的各种仪式，那就更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当然爱斯基摩人的冰葬、印度亚姆纳的水葬、马来西亚的树葬，包括西藏的天葬、风葬和塔葬，还算是简朴不甚隆重和烦琐，只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殡葬礼仪，就足以把人折腾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从挺尸、报丧、招魂、送魂，做“七”、吊唁、入殓，再到丧服、出丧、哭丧、下葬，一套历经几千年、无数代人不断完善丰富了的“送死”大典，一点也不比“活人”的生活简单。一些人类的族群，甚至把生的意图视为死的心愿。笃信今生今世的活，就是为了来生来世的死。活的动力和鞠躬尽瘁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个美丽死亡的光环。
文明的愚昧，愚昧的文明，有时真比愚昧的愚昧，来得更为愚昧。可怕的是身处愚昧而不知愚昧，还欢欣鼓舞地发扬光大着愚昧，并以愚昧为荣，更为可悲的是群体的愚昧，齐心协力地一起愚昧。
死亡之事，自古至今，上至君王权贵，下到贩夫走卒，即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抑或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谁都难免一死，最终都是黄土一堆，坟头一个，骨灰一盒，甚至是连一个坑都没有。人皆有死，自是定律。死之情形不外寿尽而死、福尽而亡、意外死亡和自然离世，这也和《瑜伽师地论》的寿尽死、福尽死、横死是一个“味道”。仅中国大约就有2亿60岁以上的老人，且以每年700万以上的速度净增，北京、上海和广州更是到了“深度老龄化”的阶段。老年性疾病所带来的就是死亡的必然。现实中人们不管情愿还是不愿，所采取和应对的不外就是不惜代价全力救治。不管病情怎样的不逆，也不管病人因救治是何等的痛苦，大都会不遗余力“尽心尽力”，最终是毫无尊严地“两眼一闭”。1999年2月巴金病重住院，当医院要对其做喉部手术时，他对医生说：“不要用药了，让我安乐死吧。”之后因其女儿小林不按他的要求，他还发脾气说不尊重他、不把他当人看，自己活着就是“累赘”“是一个废物”。巴金哀叹“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也有人形容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都可能就是生命的终点，也伴随着“倾家荡产”。有人统计一个人一生的医疗费用40%是用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月，真还不是虚报，其实是只多不少。不惜代价、倾其所有的最后一搏，更多的竟成了花钱买罪受。看看icu重症监护室里生命垂危的病患，身上插满横七竖八的各种管子，向体内灌输着各种价钱不菲的液体，再看看病人痛苦难耐的模样，何谈形象，更无尊严，有的只是亲人们“无限亲情”之后的“万般愁容”。全力以赴不遗余力的极力抢救，是医者为自己荣誉的拼搏、医术水平的体现，当然也是患者家人们不计后果的“亲情表达”，故什么仪器都上、什么药物都用，有人说有时候看到使用的救治手段，比恐怖分子还“歹毒”，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2006年就和观点一致者建了“选择和尊严网站”，还搞了个“不插管俱乐部”，提倡“尊严死”，传统的北京人也在2013年成立了个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台湾岛上的琼瑶在表达自己要“尊严死”的公开信中，嘱咐儿子、儿媳不论自己得了什么重病，都不动大手术、不送病房、绝不插鼻胃管、不需要急救措施，只要没痛苦地死去。并说：“你们无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气切、点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还说：“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让失能老人“尊严死”，而不是全身插满管子承受生命最后的痛苦。人类社会对“尊严死”有共同的认知，在美国有近40个州还以立法的形式支持自然死亡，英国人在1967年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世界各地现在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让生命释放最大的能量是现代科技，也是人类一直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文明的最终体现是让自己好好地活着。北京医院的名誉院长、中国著名的外科专家吴蔚然临终前恳请医院尊重自然规律，不用插管、透析、起搏器等创伤性治疗延续生命，最后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地走完了一生。“我死我做主”的“尊严死”，本质的目的是将无痛、无惧、无憾作为“死”的尊严，把“生死两憾”变成“生死两安”。人生最无奈的莫过于既不能选择生，又不能决定死。善终既是追求，也应是权利。如果说生命是一艘航船，每个人都应是这艘航船的掌舵人。让生命之舟平安靠港不应是一种妄想和奢望。但时至今日，要处理好“尽量活”和“尊严死”的生死大题，真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