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率，故而敢这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做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啰！”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咚咚咚，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吗？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子，干吗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坐坐，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臭，好一会儿，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吗？”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吗？”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疑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他丁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丁”。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戴那玩意儿，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戴到日本，戴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吗？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吗？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会太投入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性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吗，年轻人？”她比丁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服帖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揍别说，还弄到警察局，丢大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他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之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这么高度评价。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他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大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日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了后来这种不郎不秀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到我一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吗？”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丁丁是当官的料吗？”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起一辆吉普车代步，就比我强得多多。但看他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你们的经费采用aa制，老弟！”
“到时候再说。”因为他一向把生计呀，钱财呀，前途呀，工作呀，不看得那么重。
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不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子，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人吗？”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懂，他干吗要把一年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脸，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吸引走了。
这也是命运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郎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气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儿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摊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大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的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纹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刺在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象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刺了爱神丘比特和他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的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时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丁丁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比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杈，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杈，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过作家，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目前，百分之百地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致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田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里时，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邸，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迭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邀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逮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脸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跻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钏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了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渔，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迷迷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斟酒，或是请他夹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服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鄙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新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蓄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她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田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田赌咒发誓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要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醒，和过于算计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分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决。因为，垃圾这东西，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轻人倒也爽快，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杈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你，放着好生生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吆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后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看来我不该匆忙表这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严重么？”我用丁丁的口头禅，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该了解他。”那张脸，马上连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友讲，她早先起步当导游的时候，能够在那么多漂亮的竞争者中，以其并不出众的姿容，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可见她的和蔼温馨的笑容，是很赢得游客赞许的。后来，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东南亚、日本、欧美，就不大见着那芳馨可爱的微笑了。永远一副说笑不笑，说不笑又笑的标准面孔。你不觉得她多么亲近，也不觉得她多么疏远，我真佩服她面部表情保持恒温的本事。哪怕她不景气的那两年，被人家挤压到倾家荡产，差一点要自杀的时候，哪怕后来，她翻过身来，又把别的对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楼不可的时候，她那张“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脸，永远是那张不冷又不热的标准面孔。现在，她完全用不着采用这副面孔，来对付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当真投入，我觉得好像不怎么行。死丁，我认为做什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别算一算回报率，也许就不那么冲动了。”
丁丁有一种本事，不想听的话，他可以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反应了：“我绝不是脑袋一热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办法活动，把你弄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中央机关，那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马上表现出来对前途等等题目，不感兴趣。他说他崇尚现实，不想得那么遥远和浪漫，像他走路一样，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园孩子，才想将来长大了要当海军，要当警察，那是可爱的童话。他认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国获得。
“回报率要看你怎么个算法！”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本来应该给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缄默了。她太了解丁丁，是个强按牛头不喝水的犟种，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丁丁，我支持你译这部垃圾的书，老爷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钱买书号给你出。”小姐劝喻这个死丁，“这十几年来，我是把这个世界不能说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的事，而且这样会使你活得更滋润的话，我也不反对。如果你去写书，当垃圾虫，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报率极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这么办，当着老爷子，把话说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严重么？”
“又来了，丁丁，你别太任性，别做大头梦啦！”杨菲尔玛警告他。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说，也要戴毡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吗？“那也让我先做做这梦看看——”
事情就从这儿起了变化，他把那个来旅游的高田有司扔给了杨菲尔玛，理由还挺充分，谁让你是搞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过了若干时日以后，小姐忽然给我打电话，才知道徐总对我所说丁丁失踪的事情不假。这倒也不意外，他说了要去做他的梦，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杨菲尔玛说的，玩得差不多，应该收兵了呀！从杨菲尔玛嘴里听到，这小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小蚂蚁走得可是太远了。
“老爷子，死丁跟你联络过吗？北京有许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问起我来？”
我很佩服现代年轻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记得他从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这一猛子扎下去，再没见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没有发现过无名尸体，估计他活着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张嘴，什么死不死的，让人听了怪不舒服。我不想批评这位小姐，就说：“丁丁也太不像话，吭个声总是应该的嘛！”
“这就是他的风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须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计划目标前进，第一步，他得尽快到徐总那儿报到。”
“哪个徐总？”我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为了谋职，曾经带着丁丁去见过徐总，当时，她并没有陪同，因为她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既然丁丁不好辜负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没有驳我的面子。她说按她的纲领，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让他去的那个重要部门，是个早晚能成的事情，只要打通关节就行，按她的逻辑，这世界上没有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切。怎么她对徐总产生兴趣？这就透着蹊跷：一、彼此不认识；二、她瞧不上那样技术部门，不是决策中枢，我不禁发愣，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杨菲尔玛是个人精，她看出我的诧异眼神，连忙解释：“前几天在一次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碰见的，而且紧挨着座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女人，好了得。尽管我是个蹩脚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个几千米的高空，这个不漂亮但有股磁场吸力的女人，怎样用她冁然一笑，把身边的在普林斯顿留过学的老总，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谁摆平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应该承认，这个杨菲尔玛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面孔或者身体，而是靠她的头脑和技巧，来赢得对方的绝对信任，若是她想让你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致使你觉得她欠你什么，而是你很乐意地为她效劳，是一种朋友之间无须讨价还价的义务，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本领。
“他其实我是应该认识的，徐总说他和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禁问她：“你到底认识多少个部长一级的朋友？”
“你应该反过来说，还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认识杨菲尔玛？”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实很像一面筛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体积超过网眼，也就我们所谓的庞然大物了。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大部分个头小的，都存在着被筛落的危险，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变成大的，或是和个儿大的联结在一起，就永远筛不下去。”
她说，有些女人，光漂亮。没头脑，有些女人，有头脑，可不漂亮。她很坦率，我属于后者。可我懂得该用什么最佳手段，来应付哪怕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你知道我经常出入旅游饭店，我经常见到那些卖笑的摩登女郎，我总是想对她们说，傻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脱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没有什么可卖出好价钱的东西了。只有靠头脑的女人，那天地才永远宽广。
我可以肯定，绝不是喝过洋墨水的徐总一定要找到丁丁，而是这位女中之杰让他生发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没有这个把人玩得团团转的本事，也没法是那个只有一百多个会员的乡村俱乐部里，说出话来别人不敢小视的人物了。就凭这张只能算不丑的脸，拥有俱乐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请在美国也见过世面的徐总，到那里体验一下贵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这位朋友会拒绝吗？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就自然不会被拒绝了。
她说，徐总的意思，想让丁丁负责他们公司的信息中心。虽然她用不屑的口气说给我听，那仅不过是一个处级单位。但是，老爷子啊，在官场的运作中，阶梯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没有处级这个台阶，她就无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计划，过渡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获得局级的差使。当然，要做，也不是绝对不行，那肯定要费点口舌，不如这样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角度看，生活有点类似胜者为王，败者出局的拳击运动。那么，杨菲尔玛就称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没有她打不倒的对手，没有她达不到的目标，我从心里替那位忘年交着急，这个死丁啊，你可以不在乎她的具体安排，却不能不珍惜这样一个关心你的女人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不像话了！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丁丁似乎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安排。
“在飞机上，我发现你的老朋友，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应，可以批准在他的部门，试点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弹性工作制。”
那天徐总对我谈起丁丁的不辞而别，口气绝不是赞美的，很强调他们是相当于政府一个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务员条例来处置的。但现在，不仅宽容，还要重用，徐总的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我想起杨菲尔玛曾经发出过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
我与这个杨菲尔玛的父母，有过一面之交，因为我原来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是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这一对奉公守法的路局员工。两口子退休的时候，各捧回来一张荣誉奖状，杨菲尔玛告诉我，她父母所以获此殊荣，就因为查了考勤表，这两位一辈子，未迟到，未早退，也未请过假，冲这一点敬业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样地谨小慎微、克尽厥职的人了。于是，当我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杨菲尔玛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点不像，半点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树叶子打破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她却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当她把她的打算，怎样安排丁丁在九五规划的头两年，要连跨三大步，由处而局而部的包装计划，毫不保密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年过六旬的我，并不是很坚强的经得起诱惑的人，我眼红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为什么不年轻三十岁或四十岁，把这个女人从丁丁手中夺过来。她岂止是贤内助呢，简直是靠山，是矿藏，是宝库，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开门，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早过了做美梦的年代。但是，那个中了高田有司毒的小伙子，竟去捣腾什么垃圾，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吗？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话，我会揪着他的耳朵，教训他：“你这个死丁啊，放着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毡帽头，难道你是神经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杳如黄鹤的丁丁呢？
失踪的这段期间里，丁丁曾经浮出一次水面，我没有当回事。早知道，我就用绳子绑住他，不让他一去无音讯了。
因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让他放下他感兴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许会送上去一纸辞呈。还不如让他玩够了，再干正经。他在我沙发上照例朝天躺着，再不是他那不太好闻的莫合烟气，而是散发出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分说，便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了。
“还要去那儿？”我想他也许玩够了。
“当然——”
我泼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劳动改造，洗面革心时，曾经罚扫垃圾，处理污秽，以示惩戒，对此稍有研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过日子的民族，克勤克俭，绝不敢暴殄天物。一块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还要刷上糨糊，贴在门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针一线纳成千层底鞋，让它在脚下一点点地磨成粉末，可见物尽其用的彻底性。只有绝对不能再度利用的废物，才恋恋不舍地扔掉。所以，哪怕烧过的煤球，也要筛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烬才铲进垃圾桶。‘文革’期间，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报了，也有人专捡这些卖给废品收购站，而不无小补的。再早一点，三年灾荒时期，连菜帮子都不扔的，大家都处于人比黄花瘦的境况之下，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虽然如今日子好过多多，不少人家搬进新居，庆贺乔迁之喜，但是，到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无不装得满满的。而这些东西，十之七八，都不会再派什么用场了，然而决不会抛弃。”
他反驳我：“你去看看吧！勤俭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浪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而胡乱糟蹋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中国人，就更是可怕。如果从现在起不关心垃圾问题，我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垃圾箱。”
这番话，有点宣传品的味道，但听他说得这样激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这小子不玩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凉半截，这小子一认真，便不可救药，看来，中毒太深了。只是说了一声，徐总那儿要有个交待才好。
他说没有问题，开除就开除吧，然后，吃了老伴给他做的四个荷包蛋，喝下两大碗面条，跟我大谈特谈垃圾经。“老先生，你从我身上，是不是闻到了夏天快要过去，秋天已经来临的气息了呀！”他苦笑，“这就是垃圾的四季，让你领教领教！”
“谢谢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须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这股恶心味。”
“整个城市在垃圾的包围之中，将来一直堆到你家门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怎么办？”
“那大题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当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再鼓励他在垃圾堆里奋斗，而耽误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杨菲尔玛非把他送到那样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总是好意这一点上，我得让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干吗非要当高田有司，出垃圾风头呢？
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什么，脸上马上有什么，他对我太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地走着。他说：“没想到你老人家也这样劝阻我！”
他向来是个不大认真的人，也一直是个很少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人，这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不知是好还是坏的变化，使我说话不得不更慎重。那张杨菲尔玛的脸，我是记得牢牢的。她不赞成他热衷垃圾，而是要让他走仕途发达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劝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澜。”
“要人人都这样想，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吗？”丁丁在我书房里，很激动。“总得要有人站出来，不能都缩着脖子，装看不见。”
“想不到，你现在比高田还高田——”
“我和高田不一样，他把垃圾当做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我没有其他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垃圾。”
我看他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简直想象不到，人这种动物，是多么不负责任，在消耗掉地球的大部分资源的同时，又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必须生存在自己粪便的臭气中。人类也会有一天，只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垃圾堆里。”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你老人家不要老关在屋子里写小说了，我先陪你到垃圾长城去观光吧！”
“谢啦，你身上的气味，我已经领教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要不到垃圾长城，你绝不会坐卧不安的。”他警告着。
后来，杨菲尔玛陪着高田有司一块儿到我家来，要我为他的《东京垃圾の研究》一书，写一篇序，因为她计划为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我也弄不清楚鬼子是一直没有走，还是从日本又来了？更弄不清楚这本书是出版社打算接受，还是她有办法来满足丁丁的愿望。总之，这一切，对她来讲，轻而易举，小事一桩。看来，这位小姐说话算话，玩玩是可以的，那就让你丁丁玩个够，然后，收心，走我为你安排好的路。
既然我答应写序，就不能不和高田谈谈垃圾问题，他证实了丁丁的一席话半点也不过分，城市的排泄物，是城市的灾难，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都能看到这种被垃圾包围的吓人景象。在直升飞机上，最能看清这种场面了。因为他后来成了垃圾学者，还被科学厅的一个什么排泄物课，聘为顾问，就可以摆谱，要求自卫队弄一架直升机来，到天上去兜兜风了。你不由得不叹服，外国人只要认真起来，能把鸡毛当令箭，绝对把事当事办，不怕小题大作。而我们，对不起，完全有可能把令箭当鸡毛，大题小作，无论什么都可以稀里马虎，而不当一回事的糊弄过去。
待杨菲尔玛拉着我找丁丁，到三家店去了一趟，才相信垃圾成灾不是在夸大其辞，这也是我一心要写这篇垃圾故事的缘起。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为明公所摇头，但我亲眼看到丁丁，以及和丁丁差不多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些女孩子，一头扎到城市垃圾这个难题中的热忱，我姑且垃圾一回，即使贻人笑柄，又何妨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球村的公民，如果置若罔闻下去，等到垃圾埋住脖子，那时，谁也救不了谁啦！
丁丁继续教育我，老先生，你坐在家里，不知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说过，原始人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排泄物，起到肥沃土地的作用。而现代人，同样也是由于无意识地制造出无数垃圾，最终将人类自己埋葬。他摇头，他认为我不应该无所谓，不应该和常人无区别，他不喜欢我的冷漠态度，他简直朝我吼了：“你是作家，作家应该呐喊！”
我谢谢他对作家的高看，但我也注意到他在说出“呐喊”这两个字时的脸色和手势，带有一点宗教传道士的狂热。虽然，我还是怀疑，唱高调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碰上丁丁这种悲剧色彩的性格，他一旦执着于什么，进入了角色，大概轻易退不出来的。于是，我设想他的后果：或者成就事业，或者狗屁不是，或者一意孤行，或是把自己前途毁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这样把一个最好的当官机遇，错过了。如果，换上丁甲，丁乙，丁丙，经我们苦口婆心的开导，都不会认死理到底，就这个丁丁，像那个从北海道到东京的高田一样，一头扎进郊区的垃圾山里，不但出不来，而且找不到了。
我们当然没法按那位日本国垃圾贵族的话，租一架直升飞机，从高空发现丁丁。高田君这个建议，透出日本人的聪明，我们常说小鬼子的鬼，有时是并无贬意的，因为他们总是能够琢磨出更出色、更高明的点子。譬如茶，是从中国传去东瀛的，可经他们一喝，成了茶道；譬如半导体，是美国发明的，可日本用以制造的电器产品，却把整个世界覆盖。他说，那是最佳的找到他的办法，只要发现垃圾堆上有个戴毡帽的家伙，就降落下来，除了他，不会是别人。
大家轰然叫绝，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不是首都，而是别的城市，法力无边的杨菲尔玛说她有门路做到这一点，别说直升机，波音747她都经常租来作包机的。但在首善之区，她只好用她的私家车，载着我，到北京市郊区的各个垃圾处理场去，寻找那个马上要当处长，很快要当局长，不久要当部长的丁丁。
我钦佩年轻人认准了一门的坚定性，女的偏要男的按步就班走她规定的当官之路，男的偏要投入女的绝对反对的垃圾事业，两口子在不宣而战，看谁拗得过谁？我早说过的，如果让我投票，我是庸俗的现实主义者，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丁丁，却去和垃圾打交道，那多少是荒唐的选择。
但是，那个戴毡帽头的家伙，要会算这笔账的话，也就不是死丁了。
垃圾，北京人读作“拉基（1aji）”，上海话读作“拉西（1axi）”，我到过宝岛，那里却读作“勒色（1ese）”。那天，我问过这个身上有股垃圾气味的年轻人：“丁丁，到底哪个读音正确？你现在是中国的垃圾专家了！”
这个家伙，他要不高兴你，且不会马上改变看法呢！“无论怎么念，它总是垃圾，还用得着咬文嚼字么？其实，你有那工夫，还不如把这两份报纸上的材料，原封不动地写到你的作品里去呢？告诉那些只看小说，不看世界的读者。”说着，就塞给我，同时递过来我的老花眼镜。“你看看，就知道城市垃圾的危机，多么严重了。”
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想他很可能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打倒鞑虏，也可能到非洲大湖地区去做传教士，给黑人部落灌输现代文明。他就是这种认准了，就执迷不悟，就抛头颅洒热血，就咚咚咚把路走到底的人，我不大觉得杨菲尔玛有多少办法使他回心转意。
他把报纸摊开：“请——”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第一张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译成中文的，上面写道：
晨曦微露，天空一片深蓝，东方地平线上金光灿烂，这是美国的又一天，对美国垃圾行业来说，意味着又一堆55万重的垃圾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国家庭每年倒掉的垃圾，总共有2亿吨。美国人生产的垃圾，按人头算几乎是德国和日本的两倍。其成分：快餐包装物占总数的0.5%，一次性尿布为1%，大头是纸张，约占35%，庭院废弃物占20%，废金属占8%，玻璃和木料，各占7%，其余为5%。
美国全年为处理垃圾，要花掉近300亿美元，能回收的钱，极其有限。仅以蒙哥马利县为例，每年处理垃圾后，卖出去可值100万美元，但投入处理的费用为1000万美元。
第二张是我国的《北京青年报》：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达到1.46亿吨，而且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的处理率仅为2.3%，剩下的97%的城市生活垃圾只得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到今天，全国历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达60多亿吨，致使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
填埋是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1吨垃圾从收集、运输到填埋，全部处理费用达到95元，相当于一袋面粉的价格。
看到这里，我问他：“怎么样呢？”
“你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唤醒世人啊！”
“丁丁，你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该知道小说和宣传品的差别。”
“我就想要你把垃圾写进到小说里去。”他见我反应不热烈，便问，“垃圾进不了小说？”
“至少我不曾见过。”
他笑了：“现在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往小说里塞啊？”
“那和垃圾是两回事。”
他反唇相讥：“得啦，老先生，你的同行们写的那些破玩意儿，比垃圾还垃圾呢！恕我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甚至连垃圾也比不上，只不过是臭气冲天的一通狗屁罢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丁丁！”
“我说错了吗？屁有什么用？垃圾至少还有回收价值。”他说，“1公斤的垃圾，相当于0.2公斤煤所产生的热量，你知道嘛！你收集100公斤废塑料，就能回收90公斤汽油！”
“又来了，又来了，求求你，咱们不谈垃圾，行不行，换个话题？”那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气味，已经让我头疼的了。
这个认死理的家伙瞪着我：“你可是支持过我，要我去写垃圾的通俗小册子的哦！”
天哪，看来，我信口一说的话，竟使他走火入魔，成了一个垃圾虫了。
杨菲尔玛很客气，很礼貌地邀请我，去寻找这个失踪的丁丁。正因为她那难得的笑容，一点哀的美敦的危机情绪，也没有看出来。倘不是我迟钝，便是她太令人莫测高深了。她让我说服丁丁去当这个处级单位的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向我解释，“那是一环套一环的运作过程，路都给丁丁铺垫好了，他不上套是没有道理的。”
我赞叹她做妻子的努力：“你也不容易，为他！”
“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我不大喜欢听她这种把感情不当一回事的语言，便扯到别处去：“如今办事之难，可想而知。”
“倒也不见得，看什么人办！”她说得很轻松，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她打不开的门。不过，她又说，“如果我感到值得，如果他觉得领情，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女人，你不佩服也不行，她让我对丁丁说，三年内达不到预定目标，她可以补偿他的全部损失，而且他能按她的要求，用这种正常的手段，赢得一切的话，她也会让他得到需要的一切。虽然，她承认，在商品社会里，用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干净的办法，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她要做到毫无挑剔之处，把丁丁最后送到那样关键部门站稳脚跟。因此，除了好名声、好出身外，从正经八百的途径上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她认为，这个丁丁不跟她配合，躲着她似的找不着，更不可理解。
“也许他不想当官。”
“不是他想不想当，说白了吧，朝中有人，那是大不一样的呀！我需要他当，我们需要他当。”
我既不是捧她，也不是损她。“要说在政界混，你更适合，这是实话。”
她笑了，我可不行，我已经名声不佳了。因为我手头经营投资的项目太多，无一不是是非之地。冲我平均每年要打几十起官司，这形象也好不了。我只能栽培别人替我当官，为我说话。所以，休看我经常上法庭，十起官司，至少有八起稳操胜券。
我听说过，即使那败的两起，她也能使赢家最终比输掉还要惨，因为，她有人，有钱，有的是办法，让人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她否认：“没有那事，适当的营业亏损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不要求全赢。”
我说：“我是从一个被撤职的涉外饭店经理那里听来的。他对你的结论是什么，千万别惹那个女人！”
杨菲尔玛摇头：“所有失败者，都拼命原谅自己，而怪罪别人。他没有告诉你，他跪下来求我高抬贵手吧，这样的人也算是男人？”
“你可没有手下留情。”
“不，对鼻涕虫原谅，其实是助长他的软弱，越这样，越狠狠治他。”她的结论是“这年头，好男人太少”。然后话题又转到丁丁身上：“这，你就明白我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他是个很特别的汉子。”
我想这是真话，丁丁和他同龄人不大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这个特别。譬如，他到澳大利亚去，心血来潮，给毛利族的一位头领，开了半年车，而且是无偿服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到澳大利亚，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图张绿卡呢？他最反对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也可以去为什么的。逼急了，他才说，不过想学学毛利人语言。杨菲尔玛是生意人，脑筋一动，说，好，我们以后可以发展这种旅游业。他说，你别指望我，我不会干的。她问他，那你为什么学？这岂不是白学了么？
我也想知道答案，望着他。
结果他说：“我不过是测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就是这么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领受痛苦，尝试快乐的人物，不怎么好改变的。所以，她只好找到我，要我陪着她去找他，她说：“老爷子，我不希望把事情闹僵。更不希望出现他跳，他反抗，他掉头不顾的局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至于吧！”那时，我不知道她在北京四周已经找了一圈。
“他是个想干什么，绝对要干成什么的人，毛利语都学会了，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用这种语言的人啊！他一旦认为必要，就会咚咚咚走下去，不回头。”
“看来，你识货，他的优点和缺点全表现在这上面。”
“所以，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
我承认，确实是最佳配合。
“可惜，他不明白我需要他。所以，求你向他肯切地谈一谈，晓以利害，但愿他能听得进去。”
谁让我支持那家伙呢！既然惹下了祸，只好陪着小姐往郊区奔波。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旅游季节，但我们不是去香山看红叶，而是跑垃圾山，实在不是好差使。
车开出城外，便放开速度，看了一眼指针，很快一百迈，只听车轮擦地的刷刷声，车体平稳地向西山疾驰而去。我不由得赞美她的开车技术，和她这辆漂亮的车。
她笑着伸出四个手指，向我示意。
“够意思，四十万。”我记得丁丁买过夏利的，才八九万，后来因为单双日行驶，又转手了，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这个无车阶级，就更没法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甚至买不来一只汽车轮胎啊！
“不，”她告诉我，“这是我换过的第四辆车。”
她说，对她们这些拥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证的经理层面的人来说，财富的象征，不在你拥有车，而是你能不能换新车。你老是开那辆车，和老是穿那件时装一样，是很跌身份、很栽面子的。“车子是一种身份的标志，经常换车，是一种财富的衡量尺度。不过话说回来，有的人一下子坐上奔驰600，那只能说明是个暴发户。”
“你这样一次次换车，该花多少钱啊？”我不由得羡慕。
“这笔账，你就算不过来了。实际上，这辆车的百分之六十的车价，是我上一辆车脱手的钱。我只不过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一辆更豪华的车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会儿，也不知道，是她不会算账，还是我不会。也许，富人和穷人的价值观是不相同的。算了，轿车与我的距离如此遥远，管她觉得便宜也好，吃亏也好，不与她理论了。这就如同一位下岗女工，生活无着，衣食犯愁，还去关心鱼翅的烧法，鲍鱼是否新鲜，是不是有点魔症？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经带到我家去的烂西瓜、馊西红柿的气味，从车窗外吹过来，便知道目的地不远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现在眼前。说实在的，谁要第一眼见到这种场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骇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数量，而是它像一个怪物样在无限膨胀着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杨菲尔玛眼急手快，赶紧刹车的话，不撞着那些在垃圾山上觅食的猪狗鸡羊，也会碰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小孩子。那些用油毛毡，用塑料布，用水泥袋纸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户，几乎是一个集镇。顷刻间，垃圾堆弯腰捡东西的人直起身来，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辆闪着红宝石光亮的车，和车里坐着的这位小姐。而我则更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密密麻麻，依赖垃圾为生的人群。
我看杨菲尔玛的那身穿戴，和那双高跟鞋，便说：“小姐，你就在车里坐着吧，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车，无所谓地踩着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过去，那是一条在垃圾上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实说，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顶，我得朝她举大拇指。她连眉头也不皱，一副不在话下的模样走上去，让我佩服。我说：“杨菲尔玛，我一点也不是表扬你，原来丁丁向我介绍，你是一点一滴打下的天下，我还不大相信，看来你真是个敢打敢拼的实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应，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毡帽头的年轻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捡垃圾的人，是不是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说过，每个垃圾山，都是几个垃圾部落抢来夺去的地盘，会为几块钱的可回收垃圾，打得头破血流。我对杨菲尔玛耳语，是不是有可能被这些人误会了，以为他对大家的生计构成什么威胁，而对他怎么样了？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的，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耙子、夹子、篓子、口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一个礼拜，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牒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问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问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买他们的账。”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晃晃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荡荡冲下来，这西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也告诉过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无庸置疑的份儿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我只有忙不迭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她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撅屁股，调转头，脚跟着地，咚咚咚地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地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人，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撒钱的人，那种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拥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这些抢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得周到，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240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获得2880吨50℃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的年轻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入重要岗位，成为她们那个乡村俱乐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下之所忧，当然不是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呢？
这时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炼钢厂的烟雾和那股铁腥气扑面而来，我们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辆红艳艳的车，在夕阳的余晖里，耀眼的亮。
“杨菲尔玛？”
“是她！”丁丁说。
她的车，要开起来，这辆吉普是休想赶上的，显然不是我们这台老爷车出现奇迹，而是她有意开慢了在等我们。这时，我马上想，也许杨菲尔玛终究是女性，心软，让步了，这意味着转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钓手，一会儿把上钩的鱼拉紧，一会儿又松了线溜鱼，还不知她怎么算计丁丁呢？当我们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倒先把车停在了路边。见她下了车，走到车前，把车盖打开。我们开到她的车旁，果然，开锅了。
我糊涂了，这副标准面孔是猜不透的。如果说是她的有意安排，那也过于天衣无缝，让人不信；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巧得太厉害，不可能在她偏偏想它出毛病的时候，果真抛锚了。
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来打圆场，因为我从心底里觉得，这两口子有点天作之合的意味，并不愿意他们拆散分开。“修车，自然是你丁丁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这使我很高兴，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说，在澳大利亚，给毛利土著头领无偿开车的时候，也是先从帮他修车开始结识的。他在日本，给高田有司帮忙，也是从垃圾堆里找了辆破车拆拆换换干起来的。
“别说废话了，小心修吧！”
“对于免费服务，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钱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两口子私底下的交谈，便走到路的另一边溜达。因为吉普车颠得我浑身骨头生疼，正想活动活动。不过，站在远处看他俩，忍不住感慨，同是两辆车，同是两个人，无论在精神上，在气势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两个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说些什么，虽然仍是那张标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话，他不得不听。反过来，他偶尔抬起头来说两句，她就可以心不在焉地朝别处观望。那个弯腰修车的死丁，有几个动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两口莫合烟又呸地吐掉，我估计他未必很痛快。不过，他能忍住，我觉得这两口子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招手停车的公共汽车站，我发现那是一个古怪的站名：衙门口。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打断他们的谈话，招呼着，也是怕丁丁上来那股别扭劲，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回去慢慢解决吧！我始终相信，要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话，大家谦让一些，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站牌，都不由得苦笑起来，因为一对夫妻，要到衙门口谈问题，那肯定不会是好事了。于是，杨菲尔玛请我上她的车，然后对丁丁说：“你可以掉头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进城，何去何从，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总琢磨衙门口这站名，对这两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回头看，那辆老爷吉普，一直尾随着向城里开来，我觉得我也许是多虑了。
车子一直开到他们居住的花园别墅的门廊下，她下了车，第一件事，便是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交给开门出来的阿姨，让她扔进垃圾桶里去。然后，回过头来，对跳下吉普的丁丁说，那声音是亲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头，最好也脱下来扔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许，在你看来，我也应该扔进垃圾桶。”
她笑着说：“至少，暂时不会，你放心。”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谢啦，老姐！”
“也是暂时的吗？”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爱，即使一点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日本人的厉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来，杨菲尔玛是这个时代春风得意的宠儿，而丁丁，则是下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选择了她，而不是他的老朋友，这一点，希望我能谅解。这不是他的原话，是通过翻译，嘀里嘟噜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了他这番意思的。我并没有对他的现实主义产生什么反感，这是很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国也捞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无疑义，他不能指望得到丁丁的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这位有极强活动能力的杨菲尔玛。
然而，他的话使我悟到时代与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吃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不过，老伴泼我的冷水：“得了吧，像丁丁这样认死理，不开窍，给个棒槌就认真的主，不论哪个时代，都注定要碰壁的。”
我不那么悲观，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灵活，怎么不圆通，”我为丁丁辩解，“他能跟杨菲尔玛进城来，就表明他懂得鱼和熊掌不可以得兼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他，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家伙，本来会掉头不顾，回到那座垃圾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没有，开着老爷车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对那个抽莫合烟的小子，不感兴趣！”
“我在琢磨，跟回来的丁丁，还是早先那个丁丁吗？”
“哦，天啊！”我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尴尬，“死丁到底，你看不上，不做死丁，你还是看不上，真是难做人啊！”
“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小姐打发人送来的请柬吧！”
我不禁诧异，怎么明天九点在长城饭店，就开《东京垃圾の研究》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啦？
“有什么不妥当吗？”老伴看我神色有异，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让她仔细端详这张请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国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备。为什么不能事先给我打声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嘘她换了四次的豪华轿车，顺便说一声明天开会，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托我为这部中文版写的序，我还没有动笔呢？
“你是不是觉得其中有一丝阴谋的气味？那个杨菲尔玛可是一个人精。”
“不不不，”我不否认有过那一瞬间的怀疑，但我想到昨晚分手时的场面，马上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把这条线索联结起来了，正像她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两口子的磨合过程。她为什么一定死乞白赖地要把丁丁找回来呢，我明白了，就是要让他在明天的会场上，得到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啊！事情从这本讲垃圾的书开始，那么最好的结束，莫过于在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这真是一个铁娘子，铁女人，或者是铁小姐，她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你不是要做这个梦吗？我就让你实现这个梦。于是，磨合好了的这两口子，联袂向观众招手，我似乎看到了一出喜剧落幕时皆大欢喜的场面。
第二天，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长幼成集、群贤毕至的盛会。这是用不着替她犯愁的事，她认识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另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她虽然不认识，但认识她。因此，我一看签名簿，便晓得该来的几乎都来捧场了。
我先看到那个北海道钊路市一间小酒馆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他先看到了我，便拉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同我攀谈。很显然，在这么多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长、官员和环保方面的人士中间，他受宠若惊的同时，又感到惶恐和孤独。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像溺水人捞着一根稻草似地握住我手不放，使我想起少年时代逃难的经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人，称呼日本侵略军为“萝卜头”，是不是因为外强中干的缘故？说他们一旦落单的时候，是很胆怯的，很没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个以上的皇军结群，便一定兽性发作，奸淫烧杀，“三光”政策，来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国会议员便知道了，只要三两个人一起哄，肯定就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战争，跑去靖国神社朝拜***和山本五十六。
这位义务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日文当然不会错，但中文实在“鸦鸦乌”，好容易才弄懂他已经把这本书，包括发行港、澳、台、东南亚的简繁字体的中文版权，交给杨菲尔玛，而且，还答应为她将要开办的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中日青年环保度假营的活动，在路线设计，在科学论证方面，提供咨询。他特地申明，这都是无偿服务。我想，她为你举办了你一生也不曾有过的出足风头的活动，她为你搞到那么多比你在日本要好听得多的头衔，那她不从你身上收回全部投资，也就不是令好多同行敬畏的杨菲尔玛了。
他请我谅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而丁丁君，对不起，也许下一个世纪——
“那么这位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呢？”
“他来了，刚才还在这里，我们争论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咦，不是在那边吗？”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厅的另侧，我发现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了手向我示意。大厅里熙熙攘攘，尽是些或衣冠楚楚，或珠光宝气的与会者，我想，很可能杨菲尔玛把她乡村俱乐部里的豪富，都拉来助兴了吧？因为这些非文化界的来宾，每张面孔我都很陌生，但他们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缘，很可能因为他是他们寄予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断地打招呼，他想往我这边靠拢，竟一时挤不过来。看他的表情，大概杨菲尔玛尚未把谜底向他揭晓，仍旧蒙在鼓里，所以，本不应是局外人的他，却无所事事，就有点不自在了。“浑小子，这是给你开的会呀！高田风光，你更有面子啊！一会儿，等着瞧热闹吧！”我真羡慕他有这样一个贤内助，虽然是加引号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实婚姻，但她能安排得如此妥帖，老弟你不费举手之劳，便坐享其成，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们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体积、有分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像早演习过似的站到了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有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那套和服借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由翻译这本书的丁丁，来传达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个日本留学生，结结巴巴地转述他的写书过程？高田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响的结果，就非常满足的了。没有料到这个杨菲尔玛，在这么大的会议厅里，开这么隆重盛大的特别高规格的招待会，连给他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的舌头都打结了，生怕出岔子。而高田也有些失态，其实他没有喝酒，却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因为即使他在东京红了以后，成了人物，顶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课的课长打打交道而已，杨菲尔玛为他搬来了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显赫的头衔令他感到眩晕。
也许这是一种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作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不醉之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截了当地替杨菲尔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像点样子的事情，必然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话，非他莫属。对这样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田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田，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作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我这才听出不协和音来。
“老先生，最好劝劝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乌托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从衙门口开着他的吉普车跟进城来，原来只是为了他的垃圾集中小区处理计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兴企业。“那他肯定是动员杨菲尔玛投资了？”
“那还用说，这位小姐说，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杨菲尔玛做期货交易，特别富于远见，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来他还是一个不变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个不折不挠，走起路来咚咚咚响的丁丁了。“不消说，小姐拒绝了？”
徐总笑了：“正因为她知道远景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没有绝对把握，她不会把钱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结果，虽然这个会开了，恐怕还只是个序幕吧？
“四个字，回头是岸。”
“否则呢？”
他没有回答，但招待会结束以后，在长城饭店门口的东三环大路上，那个以垃圾为目的，想营造一个干净世界的丁丁，和那个以垃圾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别，和那个等待他去报到上任的徐总握别，和那个加引号的，不漂亮但绝对是神采飞扬的妻子握别，自然也是与为他铺排的那条通往殿堂的路握别……然后，走到我跟前，说：“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两天里，要把一些没处放的东西，先存在你那儿，还会见面的呀！”接着，他跳上了那辆老爷吉普，朝北驶去。不用说，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线。大家都站在路边不出声地望着，一直到他消失在无数的车流里，人们仍旧在沉默着。
我就更不想再责备这个死丁了，同时，我也不想埋怨在场的其他人，每个人都有其这样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铁路员工夫妇的女儿杨菲尔玛说过的话，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一个磨合过程的。对汽车来讲，行驶若干公里以后，车后边的那块挂着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对人来讲，这种磨合过程，说不定有时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
那有什么法子呢？人总得活下去，总得沿他自己的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