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和一位年轻人打过赌，好心和好报是两回事，并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必然的。

他说：“老李，我不反对你这种观点，但我不赞成你把问题看得这么绝对化。有时候是那样，但大多数情况下，你播种，你总有收获。”

“是的，”我也不想反驳他，他的说法应该是对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不过，理论是靠得住的东西么？天晓得，于是，我对这位成功人士说：“东平，你现在心情太好，就会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一旦你的鱼虾蟹鳖，卖不出去，臭在你手上的时候，怕你未必坚持得住这种乐观主义了。你就该骂爹咒娘，痛恨这个世界了。”

“不——”于东平咧着大嘴，笑嘻嘻地告诉我，“上帝对我展开笑脸了！”

太幸福的人，太走运的人，脸上总有股傻不唧唧的德行，我的这位年轻朋友目前正属于这种状态。

我和这个年轻人交往，已经好几年了。他虽不到四十岁，也算得上老江湖了。他改换工作，变更单位的频率，比我干了一辈子的人还要高许多。国营、私营、中外合资、大集体，都尝试过了。练过小摊，跑过码头，当过老板，做过伙计。现在，他是绝对意义的个体户，骑一辆我也说不好牌子的大型摩托，一边挎两个装冰的木桶，从海边往京城捣腾水产。

很辛苦，但也挺挣钱，而且在他看来，还很快乐。

他说：“年初，我算过命，过了农历七月就发，果不其然。我跟水产养殖场签了个产供销的风险合同，你还记得那场台风吗？也就他妈的日怪啦！沿海那一片水池子里的虾，十之有九，跑得一只不剩。泡汤的，跳脚的，上吊的，真可怜哪！那些可怜虫啊，对着大海嚎啊！”

“你没事？”

“要不说上帝开眼了呢！”他说刮台风那天，他磕了响头，许过愿的。

“什么愿？”

“你是作家，你有兴趣，不妨跟我去大街上体验一番生活吧！”

于是就产生这篇文章开头，我跟于东平打的那个赌。他要用五位数的人民币，买一百份礼物，送给他在路上碰到的一百个陌生人。

“这叫散财！”

我对那张快活得近乎白痴的脸说：“我怀疑，你这样做，会不会——”

“老李，你对人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老弟，除非你在报上登广告，发表声明，大家等着你这个圣诞老人，要不你干脆送给那些要饭的。否则，正常的人，突然间塞过来一份礼物，会认为你神经大概有些毛病——”

“别胡说了！”

“那打个赌——”

“赌就赌！”

他在那个华灯初上的大马路上，推着那辆不免有点鱼虾腥味的摩托，在木桶里，装满了刚买来的每份价值一百多元的礼物。有玩具熊，有变形金刚，有铱金笔，有领带，有女士的化妆品，有法国香水，有进口巧克力，还有最实惠的购物券等等。送给他事先规定好的，必须在路灯下站着的任何一个人。若不止一个人的话，则是女士优先，而小孩更是首选的送礼对象。

下面是那天晚间大馈赠的一份统计：

1．接受了礼物后，又急忙追着退回来的8人；

2．接受礼物，表示感谢的12人；

3．接受了，了无一点反应者15人；

4．坚决但是礼貌地婉拒者6人；

5．不但不接受，还对他持十分反感者17人；

6．虽然接受，也对他反感者3人；

7．礼物拿在手里，出言不逊——“什么玩意儿？”“稀罕你的狗屁东西？”“傻×！”“这小子居心不良！”“纯粹是他妈烧包！”者23人；

8．拉他去见警察者2人；

9．拿了一份，又追上来想再要一份者4人。

以上一共90份，剩下的10份，也许不够这个数目，因为在那间百货公司买的时候，可能就差一份两份。这不在统计之数的七八份，很可能在东平离开他那辆车，向人送礼物时，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

完事以后，我们两个坐在一家馄饨摊上，要了点花生米，要了点二锅头，我问他：“小于，此次还愿的感想如何？”

他什么高见也没有发表，一个劲地喝闷酒。

“小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吗？”

“行了，老李，你别想法来糟改我了！”

“我一点也不想让你添堵，这是我的朋友梁晓声的故事。他是你崇拜的作家，有一回他在书店卖书，你还特地赶去，买了他的书，让他给你签过名的。这就是他给我讲的，他前不久自己碰到的一桩事情。”

这时，他的脸倒不那么做幸福的痴呆状了。

我就简短截说地对他讲了……

晓声同志的家住在蓟门桥附近的儿影宿舍，一天，到北影去办事。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墙之隔，走没几步路，碰上了一个要饭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

现在，这种时不时地拦住行人，拉住不撒手地要钱的乞丐，在京城是屡见不鲜的了。梁晓声不但是有太多同情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的人，职业要饭的，都具有一种判断力，好像断定梁晓声的心肠软似的，死缠住他不放了。

“大叔，你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吧！”

梁晓声果然也就无法摆脱了。

这种“强要饭的”乞丐，挺不好应付，很理直气壮，好像应该给钱似的，不给，还会悻悻然地遭到不满。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尽管生活在首善之区里，这种颇影响形象的叫花子，也在所难免。于是有关当局不断地一批一批集中送走，过不多久，又一批一批地回到城里来。当然，即使那些世界上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里，在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要钱。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有碍观瞻，并且发照，准许持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硬撑面子了。

我说：还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贾鲁生吧？据说有一类要饭专业户，专门长期住在京城，要着要着，还能要出一个小康之家呢！

小于明天还要起大早去拉水产：“你能不能讲主要的，不要离题太远——”

我忍不住笑话他：“你的乐观主义呢？算了，我早说过，不一定按照种瓜得瓜的规律，你尝到好心和好报背离的苦头，情绪马上全没了，太缺乏绅士风度了！”

他站起来要走。

“好，好，我马上讲完——”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个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饭人，就给了她几块钱，走了。

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碰上这对母女俩，又伸手向他讨要。

“刚给过你们——”

“大叔，我们太苦啦！”每个要饭的，都有一段真的，或者是编的苦经。

当然梁晓声不会十分相信那些话的，不过，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单薄，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样吧，”他说，“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挺峭厉的。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也许是母女俩，也许是临时组合搭配，以增加要饭效果而扮演母女的两个人，自然跟随着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了。

好在很近，他到了家，就翻出几件衣服送给她们。他看到她们高高兴兴地下楼走了，就关上门，继续写他的小说了。

没想到，凳子还未坐热，有人敲他家的门，打开门一看，还是这对母女。她们说：“刚才给衣服的时候，你老人家还有一条旧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给了吧！”

梁晓声吃不准这条旧毛毯，家里还有没有用？该不该给出去？他当时正要写作，也不想让她们老是缠着，懒得啰嗦：“好好，给你们，快走吧！”

这是上午的事，没想到下午她们又来敲门了，还在门口叫：“大叔！大叔！”

你说这烦不烦？

他万万没料到，一开门，他头轰的一下，好像全北京的要饭的，都围在他家门口。

那母女俩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业的人，都招引来了，挤满在楼道里。

前面的，大概是和她们同属一地一村的，胳膊挽着胳膊，形成一个圈子，不让别人插进来；而后面拼命挤过来的，是坚决反对她们这种垄断行为的，好事大家有份，这种很典型的中国人平均主义心态，即使要饭，也无例外。那母女俩说，这些人不是和她们一伙的，是见她们得了便宜跟着来的。要求梁晓声只可怜可怜她们一伙，可又不让非她们一伙的，获得这样的机会。

后来者当然不肯示弱，尾随而来，本是想捞些什么的，自然不肯相让。于是在楼道里，两伙人互相攻讦，乃至于谩骂。“凭什么就许你们要，不许我们要！”

楼道里乱成一团，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乞丐王国的电影似的，弄得我的朋友不知该怎么招架才是。这场风波，闹了两三天，才告平息。整个楼群里的邻居，都对这位作家侧目而视，弄得他窘透了。

小于听到这里，咧开他的嘴，乐了。

“你知道梁晓声给我讲他这段故事时，什么模样？”

于东平说：“好看不了！”

“他很生气，因为所有人，包括那些要饭的，都认为是他不对，才闹成这样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再可说的了。

夜深了，我们俩抱着碗，喝起馄饨来。我想，在生活里，这种悲剧，对善良的人来讲，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