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米夫在中共中央上层叫这个“滚蛋”，扶那个上台外带“打屁股”的时候，***限令“剿共”各军两个月内将湘赣红军肃清，并为再进剿提出招集流亡、实行连坐法、扶植自卫力量、实行推进四条办法，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湘赣鄂闽四省剿共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2月17日，也就是1931年正月初一，***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几天后，***得知何应钦这次调集了二十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准备进攻苏区，不禁词兴大发，补写了《渔家傲》的下半阕：“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半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可以看出，***对再一次在苏区的地盘上打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国民党调兵遣将，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3月2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的指示信中，出现了这样的话：“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军、师、团）的撤退，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

真要这么去做，红军就成了掰苞谷的猴子了。这种想当然的设想，为红军确定战略方针设置了不少人为的障碍。

***、朱德在小布等到2月底，不见何应钦有何动静，即带领红军主力东移。

中原大战结束，何应钦的军事事业已经达到辉煌的顶点。在几年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再创北伐时期的不败佳绩，放眼军界名宿，哪一个不是他的手下败将？唐生智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败了，冯玉祥败了，阎锡山也败了，至于少帅***，如不是及时易帜，在他何应钦那里注定也讨不到什么便宜。这次奉命讨伐共产党，当然不想给自己的军事生涯涂一个污点。他决定取一个“稳”字，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作战方针。这种战法需要各路军马全部到位时才能使用。在他这个庞大的计划中，要动用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蔡两路军已在江西，王军在湖南，孙连仲却远在山东济宁。

孙连仲迟迟不肯开拔，何应钦这厢等米下锅。***看这阵势，知道说两个月肃清红军又成了大话；不好催何应钦，只好去求孙连仲。直到3月下旬，孙连仲的部队才陆陆续续开进江西。

这段时间，***指挥苏区军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连怎样写用于宣传鼓动的《时事简报》也过问到了。3月12日，***亲笔写道：“《时事简报》是极大的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的群众读物。”“《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4月2日，***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不做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

与***这种务实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英这段时间的脱离实际。据《***年谱》载：3月18至3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黄陂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新的“围剿”问题。

囿于空泛的是与非的讨论而不管现实中的得与失，本是政治家不成熟时期的通病。1931年前后几年里，中共中央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大体不离共产国际的一项项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的指示。在这种后来一眼就可看出是白费工夫的争论和斗争中，许多中共领袖白费了自己的才华，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抛向了个人悲剧的道路。

4月上旬，任弼时、王**、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到达宁都青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是在3月27日。自4月1日起，国民党军分四路向苏区推进。第十九路军由兴国攻向龙冈、宁都；第五路军由吉安、永丰攻向东固、潭头；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攻向大竹、洛口；第六路军由南丰、康都攻向广昌。此次“围剿”，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为了求稳，一天只前进五里、十里、二十里，再进一步，必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再大部队向前推进，每占一地，马上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在经济上，除在外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

面对何应钦的这种新打法，中央苏区方面应立即作出反应，合力寻找破敌之策。实际却不是这样，内部是与非的马拉松争吵开始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如果何应钦这次采取的仍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历史就成另外的样子了。

在这种危难关头，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首先按部就班地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迫在眉睫的战事撇在了一边。

***、朱德耐着性子听了两天，议题才转到军事上。读了中央的指示信，然后讨论是留在江西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再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二十万比三万五，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倒是没人主张硬拼硬打。可这仗怎么打？按中央的指示信办，到湘南？到粤桂北？到贵州东南？也有说去四川的。六大时斯大林讲过，四川西部有成都平原，东部有大山，可进可退，堪称理想的根据地。说来说去，不外以上海、莫斯科的声音为基调。

又是***独树一帜。他说，湘、粤、桂、赣四省，惟赣军实力最弱，因此我们才有今天这块根据地。应当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军民团结取胜。

在如何用兵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针对“何应钦四路推进不同于张辉瓒孤军深入，我应分兵御敌而不再集中兵力”的意见，***说，和敌人扭在一起，则必败无疑。

***话音刚落，就被批驳为“经验主义”，“还没尝试过，怎能未卜先知呢！”

朱德支持***的观点，并建议中央局听听方面军的意见。

***认为很必要。他再次强调，红军在苏区作战，一有人民的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这两大优势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胜仗。

苏区中央局同意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方针问题。听了朱德的意见，与会者除有原方面军前委委员，把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扩大进来。

4月18日，扩大了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青塘召开。

传达了中央指示，红军将领们反应平淡，远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项英和“三人团”还都不熟悉将领们的心理。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的指示，哪一次把红军引入过凯旋门？现在的中央，除了撤换一个李立三，又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新举措？还没打，就想着打不过，就想到逃跑，军人的尊严往哪里摆？

“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必胜。”寄希望于这次会议的***抢先发言：“参加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有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更大把握。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相比，我们更占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仗，我们难道打不赢吗？”

***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一片掌声。

接着，红军高级将领踊跃发言，都坚持主张在朱、毛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既然把这些将领请到会上，就该给他们表决权。这一回，***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留在苏区与敌作战的战略方针总算确定了下来。

中午，几十个人饱餐了一顿猪肉炖粉条。***身边，围着一大群生龙活虎的红军高级将领，把一顿饭吃个笑语满天飞。

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怎样打的问题。

共产国际说过，红军问题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作为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团长，都对“怎样打”这个军事问题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

率先发表的意见是先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因为他们背后有赣江，可以一举歼灭之。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九路军不好打，他们入赣几个月了，已经混熟了。不如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若不是他们跑得快，也要叫吃掉一部分的。

两种意见都有一些红军将领赞同。

***又开口说话了：“朱绍良上次没让你们打他，蔡廷锴上次没准备让你们打他，为什么？这就好比吃柿子，要先拣软的捏。这次围我们的有四方面的敌人，十九路军、二十六路军、六路军最强和较强，先打他们，都没有必胜把握。蔡廷锴是粤系将领中最能打的一个，去年中原大战，所部未尝败绩，如挑上他，他必与我决战。孙连仲是冯玉祥嫡系，中原大战实力未伤，投蒋后来替蒋卖命，心里一定不甘，不挑他打，他说不定会作壁上观。朱绍良上次没挨打，若这次先挨打，其必尽全力反扑，因为上次他没派兵接应谭道源，必有人攻讦。剩下的只有王金钰的五路军了。五路军第四十三、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从北方新到江西，战斗力又弱，地形又不熟。我军在运动战中首歼第五路军一部有较大所握。而且，打第五路军以后，可就势由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处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军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我意第一仗求歼富田出动的敌第五路军第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

缜密全面，充满智慧，大开大合。

这次会议，***的主张获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