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

所谓二元经济，也叫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同一个国家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并存的经济现象。

二元经济的概念，最早是荷兰经济学家伯克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后提出的，并认为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中比较普遍。现在，这一说法已经写入经济学教材，主要用于研究当今世界各国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传统部门，主要是指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简单、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很低，甚至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但也正是这些部门，容纳了绝大部分劳动力。

这里的现代部门，主要是指技术比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现代商业和服务业，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也高，但能够容纳的劳动力较少。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水平应当高于传统部门，而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下限是由传统部门的人均工资水平决定的。现代部门需要从传统部门中大量吸收劳动力，可是其工资水平却可以基本保持不变。现代部门的利润，就来自劳动产出超出工资总量的部分，同时它可以不断地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直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为止。所以能看到，传统部门的工资收入水平只有在其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全部吸收完之后，才可能得到提高。

简单地说，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由于存在着许多隐性失业，所以传统部门的盈利水平和员工工资收入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只有当这种隐性失业现象消失了，才可能扭转这一局面。而这种隐性失业现象的消失，唯一的出路是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

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刘易斯模型”中，不但把农业划入传统部门，并且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这就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也忽视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理所当然要遭到后人的批判。

具体到我国，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1970年时达到最大，改革开放后有所缓解，但目前又有再度拉大趋势。实践表明，我国的二元经济刚性较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在农村消化掉，市场本身无法自发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所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缓慢。

例如2012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仅只有城镇职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2%；部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别更大，两极分化趋势十分明显。农村金融服务落后、农业信贷投入不足，即使是本该主要服务于农村和农业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在拼命地向城市积极发展，支农心态复杂，这就使得农业生产方式更加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1]由此可见，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一种常态，缩小城乡差距任重而道远。

参见“城镇化”、“城镇化率”条目。

二三线城市

所谓二三线城市，是指根据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区域辐射力等因素，对我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群所作的一种划分，介于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之间，数量约占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一半左右。

进行这种划分的依据，最早起源于房地产市场，现在已演变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标志。容易看出，划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标准，最主要的是看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教育资源、经济活跃程度，简单地说就是工商业繁华程度和经济成长潜力，具体包括以下10项指标：①一线品牌进入密度；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③gdp规模；④居民人均收入；⑤211高校数量；⑥《财富》全球500强进入数量；⑦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排名；⑧机场吞吐量；⑨使领馆数量；⑩国际航线数量。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和区域辐射力，具体包括以下8个方面：①综合经济实力；②城市发展规模，包括建设水平、人口、面积等；③辐射带动力与影响力；④对人才的吸引力；⑤信息交流能力；⑥国际竞争能力；⑦科技创新能力；⑧交通通达能力等。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据此对全国300个地级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排序，得出我国最新城市分级名单如下：[2]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说城市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成都也都表现抢眼。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成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90亿元，占全国1.6%；实际利用外资85.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7%；进出口总额为47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动人口达到46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28%；成都拥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场提供16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和10万余专业技术工人。2012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17.7亿元，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人口规模更为庞大的重庆和天津。

成都所表现出的这种城市商业魅力，也让它被《财富》杂志选为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在此之前，该论坛曾经在三个中国城市举办，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去年《财富》杂志将成都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还有其他诸多行业及领域成功确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就是一个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些原因和诸多其他因素，我们选在成都举办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说。

如果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和相对前沿的视角，那么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则更具有切实意义，在这一点上，各“新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41.2%，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对较高，超过58%。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4.2%；在浙江宁波，这一比重更是已经超过80%。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带来的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民营企业之于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成都在手机游戏、杭州在电子商务、武汉在光电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业，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杭州约有30万网商，2012年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233.38亿元。

但是，无论是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企业的规模，还是创业者所涉足的领域之广泛和前沿，这些城市还都无法与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等国内创业最活跃的地区相提并论。比如在北京中关村，每年发生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均在全国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内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的1/7。

不可否认，与成都、武汉、沈阳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传统一线城市仍然是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着最大规模的优秀人才，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资更加活跃，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对于新兴城市来说，如果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更多是依赖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创业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繁荣则更多地依赖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资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优化。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属于城市硬件、先天优势，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城市分级能够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发现人才和资本正在往哪里聚集，发现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纳能力，当然也发现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资集散功能，从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仍将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商业意义上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归纳起来，一线城市主要是房地产行业的发轫地区和最发达城市。二线城市的基本标准是：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1.4万元人民币，城区常住人口不少于100万人，城区建成区面积不少于100平方公里，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不少于150万平方米，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不低于每平方米3000元。而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城市便划为三线城市或四线城市。[3]

由此看到，2011年8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全国70多个房价涨幅过快的二三线城市发布“限购令”，其“限购”规模仅占二三线城市总数的1/2，占全国所有地级市总数的1/7。

恶性通货膨胀

所谓恶性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发展到了极点，已经出现民不聊生、面临社会动荡的边缘。

恶性通货膨胀在金融学上并没有具体标准。现行国际会计准则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应当具有以下4大特征：

一是国民宁可购买商品或外汇，也不愿意持有现金；

二是国民不愿意用本国货币、更愿意用外国货币来结算；

三是贷款利息普遍按实际货币贬值程度来计算；

四是利率、工资、商品价格都与cpi挂钩，年通货膨胀率在20%以上，或最近3年内的通货膨胀率累计在100%以上。

千万不要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历史上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不少见，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物价曾经在49小时内上涨100%；20世纪40年代初希腊被德国占领时，物价曾经在28小时内上涨100%；1993年南斯拉夫的物价曾经在16小时内上涨100%；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的9个月间，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上涨507万倍，零售物价指数上涨644万倍；2008年，这一幕出现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当年该国官方数据宣称通货膨胀率达1000多万倍，于是不得不于2009年2月2日发行新币，新币一下子就抹掉旧币后面的12个0，原来面额最大的钞票100万亿元现在只值100元。

参见“通货膨胀”、“适度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条目。

1　项峥：《城镇化必须打破二元经济隔阂》，载《上海证券报》，2013年1月31日。

2　张衍阁：《中国城市分级》，载《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第47期，2013年12月9日。

3　《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划分标准》，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