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or
所谓libor,英文全称london inter bank offered rate,中文名为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是指伦敦银行内部交易市场上的商业银行对存在非美国银行的美元进行交易时所涉及的利率。
libor代表着国际一流银行货币市场上的拆借利率,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力,常常被用来作为全球各国商业银行贷款、抵押、发行债券利率的基准。全球大约有360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在参照这一利率。正因如此,它也成为测试银行业整体健康状况的基本标准。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全球银行的结算利率实际上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它的这种潜在操纵行为常常为人诟病。libor每天都会更新,拆借期限也短,一般不超过1年,最短的只有1天(隔夜拆借)。
零和博弈
所谓零和博弈,也叫零和游戏,是指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为零。
换句话说就是,博弈各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各方都想吃掉其他方,但最终的结果并不会增加总收益。
零和博弈和双赢游戏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在“利己”的同时也在“损人”,而后者在“利己”的同时并不“损人”,就这么简单。
流动性陷阱
所谓流动性陷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提出的一种假说,是指在某个时期即使利率降到很低水平也不会引起市场的敏感反应,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通俗地说就是,这时候的利率水平降到低得不能再低时,市场反而会产生一种利率即将触底反弹的预期,从而使得货币需求弹性变得无限之大。这时候,无论增加多少货币投放,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不再用于投资和消费。
举个例子来说,当存款和债券利率都降到0时,你再怎么发行债券都不会有人去买,因为人们会觉得债券不如现金放在家里更方便自在。不用说,这时候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了,这种货币政策已经无法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不再用于投资和消费),所以只能宣告货币政策失效。这种状况就被称为货币流动性陷阱。
路径依赖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原有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和技术特点的密切相关性。
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就会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产生一种惯性作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习惯成自然”。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这是一条“不归路”,并不是轻易就能走得出去的。
可以说,一切关于习惯的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但路径依赖用得最多的还是对外来投资的分析。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全球各国并没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并且有的国家经济长期不发达、可总也走不出落后制度怪圈的重要原因。
利益输送
所谓利益输送,是指利用内幕消息或经营手段,通过地下方式转移资产的各种合法和非法行为。
2000年johnson、la aorta、lopde shames和shleifer(jlls)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时的原意,是指企业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利用其拥有的绝对股权或控股地位,采取不合法手段,转移上市公司的资产和利润,直至掏空公司,最终把资产和利润转移到自己手中的行为。所以,利益输送也叫“隧道挖掘”。
最常见的利益输送手段有以下九种:
一是围标,即在同一个项目中多方达成某种协议,商定价格,抬高标的,从而达到利益输送的目的。
围标的“标准玩法”是,某公司在招标时规定必须要有三家公司进行比价的,而该公司最希望看到的是a公司中标,于是该公司就去找到a,同时再出面去找b和c公司,或者由a公司出面去找b和c公司。不用说,只要它们内部商定好b和c的报价都高于a,那么a公司中标就毫无悬念了。
b和c公司可能与a公司互不相干,也可能就是a公司的子公司、空壳公司或关联公司。这次b和c帮了a的大忙,那么下一次就轮到a为它们“充人头”了。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喜欢虚设公司了。尤其是当某集团开了许多家经营业务相同的企业时,这种可疑就更大。
顺便一提的是,这时候b和c公司明知道自己在这个投标项目中没戏,但还是愿意出来“重在参与”,这叫陪标。
二是绑标,即在投标过程中用强迫手段或迷魂药、催眠术等下三滥手法圈定某人中标。这种暴力行为通常是官商勾结,并有黑道掺入,这时候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公平合理了。
三是以过低的价格出售、出租公有财产。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利益输送有时候会被披上道德的外衣,如政府免费给一些公用事业企业提供特殊优惠等。
四是指定厂商议价。不用说,如果你指定了由这三家公司投标,那么无论谁中标,都会彻底排斥竞争者,花落自家。
五是先低价抢标,后追加预算。这种做法看上去并无违法,其实却是阴谋,具有明显的利益输送倾向。
六是收买评审委员。内外勾结,当然也就毫无公平可言。
七是透露底标给投标厂商。底标一清二楚,利益直达穴位。
八是使用基金会转移资产。这种做法主要是逃避有关采购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时必须招投标的具体规定,暗渡陈仓。
九是将艺术性的设计图案或表演指定给自己人做,结果不是价格过高就是缺乏艺术价值。究其原因在于,这些艺术产品难以进行价格比较,往往无法采用传统的方式招投标,而相关法律在这方面也相对宽松,所以方便招标者准确输送利益。
利益输送已经成为我国官员腐败的主渠道,它和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一起,成为经济领域的新颖腐败案件。
廉价房
所谓廉价房,又叫平价房,正规名称是中低价普通商品房,是指以成本加上3%的管理费作为销售价格,向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宅。这种成本主要包括以下7部分: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勘察和前期工程费、建安工程费、住宅小区基础建设费、管理费、贷款利息和税金。
参见“中低价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条目。
廉租房
所谓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在这里,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补贴为主,以实物配租、租金减免为辅,保障范围约占城镇居民的十分之一。
实行廉租房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特困人口的住房问题。所以它只租不售,并且出租对象必须是城镇居民中的最低收入者。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根本不可能买得起中低价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也就更谈不上购买普通商品房了。
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相比有以下区别:
一是经济适用房是新建住房,而廉租房房源多样化,既有新建住房,也有空置房屋、危旧房改造房、老旧公房等。
二是经济适用房是用于出售的;可是廉租房恰恰是只租不售,并且没有继承权。
三是经济适用房面向买不起商品房的城市低收入者出售,而廉租房只面向城市特困人口出租,象征性地收取房租。
廉租房在各种保障性住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说政府住宅政策的重点在20世纪90年代是“安居房”(安居工程)、过去10年是“经济适用房”的话,那么未来10年的建设重点就是“廉租房”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只提“廉租房”、不提“经济适用房”中看出来。
不过,与此同时,保障对象也从原来的“中低收入家庭”变成了“低收入家庭”。所以能看到,目前的住房保障政策中廉租房的地位排在第一位,经济适用房已退居第二位。
从发展历史看,廉租房的概念最早是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之初,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中提出来的。由于这一制度中规定的责任不清、资金来源缺乏,并且又无钱可赚,所以这项政策一直被拖延下来,只见经济适用房、根本不见廉租房。
直到2006年左右商品住宅价格飞涨,经济适用房价格优势十分巨大,于是出现一系列腐败行为,甚至有开着奔驰、宝马车住经济适用房的,舆论要求加强廉租房建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国务院颁布条例,要求从2006年开始,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建设廉租房。
但从实践中看,廉租房的门槛目前还是太高,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大量买不起住房的市民依然住不上廉租房。
目前申请廉租房的基本条件是:申请廉租房的家庭,其家庭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必须符合当地制定的标准;家庭成员中至少要有一人是非农业常住户口;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具有法定的扶养、抚养或赡养关系。
但下列对象不得申请廉租房:①单身(含离异)申请人未满35周岁。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社会救济、社会救助孤儿除外。②离婚不足2年。③5年以内有住房转让行为,转让住房的建筑面积超过廉租房保障面积标准。但申请家庭成员中直系亲属因患重大疾病转让住房,并且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除外。④领取城镇居民生活保障金的被拆迁人,在拆迁补偿中已按规定政策获得补偿安置。⑤挂靠户口所挂靠的地址不存在或不是居住房屋。⑥拥有轿车或经营性机动车。⑦兴建、购买商业用房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⑧出资安排子女出国留学或就读高收费学校。⑨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参见“廉价房”、“限价房”条目。
两个“翻一番”
所谓两个“翻一番”,是指2012年11月中共“***”报告中提出的要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这两个“翻一番”,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并且明确以2010年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指导性和方向性。尤其是“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表明执政党今后会更加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理念,让全体人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收益。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翻一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10年时间段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最后攻坚阶段。树立这样的奋斗目标,既具有现实意义和操作性,也是为了激发全党、全国人民的奋进力量。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8.1%。而现在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年平均增长速度只要达到6.9%左右,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在内,也只要达到7.1%就可以了。应该说这个速度并不快,完全能够做得到。同时,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看,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左右就可以,这个目标也是不难实现的。[1]
“***”报告在提出这两个指标的同时,还把更多笔墨放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尤其是提出要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这就向外界传递出了这样一种决心: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大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量化宽松
所谓量化宽松,也叫量化宽松政策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英文全称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向市场注资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
一般来说,当中央银行在实现了0利率或接近于0利率的政策后,利率降无可降,就会通过这种公开市场操作手法来“无中生有”地创造指定额度的货币。具体方法是:中央银行在实行0利率或接近0利率的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通过这种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达到鼓励居民消费和银行借贷的目的。
这里的量化,是指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是指减少银行资金压力。容易看出,量化宽松的实质就是变相发行货币,由政府出面来干预金融市场。
为什么会收到这种效果呢?这是因为,政府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银行和金融机构把这些债券卖给中央银行,所得到的钱就可以成功地投入到银行体系中去进行周转了。并且由于这种政府债券的数额庞大、周期长,所以量化宽松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非常大。
正因如此,政府一般也只有在利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在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更多地会通过购买市场上的短期债券来对利率进行微调,从而把利率控制在既定目标利率上。而量化宽松政策的调控目标,却是确定的长期低利率。所以相比而言,这不是微调,而可以称作是一剂猛药了。
量化宽松政策在过去的英国、日本、美国都用过,现在的美国更是乐此不疲,目的是用来遏止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复苏。
例如,2008年11月25日至2010年4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施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购买的主要是与住房贷款银行和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及其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10年11月4日至2011年6月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购买的主要是美国国债;2012年9月15日开始预计至2015年6月结束的第三轮量化货币政策(qe3),主要是向全球各国(主要是中国)出售美国国债来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说穿了就是向中国借钱。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宽松政策具有很大风险:如果举措过当,导致货币供应太多,很可能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果这一举措还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便会促使经济重新陷入通货紧缩。
粮食总产量
所谓粮食总产量,是指本年度内生产的各种粮食作物产量之和,指全社会的农产品总量。从生产角度看,无论国有农业企业、农村集体企业,还是农民个人自营、工矿企业职工家属及其他经营方式生产的粮食,都包括在内;从使用角度看,无论卖给国家的、在市场上出售的,还是生产单位、农民个人自用的,全都包括在内。
不用说,粮食总产量是指晒干、扬净、入库后的那部分。
粮食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可以从“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中理解。尤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历来是“饿坏了”,史书中“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真正“放开肚皮吃饱饭”(以2001年5月1日我国取消“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为标志)的日子,还只有10多个年头。为此,关注粮食总产量这个数据就很好理解。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来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非常来之不易;要知道,除了我们自己,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解决我国的粮食供应。粮食对中国人的口粮安全和国家安全地位,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博士根据我国人口增长不可逆转、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的判断,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2]一文,在全球引起广泛影响。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听后拍案而起,说:“高科技养活中国人。”与此同时,我国媒体报道最多的却是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创新高,粮食储藏量过多,一方面导致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究竟孰是孰非?当然就要看粮食总产量这个指标究竟是如何算出来的了。明白了事情原委,就知道数据是否真实可信。
我国的“粮食”统计口径
目前我国农村统计制度规定,“粮食”的范围包括:谷物,如稻谷、小麦、玉米、谷子、糜子、高粱、大麦和其他谷物(如青稞、燕麦、荞麦、黍子、莜麦、黑麦等);豆类,如大豆、蚕豆和其他豆类(如绿豆、红小豆、豌豆、芸豆等);薯类[3],包括红薯、马铃薯和其他薯类(如甘薯等,但不包括木薯、芋头)。这也是我国对外公布的粮食总产量的统计口径。
我国的这一统计口径与国际统称的“谷物”产量有所不同。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常是按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指定的产品分类标准来统计“谷物”产量的。在联合国统计中,“谷物”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大麦、高梁、燕麦、黑麦、粟等8种。不过,只要在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中减去“豆类”和“薯类”产量,也就是国际上所称的“谷物”产量了,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国际对比了。
粮食总产量数据的来源
农村读者知道,过去农村因为农忙季节需要集中收割,生产队里的土场上来不及集中晒干,所以每天都会把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一过秤,然后让农民带到自家的土场上去晒干、保管。
由于同一批稻子的品质有好坏、水分也有多少,所以在过秤时是需要抓阄分配哪一堆的。说实话,那时候只要不是故意弄虚作假,轻而易举地就能算出每个地方的粮食总产量来。因为每家每户的数字都在那里摆着,只要简单加总就行了。
然而现在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收完的粮食都是自己的,谁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去一一过秤;农村干部也不会挨家挨户去打听每家每户打多少粮食;统计人员就更没人过问每家每户的粮食产量了。就连农民自己,如果要知道自己家里一年打多少粮食,也只有一个大概数字;这种估计八九不离十,但除了自家人以外,其他人绝对不知道。
既然这样,政府每年公布的粮食总产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农村,根据收获季节划分,粮食分为夏粮和秋粮。其中夏粮包括小麦、大麦、青稞、燕麦、黑麦等,以及其他夏季收获的谷物,另外还有蚕豆、豌豆、扁豆等其他夏季收获的豆类;秋粮包括稻谷、玉米、谷(糜)子、高粱、荞麦等其他秋季收获的谷物,以及大豆、绿豆、红小豆等其他秋收豆类,除此以外还有薯类。
而粮食生产统计的范围,则包括全社会的粮食生产活动在内。也就是说,凡是从事粮食生产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单位还是居民,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其他所有制企业,通通包括在内,但国家统计制度规定的农业科研单位的粮食试验研究生产除外。[4]进行粮食总产量统计的基本要求是,统计的是晒干、入库的原粮产量。如果有些地区粮食晒干、脱粒、入库时间较迟,则必须按照折干比例来反映。
具体地说,全国性的规定是:谷物按脱粒后的原粮产量统计,如统计玉米必须按照脱粒后的粒子计算,水稻要按照带壳的粒子计算,不能折算成贸易粮;豆类按照去掉豆荚后的干豆计算;薯类要求把列入粮食统计的部分按照5斤鲜薯折1斤粮食计算。
那么,一些既可以作为粮食又可以作为蔬菜食的农作物怎么统计呢?以马铃薯为例,统计制度规定,基本原则是把列入粮食统计的薯类按照5斤鲜薯折1斤粮食计算;但对于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郊区(市辖区,不包括市辖县),它们的蔬菜乡、村专门种了作为蔬菜吃的马铃薯,其播种面积和产量就按蔬菜来统计,不能算作是粮食。例如兰州市辖五区的马铃薯,就都是按照蔬菜作物来统计的。
至于粮食统计中的“豆类”,也只包括收获成熟产品的面积和产量,不包括当做蔬菜青吃的豆苗、青豆,以及上述大中城市的蔬菜乡、村专门种了作为蔬菜青吃的毛豆、蚕豆等;它们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样要按照蔬菜作物来统计。当然,如果这些蔬菜作物原来的种植目的发生了改变、最终确定作为粮食来使用,这时候就又需要把它纳入粮食统计范围了。[5]
在粮食作物中,农民必然会留下一部分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这时候又怎么统计呢?
根据统计制度规定,留作种子的粮食同样是粮食,所以同样要按照粮食来统计。只不过,留作种子的粮食产量较低、价格却比较高,所以在计算产值时有必要把它区别对待。
目前,我国统计粮食总产量的组织形式一共有两种:
一是全面统计报表。全面统计报表是从最基层的农户、村民小组、生产单位开始,按照规范的统计报表制度层层上报统计数据,然后层层汇总,得到粮食总产量数据。
二是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又分为国家抽样调查和地方抽样调查两部分。国家抽样调查,是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抽样方法,抽取一定量的样本村和规定的调查品种点,然后在抽中的重点县(市)进行调查。地方抽样调查,一般是直接抽取或分层抽取一定数量的村,再从样本村中抽选调查作物10%以上的地块,从而实施调查目的。然后,从样本框中收割农作物,进而推算出粮食总产量来。
除了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遥控技术的应用也能有效核对粮食总产量的相关数据。
例如,2011年9至12月间,国家农业部遥感应用中心利用卫星遥感数据、气象数据,结合实地走访,对2011年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4省区甘蔗种植面积的监测结果显示,2011年上述省区的甘蔗种植面积较上年增加7.93%;按照2010年相关农业统计年报数据计算,种植面积为2556.97万亩,比上年增加187.87万亩。[6]
据介绍,利用遥感技术对农作物进行检测,并且以遥感监测结果作为报告粮食面积和产量的主要依据,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中美两国的数据差异及原因
在对粮食总产量数据解读时,比较有意思的是中美两国的相关数据:2007年我国的耕地面积是 1.21亿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8.06%;而美国的耕地面积是1.97亿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1%。[7]
不难看出,美国的耕地面积要大大高于我国,可是它的粮食总产量却大大低于我国。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美国强制推行农田轮流耕作,休耕面积多了,粮食总产量就少了;粮食总产量少了,价格就上去了,农民的利益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更不用说,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是很高的,美国农业部的规模也要超过国防部。
二是从粮食结构看,美国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而小麦的亩产量要比我国的主要农作物水稻低得多。
三是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机械、农业投资、农业科技一直非常落后,发展农业的第一任务是保证粮食供应,所以对农作物要求更多的是产量而不是质量,产量当然就随之上去了。而美国的农业亩产量比我国低,可是科技含量却比我国要高得多。这当然也是因为美国的人口少,更注重科技推动农业。
附带一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国家统计局过去承认的耕地面积往往要小于各省农业部门统计的耕地面积,这样就造成统计部门、农业部门、粮食部门之间的统计数据不一致。而统计部门现在采用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数据,则主要来自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估判,这与过去相比也是有区别的。
参见“亩产量”条目。
绿色经济
所谓绿色经济,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绿色经济将环保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许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且通过有益于环境或者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绿色经济的核心内涵,就是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的哲学源头,在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化思想,与西方国家的“天人对抗”截然相反。可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却突然崇尚起了“人定胜天”。不用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生态代价。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依然并未根除。我国每年的环保投资超过国防开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早提出绿色经济概念的,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的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他的意思是说,经济发展必须是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不能因为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分裂和生态危机,不能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一提出来,立刻引起全球轰动,不仅成为一种理论,而且马上就付诸实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华莱士,在考察亚马逊河热带雨林生态平衡时发现,那里有一种名叫蚁熊的动物,是吃蚂蚁的高手,一只蚁熊平均每天会吃掉1.8万只蚂蚁!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蚁熊在吃蚂蚁时决不赶尽杀绝、让蚂蚁断子绝孙,相反却会网开一面、留有余地。例如,它每挖开一个有成千上万只蚂蚁的蚁窝时,会只吃掉其中的一小部分蚂蚁,让其余的全部逃生,这就是蚁熊的“蚁道主义”。
蚁熊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它很清楚,要想自己的种群在地球上生存,就必须让自己的食物来源(蚂蚁家族)子子孙孙生存、繁衍下去;只有蚂蚁们生活得好,自己才能生活得好,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不用说,蚁熊的这种“仁慈”、“宽厚”是基于动物本能的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人类社会角度看,这就是从事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伟大行为。
华莱士感慨道:“蚁熊是我们人类的老师!我们要珍惜地球上的每一滴资源,不要把它变成人类的最后一滴眼泪!”他回国后马上向政府提出“立即封井,停止开采仅有20年储量的本土石油,给子孙后代留作遗产;大力开发水电、风电等可再生资源”的建议。最后,美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从2000年1月1日起美国本土全面封闭油井、停止开采石油。
华莱士的建议反映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日趋减少。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然要发展经济,但现代经济学是一种矢量经济学,即它有多种目标,追求的应是经济(区域)、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8]
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主席库米·奈都认为,绿色经济迟早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主流。他说:“忘掉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吧,未来唯一值得的竞争是绿色竞赛,目前的领先者必会成为未来的赢家。我们应该面对绿色经济的到来。虽然时间会比绿色和平希望的长,但它终归会来临的。中国严重关切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且他们已经就这点制订出了战略和经济计算。他们想遥遥领先,他们希望能成为未来的大玩家。”[9]
参见“循环经济”条目。
绿色食品
所谓绿色食品,是指在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下种植及全过程标准化生产和加工的农产品,严格控制其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使之符合国家健康安全食品标准,并且经过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食品。
在我国,绿色食品是对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统称,指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允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食品。绿色食品是我国特有的名称,国外称有机食品、生态食品、自然食品、蓝色天使食品、健康食品、有机农业食品等。
绿色食品与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的概念略有区别。简单地说,绿色食品在无污染方面的严格程度要高于无公害食品,但低于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概念的提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工业现代化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用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输入农田,从而造成有害化学物质通过土壤和水进入食物链,侵入农作物和畜禽体内,最终损害人体健康。
1990年5月,国家农业部正式确定绿色食品的名称、标准和标志。标准中对绿色食品的规定是:①产品或产品原料的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准;②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③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④产品的标签必须符合中国农业部制定的《绿色食品标志设计标准手册》中的有关规定。
以绿色食品的生产为例,它必须遵照以下标准: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
其中包括绿色食品产地的空气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畜禽养殖用水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各项指标,以及浓度限值、监测和评价方法。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
其中包括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两部分。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是对生产绿色食品过程中物质投入的一个原则性规定,它包括生产绿色食品的农药、肥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兽药和水产养殖药的使用准则,并且对允许、限制和禁止使用的生产资料及其使用方法、使用剂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是以上述准则为依据,按作物种类、畜牧种类和不同农业区域的生产特性分别制定的,用于指导绿色食品生产活动、规范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的技术规定,包括农产品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等技术操作规程。
绿色食品产品标准
其中包括对农药残留、重金属的检测项目。总体来看,不但检测项目种类多,而且指标也严,其卫生品质要求高于目前的国家标准;并且使用的主要原料必须来自绿色食品产地、按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生产。
绿色食品包装标签标准
其中包括绿色食品产品包装应该遵循的原则,包装材料选用的范围、种类、包装上的标识内容等。
总体要求是,产品包装从原料、产品制造、使用、回收和废弃的整个过程,都应该有利于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包括包装材料的安全、牢固性,节省资源、能源,减少或避免废弃物产生,易回收循环利用,可降解等具体要求和内容。
产品标签,除要求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外,还要求符合《中国绿色食品商标标志设计使用规范手册》规定。
绿色食品贮藏、运输标准
其中包括对绿色食品贮运的条件、方法、时间等方面的规定,目的是确保绿色食品在贮运过程中不遭受污染、不改变品质,并且还能有利于环保、节能。
绿色食品的其他相关标准
其中包括“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定标准、“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定标准等。
总而言之,绿色食品标准的核心,是要确保“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理念。但显而易见的是,绿色食品要想大踏步进入普通家庭,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以下三大问题:一是消费者“想买不舍得买”。归根到底,绿色食品的高昂价格让绝大多数消费者难以接受。例如,2013年年初市场上普通大米的价格是每公斤5元,可是绿色种植的大米要卖到16元,有机种植稻米更是高达30元以上。二是“想买不敢买”。究其原因在于,现在市场上以假乱真现象很普遍,不知道自己花高价买到的是不是真的绿色大米。三是“想买不知道如何买”。主要是无法辨别真假绿色食品标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标识。[10]可以说,只有以上三大问题解决了,发展绿色食品农业才会大有可为,并有钱可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混乱
参见“有机农业”、“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条目。
绿色壁垒
所谓绿色壁垒,也叫环境壁垒,是指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通过立法、公约、法律、法规、标准和标志等形式,对进口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
绿色壁垒属于非关税壁垒,目前是国际贸易政策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绿色壁垒影响的产品贸易额占全球进口额的90%以上。
顺便一提的是,绿色壁垒和环境壁垒的名词都是我国创造的,国际文献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显而易见,这些准入限制确实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中找到依据。客观地说,“壁垒”的名词在中国人口中提出,或多或少反映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存在的偏见。
参见“非关税壁垒”、“技术壁垒”、“贸易壁垒”条目。
蓝海战略
所谓蓝海战略,是指企业把视线从市场的供应转向需求,从关注并超越竞争对手转向为买方提供价值,从而摆脱市场竞争激烈的“红海”,开创新的市场空间“蓝海”。简单地说,就是要杀出重围。
具体地说,如果把整个市场想像成海洋,这个海洋由红色海洋和蓝色海洋两部分组成,红海代表现在已经存在的所有产业,即已经知道的市场空间。在这片海洋中,竞争激烈,水质混浊,营养贫乏,并且人还很多。蓝海代表现在还不存在的产业,即未来的市场空间。这片海洋水质很好,营养物也很丰富,竞争的人很少。那么,所谓蓝海战略,就是要企业超越传统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战略竞争新局面;就是要远离传统市场的血腥竞争,通过创造需求来突破竞争,去“蓝海”获取更多利益。目前,这一观念已经在全球商界得到广泛认同。
1 詹国枢:《***“十大热词”解读》,载《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11月27日。
2 原文标题是《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长达141页。
3 红薯按5斤鲜薯折1斤粮食计算。
4 《路民生:介绍粮食生产统计》,中国甘肃网,2009年4月22日。
5 《路民生:介绍粮食生产统计》,中国甘肃网,2009年4月22日。
6 《农业部遥感监测:南方主产区甘蔗种植面积增7.93%》,云南糖网,2012年2月1日。
7 《2007年各国粮食总产量》,载《华夏地理》,2008年6月1日。
8 严行方:《绿色经济》,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p3。
9 《绿色经济--唯一值得的竞争》,译言网,2011年7月13日。
10 杜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要让消费者想买能买会买》,人民网,201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