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 战国时政治家、诗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他倡导政治变革，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遭贵族阶层的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后在汨罗江怀石自杀。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作品《离骚》《九歌》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第一位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者，也仅仅只有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根深蒂固、之源远流长。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喑，然而，值得为之额手称庆的是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绝，然而，云消雾散，霁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建，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死了，还活着，而且活得会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纪更长久。皇帝，总是要去的；但是屈原，中国人都记得住。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芈。这个稀见字读（mǐ），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芈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闾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都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的清水衙门，这使出生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无所谓郁闷。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所在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做到类似美国国务卿那样重要的职务，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所以，为左徒时的屈原，很牛、很抖。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注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被免，去做三闾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遭遇，这是云泥之分的差别。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而诗写得好的诗人，不是那种写顺口溜、写大白话、写标语口号式诗歌的诗人，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难以忍受这种碧落黄泉式的跌宕，为此感到受不了，为此而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是可想而知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经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锤定音，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公元前339—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其为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徙到楚地。《史记》称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说明中国文人，像屈原这样在朝当官的，并非他一人。应该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不具官员身份。也许所任的官职，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为副宰相；可能有小，小如苏洵为县里的主事，无论如何，有个官家的差使干干，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禄，对于文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剧也就来了，这就注定中国文人无法养成独立生存的能力，同时，也注定了中国文人必须依附国家机器，必须仰仗统治阶级，必须听命于上级、上司、上峰、上面的意志、命令、训示、指导。必须按照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的空间中、一定的时间内，做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自然很不爽，可你别忘了老百姓有句谚语：“端谁的碗，服谁管；吃谁的饭，为谁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伙计听老板的，没有老板听伙计的。
对统治者而言，你是文人，不错，但你更是陛下的臣仆。作为文人，也许你是自由的；作为臣仆，你就没有资格跟陛下谈自由了。中国皇帝不停收拾文人的原因，就在于他得到文人的自由时，常常忘却他作为臣仆的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考较，绝对在野，自食其力，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公家口粮的文人，应该拥有相对多得多的自由，然而，这样在野的文人，过去少之又少。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还是少之又少。因为，文人要靠稿费生活，别说老婆养不起，连填饱自己的肚皮，都难。因此，历朝历代，在野的削尖脑袋想成为在朝的，在朝的时刻担心犯错成为在野的；在野的为了挤进利益集团必须干掉在朝的，在朝的为巩固自己的位置必须预防在野的，这都是大家不言而喻的潜规则。况且，谁在野，谁在朝，都非终身制，而是在不停演变之中。今天在野，招安了、委任了、体制内了、黄马褂穿上了，明天就算是在朝之辈。同样，今天在朝，流放了、开革了、体制外了、扫地出门遣返回乡了，明天成为在野人士，也是常见的事。
因此，中国文人无论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的斤两。何谓“任”？第一，责任之任也；第二，任务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最后，也是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实处的任命之任也。一个文人从陛下那儿得到这个“任”字，还愁没有权力可用，没有轿车可坐，没有银子可拿，没有待遇可享吗？反之，若多一个“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着老坐冷板凳，不得烟儿抽，看上面白眼，受他人排挤。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见”，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着吧，好则扫地出门、充军发配，坏则开刀问斩、脑袋搬家。
诗人屈原，正好亲身经历过从“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见”的三阶段，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罗江了。
楚怀王芈槐，也叫熊槐，是个昏君。中国出过二百多个皇帝，其中一大半属于昏君，熊槐则是其中最自以为是、最乱作主张、最不知深浅、最自取灭亡的一个。昏君的最大特点，都患有一种叫做“选择性耳聋”的大头病。君子想要陛下听的，他听不进，装疯卖傻，置若罔闻；小人想要陛下听的，他听得进，句句入耳，如闻纶音。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只听甜言蜜语，不听直言谠论；只听顺耳的话，不听逆耳之言。而这个熊槐犯起病来，绝对是老百姓所讽刺的“死爹哭妈”的主。如果熊槐和他儿子熊横，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智商提高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屈原在跳江前也许会踟蹰一下，楚国还有救吗？楚国还能救吗？一想起他老姐女媭那句绝望的话，本来，听喇喇蛄叫唤，你还不种地了呢！可现在，楚国都没有了，老弟啊，你还种什么地。于是，走上自沉之路。
战国后期，群雄纷争，七国之中，秦和楚，地盘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当实力，而且拥有领袖野心的大国。秦国东进，要一统天下；楚国北上，也未尝不想一统天下。
秦为一流强国，楚为二流强国，二流当然干不过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于一流，这是傻子也能算得出来的题。“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八个字，乃当时的大形势，屈原终于让这个昏君学会傻子也会做的算术题。熊槐开窍了，好吧，你就放手干吧！屈原的政治主张，说来也很简单，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合抗秦。经他反复奔走，多次说服，终于将齐、燕、赵、韩、魏五国首脑，连蒙带唬，连骗带诈，加之许愿、收买、塞红包、给好处费等等，聚会于楚国京城郢都，结成反秦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盟主。江陵这个城市，现在也不大，那时就更不大，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贵宾，和他们的侍卫、随从，因为没有实行普通话这一说，作为这个联盟秘书长的屈原，必须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组织观摩，准备礼品，送往迎来，忙得诗人差点吐血。
春秋战国时期，谁要能够一呼百应，纠合诸侯，歃血为盟，谁就是无上荣光的诸侯共主，最为人企羡。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虚荣，马上觉得堪与祖先楚庄王媲美，高兴得挂不住汁，脸上五官挪位，更加赏识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弄得他老婆郑袖，好一个吃醋。此时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过于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标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写作，即或提起笔来，也是游戏笔墨。我记不得是否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在赌场得意的人，他在情场必然是要失意的。仕途上进步，文学上退步，是自古以来文人难以治愈的痼疾。我在文坛厮混这多年，颇见识一些朋友，自从仕途上一路顺风以后，他们的文学人生，也就迅速进入了更年期。也许还会写，都属无用功，正如一个停止排卵的女人，还要她怀孕生育，那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吗？这就是《离骚》中所写的“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时令不饶人，花期不再来，除非发生奇迹，上帝托梦，才能让他回复文学青春。
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遂将国家交给屈原全权处理。屈原入则议国事，出则会诸侯，忙得一塌糊涂，那些日子里，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连学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业，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他在“王甚任之”的时候，作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质，如独到的观察角度、如敏锐的感知反应、如提前的预知能力、如应急的防范措施，统统置诸脑后。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怀王发布旨令增强国力时，他的敌人也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为抗秦联盟的加紧团结而努力时，他的反对派也在磨刀霍霍。这个世界上，有益虫，就有害虫；有家畜，就有野兽；有君子，就有小人；有爱国志士，就有汉奸走狗。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生物链的构成，维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状态，而在诗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爷好像特别眷顾，一比三，这就是打小报告的上官大夫靳尚、搞小动作的公子子兰、贪小便宜的王后郑袖之个人，结成一个反屈原的“铁三角”联盟。
屈原自然了解“铁三角”在他背后搞的一些名堂，但是，他最大的疏忽，是毫不戒备那个耳朵根子软的昏君的“选择性耳聋”，却认为步楚庄王后尘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感激他都来不及，岂有马上变脸翻牌的可能？诗人啊诗人，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对于王八蛋，对于那些具有王八蛋倾向的人，千万不能抱有幻想，尤其不能因为他一时之间，居然不王八蛋了，就认为从此以后，他永远再不王八蛋，那才真是百分百的痴人说梦，这恐怕是诗人最为失算的地方。屈原作为楚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游说除秦以外的五国，也是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高段级谋士，但应对这个充满邪恶的“铁三角”，却无能为力，乏善可陈。他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实施有效的反击，顶多感叹两声“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那可真是啥用都不顶的！
诗人宣泄情感的手段，当然就是作诗，其实到了正面冲突的时候，比诗歌更有力的是拳头。可完美主义者屈原，理想主义者屈原，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吟诗作赋，这就注定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会妥协认输，不会向恶黑势力低头，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会采取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回击。他们告你的状，为什么你就不能告他们的状呢？他们无中生有地陷害你，为什么你不以牙还牙地中伤他们呢？他们不君子，你何必君子？再说了，“铁三角”真的就那么“铁”吗？为什么你不下点功夫，分而治之，拉住一个，稳住一个，集中火力打击第三个呢？对这班明码标价的小人，你姑且小人一回又何妨？
在狼的世界里，是按照“丛林法则”（the law of the jungle）行事的，不是弱肉强食，就是强衰弱食。而在人类社会里，强弱之外，更有卑鄙，这就是人不如狼，或者是狼不如人之处。他卑鄙，你不卑鄙，你就被他干掉；他卑鄙，你也卑鄙，双方打成平手；他卑鄙，你更卑鄙，你就占了上风。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质，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做不成大事的，也是这个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纡贵，不能营私逐利，不能藏垢纳污，不能低级趣味，因之贱不可为，俗不可为，浊不可为，恶不可为……当“铁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为快时，主张孤高、主张洁净、主张纯真、主张正直的他，也只能毫无作为，毫不作为，唯有以诗明志，以诗感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世溷浊莫事知，人心不可谓兮。”对诗人的书生气，真有夫复何言之感。
屈原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他对这个楚怀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在封建社会里，造成中国人全部不幸的原因，都是由于所碰上的皇帝，其智商并不比白痴、低能儿高明多少。这样才造成民不聊生的灾难，才出现暗无天日的岁月。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述诗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过程，只是极其简单的两行字。为什么如此草草？因为他很气愤。靳尚编造谎言，太低级；挑拨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离谱；断然处置，太幼稚。大臣混账，国王更混账，太史公大概觉得不值得为这对混账多费文墨，故尔一笔带过。“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屈原被降为三闾大夫，开始郁闷。
话说回来，郁闷对诗人来讲，并非坏事，不正好是创作冲动的最好契机吗？尤其进了这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连创作假也不用请，还不笔走龙蛇，神驰八极，作你的诗赋。然而，屈原却写不出一行字，整日忧心忡忡。连他老姐女婴也劝他，你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指望了。屈原说，老姐啊老姐，我是觉得楚国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实，那时的楚国离灭亡还远，但诗人先知先觉的神经，已经预感到祸祟将临，灾难即至，似乎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文人也许确如人所形容：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最挂牵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记祖国母亲的，是文人。历朝历代，当父老乡亲陷于水深火热，当同胞兄弟沦为刀俎鱼肉，站出来投笔从戎、救亡奋斗、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几多。在20世纪之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多少大师、学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诗人，乃至多少文学青年，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在北平的周作人，粉墨登场，变节卖身；虽然，在孤岛的张爱玲，勾搭汉奸，为虎作伥。但是，请记住，中国文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土地的眷恋，从屈原开始，从来就是历史的主流，并且浩荡不正。
果然，被诗人不幸而言中，秦国的谋士张仪，出现在郢都的迎宾馆，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公元前304年（怀王十五年），熊槐再一次出现严重的选择性耳聋，竟然不听谏阻，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竟相信张仪的鬼话。“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齐楚联盟是屈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规划，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国策，秦国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离间，正因为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为二比一，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史记》写道：“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笨蛋，而这样的笨蛋居然坐在一国之主的位子上，老百姓只能欲哭无泪。第一，你拿到了这六百里地，再与齐毁约背盟也来得及的呀！第二，如果张仪坚持齐楚联盟不解散，六百里地不给，那你完全可以不见兔子不撒鹰，反正秦是有求于楚呀！第三，即使上当了，秦国的土地没有得到，你也没损失什么，齐国的友谊泡了汤，还可以重修旧好，你一个二流强国，单打独挑，逞匹夫之勇，与一流强国较量，岂不是找挨打吗？
结果，熊槐被秦国打得灰头土脸，原来被屈原做了工作，成为其盟友的国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现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觉悟到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齐呢？还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说服熊槐，由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呢？秦国很在意楚国的这个动向，马上表示，将所侵占的汉中地还给楚国，表示友好。“秦割汉中地与楚议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何许人也？他和苏秦，乃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张名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凡战国时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经由这两张嘴的挑拨、教唆、忽悠、撺掇而打得不亦乐乎。他俩以后，中国再无一张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屈原，总是输给张仪的缘故了，因为文学家玩政治，哪能玩得过所谓的政治家呢？据说，张仪初到郢都，观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对郑袖说：南后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间无二的美人，然而，你知道吗，齐国通过屈左徒，正准备献给怀王陛下一打或者两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轻的姑娘，以示两国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尽管非常赏识屈原，但哪禁得起“铁三角”的联合攻势。略施小计的张仪，就把诗人摆平了。
公元前305年（怀王二十四年）秦楚签订“黄棘之盟”，本来与齐为盟，转而向秦靠拢，基本国策的改变，屈原当然是要竭力反对的。楚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说过去的齐楚联盟是兄弟关系，那么现在的秦楚联盟则绝对是主从关系，这不是卖国吗？一时舆论大哗。这时楚怀王也好，“铁三角”也好，都觉得将屈原留在郢都，碍手碍脚，于是将他流放到汉北。
在封建社会里，处置异议文人，无非杀、关、管三道。杀，即杀头；关，即坐牢；管，即流放。关是要供给人犯吃喝的；管则是限定在一定区域之内，允许自由行动，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还是福薄了。也许因为流放，从经济角度看，省钱；从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国的清朝、俄国的沙皇，都热衷于将异议文人，流放到人烟稀少、荒凉偏僻之地。清朝为乌苏里江、沙皇为西伯利亚，那都是让人不死也得剥层皮的地狱绝境，文人发配到了那儿，基本上是很难活着回来的。
屈原比较走运，六年以后，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他从汉北回到郢都。让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惊讶的，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敢于犯颜直谏的诗人，虽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职让楚怀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终生谏诤。第一他忠君，第二他爱国。加之有话不说，有言不发，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这才明白，汉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锻炼了他。他请求面见熊槐，对这位正兴冲冲要赴秦王“武关之会”的怀王，提出谏阻的意见。秦国乃背信弃义之国，武关乃权谋苟且之会，陛下已经上过当，为什么不接受教训，还要自投罗网呢？《史记》载：“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身死而天下笑”，就是这位极糊涂、极白痴、极混账、极愚蠢的昏君的下场。
怀王死，其子熊横继位，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3年（楚怀王六年），秦将白起扬言讨伐楚国，熊横计穷，无奈，只有向杀父之国告饶。屈原写诗反对再度向秦求和，并表明他尽管受到迫害打击，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的忠诚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顷襄王熊横，王之所以落得尸横国外的结果，是由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楚国的老百姓也认为，如果不是子兰的催促，如果听信屈原的劝阻，怀王不会死在异国他乡，这对令尹子兰构成很大压力。于是，这个坏蛋唆使另一个坏蛋，也就是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谗害屈原，“铁三角”再次发挥作用，置屈原于死地而不复，更何况熊横与他老子熊槐，可谓一丘之貉，于是一纸诏令，永远流放，不得再进国门。从此，屈原再也没有回到郢都，他老姐女媭天天倚门等待，直到泪尽，直到老迈，也未能盼到她弟弟的归来。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对楚怀王的完全绝望；那么，他的第二次流放，则是对楚王国的完全绝望。
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满城都是兵马俑般的枭悍秦兵，楚国臣民哪见过这等阵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消息传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中，这位爱国诗人怎么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不愿意他心爱的故国灭亡在他眼前，悲愤交加，无以复生，只好自沉汨罗，以死殉国。
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若失矣。”
“同死生，轻去就”，司马迁明白了，中国人也明白了，这就是中国文人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顾之情；这就是中国文人对于抚育自己的祖国，那一份热爱之心。此情此心，以此所形成的精神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得以五千年长存下来的巨大凝聚力。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每逢端午节，每个中国人，都会向屈原的爱国精神，肃然致敬的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