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161—223） 三国时政治家，三国时蜀汉开国皇帝。他早期颠沛流离，后建立蜀汉政权。他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终成帝业。
魏、蜀、吴三分天下，以刘备最为步履维艰，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并逐步拓展。
魏得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利（中原腹地悉归于曹）、人和（谋臣良将，贤俊宏儒均集中在许都）；吴守江东，天堑可赖，三代经营，励精图治；只有刘备，东窜西突，无所依傍，茕茕独立，人单影只。他在未入蜀前，先后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靠刘表、托孙权，寻求庇护，赖以立足，不止一次地置妻子家室于不顾，兄弟分散，仓皇逃脱，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比之曹操、比之孙权，处于困境中挣扎奋斗的时间要多得多。
到西蜀灭亡为止，它始终是三国中最小的。
孙皓降晋时，户口五十二万三千，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刘禅降晋时，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即使从人口看，西蜀也只有东吴的一半。撰官史《三国志》的陈寿，曾做过蜀国的黄门侍郎，入晋后做著作郎。他把蜀放在吴前，也是一点故国之思的寄托吧？但晋承魏祚，他又当着晋朝的官，吃晋朝的粮，不得不在奉命撰著的《三国志》里，承认魏为正统。但到了罗贯中，笔下就没有这点顾忌了。刘备姓刘，是那个穿着金缕玉衣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就让刘玄德成了正统。其实，这才是历史的颠倒。
西蜀不但在国力上弱于吴和魏，作为领袖人物，刘备也比不上孙权，更比不上曹操。但文学这东西，所以让历代统治者感到挠头的，就是它的舆论造势功能，很难估量；也许什么作用都不起，也许还真能影响后代人的视听。一般说，捂同代人的嘴容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措施还是很多的；要捂后代人的嘴，就怕不那么容易了。例如《三国演义》，把其实不怎么样的刘备，捧成贤德之君，而把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曹操，定为一个千古唾骂的奸雄，永远一张大白脸，这怕是曹操万万想不到的。
刘备的才智，算是个庸人，不过，在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上，却也有不弱的表演。
吕布败后，他本以为可在徐州安身，谁知曹操不放心他，被挟带到了许都，一切仰给于曹操，他除了膺服称臣，小心伺候，别无他途。在夹缝中求生存，当然也是一种磨砺。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吃掉；又要发展自己，以待来日。有求于他人的荫庇时，韬光养晦，保持最低姿态；利用列强彼此矛盾时，挑拨离间，可又不露痕迹。胯下之辱，称臣不贰，闻雷失筷，卧薪尝胆，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谚语说道，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倒是准确地描绘了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由于根基薄弱，实力不足，地盘有限，资历、声望、影响、权威还不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只有在苟安中图奋进，在迂回间觅生机。因为本钱不大，只有寻找空隙，努力把握机遇，争取脱颖而出，这才能一展宏图大志。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两强对立冲突，不共戴天，是矛盾；双方信誓旦旦，拥抱握手，也不等于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强与强，固然是矛盾；强与弱，又何尝不是矛盾？因为弱方要强起来，强方又不甘于弱下去。于是即使在实力并不平衡的两方之间，也存在着强对于弱的蚕食，弱对于强的反抗。强无时无刻不在抑制着弱的发展，弱也须臾不忘壮大自己的势力，以期有朝一日真正强大，除非愿意在强方的卵翼下，永远做二等公民，才无进取之心。这样，为了未来长远的打算，韬晦是最好的保护色，韬晦是一种弱者的行为，韬晦是最典型的藏身之计。
最初刘备起事，只不过想摆脱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的平凡命运。早些时，他们哥儿三个，只求能够站在公孙瓒后面，当一个马弓手、步弓手，就心满意足了。后来被当作诸侯间的小角色，哪怕敬叨末座，也很知足。做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时，他兴奋得马上坐不住了，得意地问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李渔评到这里，批了六个字“自负语，肮脏语”。刘备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可见，直到此时，他还没有给自己定位，还没有意识到在历史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刘备的顿悟，是从被汉献帝尊呼为皇叔那刻开始的，这时他忽然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前景、他的能量，已不再是琢县楼桑村里的一个没落户了。尔后又被董承邀请参加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反曹操的神圣同盟，在衣带诏上署上“左将军刘备”时，他明白，他是应该有大作为的人，他开始重新设计自己，很有参与最高权力角逐的兴趣了。可当时他被曹操笼络在许都，在那位奸雄的手掌心里握着，他必须用韬晦来保存自己，然后想尽办法，脱离曹操的羁縻。虽然，那是一个镀金的牢笼，可关在里面，也不是滋味，所以远走高飞，便是他的当务之急。
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觉醒，虽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中但却不甘雌伏的刘备，必须骗得他的信任，才能逃脱魔掌。所以在菜园子里挥锄灌溉，表演那份胸无大志的样子，虽然曹操一个劲儿地试探他，他在装孙子方面，倒也是个不错的演员。
但刘玄德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能沉得住气的韬晦者，所以他一方面以学圃为障眼术，一方面急急寻找机会以早日摆脱曹操的羁糜。空隙总是有的，正好袁术要弃淮南，欲归河北袁绍。他借了这个口实，去攻打那个想当皇帝的蠢货，于是就逃出许都了。
韬晦是一门学问，在历史上最成功的韬晦者，莫过于越王勾践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如愿以偿，这才是真正的韬晦大师。刘备的韬晦，应该说是够水准，但不能说是炉火纯青。当曹操“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和他谈论天下英雄时，刘备一个劲儿地装傻卖呆，多少有些失度。后来惊雷失筷时的掩饰，也多少有些牵强。做戏总以不愠不火为佳，太表演了就要让观众出戏。幸亏曹操当时踌躇满志，傲踞自负，竟没有察觉刘备的叵测之心。说到底，曹操其实并不是太在乎他的。虽然许他为英雄，那不过是酒酣耳热时的顺手人情罢了。他在许都时，有人建议把刘备干掉，可曹操说：“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后来他借机跑了，部下要把他抓回来，曹操一挥手说：“我既遗之，何可复悔？”根本不把刘备太当回事。如果曹操十分忌刻刘备的话，他的韬晦表演也未必能够成功。正如个别在那儿“灌园种菜”的人物一样，有时也掩饰不住那不甘寂寞的心，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看见只当不看见地不当回事罢了。
弱者仰鼻息于强者，寄人篱下，那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稍有疏忽，便有败露之险。刘备在这一段日子里，倒未曾犯什么大的错误，才奠定了他此后发展的基础。这样，他和孙权据江东世族之势，和曹操拥中原腹地之重，是没法相比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可赞可叹的了。
蜀国相对来讲，要小一点，但要是看到刘备能在三分天下中生存下来，在群雄争斗中拓展出这一块土地，称国为王，也值得为他喝一声彩的了。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败在曹操手下，而弱小的刘备最后能雄踞西川、扼守巴蜀，倒也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
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寄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等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辈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其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大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儿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的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喻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的，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
有一句专门针对《三国演义》的民谚，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意思是说，年轻人火气壮、爱抗争、好犯上、喜动武，看了梁山泊英雄的造反行径以后，对于本来就有的逆反心理，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样，《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计谋的书，是一本动心眼、玩权术的书，会使经历了人事沧桑的老年人，心术变得更坏，成为老奸巨猾的人。
其实不然，《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些明枪暗刀、你争我斗、互为心计、勾结利用、合纵连横、忽敌忽友、虚实不定、瞒天欺世的政治矛盾、军事交锋、人际关系的纠葛、世事的分合，倒是像一本生活教科书那样，使我们学会为人处世中谨慎用感情的学问。
感情是可贵的，但若看不透人世的本质，滥用感情，反而会被感情所误。
刘备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自从他讨黄巾起事以后，先投公孙瓒，一看没有戏，掉转屁股走去。后依陶谦，结果把人家的地盘占了。靠吕布辕门射戟解了他的围，但在曹操捉住了吕布以后，他不咸不淡的一句话，促使曹操下定决心把吕布杀掉。曹操引他见了汉献帝，得了一个皇叔的身份，刚刚在相府小亭里煮酒论英雄，一转眼间杀了车胄，叛了曹操，走出牢笼。把袁术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袁术本人也饿渴得吐血斗余而死，居然又去向袁术之兄袁绍求助。而那个袁绍竟也不顾手足之情，答允出兵救援刘备。刘备若非心如铁石，绝对不动任何感情的话，他也早成了别人的刀下之鬼了。
直到他后来投靠刘表，以致荆州变色。入蜀以后，造成刘璋失势，虽然也假惺惺地仁义过，还挥洒过几滴老泪，但从他这数十年的经历看，一切冠冕堂皇的表态、信誓旦旦的语言、称臣纳贡的虔诚、不共戴天的仇恨，都不是看得那么认真的。在他眼里，应该的变成不应该，可能的化为不可能；相反，倒行逆施，心安理得，悖谬逻辑，竟是真理。这一切，统统以其切身利益，来决定是非黑白。刘备能够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方，说明他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位枭雄。不过，他不像曹操那样赤裸裸地杀伐无情罢了。
对政治家来说，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人，一切以维护和扩充自我利益为准绳，感情是次而又次之的。尤其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更是划分敌友界限的最高标准。
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各派力量总是要在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下，不停地分化瓦解和不停地重新组合。“合纵”也好，“连横”也好，任何“歃血同盟”或是“签字画押”的联合协议，都属于短期行为的暂时团结。谁也不能保证墨迹未干，而双方已离心离德、分道扬镳，条约只不过是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同样，昨天在疆场上厮杀的仇敌，今天拥抱在一起，亲密得难解难分，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新闻。早晨还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呢；到了傍晚，杯酒言欢、尽释前嫌，俨然像暹罗双胞胎，联成一体，进入无差别境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若是有太多的感情牵涉，那就伏下败亡的根苗了。
但刘备这个人，之所以不如曹操那样成其大事，就在于他还未能把握那个奸雄的“宁我负人，人莫负我”的自私到家的哲学。有时候，难免感情用事，倒把自己害苦了。撤离江陵时，舍不得抛下数十万乡亲，一定要携民渡江，结果以惨败告终。关羽被吕蒙杀掉，为手足之情，竟倾全蜀之兵，不听劝阻，出川与东吴决战，最后损兵折将，再回不去蜀中，在白帝城长逝了。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人旧有的文化心理，以及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孔孟之道，显然只可放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要是当真，这个政治家可能有感召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会由于他的迂腐而丧失殆尽。
看透这一切，举眼望古往今来的分合成败，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成大事者，无不把感情因素压缩到最小的程度。政治家如此，其实，非政治家又何尝不应如此呢？
若一个人不懂得谨慎用感情，或感情泛滥，或过于感情用事，那他肯定会为这份多情而烦恼的，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在等待着呢！
“赤壁之战”后，三分格局形成，刘备获得一块地盘，过起相对稳定的日子。
此时，虽然失败了，但囊括天下之心并未改变者，为曹操。取得了胜利，但求自保，小有拓展便满足的，为孙权。曹操是枭雄、孙权为虎子，是进攻型的，是做得大事的领袖。刘备既无曹操的力量，也无东吴的根基，虽然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帜，那不过是个遥远的政治目标。若无良臣勇将，他与刘表、刘璋相比，除去仁义的感召力外，并无太大的差别。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心中大喜，商议久远之计，准备在此安家立业。这种心满意足的表现，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口头上的胸怀大志者，而实际上是很容易知足求安的人物。这块地盘比之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如果曹操不跟他过不去，他也会在小沛、新野存身，并努力安分守己。由于曹操不放过他，穷追猛打，逼得他与也受曹操压迫的东吴结盟，这样才有“赤壁之战”，才有鼎足之势。
这结果是刘备没有料到的，于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下一步还打算干什么，脑袋里是一片空白。中国其实是个农民国家，很长一个时期内，工人是开机器的农民，士兵是拿武器的农民，知识分子脚上的泥巴也还没有来得及洗干净。像刘备这样一位织席贩履者，虽然被汉献帝封为皇叔，但他的这份贵族头衔，来历可疑，不大禁得起推敲；出现这种革命已经成功，无须继续奋斗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农民，在播下一粒种子的时候，由于天有不测风云，并没有十分把握一定会有收获的可能，因此，短视和短期行为，便是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刘备身上，那种小手工业者的趣味、满足小康生活的情绪，表现得格外明显，也就不奇怪。看来，曹操、孙权，臭他织席贩屦者，也非虚妄。但英雄不论出身，成者王，败者寇，刘邦、朱元璋、赵匡胤也都是起自草莽。但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坐了江山，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痞子作风、小农思想、市侩行为等毛病，也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改变，往往影响国政。《二十四史》中不务正业的皇帝实在数不胜数：有喜欢站柜台的，在宫里做市场，与宫人们吆喝做买卖；有乐意当木匠的，亲自操作，手艺还真顶得上八级工；有擅长踢球的，球技还相当高明；有热爱表演艺术的，粉墨登场，串演戏剧；独有这位刘备，酷善编织，堪称一绝。人家送来了一些牛尾毛，他那技艺之手痒痒了，就精心地织了一顶帽子。其实，这也无所谓，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业余爱好的权利。但愿不要把这类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愚昧、落后的习性，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万幸了。
诸葛亮一看刘备这种不思进取的样子，心凉了半截。“小康”不是终极目标，要是如此容易满足的话，他的隆中对策，他的三分天下的新思维，岂不要泡汤了吗？怎么办？这位臣下颇费踌躇了。
与这类目光短视、容易满足的领导人共事，就必须把握住他，克服他的惰性，推动他往前走；而且要谨慎你的努力、收敛你的锋芒，不使他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在中国越是这类无能的皇帝，越是害怕比他能干的大臣；而将相越是治国有方，那功高盖主的危险性（包括掉脑袋）也就越来越大。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诸葛亮，原因就在这里。
孔明不向刘备直接建议，径直去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而由刘备的老朋友伊藉出谋划策；伊藉也不说得很具体，又让一个在野之人马良，把这意思表达出来。这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巧妙的政治行为了。
一句即使非常正确的话，谁说、怎么说，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聪明的谋士必须要绕着弯子，让领导人明白，而又不使他面子难堪，这是最标准的做法。否则，“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这句话，出自诸葛亮之口，对此刻心中大喜的刘备，将会是怎样的反应，那就是未知数了。即或有的领导人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能够这样回转一下，使他相信自己不是白痴，也是有益无害的。
诸葛亮伟大，但不成功，细细分析起来，最后的败局，不能不归罪于他所辅佐的这对父子俩。刘备资质平庸，才干一般，阿斗是扶不上去的天子，纵使诸葛亮有旷世之才，碰上这样不高明的主子，也难有回天之力。不过，话说回来，这爷儿两个，水平虽低，基本上还是肯放手，好合作的领导，若遇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有功劳算他的，出问题算你的，最后连个好下场也没有。无妨可以说，诸葛亮不成功，是由于刘备和阿斗的缘故，那么诸葛亮的伟大，恐怕也是因为刘备和阿斗的关系，没有平地哪显高山。如果这对父子是英威圣明之主，文修武治之君，也就显示不了诸葛亮的光芒了。
《三国志》卷三十二，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但到《三国演义》里，为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把他的这方面的爱好给抹掉了。这倒合乎“文革”时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好则好到一塌糊涂，坏也坏到不可救药。于是，刘备就特别的正人君子起来。其实，他从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东吴结亲，洞房花烛，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把荆州忘得干干净净。从这点看，正史《三国志》对他性格这一方面的描述，是接近真实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刘备被曹操打得屁滚尿流，托庇于荆州刘表时，寄寓在新野局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气，恰巧有人送来一把牛尾巴毛，这位老兄的手工艺匠人的职业本性复萌，兴致勃勃地编织起帽子来。
诸葛亮一看，不得不说话了：“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其实，即使不是诸葛亮，假如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宫里做木匠活，不问朝事，或率领宫妃，扮演角色，或干类似的总不是领导人该做的事情时，不也觉得不可理解吗？
刘备的编织，或许只能看作是匠人的阶级本性了，若按“文革”时流行的“红五类”观点来看，刘备、曹操、孙权三位，最根正苗红的还得数这位刘备。他本人要是填表的话，在成分栏里是应该写上“手工业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屦”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人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势力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都是危险因素。
对此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第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第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第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潢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之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骨子里也仍旧是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正如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三瓜两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正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有时就要表露一番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燃，就主动地张开臂膀，拥抱糖弹，迎接袭击了。
就像《西游记》里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庄招亲一样，“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宵做个娇客”，刘皇叔到东吴做驸马爷去了。周公瑾这一“羁縻”谋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诸葛亮，看出了刘备这个编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对赵云做了锦囊妙计的巧安排。我们这位刘皇叔，在东吴老丈母娘家住下来，和猪悟能在高老庄招亲以后，不想再去西天取经几乎是同出一辙的。
他那个宝贝儿子阿斗，降晋后的“乐不思蜀”，推本溯源，倒是和乃父东吴招亲的“乐不思荆”，有着遗传上的因果关系。刘备的出息，是和他的小工匠的天性分不开的。想到这里，文坛上的一些非原则的鸡毛蒜皮的纠纷，也就明了小农、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农作风的劣根性，其所为何来的表演了？
孔明的“八阵图”，曾有遗址，不过三峡大坝建成后，就永沉江底了。
但究竟是真的遗址，还是后人牵强附会，总是有年头的景观吧，也就有其价值，想来该是要设法保存的。
这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怪荒谬、无稽不经之谈，是最符合老百姓信天信命的唯心论观点的。一切归之曰不可知和不可为，于是也就无须任何付诸反抗的行动，甚至连反抗之心都不需要了。诸葛亮既然知道未来有个东吴大将陷入阵中而束手待擒，为什么就不知道他的岳父会指点迷津呢？既然算出将来刘备会有走投无路的厄运，预先埋伏下10万潜兵等候，那干嘛眼看西蜀从此一蹶不振呢？孔明一定要回答，这是天数已定、无可逆反的事情。既然一切均在逆料中，那何必不躬耕南阳，又要出山呢？如果这也是命数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用乱石堆起这个“八阵图”呢？
刘备已经再无颜回到蜀中去了，仇未报，恨未雪，折兵损将，败师白帝，只有死之一途了。于是，这“八阵图”，为彻底失败找回来一点面子。
若从“三顾茅庐”那份求贤若渴、敬若神明的虔诚来看，刘备是不应该有此次大举伐吴之事。即使退一万步，如此重大的战役，至少不应该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排斥，而诸葛亮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听任刘备意气用事。
司马徽曾说诸葛亮辅刘备是“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话，实际倒应该是“虽得其时，不得其主”更准确些。这一主一臣，看似最佳拍档，其实也是貌合神离，何况还有关羽、张飞几乎半个主子身份的人介入其中，使问题越发复杂化呢？
三国纷争，自然是英雄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诸葛亮所以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非时之罪，乃主之过也。刘备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对于诸葛亮并非虚怀若谷，言听计从，实质上是相悖而行的。加之儒家提倡的近乎愚忠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遂有一系列的失败。
托孤时，刘备说的是心腹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番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了他未能使诸葛亮发挥他安邦定国、终成大业的才干，以至于有今天之结局；二当然是主旨了，希望他能像辅他一样地辅他的继承人阿斗。而成都为王之说，不过是把握了诸葛亮的忠诚，一方面是激他益发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也是先封死他的这种连万分之一都不可能的想法罢了。人称刘备为枭雄，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蜀之败，实乃关羽启其端，刘备承其后，祸由己出，无怪于天；诸葛亮空有补天之才，而不得施展，坐待其毙，这一切，与时遇更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最后刘备说：“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此时，明白了，清醒了，也悔之晚矣！不过，总算有了一份觉悟，这个句号，还应该算是画得圆的。比起那些死也不认错的人，躺在棺材里被后人数落，不知要强多少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