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一220）　汉末名将。他早期辗转各地，后助蜀汉成就大业。最后在荆州腹背受敌，兵败被杀。他被民间神化，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一部小说，能将其中一个人物塑造成万民心目中的一位尊神者，敬仰之，供奉之，祭祀之，膜拜之，只有这部《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要说文学的功能影响最大，反应最佳，社会效果最强烈者，莫过于此了。

造神，是中国人最爱玩的一种骗人游戏。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造各式各样的神来愚弄老百姓，还有的造自己为神或者鼓吹个人迷信之类，让大家顶礼膜拜。但不论造得多么神乎其神，终究有倒牌子的一天，只有《三国演义》造出来的这个“关帝”，具有想象不到的长远生命力。

近二三百年间，中国人（包括海外华裔）信关帝、关圣、关公菩萨者，几乎与崇敬孔夫子的人数等量。凡有文庙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一座关帝庙。而一般人家的神龛上，供奉孔夫子的，远远没有供奉关羽的多。这种被万民景仰的程度，真使那些生前恨不能成为上帝，死后便被人努力忘记者，在九泉下难以瞑目的。

以前，我到沙头角，看到那里每间店铺中都供着关公菩萨，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很有新鲜感。近些年来由南而北，关云长和他的青龙偃月刀，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很多城镇还建起关帝庙，香火鼎盛；饭店酒楼，一进门，必有关羽和周仓、关平的立像，驱邪降魔。《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能造出一位神明来，文学的力量确实不能低估。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公案，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但是，小说造神只有这部《三国演义》当之无愧。小说的一个人物，能够跳出小说，变成一个远比小说中所刻画的那个形象更高大，更名垂万世的神灵，不能不说是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字奇迹。

根据《三国志》这部官方的史书看，对关羽的评价，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从这段评价看，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也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荆州之失，导致蜀国的败弱，他是不能辞其咎的。所以，他连一个超凡的人都说不上，然而他却成了神，这里面有很值得研究的中国人的造神现象。

人们为什么信神？主要是不信自己。为什么不信自己？是由于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并未摆脱奴隶制度那种人身依附的层层契约关系，和绝无人身安全可言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权专制制度。不知何罪？全家籍没入官，财产充公，妻子儿女，罚往宁古塔给披发人为奴。了然不知，被株连九族之内，送上法场，枭首示众。在“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凄惶状态下，无可求助的中国人，不仰赖于神祗的佑护，焉有他法？

于是关羽就成了这种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要比统治者或个人迷信，或造神运动所强加给老百姓的神，生命力要长远得多。

为什么关羽成神，一是因为书中把他写成是万人之敌、是仁义之师、是必胜之将，老百姓深知对付万恶的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还是青龙偃月刀最为管用。降魔压邪，扶善反恶，需要关羽这样有力量的神。二是在中国人的神鬼文化中，关羽是最具有人间色彩的神。在书中，他是“义”的化身，这个“义”，在老百姓看来，更多的是江湖义气的“义”。施之以恩，报之以德，款之以情，还之以义，这“义”，正是那些毫无安全感的小民们，所期求的相互之间的盟契基础。三是关羽的“义”，与正义、大义，不完全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而是以自身的价值观、利害观为标准的。无论你是谁，刘备也好，曹操也好，只要一片真心，以诚相待过我，那你在危急中，我必能拔刀相助，豁出身家性命，虽万死而不辞来回报。这也正是人们不敬别的神，独敬关羽的缘故。

关羽之能从小说中跳出来成老百姓的神，正是小说里充分描写了这种义薄云天的形象，符合了老百姓无援求助的心理，便把他奉若神明。另外，关羽的忠诚信义，不事二主，也符合历代统治者驾驭臣民的需要，于是封号由汉献帝的“汉寿亭侯”，到刘备的“前将军”，到刘禅的“壮缪侯”，到宋徽宗的“忠惠公”，到元文宗的“武安王”，到明万历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帝圣君”，到清代顺治、乾隆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一级一级地上升，成为中国人最普遍信仰的神。

一是统治者需要这样忠心不二的神，二是老百姓觉得他不是那种敬而远之的神。由此，也可以了解《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永盛不衰的生命力所在了。

在《三国演义》中被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他们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不过此人感觉好，而且总好，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渐渐地感觉错位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已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

《三国志》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深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按《三国演义》的写法，关羽攻樊，是诸葛亮用来分化曹操“联吴攻蜀”的计谋。但在单刀赴会后的关羽，鉴于荆州暂保无虞，而西线的节节进展，使他黯然失色，这对他来讲是不能宁耐的。他是急于想立功斩将，夺城略地，与张、赵、马、黄一决高低的。

在这种骄躁情绪支配下，拒婚孙权，激怒东吴；谢爵辞封，目中无人；罚糜惩傅，遗患一方，任命潘濬，所用非人。以及对于吕蒙称病的失察，对于陆逊谦卑的得意，和小看东吴的了不提防，这一连串的失误，埋下了日后败师的种子。而这一切，是在毫无制衡和约束的情况下，关羽独自任性而为的结果。

如果诸葛亮让他离荆攻樊，而不派员代领牧守，以防吴之乘间偷袭，则非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了。但若果然委任赵云（那是最恰当的人选）或其他人，来荆州接替，那也不是充分了解关羽的诸葛亮了。对这位以自我独尊的将领来说，他不会派谁来的，那将是更坏的结局。

若无“襄阳大捷”，吓得曹操迁都，让胜利冲昏头脑，也许还不至于最后的惨败。大胜以后大败，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

在我熟知的这块不大的文坛上，也屡见这类感觉错位的先生，跳踉出来，令人哭笑不得。譬如写了一些作品，还算不错，便立刻自以为不朽；譬如外国人少见多怪，夸了两句，马上魂不附体；譬如，尊老本是中国人的传统，老先生不必因为大家出于礼让，而把自己当作圣人，但偏要当文学长老，指点众生；譬如吃不着葡萄，便一口咬定葡萄是酸的，硬充明公；譬如外文不识abc，竟大言不惭地贩卖洋货唬人，等等。文坛虽不是战场，脑袋谅不会玩掉，但这种令人作呕的表演，遭人讨嫌的行径，最后臭而不可闻的还是自己。

关羽失败的根源，就在这个错位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封他为五虎上将之首，他火了，拒不接印。表面上他是不愿与黄忠老卒为伍，其实他不能忍受的是把他与别人平等看待。其实他未必不想，刘备为汉中王，他镇守荆州，至少也该有个“亚王”名号才是。直到费诗说“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这句话，他才心满意足。费诗当然是哄他，但也看透了他这种错位的感觉。

孙权为了联姻，派诸葛瑾来说亲，两家结“秦晋之好”。成不成，在于两相情愿，即使交易不成，人情还在，不至于关羽如此勃然大怒，竟说出“虎女安肯嫁犬子”这句话，还要砍媒人的脑袋，这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连曹操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他和孙权正在较量中为敌时，怀着敬佩之情说这番话的。此时，吴、蜀尚是盟友，即使敌国，也不能如此倨傲狂妄。分明是在恶化气氛，使得本不巩固的联盟走向瓦解。

看来他所表态的“军师所言，当铭肺腑”的话，纯系一派虚词。诸葛亮的联吴拒曹大计，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反映了他内心中的自诩自大之情。一个本来的推车亡命之徒，在当时很在乎士族门阀地位的社会里，关羽不把孙权这个江东豪族放在眼里；也不把吴蜀联盟，视作蜀国的生命线，感情用事，自我膨胀，头脑发热，若不是暴发户的小人得志；便是相信自己高人一等的非凡狂妄。一个人错位到如此地步，大概是不可救药了。

关羽在“荆州之役”中，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蛮横跋扈，不纳人言，便是最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

骄兵必败，这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包括英明统帅，三军首领，沙场老将，无敌勇士，也难免事到临头犯糊涂。知道不应该骄傲，仍恶习不改，甚至明知错了，错也要错下去。

人若是陷入了错位误区里，失去常智不说，还会失去常识，这就是偏执情绪，逆反心理在作祟了，于是出现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最后甚至自己也明白，是错了，可情绪还是退不出这个误区；再加上中国人的面子，为维护这份可怜的尊严，执迷不悟地往死路上走，十匹马也拉不回头，只有错到彻底失败为止。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绝迹。

关羽太小看东吴了，吕蒙称病，他不信有假；陆逊谦卑，他不信有诈；荆州失陷，他不信其真；糜、孟背叛，他不信其事。就只相信他自己，这是所有错位的人的通病。

他得襄阳，回师荆州，犹不晚也。攻樊城不下，迅速撤兵，也仍旧是来得及的。荆州已失，不图收复，另谋去处，也未必全军覆灭。及至兵败麦城，突围路线要顺依人意的话，不至于身亡……悲剧总是自己造成的。

一个老百姓，纵使因骄致败，只不过祸及其身，再大，祸及其家，仅此而已。一军之帅的因骄致败，则是万千首级落地的事；而一国之君的因骄致败，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的事例，其实并不鲜见。

胜利，是好事，但躺在胜利上面吃老本，就不见得是好事了。假如，再有若干捧场的，米汤灌得晕晕乎乎，不知东西南北，怕离失败就不会太远了。

千里单骑，过关斩将，是关云长一生最得意之笔。与此同时，他的自负、他的傲慢，也播下了日后败走麦城、杀身成仁的种子。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他“刚而自矜”，是对他的准确评价。所以，“福者祸之先，利者害之始”，好事也能变为坏事，这两者存在着辨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自矜者，骄傲也。上至圣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告诫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那种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凡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做一份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于自身些许成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吹嘘哄抬、拍马奉承、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能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目迷五色，不酒自醉，在那里做文豪状了。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来看，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儿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之心。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为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是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嘛；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做儿媳，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名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院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做大旗，用以唬人，或是抽不冷子呲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忿，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沉湎在往昔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发烧38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做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的，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光芒万丈，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一路杀将过去，获得了盖世英名，也有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昏迷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读报上一篇文章，说到旧时河南某地的关帝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评价关云长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在所有的关帝庙里，都是极颂其武艺功勋、操行德守、忠贞刚烈、义薄云天的光辉，还少见用这样的“两分法”看待关羽的持平之论。

关羽投降曹操这个污点，和关羽成为神灵的不朽形象，这是一个令文学家难以为之圆其说的矛盾。有一出京剧叫《古城会》，表演的就是这段故事。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因为关羽降过曹操，不信任他，一时间产生出要杀掉他的念头。他也为无法辩白而苦恼，怎么讲，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来，为关云长洗清自己，献上了一颗头颅，一刀下去，兄弟尽释前嫌。

当时，诸侯混战，盗贼蜂起，争城掠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击或者不告而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看来张飞不仅猛，还很具有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戳了吕布的老底。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时，讨伐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时间，变幻莫测，真称得上是朝秦暮楚，但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

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中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合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那位大谋士贾诩，曾经和曹操做过对，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之役”中背袁向曹投诚，并献计立了大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张飞要杀关羽，就因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样怒不可遏，是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恕他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拜过把子，成为异姓手足，情同生死，张飞也许不会对关羽耿耿于怀。

关羽降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没有因他背叛刘备而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倒使关、张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国或者更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认为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唯有死亡一途的话，那么缴枪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应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根据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的情况，还有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龙偃月刀是无可非议的。

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非打成叛徒不可的行径，多少人为此被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就颇费周章。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国人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

这样，罗贯中先生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因为封建礼教窒息得国几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趋向极端，凡事绝对化，看问题形而上。这种自我桎梏的人，对别人缺少最起码的谅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怀疑和恐惧，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纯净，于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逼使更多的应该团结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马迁为被围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汉武帝反映了“贰师将军”救援不力，不得不败的真话，结果受了宫刑，被关进蚕室。从此，谁也不敢为这些败而不以一死来殉国的人多说一句话。

大是大非，当然应该泾渭分明，否则还有什么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呢？但若偏执到全凭意气用事，疑虑到不讲实事求是，狭隘到人皆为敌的程度，那么《古城会》将以关老爷人头落地的结果告终。回顾历史，甚至上世纪的“文革”，这种不死于真正的敌人手里，而被自己人残害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关羽之死，是《三国演义》里精心经营的篇章。

当罗贯中执笔写这部演义时，由于民间文学的传播，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关羽已经成帝成圣，所以极尽渲染之能事。等到毛宗岗父子评点整理成现在流行的《三国演义》这个本子时，更是不遗余力。篇幅之长，回肠荡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也没有像他这样着力描写的。

宋朝洪迈在《容斋笔记·名将晚谬》里写过：“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禽，以败大事。”完全是骄兵必败的结果。但捉住关羽的孙权，竟想诱降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这就说明孙权识见差焉！

孙权不了解当初曹操能使关羽降，而现在他则不能使羽降。因为当时魏能打出汉献帝的招牌，而吴却没有。投降者也有其符合自身尊严的选择，宁降于龙虎，也不甘降于等而下之者。而且曹操能在建安五年使关羽降，此刻，无论曹操、孙权都无计可施。何也？关羽二十年前只是一员战将，降汉而不降曹，暂屈以图别计。现在他是天下瞩目的一方主帅，诛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义释华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的汉寿亭侯，赫赫扬扬，功勋卓著，把曹操吓得差点迁都的人物。这个光辉形象，他自己也不会玷污的。

后来孙权悟过来了，把关羽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战败关羽的吴大将吕蒙，突然被关羽的亡灵附身，七窍流血而亡。他虽能打败关羽，但关羽的报复，是通过死后的亡灵，最后使这个胜利者死得更惨。关羽之死的描绘，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善恶报应的传统文化心理。

善良之被欺凌，正直之被屈辱，君子被小人嬉弄，忠臣被奸佞陷害，这类恶行占据上风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好人不得好报，正义无法伸张，坏人永远得志，良民总是遭殃，好像是一种永远也喘不过气来的常态。人们对于国贼民奸，暴君昏臣，屠夫恶棍，歹徒劫匪的蹂躏折磨，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于阴间，寄托于西天“极乐世界”，因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是神和鬼在统治着的、至少不像人间这样恶行不受责罚的世界。

这种宗教宣扬的报应和轮回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有市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谁都逃不了死，做恶必自毙，最后，坏人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到惩处，升不了天，哪怕投胎也只能投到母猪肚子里，被人宰了吃。这就成了受尽欺侮的、求告无门的、不敢反抗的、无可奈何的弱者们，一剂最佳的自我安慰的精神良药。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毒害人们的反抗压迫之心，抑制人们奋起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于是这种梦代替了实实在在的报复，无数人和无数次的这种梦的臆想，化为言之凿凿的事实。生前是弱者，死后化为复仇的厉鬼，活着谁都可以欺侮，但一死成仙成神去报仇申冤。像关羽这样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竟被吕蒙设计败走了麦城，那么更是要让他成为使恶人闻之魂飞胆丧的天神。

而且，残害的对象越是了不起，那报应也来得越快。譬如吕蒙，马上就被关羽死后的魂灵附体索命。远在洛阳的曹操，也整日间白昼见鬼，“每夜合眼便见关公”，这就十分的牵强。而且历史并非如此，可写在演义里，讲在故事里，便使那些活得实在不自在的人，得到最大的宽慰。因为在老百姓的心目里，曹操这个奸雄，正义之神便一定率领着那些他杀掉的好人，会来缠住他不放，最后想逃脱一死是不行的。这些大快人心的报复，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因此，在如此精神鸦片的麻醉下，忍辱偷生，苟延残喘，也就甘之如饴，既然人不算天算，还用得着什么反抗呢？

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打算活着去反抗恶的报复观。

唯其不反抗恶，中国的封建社会，才能够维持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统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