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脱稿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于当时作者正寄寓广东从化，身边携带的稿纸有限，所以脱稿以后只对部分初稿进行了誊写。数日后应《人民日报》之邀交寄北京。这次出版的《读〈随园诗话〉札记〔手稿本〕》，为读者真实地呈现了作者手稿的原貌，由此既可品味作者手泽，又能透视他的治学态度和思想轨迹。书中凡使用稿纸书写的章节为誊清稿，写于信笺的章节为初稿。

《读〈随园诗话〉札记》从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经三月二日、十四日、二十一日、四月四日、十日、十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十日、七月一日、八日，于二十二日连载完毕。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在单行本中将原稿《书后》改作《序》，增补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所写《后记》，附录了张德钧、马坚、黄诚一、韩槐准、李瑾的五篇短文，感谢他们在此书发表后所作的补正。这五篇短文可参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本书未作收录。

《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涉猎广泛，文字简约，观点犀利，内容论及诗文鉴赏、典章考据、道德褒贬，以及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众多问题。书中的许多论点为学界所重视。如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作者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方法，评价说：“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烦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指出“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这一论点，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当时已经开始在学术界中蔓延的不做客观分析、一味否定前人的左的思想方法。又如对杜甫的评价，《札记》中有两处提及。文章发表后，引发出部分读者的不同意见。作者在《后记》中回答说：“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这些见解已成为学术界中具有影响力的一家之言，同时也是认识研究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

《读〈随园诗话〉札记》自发表和出版单行本以后，作者进行过校改润色。对此，本书在释文中加注说明。

适值作者诞辰二〇周年，谨出版此书作为纪念。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