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华

谭谈小我两岁。可是多年来，无论思想上、艺术上，我都觉得他长我数岁似的。有一回，我们相约了到一座山区水库去写作。那地方的自然风光十分幽静，水面就如同两面失落在半山腰上的明镜。谭谈给取了个名字：眼镜湖。当时恰逢他没有创作欲望，就每天拉了我山下山上地跑，或是坐在凉风习习的大坝上闲聊天。而我却直想写部中篇。因谅他一年四季埋头创作，难得有这么浓的“玩兴”，只好苦笑了笑，“舍命陪君子”了。

“古华，如果当初是你来写‘山道弯弯’，会是怎么个搞法？”他总是一脸憨厚的傻笑，问问题也总是要抬起手来抠抠头皮。

我感到突兀。不知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个问题来。因为依我自己的习惯，凡已发表、出版了的习作，不管获奖与否，好歹优劣，是很少去想起了的。目标是个“下一个”，信奉的是球王贝利的哲学。

“老叶对我说，如果他来写‘山道弯弯’，就会在金竹和二猛的叔嫂关系上、男女恋情上再多下些功夫的！叔嫂之恋，多来劲……可我只写到了现在这份上，已经引起了煤炭战线许多人的反感、抗议了。”他有他的苦恼。

这家伙，原来他已经向叶蔚林取过艺术真经，又来向我敲诈勒索。我告诉他，我大约会通过金竹和二猛关系的发展、演变，向社会纵深开掘出其中的关系网络……他现在这样抓住乡里人淳厚的风俗民情、伦理观念来写的好处是，清新，明丽，是一首极富色彩的乡村牧歌，风格上很接近周立波老师。但又没有袭用那么多的方言土语。所以获得了成功。

“噢噢，有意思……”他又抬手抠了抠头皮，跟着巴掌很响地在膝盖上一拍，“我对准的是乡里人的伦理观念，老叶看到的是男女间的柔情蜜意，你看到的是这后边的社会网络关系……一个和尚一本经，各有各的一套。”

谭谈是善于思考、善于吸收的。总结过去，为着面对未来。难怪他继《山道弯弯》之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又写出了《山女泪》、《风雨山中路》、《山野情》、《你留下一支什么歌》等十来部中长篇小说。他以每年一部长篇加一两部中篇的速度在文学的大道上迅跑着。同是职业作家，我却每年只能以一至二部中篇及数个短篇、散文的中等偏慢的速度前行。

“谭谈，你能不能慢一点？文学创作是马拉松赛，需要我们以一生的精力来跑完全程。”有时候，我也提醒他。

他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要他停息下来，“拉老兄一把”。文学创作，更需要的是艺术质量上的不屑物议、甘受冷遇的执着追求。毋须讳言，首先是我自己，大约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作家中的许多人在内，难得有这种艺术的自觉。社会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着太多的诱惑。失却的是“悼红轩中、披删十载”的传统。

“唉！我自己也想慢。可只要一进入了境界，我就每天要写一万来字，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难受……”

是的，谭谈从小生长在湖南贫瘠的涟源山区。初中未毕业就当了煤矿工人，十七岁时参了军，去过海防前线六七年，一九六五年便开始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收获》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文化大革命”中又复员回到煤矿，从机修工人，到矿山小报编辑，到宣传干事，到省报记者……生活道路虽没有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不乏艰辛，不乏苦痛，不乏坎坷。他由此积累下了丰富的生活矿藏。因之到了盛年，时逢盛世，又当了职业作家，便有些急不可待地开掘着自己的生活矿藏。

“老兄，有人建议我多写些短东西以提高艺术素质。可我却不太喜欢短篇这形式……它不过瘾。你看怎么样？”

我读过谭谈的短篇和散文。他行文流畅，自然，很少雕琢词句，玩味文字。溪水浅了，枯了，他不会写成“瘦了”、“细了”。树上的叶子黄了，落了，他不会写成“老了”，“挂了”。更不会把“父亲”一词，模糊成“那位跟本人有着血缘关系的长者”。据说不会这些，便是不具“艺术空灵”。我说：

“你还是自己怎么写来顺手，就怎么写吧！创作就是自我松绑、开放，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自由境界，少拘少束，何乐不为？你日产万言，未必坏事，不定正好说明文思泉涌，才情横溢；而那些每日里仅得数百字的高手，未必字字珠玑，不定正是文思枯竭、才情萎缩的征候呢。”

我的另一位朋友、小说艺术的“圣手书生”莫应丰，也曾经谈过一个相类似的问题。有关心他的朋友说他写了两种风格的小说，一如《将军吟》的雄浑豪健，一如《竹叶子》的乡土明媚。这风格要不要统一？我奉献的浅见也是：创作就是无为而治，怎么顺手怎么来。脱离了自己的志趣、素质去面壁苦吟，往往筑茧自缚；离开本来十分开阔的天地，堵塞本来十分通畅的文思，顶多只能钻进艺术的窄胡同里去。小说艺术跟其它艺术一样，忌讳的是雕虫小技，需要的是大家风范。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境界，是功在文外，谐笔成趣，谈笑风生，是文字的自由王国。

“有人说，先读了我的小说，后见了我这人，有些对不上号呢。你听没听到过类似的反应？”谭谈常常反省自己，也十分注意听取一些客观反应。

我笑了。我自己也常常遇到这类问题。许多朋友读了我的某些习作，便以为我是个“摘帽右派”，年逾花甲，而且历经磨难，备受坎坷，脾气刁钻，为人幽默且辛辣……及至见了我的面，有了交往，才觉得跟原先的印象大大地对不上号了，其人甚至有点“傻憨厚”，缺乏文人气质。

“文如其人”这古老的定语，也有不尽然的时候。

谭谈的文笔是清丽的，细致的，委婉动人的。他的生活扎实，艺术的灵气充盈，且有着日益旺盛的艺术进取心。从这些方面看，谭谈是可畏的。可他的长相块头，他的音容笑貌，却是绝对的粗犷，一副十足的矿工派头。除了寒冬腊月，我真记不起他衬衫的扣子什么时候扣整齐过，且常常将衬衫拎在手里，搭在肩头；出席省委委员会议，也是拖着一双一年起码要穿三个季度的塑料拖鞋。在上海时，有朋友告诉我，好几个人同住一家饭店，每次进门，门卫总是单单地叫住了谭谈要出入证看。他还被朋友们挑唆着，花上百元钱买回一套南美款式的“总统猎装”，堂而皇之地穿着回了长沙，大约被人笑话了，从此将“总统猎装”打入冷宫，锁进衣柜，再没有亮过相。

前些时在北京，遇到东三省才情过人的女作家陈愉庆，说起谭谈时，也是：“那个谭兄呀，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剧本，每回都要被门卫拦住……人家觉得他太土气，哪象个作家。他么，人老实，每回被门卫问了，也就问了，从没见他发过脾气。”

其实谭谈是有脾气的。到了认真动气的时候，他是能义正辞严、拍案而起或是拂袖而去的。“老子怕个鸟！掉了脑壳碗大个疤！”要是他看准了，认为是有道理的事，他也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打个抱不平什么的。当然我也发现，随着他在文坛上声誉的增长，社会上地位的提高，他已能注意收敛自身的锋芒，为顾全大局而和和稀泥、打打哈哈。他越来越成熟。我却极愿和他一道，生活的锐气不减，艺术的锐气日盛。

我一直在开心地想：以谭谈进出宾馆、制片厂或者别的更重要的什么地方，在门卫处的遭际为例，作家的样子，应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或“模式”？当然没有必要又来搞什么世俗的标记。作家既是自由职业者，最怕的自然是金印火漆。再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等，文坛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作家。文坛更是一个极富色彩情调的小社会。有相貌堂堂者，有土头土脑者，有衣冠楚楚者，有不修边幅者，有宽和仁慈者，有顺昌逆亡者，有趾高气扬、出口带刺者，有畏首畏尾、口舌木讷者，有谦恭谦让的自卑式，有唯我独尊的把头式，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者，有好抛头露面、凡会议必定出席者，有七分成绩只三分影响者，有三分成绩却造成七分影响者，有备受文坛冷落却在读者中间享有盛誉者，有每每获奖却被读者百般挑剔者……呜呼！作家自身，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的一群？

其实，衡量作家的标准还是有的，而且是唯一的，即每位作家为社会所提供的精神产品，为读者所奉献的精神食粮。从古至今，以至将来，一切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都无法由少数人来“钦定”，亦无法由三五同道互相抬举而成定论的。一切真理都是明白无误的：既是社会产品，就只能由社会来筛选，由岁月来淘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在被沉寂、冷落了二三十年之后，国内外重新掀起了“沈从文热”，即是最好的例证。

我常常对谭谈说，谭谈也常常对我说：眼前的东西，如朝露，如浮云，在岁月的长河中，瞬息即逝的。既当了作家，就应甘于寂寞，勤奋笔耕，善于学习和吸收，把一篇篇作品当作一块块艺术砖石，努力把自己堆砌得高一些、厚实些罢！

毫无疑问，谭谈的长篇新作《美仙湾》，是谭谈小说创作中、也是我们整个长篇小说创作园地里，一块极富魅力又极其厚重的艺术砖石。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于连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