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形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960—1126）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1127—1566），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1567年）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时兴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1]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2]。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巨[3]。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帮助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4]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巨，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5]，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6]，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7]；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8]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9]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民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10]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11]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藏传佛教（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传佛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12]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13]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双修的风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濂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14]，整理僧籍[15]，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16]；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17]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18]辈出，不仅于禅教诸宗大为弘扬，更力倡禅、净、教、戒为一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一宗，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趋流行，成为日后三百年佛教发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古、藏、汉等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治前藏，以***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19]。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态、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20]，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21]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22]，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23]，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十余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活动非但不亚于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