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古国，经过二千五百余年的流传，至今成为世界大宗教，期间以传入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13世纪，佛教在印度衰微后，南传佛教仍囿限于南亚诸国，而北传佛教自传到中国后，于隋唐八宗并起，大放光彩，进而传入日本、朝鲜，乃至西方国家。汉传佛教在佛教史上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角色，中印佛教的流传值得吾人加以研究。

一、印度佛教的流传发展

太虚大师依据思想主流将印度佛教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小行大隐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

佛陀应机说教，而有小乘、大乘教法的不同，如弟子中悲智双运的舍利弗、护法卫教的目犍连、度化边民的富楼那，都是大乘根性的佛子。近代学者称佛陀时代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佛陀入灭后，主张头陀苦行的大迦叶尊者主持结集，弟子们对佛陀教法的不同诠释，已埋下日后部派分裂的种子。百余年后，佛教首度分成上座部与大众部，史称“根本分裂”。尔后逐步分裂，各立支派成二十部，即所谓“部派佛派佛教”[17]；数百年间所传的教法多为声闻、缘觉的小乘佛法，故称佛教史上的第一个五百年为“小行大隐时期”[18]。

大主小从时期——约公元2世纪至7世纪

从公元2世纪马鸣、龙树菩萨开始的次五百年间，大乘佛法从潜隐不张的时期走向康庄大道，高树法幢，一时大乘菩萨人才辈出，小乘佛法也就退于次要、从属的地位，称为“大主小从时期”[19]。

初期大乘佛教以《般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维摩经》、《华严经》等为代表性经典[20]。中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主流发展为空、有二宗，即中观派以龙树《中论》为基础宣扬般若空观；瑜伽派以弥勒为开祖，于般若空性上，注重瑜伽行，建立唯识说。

密主显从时期——约公元8世纪至13世纪

佛陀涅槃千年后，进入后期大乘佛教，此时大乘佛教极度兴盛，刺激传统印度教的改革复兴，二教交互融摄。7世纪顷，印度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激起国家民族意识而倾向民族宗教的印度教；佛教于此政治背景下，逐渐融和印度教而倾向密教化。

8世纪初，密教集大乘教理的精粹，以真言密咒为中心，完成密宗的体系。其后，密宗为大众化、通俗化，乃融入印度教学说，是为左道密教[21]。此派经莲华生大士传到西藏，成为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主流。

12世纪末，穆斯林入侵，彻底摧毁佛教寺院，僧侣多逃往国外，佛教已完全融入印度教中。至13世纪时，佛教在印度终至衰微不振。

二、中国佛教的流传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为了大家了解方便，特将其流传与发展分为六个时期，以兹说明：

经典翻译时期（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约公元1世纪至6世纪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佛教东传中国，梵僧陆续携经来华，并翻译佛典以利弘化。《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佛典，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五百年间，陆续译出三藏十二部，奠定中国各大宗派的成立基础[22]。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北魏菩提流支，西晋竺法护，南北朝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都是此一时期的译经代表人物。

佛教圣典汉译后，经过祖师大德的弘讲注疏，渐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及宗教观念消融，发展出独特的学派[23]，开隋唐宗派林立的先河。

八宗并弘时期（隋唐盛世）——约公元6世纪至10世纪

隋唐三百余年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译经事业配合宗派发展，令汉译三藏更趋完备，诸学派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旨趣各有偏重，先后开宗立派，形成中国大乘八宗，各宗派齐头并进，展现无穷的活力[24]。

唐代的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传至日本、朝鲜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玄防、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唐末五代，教难、兵火不断，诸宗一时皆没。

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约10世纪至13世纪

唐末五代教难与战乱频仍，佛寺庙产遭受破坏，法义典籍亦多失佚，唯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法脉不断。北宋时期，禅宗受到朝廷官员及士大夫的喜爱，成为五家七宗的极盛时代。南宋临济大慧宗杲主张“看话禅”，曹洞宏智正觉倡导“默照禅”，二家分立禅宗天下，人才辈出。北宋永明延寿著《宗镜录》，乃整理禅学的巨著；大师提倡“禅净双修”，阐明见性成佛，亦得诵经念佛，广作万善行门，其著作《万善同归集》即调和禅、净二宗的法执；又作“参禅念佛四料简”[25]，标明禅净双修是最好的修行方式，更加促进净土宗的盛况[26]。

宋代知识分子援佛入儒，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理学”，是儒家融和、吸收佛教哲学，着重于阐述“心性”与“天道”[27]的理论。这是佛教信仰普遍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力证。

宫廷密教时期（元、明、清）——约13世纪至19世纪

元世祖忽必烈尊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命八思巴等勘定汉、藏两种藏经，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嗣后历代皆崇信藏传佛教，均优遇喇嘛教，保护僧徒，密教乃广行于蒙、藏、汉三地。明代亦以崇仰藏僧的方式来治理西藏，广封法王。

明、清两代是中国佛教式微时期，佛教至明代已深入中国民间，甚至产生佛、道不分的情形。明太祖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曾颁布法令，严禁僧俗往来。清代朝廷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帝王崇尊密教，为喇嘛僧建立寺庙，雍正并改北京雍和宫为喇嘛寺。此时民间或有他宗信仰，但法运衰微，佛教益颓，末渐盛行居士佛教[28]。

净土经忏时期（清末民初）——约19世纪至20世纪

明太祖鉴于佛教团体民间势力的庞大，颁布诏令，将佛教划归为山林之教，自此僧侣或以山居自修为依归，或居市集以念佛诵经超度亡灵为本业，失去大乘佛教弘法利生、广结人缘的菩萨精神。

此一时期，高僧大德或隐居山林自修，或志在民间游化，在经忏时流的世风下，别开参禅念佛的净业，诸宗派多以念佛为基本修行。民间持诵佛号，发愿往生西方的信仰亦盛，如印光大师主张念佛法门，致力社会救济，各地僧俗遂兴结社念佛的风气。清末民初，佛教续遭法难[29]，杨仁山、太虚大师等护教、革新，为中国佛教留下了希望的种子。

人间佛教时期（21世纪）

21世纪是回归佛陀时代的人间佛教时期，佛陀出生、修行、成道皆在人间，说明佛教是以人为本，广度有情的生命之教。六祖惠能大师曾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因此佛法要落实人间，才有存在的价值。

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生佛教”的革新口号，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以来，佛教在台湾蓬勃发展，可谓受到人生佛教思想的启迪；佛教不仅能增进人生的幸福，更负起人间和平、团结的使命。星云一生以发扬“人间佛教”为己志，主张佛教应现代化、生活化，方能裨益群生。如弘扬佛法要“语文国际化”[30]，发展佛教要“现代信息化”[31]，修行方式要“人间生活化”[32]，寺院组织要“道场僧信化”[33]。

70年代末以来，大陆佛教随着“改革开放”、宗教政策的落实开始复兴和发展。寺院兴建，规模空前[34]；佛教院校，普遍设立[35]；佛教活动和学术交流，空前活跃[36]。在佛教思想建设方面，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倡导建设“人间佛教”[37]。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今世界佛教莫不趋向“人间佛教”的目标，可见20世纪后的世界必定以“人间佛教”为主流，走向同体共生、平等和平的欢喜与融和。

【注解】

[1]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秦始皇四年，沙门室利防等十八贤者赍来佛经，但为秦始皇所拘禁。唐法琳《破邪论》卷下也有相同记载。对于此事件的时间恰与阿育王派遣传教师至世界各地传教时间相同，故印顺法师在《印度之佛教》中说：“旧传秦始皇时有室利防等十八人来化，虽传说无征，然适与迦王（阿育王）时代相当，或即所派传教师之一也！”另吕澂在《印度佛教史略》中亦有相同看法。

[2]《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祠休屠王，安置于甘泉宫。《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只记载：休屠王得金人，至于有关佛教部分，未曾言及。此处的“休屠”系指佛陀，另有浮屠、佛图之称，此皆梵语buddha的译音。

[3]《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所引述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事：“昔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曰复立者，乃其人是。”“博士弟子”乃汉代官名。又“景卢”一名，在《魏书·释老志》中作“秦景宪”。“复立”一词，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认为乃“复豆”之误，而“复豆”亦为buddha的音译，即佛陀的意思。

[4]有关汉明帝感梦之说，另载于《后汉书》卷十《孝明皇帝记》、《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四十二章经序》、《明佛论》、《出三藏记集》、《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等书。唯对于出使时间、有否延请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僧回汉地，携回《四十二章经》及建造白马寺等事迹，诸书记载有异。

[5]“寺”，本为官衙之称。鸿胪寺为汉朝接待外国宾客的官衙，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来华传法的西域沙门被安置于鸿胪寺，由鸿胪卿知会其进退。

[6]或谓白马寺乃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所建。如《洛阳伽蓝记》卷四云：“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大（疑作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或据《梁高僧传》卷一载，相传天竺国有伽蓝，名招提，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后因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王遂停毁，并改招提寺为白马寺，后诸寺立，多取此名，故谓东汉明帝于洛阳城西始建佛寺时，系依准此一典故而称白马寺。

[7]即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在敦煌分为南北两道通向西域。北道出玉门关，沿塔里木河北面进发，途经龟兹（今新疆库车附近）、疏勒，越过葱岭，再经大宛、康居；南道沿塔里木河以南前进，经于阗、莎车，越葱岭，与北道在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会合，再行抵里海南部后，到伊朗境内。中国原为丝绸的故乡，早在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大量的生丝、丝绸和其他货物即经由此路运销至西域及欧洲，因它以运输丝绸著称，故称为“丝路”。此条贸易通路的开辟，原是西汉武帝时（约前115年），为联合大月氏及西域各国共谋策略抵御匈奴，派遣张骞二次通使西域而开辟。它在长时期内曾是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通路。

[8]“禅”即禅定。“数”即指以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法数，来解释佛教基本义理。“阿毗昙”又称为“论”，即对佛经教义等的诠释。在安世高的译典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阿含经》的单品及解释其教义的论书（阿毗昙）的节本，如《阿毗昙五法经》等，故东晋道安在《阴持入经序》（《祐录》卷六）评其“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

[9]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中，评安世高译经“意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迭迭而不倦焉”。其译籍对佛教早期的传播影响可谓深远，尤其首传禅法入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0]支谶入汉时期正值贵霜王朝统治印度之时，当时大小乘佛教都颇为兴盛。早期大乘经典如《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皆已传播，并沿丝路传入汉地。因此，支谶所译佛经是顺应时代思潮的。

[11]《道行般若经》与三国支谦所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是同本异译。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相应盛行。详见第六章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12]《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13]东汉末年政治愈益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地主迅速扩张，再加上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农民暴动不断。农民也希望由宗教获得精神安慰，佛教在此期间便有不少经典被译成汉文，影响力渐增。但初创的道教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利用太平道（属于道教的一派）动员农民，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黄巾起义。起义军有三十六万人，虽然起义仍告失败，但也给朝廷和贵戚重大的打击。

[14]西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儒家经学透过宣说天人感应和名教纲常来拥护封建政治，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标准。因而，儒家思想在文化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然经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空洞繁琐，故在西汉后期已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的批评。到了汉魏时期，经学渐失其地位。

[15]谶纬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具有十分浓厚神秘色彩的迷信。“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神秘语言，通常由天子颁布。这种预言被认为来自天帝、神仙，是符合天意的，故又称为符或符命。同时为显示谶书的神秘性，往往把它染成绿色，称为箓。又因常附有图，因此也称为图谶。纬乃“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是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学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它相对于“经”而得名。经的原意为织物上的纵丝，纬是织物上的横丝，纬书依附于经书，正如布上的纬线与经线相配一样。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而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因纬书中也有谶语，所以后来往往把谶和纬混为一谈，通称为谶纬。经学与谶纬合流，使经学更加趋于虚枉迷信。

[16]北方关中、洛阳一带的人民，因受到董卓等军阀的掠夺杀伐，纷纷南逃，佛教也因而南传。如《高僧传·安世高传》载：“高游化中国，宣经事华，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安世高避难江南，经庐山、南昌至广州、会稽，他行走的方向大体反映着当时佛教传播的路线。另外《出三藏记集·支谦传》也记载，支谦在汉献帝末年与乡人数十名避乱到吴地。因此，佛教因战乱而渐往南传。

[17]据北传佛教数据记载，根本分裂的原因系因大天的提倡五事新说。据南传佛教资料锡兰岛史（《岛王统史》）、《大王统史》记载，则是由于跋耆族的比丘倡导十事新说而造成分裂。“说一切有部”被视为上座部系的代表，为最大的派别，所传的论藏典籍最多，如《大毗婆沙论》，在佛教思想的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一切有部后来辗转传到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南传佛教的主流。大众部则在日后成为北传大乘佛教的滥觞。

[18]与部派佛教平行的大乘佛教，称为“菩萨团”，即由在家信众组成的集团。菩萨团于阿育王的治世前后开始，以印度各地的舍利塔为中心而团结组成，由于礼拜佛塔，而对佛陀产生坚定的信仰，深得宗教的法乐。

[19]此一时期部派佛教的有部与经量部依然持续发展，如世亲菩萨原是经部学者，其著作《阿毗达磨俱舍论》可谓部派思想的总汇，并成为法相大乘的阶梯。

[20]《法华经》主张“久远实成之佛”（即指久远以前就存在，并且拥有无量寿命的佛），《无量寿经》则说“无量寿命之佛”。两者同样说明其存在的根本，源于有永远不灭的生命，即称为“佛”。《般若经》阐明缘起性空的大乘真义。《维摩经》以戏剧结构来强调菩萨道精神的伟大，远超过比丘的立场。《华严经》则出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大世界观。其中不论任何说法，皆以“大乘”之名而扩大人生观及宇宙观，此即其立论根据。

[21]左道密教以《金刚顶经》为主，又称易行乘或性力派，重视双身法。

[22]汉至魏晋南北朝有关宗派的译经归纳如下：（一）禅学：来自安息国的安世高翻译出小乘禅学系的经典，如《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七处三观经》、《禅行法想经》等三十余部。汉代支娄迦谶译《首楞严经》。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等。（二）般若：汉代支娄迦谶译《般若道行品》，其后《放光般若经》的译出，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后秦鸠摩罗什译《般若经》后，大乘空义的思想已在中国佛教发展出根深蒂固的地位。（三）净土：汉代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三国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后秦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南朝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北魏菩提流支译《往生论》。净土三经一论在此时已经完备。（四）戒律：三周魏嘉平年间（249—254）昙柯迦罗译出《僧祇戒心》为始，姚秦昙摩持、竺佛念二人继之，共同传译《十诵比丘戒本》（上二书均已失佚），此后陆续有姚秦鸠摩罗什译出《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佛陀耶舍译出《四分僧戒本》、《四分律比丘戒本》、《四分律比丘尼戒本》，弗若多罗、昙摩流支译《十诵律》，刘宋法颖译出《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佛陀什等译《五分律》、《弥沙塞五分戒本》，梁朝明征集《五分比丘尼戒本》，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出《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法显与觉贤合译《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等。（五）法华：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南朝齐昙摩伽陀耶舍译《无量义经》、刘宋昙摩密多译《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等。（六）三论：后秦鸠摩罗什译《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七）密教：三国竺律炎和支谦译《摩登伽经》、《华积陀罗尼神咒经》、《无量门微密持经》、《八吉祥神咒经》，西晋竺法护译《密迹金刚力士经》，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孔雀王神咒》、《佛说灌顶经》等。（八）华严：北魏菩提流支译《十地经论》、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六十华严经》等。（九）唯识：北魏菩提流支译《解深密经》、北梁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刘宋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陈真谛译《决定藏论》（以上后三部为《瑜伽师地论》的异译本）、后魏佛陀善多及陈真谛分别译《摄大乘论》、北魏菩提流支译《大乘楞伽唯识论》、陈真谛译《大乘唯识论》（以上后二部为《二十唯识论》的异译本）、真谛所译《中边分别论》为《辩中边论》的异译本。（十）俱舍：安世高译《阿毗昙五法经》、《七法经》、《五法经》、《四谛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等。后秦僧伽提婆与竺佛念共译《八犍度论》（《发智度论》的异译本）、后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与《增一阿含经》、陈真谛译《俱舍论偈》、《阿毗达磨俱舍论释》（《旧俱舍》）等。成实：姚秦鸠摩罗什译《成实论》。

[23]南北朝时，佛教学者以经论为依，各取所学，立义论理，诠释佛陀一代教法，学派纷立。如北朝昙鸾主张凡愚专持名号即得带业往生净土，达摩之禅兼具“真常”、“唯心”二义。南朝晋宋之间，涅槃学派继般若而兴；齐梁时，《成实论》与涅槃学盛行，陈代三论特盛；陈隋之际，天台学成为南朝佛教的主流。

[24]佛教宗派在隋唐时代的发展如下：（一）三论宗自鸠摩罗什译出三论后，门下多人弘传，至隋朝吉藏集大成。（二）禅宗至初唐六祖惠能始有宗风可言，惠能开顿悟南宗，一花五叶，渐成五家七派；唐中叶以后，诸宗衰微，独禅宗得势。（三）中国律宗至初唐南山道宣律师以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大兴此宗，为集大成者，迄今出家僧众仍以《四分律》为修持圭臬。（四）隋代道绰仰慕北魏昙鸾高风，专修念佛净业。复有善导著《观无量寿经疏》，专明念佛真义。又慧日著《往生净土集》，主张禅净合一，净土宗派渐成。（五）隋末天台智者大师承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法门，著“天台三大部”，以《法华经》为依据，阐扬法华思想，开立“天台宗”，是当时最早的宗派。传至盛唐六祖湛然，确立天台严密教理的基础，被称为天台宗中兴之祖。（六）华严宗的开祖溯自隋末杜顺，专宗《华严》，创法界三观，传智俨，至三祖法藏集大成，完成华严教理的组织系统。其后四祖清凉澄观、五祖圭峰宗密皆为华严学泰斗，备受唐代帝王礼遇、器重，世称“华严五祖”。（七）唯识宗成立于唐玄奘西行返华后，于唐永徽五年重译《阿毗达磨俱舍论》，世称《新俱舍》，为历来法相宗的基本教本。经窥基注疏传世而极盛，其中《成唯识论述记》被后世唯识学者奉为圭臬。唐代诸师于本论注疏甚多，以《光记》、《宝疏》、《圆疏》最为出名，至今通行。（八）唐开元年间（8世纪初），善无畏、金刚智来华译经传密，中国密宗始逐渐有组织系统，不空继而发扬光大，门下受密法灌顶者甚多，始终获唐室重视，并东传至日本。成实宗的研究盛行于南北朝，亦于隋唐时代传入日、韩。

[25]四料简如下：“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26]两宋时代，净土信仰亦渐渐深入民间，诸宗各派多兼修净业，以极乐为旨归。如天台法脉几乎皆求生西方，律宗及华严弟子亦多归心净土，结社念佛蔚为风气，净土教广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信仰。

[27]天道，主张天理为宇宙的本体与至善。

[28]明朝时，居士已热衷于佛教教学的研究，如注释佛典、编集禅宗语录等，并完成《居士分灯录》、《居士传》等多种在家信徒的传记。清末以降，佛教步入衰颓之势。后以彭绍升、杨文会等居士刊行佛典、开办佛学院、设立居士林等，注入佛教的新血。

[29]如民国初年的“庙产兴学”。

[30]如1962年，星云筹划推出首部《中英对照佛学丛书》；1976年，开办英文佛学中心；1983年，成立“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国际学部”;1988年，成立“日文佛学班”；1994年，设立“南非佛学院”等，以培养国际弘法人才。如今佛教已传遍世界五大洲，教典被翻译成各国语文，如日文、韩文、英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都是弘法国际化的成果。

[31]如1953年，星云利用幻灯片布教，以现代化科技产品来宣扬佛教；1957年，于台北民本电台制作“佛教之声”，首创佛教在电台弘法的先河；同年8月，首度灌制六张佛教歌曲唱片；1979年，佛光山制作第一个佛教电视弘法节目“甘露”。

[32]如1953年，星云撰写佛教歌词，组织“佛教青年歌咏队”；1954年，首开“家庭普照”；1957年，实行“佛化祝寿”，提倡“佛化婚礼”；1969年，佛光山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1976年，首办老年夏令营；1979年起，定期举办儿童夏令营；1980年，举办“青少年冬令营”。

[33]如1953年，星云于宜兰雷音寺成立“星期学校”、“儿童班”、“文理补习班”；1955年，成立“青年学生会”；1956年，宜兰念佛会落成，是佛教第一座专为开演教法之用的讲堂；1984年，佛光山普贤寺首度举办“都市佛学院”；1986年，于佛光山创立“信徒讲习会”；1990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首度举办“世界佛学会考”。

[34]“文革”（1966—1976）中被毁的寺院获得重建、新建，许多新寺院的规模更胜前朝，如普陀山的南海观音、无锡灵山的灵山大佛、海南南山寺的海上观音等以妙相壮观著称。

[35]佛学院普遍设立，最高学府有中国佛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下有中国佛学院的分院，以及省市佛教协会举办的佛学院和寺院举办的佛学院（如普陀山佛学院等）。另外，在世俗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内也设有宗教系，招收佛教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

[36]1993年，赵朴初提出“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之说以来，至2008年，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已召开十次；2006年在浙江杭州、舟山召开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与会的各国和两岸及港澳的高僧大德、学者数以千计。而两岸及港澳佛教界的交流活动更是不断，2002年、2004年应星云、圣严、觉光等所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先后被奉送到台湾、香港供瞻仰和巡展。

[37]赵朴初（1907—2000），佛教居士。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80—2000）。认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是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播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现人间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