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写《武则天》，我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1]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过了。

近人的研究和剧作，我也尽可能找来看过。拿剧本来说，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2]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3]。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光明日报》。后收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

宋之的的剧本，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初期，我在上海看过演出，但印象很模糊了。最近我在开始写作时，特别把宋剧找出来读了一遍。作者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4]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

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于时武后已六十二岁。张昌宗、张易之[5]被优遇，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时武后已七十六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侄贺兰敏之，韩国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她怎么来管教她的子侄，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

越剧剧本避开了这一方面是正当的。越剧我不曾看过演出，我只看过剧本。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越剧仍多少受了些宋剧的影响。两种剧本都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虚构，并都把武后写成为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违背历史事实这一点，宋之的在他的剧本序文中早就承认了。他说：“因为所依据的史料有限，也仅仅凭着自己的见解，给那中外倾注的怪杰，做了一个不尽忠实的描绘。”

越剧在描绘上虽然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同样没有根据更多的史料而仅凭主观的见解。如写上官婉儿行刺，写武后亲征徐敬业，在途中亲自审案，替农妇伸冤，写武后想传位给狄仁杰[6]而遭到拒绝，自认为失败者。这些都是缺乏真实性的。

二

我的写法有所不同。我是把徐敬业的叛变作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了我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我把地点局限在洛阳，把期间局限在由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至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六年间。我尽可能追求着人、地、时的三统一。

我虽然以徐敬业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但徐敬业本人没有出场。我没有把舞台移到扬州去。根据唐代张文成的《朝野佥载》[7]中所载的一段故事，徐敬业通过骆宾王去串通裴炎共同谋反（见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十二则），因而我把裴炎和骆宾王作为了主要的反面人物。

这一段故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是加以否认的。他认为是构陷者的捏造。我的看法却相反。裴炎为人实际上并不光明磊落。他嫉妒裴行俭的功劳、偏袒程务挺等、背信杀降一事，便是明证。

裴行俭以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为定襄道大总管，将兵讨伐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伏念屡败，后为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所追蹑，遂从间道向裴行俭请降。裴行俭已经许可了伏念，不加杀害。裴炎想归功于程务挺等，便说伏念是“穷窘而降”，把他杀掉了。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第二年，十姓突厥反，裴行俭再奉命为金牙道大总管，帅兵往讨，但在未出师之前便病死了。十姓突厥的叛变和裴行俭的生病而至于死，看来都和裴炎背信杀降有关。故《旧唐书·裴炎传》斥裴炎“妒功害能”，《新唐书·裴炎传》也称“议者恨其娼克”。

但裴炎并不是没有本领的。他是高宗逝世时的顾命大臣，在武后辅政期间由黄门侍郎做到中书令，足见他是把武后也蒙蔽着了。武后曾说他“倔强难制”，可见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有历史性的。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斗争，乃至长孙无忌和上官仪等同武后之间的斗争，不单纯是政权的争夺，而是在思想上有它的根源。

三

武后有好些特出的政治措施，我在剧本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为方便起见，有的我把年代提前了一些。例如，她大开告密之门，让农民和樵夫都能够到京师面见皇帝控诉，沿途受到五品官待遇，不受阻挠。又例如，她不拘资历，不问门第，锐意选拔人才；任何人都可以推荐人，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经过考试，有才者超级录用，不合格者立即罢免。这些措施成为制度虽然比较晚些，但武后早就在这样施行是可以理解的。

武后在生产上重视农桑，在她执掌政权的五十多年间，她使天下富庶了。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是唐太宗死后的第三年，中国只有三百八十万户，而到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已经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可以看出武后末年的中国户口比起唐太宗末年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事实上武后执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治绩和文化也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士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所培养出来的人物。

在武后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值得注意的。徐敬业在扬州叛乱，其性质在夺取政权。它反对武后比较开明的政治措施，因而是反动的，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诗人陈子昂曾经说过：“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见《资治通鉴》垂拱二年）这可证明，武后的政权确实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后建言的十二事，见《新唐书·后妃列传》。这是武后初年的重要的政治主张，我在这里不妨把原文照录在下面。

一，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使京畿地区免除徭赋。）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浮巧。（“尚”殆指御用，如尚方、尚书、尚衣、尚食之尚。）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因李唐崇尚道教。）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告身”犹今委任状。）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增加薪水。）

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这十二建言是相当开明，而且大都已见诸施行。看来武后政权之所以得到下层拥护，不是偶然的。

但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便是武后对于均田制的态度是怎样？唐初是实行着均田制的，丁男年满十八岁，国家授田一百亩，十分之二为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老病残废者授田四十亩，寡妻寡妾授田三十亩，老病残废和寡妻寡妾而当家作主者增田二十亩，五分之二为永业田，五分之三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以传之子孙，并可以买卖。口分田受田者身死后由国家收回，再授予别人；口分田得到一定的许可也可以买卖。

这种制度，在地广人稀的时候，并得到国家保护，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人口一增加了，而且有可以买卖的一个缺口，其结果是必然遭到破坏的。唐代在武则天以后已经有兼并的迹象出现，在开元天宝以后均田制便完全废除了。

武后的政权既是获得人心的，她自己也说过她“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由她的用人行政上看来，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她是维护均田制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她的政权的巩固性和她在一生中所进行的对于上层权势集团的打击意义。她的政权，看来是倾向于抑制兼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禁止田地的买卖。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可能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后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灭了。最可惜的是武后《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都已经失传；拥护她的上官婉儿的文集二十卷也失传了。武后诗在《全唐诗》中还存在着四十六首，有《石淙》一首，中有句云“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或许可以作为她的对于均田制的歌颂吧。

四

武后是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还做过皇帝，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有唐一代对于她的评价尽管有人也有些微辞，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

武后生于四川广元县，唐代初年的利州。五年前（1955年）在广元县出土了一通碑，碑面刻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六则），是五代末年后蜀孟昶广政二十二年（公元959年）刻石的。记文说武后死而为神，非常灵验。碑阴还有大量文字，是地方当事人刻的账目，称武后为“则天圣后”均抬头顶格，可见广元人民对武后的爱戴。武后死去虽已二百五十九年，而在广元人民心目中，犹然神圣视之，“管境所依，祷祈必验”。这和后世史家们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

武后是受过唐太宗熏陶的人，她在唐朝的治绩，事实上可以和“贞观之治”比美，甚至有所发展。她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故她的政治措施有所依据。她明敏果断，发挥了不少独创的作风。她早年比较朴素，不爱奢侈（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三则）。中年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在洛阳龙门，修造大奉先寺石窟，唐代的一部分伟大艺术作品因她而留存至今（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二则）。去年（1959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之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

武后爱好文艺，具有比较优异的情操。例如，她读到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时只是“嘻笑”，并且还说有这样的人才不用是宰相之过（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四则）。这是难能可贵的。

武后颇具有不自私的精神。她曾经征求王方庆家所藏的王羲之以来的真迹，王方庆献纳了，而她令人摹勒后，却把原物重新装饰，归还主人（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二则按语）。这比起唐太宗来便迥然不同了。唐太宗也曾经向王方庆家征求过墨宝，而全部干没了。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法书，还作过广泛的搜罗，而在他死后都一同带进了坟墓。

我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塑造了武则天的形象。我在剧本中使她同情一些弱小人物，如象上官婉儿、赵道生和伪太子贤江七。骆宾王出身寒微，虽然犯了罪，她也宽恕了他。而对于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则恰恰相反。如裴炎、程务挺（未出场）等，她是毫不假借的。甚至对于亲生的儿子太子贤，她也不为感情所左右。当然，有许多情节是出于我的想象。我所写的武则天只写了她六十岁前后的六年，可以说是她最成熟的时代。但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在她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她利用佛教，干了好些过分奢侈浮夸的事。如象“命僧怀义[8]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资治通鉴》天册万岁元年），后来被火烧掉了。又如“天枢”、“通天宫”、“九鼎”之类的铸造，实在是劳民伤财。拿“九鼎”来说，“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资治通鉴》神功元年）。要说这是封建文化的豪华版也未尝不可以。但这和她辅佐高宗时代“常著七破间裙”而建言“禁止浮华淫巧”，是大有径庭的。

五

考虑到在舞台上表演武后时应该是怎样一种面型，也考虑到历史博物馆如何画出武后的像来陈列，武后的相貌如何也值得作一些探索的。

武后的相貌端丽是不成问题的。不然，唐太宗不会喜欢她，唐高宗也不会喜欢她。唐人所喜欢的女性比较丰满，这从唐代的壁画、雕塑中都可以看出。因此，武后的相貌也应该是丰满的。史称武后之女“太平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资治通鉴》天授元年）。“多权略”是在精神上的相类，“方额广颐”是在面貌上的相类。“方额广颐”正是唐人所好尚的美人型。

新旧《唐书·袁天纲传》言：武后在幼小时，天纲曾为之相面，称其相为“龙睛风颈”。这可能是相士间的一种术语。“龙睛”或许是目大而有神，“凤颈”或许是颈柔而丰满。

又《资治通鉴》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言“太后生重眉，成八字”。当时武后已经七十六岁了。一个人不可能生出两重眉毛，所谓“重眉”大概是所谓寿眉。看样子，武后的眉型是八字眉，她的眉梢是向下而不是向上。

在这里有一幅古画值得注意。那便是宋《宣和画谱》[9]所著录的张萱《唐后行从图五》[10]。估计是五曲屏风，仅存一曲或一曲半，但图中主要人是保留着的。

所谓《唐后行从图》这名称是宋人命名的，张萱是唐开元年间的人，他不会使用“唐后”这样的称谓。

原图着色，据曾目击者云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的印鉴。可见金人破汴京后，这画也在被虏获中。清人安岐《墨缘汇观》有著录，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出版的《中国历代名画大观》（1944年）和郑振铎编《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中有珂罗版影印，可惜比例太缩小，模糊而无色。

原画已流出海外，但故宫博物院藏有近人俞明的摹本，署“己未长夏”，是一九一九年摹的。所谓“唐后”被二十八人簇拥着，其中有少数人是宦官，多数是宫娥。宫娥均著男装而有耳环。有一站岗的卫士不属于“行从”中，手执长殳。长一身有半，殳头恰如高尔夫球棒的棒头。

所谓“唐后”是中年以上的人，不可能是杨贵妃，也不可能是韦庶人。韦后谋杀了唐中宗，唐玄宗起兵把她杀了，废为庶人，张萱在开元年间不会再画她。从画中的气派上看来，无疑是已经做了皇帝的武后。

相貌的确是“方额广颐”，颈长而丰满，或许就是所谓“凤颈”，但眉不呈八字，而是竖立的，相当浓，看来是原眉剃了，画上去的。这是唐人的习惯。

所谓“唐后”既和史籍上所载武后面貌可相印证，而更可互证的是明刻本所绘的武则天像。我所见到的有《历代古人像赞》（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刻）、《君臣图鉴》和《三才图绘》等书。前一种是侧面，后二种是正面，基本上是以张萱的“唐后”为蓝本而有所增损。

有正书局影印的《历代帝后像》中有武则天像，据云系根据绢画复制。面貌瘦削而窈窕，著冕旒，是毫无根据的臆画。

张萱所画的“唐后”，可以推定就是武后。张萱既是开元年间的人，他可能亲眼看见过武后，至少武后的画像是看见过的，因此他所画的像有充分的根据。我建议在历史博物馆中或者历史著述中要用武后像时，就用张萱所画或者以它为蓝本而重画。舞台上要表演武后时当然也有所根据了。

六

上官婉儿这个历史人物我在剧本中所处理的只是她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间，但她在唐代的宫廷里面活动得相当久，她是武后在文笔上的助手，后来被唐中宗封为昭容（是第六位的妃嫔），又成为唐中宗和韦后的助手，但她并不是党同韦后的。唐中宗为韦后所毒死，李隆基（后为唐玄宗）起兵诛除韦后及其党羽，拥立了自己的父亲相王轮（是为睿宗）。李隆基拥兵入宫时，上官婉儿自以为无罪，还亲自掌灯下阶迎接，然为李隆基拔剑斩杀于阶下。上官婉儿死时年仅四十四岁。

上官婉儿之死是很可惜而且冤枉的（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八、九两则）。后来唐玄宗即位，大概也感觉到自己错杀了好人，命人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编为文集二十卷，并命中书令燕国公张说（悦）[11]作序。文集可惜失传了，张说序却被保留在《唐文粹》第九十一卷里，对上官婉儿是称颂备至的。说她“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说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说她“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张说是和上官婉儿同时的人，而且上官婉儿是被唐玄宗亲手杀掉的，这些称颂应该不是过誉。

上官婉儿受了武后的熏陶，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盛唐时代人一般的公认。武后在她十四岁时发现了她，并不顾私仇而重用了她，正足见武后确实是用人唯才。上官婉儿由仇视武后转而为拥护武后，剧中所述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无疑她是有过这样的心理转换过程的。

七

骆宾王，作为反面人物来处理，我并没有冤枉他。他的确是文人无行。《旧唐书》本传说他“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他做长安主簿时，又因为受贿而遭到谪贬，并且还坐过牢。他终生沦落在下僚，因而有怀才不遇之感，而总想飞黄腾达。但他也并不是没有机会，例如我在剧本中提到的，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裴行俭奉命出使波斯，送回波斯王泥涅师师时，便曾经调用他为行军主簿，而他却以母老为辞，谢绝了。事实是他畏难苟安，没有胆量去。裴行俭那一次去是立了大功的，可惜没有骆宾王的份。裴行俭曾经批评过骆宾王和当时的一些有名文人，说“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文艺”。那批评是有根据的。

骆宾王是唐初四杰之一。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云：“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看来四杰的次第似有三种：（一）骆卢杨王，（二）卢骆杨王，（三）王杨卢骆。第三种似较普遍，杜甫诗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对于这样的次第，杨炯是不心服的，他曾经说过：“愧在卢前，耻居王后”。骆在四人之中，年事最长，诗文也最出色，我觉得称为“骆卢杨王”恐怕是比较公允的。

《骆宾王文集》凡十卷，是郗云卿奉唐中宗之命搜集的，我想这一定是上官婉儿的主张。因为中宗时代的措施，大抵出于上官昭容的发纵指使。骆的五言诗做得很好。讨武后的檄文更是脍炙人口。檄文的笔调很铿锵，但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而是赤裸裸的争夺政权，对于武后的责骂多无根据，实在没有思想内容。这也就是徒有才艺而无器识的一个物证了。

骆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他和徐敬业发生联系，可能是由于徐敬业的兄弟徐敬猷做中介。徐敬猷是有名的“博徒”，他们是赌博朋友。但他们的赌博后来搞大了，搞到以天下为赌注，想推翻武后的统治。不能认识武后的杰出处，在这些地方正表明骆宾王真正缺乏“器识”。他们是赌输了，弄得身首异地。

但骆宾王是得到后人的同情的。关于他的下落，有的说是跳长江而死（得了一个全尸），有的说是不知所终，有的说是在杭州灵隐寺做了和尚（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十三则）。我虽然把他写成了反派，但对他依然抱有尊敬和同情。我采用了做和尚的一说，而使他悔过自新。

骆宾王的为人，和裴炎、徐敬业、徐敬猷等毕竟有所不同。他虽然也有野心，但也有他的诗人气质。从好处说，他在封建时代是多少有点反封建味道的。他是一位浪漫诗人，只是思想糊涂，把路子走错了。唐初四杰都有这同样的毛病，不能专怪骆宾王。不过，如果拿骆宾王和上官婉儿比较起来，那在器识上就有上下床之别了。

八

唐高宗李治，在史籍上，是博得了同情的一位帝王。由于不少史家憎恨武后，因而便把同情集中在他的身上。史家们觉得他是被武后控制着，甚至时常有生命的危险。在我的看法却是两样。从封建道德的观点来说，唐高宗实在是大可非议的一个人。首先是他同武后的关系。武后是唐太宗的才人，却在太宗死后不满三年，他便让武后替他生了儿子。武后有四子，即李弘、李贤、李哲、李轮。长子和次子据史料推算起来，应该同生于永徽三年，是武后还在感业寺做比丘尼的时候。武后是永徽五年封为昭仪，次年立为皇后的。在这之后，高宗却又和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都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封建帝王的淫乱实在是有点惊人的。他早就有“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的毛病。“目不能视”，我解释为高度的近视眼，“风眩头重”，应该是极度的精神衰弱，这和他的生活不检点应该有关联。但唐高宗的病也有人说是高血压，究竟是不是，无法用血压器来测定了。就因为他有病，所以武后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起便替他管理朝政，一直管到他死，管理了二十四年，把唐代的统治巩固下来了。

但是，唐高宗的功绩，也是应该肯定的。是他发现了武后而使她发挥了她的才能。如果没有高宗，便没有武后。武后的成绩可以说也就是高宗的成绩。高宗信任武后是比较专一的，虽然有时也听信过谗言，想废掉她，但终于让她辅政二十多年。在高宗末年，还曾有意让武后摄政，有些禅位的意思，但被朝臣反对，没有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我在剧本里面让他采取了自我批判的形式来批判自己，并批判太子贤，而赞美了武后，有的朋友或许会以为我把高宗贬低了，其实我是有意把他抬高的。

从武后方面来看，她对于高宗的淫乱不会满意。但她把自己的精神全部寄托在政治方面去了，高宗的行为在她似乎是满不在乎。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她尽可以让这位比自己年轻四岁的多病的风流天子去养尊处优，而把自己的才能尽情地在政治上发展。然而有成见的史家们却每每说武后有暗害高宗的意思，我在下面可以随便举出一个例子。

《资治通鉴》在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一月记载高宗“苦头重不能视”，侍医秦鸣鹤主张在头上扎针，扎出血来，可以望好。武后严厉反对。司马光便下出推断，说武后“不欲上疾愈”。一个人心里的想法，几百年后的史家怎么会知道？象这样对于武后的所谓“诛心之论”，是举不胜举的。结果由于高宗自己愿意，针是扎了，也有了一时性的效果。然而针扎后仅仅三十天，高宗却是死了。这是不是由于针没有消毒，在头上扎出了血，有破伤风之类的病菌钻进了血道的原故呢？当然，在今天是无法肯定的，但也无法否定。其实武后如果不希望高宗病好，象韦后毒死了唐中宗的那样，在她辅政的二十多年间，她尽可以设法把高宗暗害，然而她却没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太子贤之死，史家也断定为武后下的毒手。《资治通鉴》于高宗死后的翌年二月，载“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风使杀之”四字，两《唐书·章怀太子传》里面都没有。乂云“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贬神勣为叠州刺史。……神勣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这样寥寥儿笔，便把武后描绘成为枭獍。试问：“风使杀之”，除当事人之外，司马光或其他的人何从得而知之？写出丘神勣初被贬谪，寻复原职，在司马光是有意显示武后的奸诈，想掩饰人的耳目。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勣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勣的冤屈。太子贤之死，看来别有原因，是史书上的一笔悬案。我在剧本中，是把这笔账算到裴炎项上去了。是不是有可能呢？有。

唐高宗死后，中宗即位，不到一个月便被废为卢陵王。中宗被废，裴炎是发挥了促成作用的。武后在废掉中宗之后立即派遣丘神勣去看太子贤，我揣想她是有意起用太子贤，如果太子贤在巴州已经悔过自新，她是想把他召回京师的。裴炎既蓄谋篡取天位，他不能不预防这一着。万一太子贤被召回，那他自己的私愿又会增加一层障碍，难以实现了。因此，太子贤之死，使我自然地联想到是出于裴炎的阴谋。

九

剧本初步完稿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我曾经到陕西乾县去游览过高宗与武后合葬墓的乾陵。陵园距西安市西北八十公里，因梁山而为陵，气势雄伟。整个陵园的面积，约有一百顷。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地上建筑多被毁坏，所残存的石刻、土阙之类，解放以来业经加意保护，保存尚属良好。梁山是石灰岩，石颇坚硬，据最近地面探查的结果，发现墓道在山南，由南而北凿成隧道，通进山腹。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向，全长约六十五米，宽约四米，深约三米，封闭甚严。估计山腹内当有地下宫殿，未被盗掘。详细情况，请参看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最值得注意的是陵前有一人多高的石人群像整齐地站在左右，西边三十一尊，东边二十九尊。每排四人，各八排，最后一排不足四人。是否原来就是这样地不均衡，或者有所残缺或移动，不能断定。这些石人的背部，有的刻有国别、职别和名姓，可明白看出的有“木俱罕国王斯陀勒”、“于阗〔国王〕尉迟璥”和“吐火罗王子持羯达健”等五六尊，文字久经风化，不易辨认。遗憾的是，石像均被摧残，没有头部。折下的头部也散失了，不知去向，一个也没有被保存下来，是十分可惜的。

石人群像之南为土阙，左右对峙。土阙之南有二碑，南向，西为述德碑，东为没字碑。述德碑刻有纪念高宗的文字，即《述德纪》，为武后所撰。相传为中宗所书。没字碑，是纪念武后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唯碑上已为宋、金以来的题识所刻满。

碑之南，又有石人侍卫十对、石马五对、玄鸟一对，夹御道而立。再南有飞马、华表各一对。华表附近有二丘耸立，形成天然门阙。丘上又各有土阙残存，远望恰如两个奶头，民间因呼之为“奶头山”。西侧“奶头山”上，据《长安图志》，原有画像祠堂，画有狄仁杰以下六十名臣画像，现在只留下一些残砖碎瓦。

很明显，六十藩王像是高宗死后所刻的，包括狄仁杰在内的六十名臣画像则是武后死后所画的。高宗之葬，在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武后之葬，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二月。乾陵的整个规模，主要是在武后手里所部署的，可见武后对于高宗的饰终典礼甚为重视。

我要再说一遍：武后是生于四川广元县的人，广元县在唐初为利州。武后的父亲曾经两次做利州都督。武后既生在利州，又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段幼年时代，广元附近的奇山异水对于武后性格的形成上，可能有些影响。当然，我并不相信什么“钟灵毓秀”之说，但山川风物等客观世界的优美，对于少年儿童的精神不能说是没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我在剧本里面还作了更进一步的大胆的设想。我想，武后流放太子贤到巴州去，也可能有她的用意。她是想借巴蜀的山川风物来陶冶太子贤的性灵。我依然相信两千多年前的亚理士多德[12]在他的《诗学》中所说过的话：

“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史家和诗家毕竟不同。”

当然，要“依据真实性、必然性”，总得有充分的史料和仔细的分析才行。仔细的分析不仅单指史料的分析，还要包含心理的分析。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便能够接近或者得到真实性和必然性而有所依据。

有关史料的搜集，我是尽了我的可能的。但有一大批真实史料，我相信还藏在乾陵里面，目前还无法接近。在《述德纪》的残文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自古圣皇，咸遵菲葬。……德弥厚者藏弥薄，圣逾重者瘗逾轻。……明器唯施凡木，灵物止于××。……微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这是合乎高宗和武后早年崇尚俭约的精神的。武后死时的陪葬品是怎样，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会有不少的书籍保存在墓里。说不定武后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还可以重见天日。说不定武后的画像、武后和上官婉儿等所手书的真迹也会呈现到我们的眼前。

关于乾陵的地面勘查已经初步进行了，我很希望在必要条件具备后，这座地下宫殿能够象明代的定陵一样，成为公开的地下博物馆。那时，我们对于武后的业绩和唐代的文化可能得到更确切的了解。

本剧所根据的资料相当多，我辑录了《重要资料十四则》，一一加以按语，作为附录二，以供读者参考。其中有一二种资料是初次见诸著录的。我曾作过《游乾陵》七律三首，《弔章怀太子墓》一首，《游顺陵》一首，都和本剧有关。顺陵是武后母亲的墓，保存不很良好，剩下的石人石兽却颇雄伟。这些诗，我辑录为附录三，以便相互印证。

唐张萱的《唐后行从图》摹本，我把它作为了卷首插图。傅抱石同志特为本剧画了插画二幅，我感谢他的帮助。[13]

一九六○年八月十六日

[1]《旧唐书》，后晋刘㫬等撰。分本纪、志、列传，凡二百卷。《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曾公亮等删定。分本纪、志、表、列传，凡二百二十五卷。《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系上起战国，下迄五代之编年史，凡二百九十四卷。《全唐诗》，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定。收唐、五代二千二百余人的诗歌，凡九百卷。《唐文粹》，北宋姚铉删掇《文苑英华》成编。凡一百卷。清郭麐作补遗二十六卷。《唐诗纪事》，南宋计有功撰载录一千一百五十位唐代诗人及其作品，并辑集有关的本事和品评。凡八十一卷。

[2]宋之的（1914—1956），原名汝昭，河北丰润县人。戏剧家。所著五幕历史剧《武则天》写于一九三七年。

[3]吴琛执笔创作，发表于一九六○年五月《上海戏剧》杂志，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4]奥斯卡·王尔德（o．wilde，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其所著《沙乐美》，通译《莎乐美》，独幕话剧。系用法文撰写，于一八九四年出版英译本。

[5]张昌宗、张易之唐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县）人。均为则天所宠。昌宗，官至春官侍郎，封燕国公。其兄易之，历任控鹤监、奉宸令、麟台监等职，封恒国公。二人均于七○五年中宗复位时，被宰相张柬之所杀。

[6]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太原（今属山西）人。唐大臣。高宗时，任侍御史等职武则天即位后，官至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和河北道安抚大使等。征讨突厥有功，授内史。卒赠文昌右相，谥文惠。

[7]张文成（约660—740），名鷟，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官至司门员外郎。其所撰《朝野佥载》，凡六卷，记隋唐两代朝野轶事。后人曾作增补。

[8]即薛怀义，本姓冯，名小宝，京兆鄠县（今陕西鄠县北）人。为武后所重，改名，并剃度为僧，作白马寺主。官至辅国大将军，后被武后处死。

[9]中国画著录书。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等十门。每门均有绪论、画家评传和作品。凡二十卷。

[10]张萱，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画家。开元间（七一三——七四一年）任史馆画直。作品除《唐后行从图》外，还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

[11]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河南洛阳人。武则天时授太子校书。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擅文辞，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著有《张燕公集》。

[12]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诗学》等。

[13]张萱《唐后行从图》摹本及傅抱石插画二幅，见一九六二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四幕史剧《武则天》单行本，本书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