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论

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怎样才算称职，是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回眸“五四”以来近八十年的文学演进过程，大多数批评家已处在相当尴尬的境地。一些相当知名的批评家，曾经著作等身，曾经呼风唤雨，曾经像大众传媒中节目主持人一样家喻户晓，可是，他们的同时代人已无法马上回答出这样的提问：“这个批评家都有哪些重要文章表达过独到的见解？”

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我们习以为常，麻木地接受了。然而，我们不能永远这么麻木地沉默着。我们应该一眼看出理论家和平庸学者的区别；我们应该把那些靠举荐某几位作家或赏析某几部作品跻身批评家队伍的人，请回到鉴赏者的人群中；我们应该把那些生硬照搬西方批评新体系、新话语塑造出自己批评家形象的人，归到西方文明的介绍者的队伍中去。总之，需要清理一下批评家的队伍。

怎样才算一个称职的中国现当代批评家？很不好回答。但我们认为可以从最杰出的批评家身上找出如下共性：第一，他有独到而相对完整的理论；第二，他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并负责任地发表独到的见解；第三，他有确定性的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发言影响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变化；第四，他有鲜明的、充满个性的批评话语表述。胡风可以算作这样一个批评家。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篇文章无法谈清楚。我们只是想用这个问题的存在背景作为一个坐标系，探讨一下或叫确认一个朱向前的批评的位置。

一

为什么要选择朱向前为研究解剖对象呢？原因如下：

第一，朱向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用《寻找合点》等六部文论集，近百万字文章一直把军旅文学和军旅作家作为追踪研究对象，进行了军旅文学描绘的对象、军旅文学的演进过程、军旅作家的换代特征、军旅作家不同群体的内外在特征、军旅作家代表人物等全方位的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本身，已为二十年来军旅文学运动梳理出了一个史的轮廓和脉络。他对近二十年军旅文学的全部发言，已为后人面对这一对象，提供了一块包容这一对象主要特征的化石。

第二，朱向前为军旅文学寻找到了“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他由两类青年军旅作家曾双峰并立这一现象入手，在1988年提出“寻找合点”的理论主张，为军旅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目标。他从两类作家的发展过程中的消长现象，逐渐形成看清了自己的理论支点并把它确立了下来。十年里，他为当代军旅文学留下了《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八十年代：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等重要的理论文章。

第三，朱向前采取作家批评立场，有限度地采用作家传记批评的方法，对莫言、周涛、朱苏进等作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军旅文学的发展．梳理出了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童年经验、乡土意识、作家的婚恋、疾病史等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因素，在朱向前的文章里，都有他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的个性化发言。《半部杰作的咏叹》、《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两篇长文，充分表现了朱向前独特的批评方法。

第四，朱向前的批评，体现着与创作不隔的鲜明特征。他的一些理论表述，已在同时的创作中得到某些直接回响。

第五，朱向前批评话语的美文特征。

自然，朱向前作为一个批评家所显示的以上特征，都有它们所依的基础并经历了长长短短的时日。

二

朱向前是一个“体系意识”和“支点意识”十分浓烈的批评家。只不过他的“体系”和“支点”不是在进入批评伊始就十分自信地确立的，而是不断摸索不断认识才在1994年确定下来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同样显示着它不同凡响的价值。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终点是《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十年及“文革”后十年），军门子弟在军队中占有很大比例，以至成为这个时代军队文化背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部分人大都把部队视作自己的家（子承父业传统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提干这样的生存问题在他们眼里可视若无物，将军梦一般不会在他们人生的前半夜破碎。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想用文字表述自己所思所想时，部队便是一个理想的人生舞台，可以作为一个发无限之幽思的审美对象，甚至可以把部队当作一种玩物。这样一群人中的出类拔萃者，走进朱向前视野的时候，摇身变成了作家朱苏进、乔良、刘亚洲、海波、简嘉和庞天舒等女作家。这一群作家身后的第一道文化背景就是共和国的军营大院。这些大院几乎和他们的生命一起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在他们能用笔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大院的生命尚不足三十年。在文化的长河里，三十年只能产生一种叫时尚的东西，而命定成为英雄之子的这一群作家，对这个时尚的理解只是四个字：英雄主义。在这样一个太薄的文化背景中，实在无法寻找到像“八旗子弟”这样一个照面就能给人们重重的文化上的一击的字眼。因此。在这群作家笔下，自然也无法诞生像《那五》这样的东西。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必然是这一群作家建构自己文学大厦的明灯。这样一类作品，如果恰恰生在蓬蓬勃勃、观念单一的社会稳定期，也能引出一片叫好声。这便是他们吸引朱向前目光的理由。

军队的绝大多数人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由这样一群人组成：农民。这种身份的军人，进入80年代后，也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阎连科。这群作家跨进军营的门槛，于人生已是一种提拔。他们的同类，绝大多数都哪里来哪里去了。每年近百万来近百万去的同类，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之前，到部队唯一的个人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在这个显然已各就各位了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的地位。自从当代新文化词典中出现了“走后门”一词后，可以说没有一个农家子弟穿上军装的第一天会做什么将军梦。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譬如户口引出的城乡差别）做这种梦等同于发神经。他们的目光都朝生存这一点聚焦。在现实的军营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朱苏进笔下人物身上常有的捕捉军营特有质感的美、尖锐或是刁钻地把玩一下现实并通过对现实悠闲而沉静地审视发现实现将军梦想的甬道等所谓的真正军人的情思。他们关心和注目的是三四年兵役生活中犹如彩虹一样难现的跃过龙门的机会。大部分同类重返故乡的沉重叹息，深刻地影响着留在部队那些硕果仅存的人。加上这些低级军官和故乡的联系千丝万缕，使他们都无法在人生的前半夜做出一个将军梦。这些前一轮竞赛中的胜利者，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首要的挑战是找一个伴侣。这些日后成为军官妻子的，多半都是在丈夫在前一轮竞争中，处在风雨飘零岌岌可危的灰暗现实中为了保底匆匆被选定。在连排级的位置上度过的漫长的八到十年间，为了再把妻儿从农村带进城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需要把可珍视的自我甚至自尊交付出去，以换得一纸可作妻儿进城车票的副营职委任状。那些少数意志坚强者，提干后旋即在城市找了妻子，婚后很快都会被市民文化消解成一个个零余者。这种现实，就是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等人把笔伸向军营时的文化心理承载。在他们看来，英雄主义的实际内涵就是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在常态下，他们就是刘震云《新兵连》中的新兵，就是阎连科《和平雪》、《和平战》、《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那些尚未解决家属随军问题的连长和指导员；在反常态下，他们会变成莫言《金发婴儿》中的孙天球和阎连科《夏日落》中的连长和指导员；在战争状态下，他们又都能领悟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真谛，变为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周大新的“汉家女”。这一类作家把乡村中国作为军营文化背景的底色来描绘，是他们命定的选择。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和前一类作家有了质的区别。

朱向前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十六岁从军。这一经历和朱苏进等人吻合。朱向前另有一段农村生活的体验，十四岁那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做了两年每天只挣七点五个工分的农民。这次下放不同于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完全是一种惩罚。日后。朱向前回忆说：“当我能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在山路上行走如飞的时候，我和农民已没有一点区别，那两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辈子还能离开土地。”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从小康到困顿的人生跌落，接通了朱向前和大地的血脉联系，又把他和朱苏进等人完全区分开来了。

这种在军旅批评家中独一无二的经历，命定了他成为两类军旅作家现象的最早发现者，同时也为他长期追踪研究这两类作家，提供了双向都能沟通的可能。

这一发现，实际上是朱向前对文化背景重视的必然结果。同时，朱向前对文化的“敏感”，又是寻根文学思潮和拉美文学大潮双向磨砺的结果。

朱向前创作小说的“绝笔”是1987年初发表的《地牯的屋·树·河》。这篇小说打着寻根和魔幻的双重印记。这篇小说发表后曾被重要的选刊选载，并入围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评奖篇目，引起小小的轰动。时隔十年，这篇小说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依然存在。但朱向前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转向批评了。从现象上看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却是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挤压下的突围。他想站在一个理性的高度，来审视发生在中国的深层的文化的转型。思想的收获，已无法用小说来承载，必须借助于理论性的话语加以表达。独立人格精神的重要，被朱向前感受到了，因此，感知的立场和创作的手段，已经不能传递在他体内荡漾的深层的焦虑。

这种焦虑，究其根源，是对文化本体渴求在东西、古今文化冲突中获得独立人格精神的愿望。1984到1987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几年。以寻根的姿态去寻求与古代辉煌灿烂文化精神的对话因为批判国民性是非价值体系的过犹不及而无以为继了，《爸爸爸》《远村》《小鲍庄》《棋王》无法在揭示国民性这条路径上望《阿q正传》的项背，传统随之被束之高阁。同时，大批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和拉美，一时间，先锋派文学、嫁接的拉美文学蔚成风气。这种显然失却了中庸这种文化转型期的典型的偏激态度，已经预示了文学的深层危机。朱向前的转入批评，无疑有寻找在文化转型期所应有的理性姿态的意思。他把相对能够独立的军旅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寻找。

综观朱向前的全部批评，感受最强烈的有两个点：一是对地域性文化背景的细微勾勒，（1994年以前，他的大部分重要文章都是针对军旅文学相关问题的发言。这些文章涉及军队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社会背景、军队的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兵员组成板块结构发生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军旅生活的主旋律以及其变奏等诸多方面。对这些问题的阐释都力图在文化这个层面上展开。）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批评的深度；二是对作家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的特别重视，（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阐述军旅两类青年作家的异同，并“寻找合点”，这是朱向前进入文学的独特角度。从这个角度进入，最易接近作家的深层文化背景，加上个人经历的参照，便可以照亮某个作家个体对文化基点寻找的详尽过程。朱向前对朱苏进的详尽剖析，可作参证。）这一点为他的批评带来了个性。

朱向前对批评的文化视角自觉，有一个循序渐进、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他说：“最初引起我对农民军人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形象本身，也不是所谓农民军人的主题，而是农民军人作家，以李存葆、莫言为代表的这一个作家群，和以朱苏进、乔良为代表的另一个作家群之间的异同，诱发了我的兴趣，但比较研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切入到了中国军人心理基础——农民心理、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农业文化等这样一些较深层面的课题，并从此确立了我以乡土中国和农民性作为观测与考察当代中国军人和军旅文学的重要理论视角。”

1988年，朱向前在谈到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局限时，就从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农民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突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的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捧。这样就不仅局限了他们笔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天地，而且还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减损了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及至真实性。”“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因此，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的扬弃。也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基于对两类作家局限性的认识，朱向前提出了在中国农民的心理基础上，寻找双方互补结构的思想，并明确指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鉴明优劣，在今天心理嬗变、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大潮中，对其做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

经过长达六年的追踪研究，朱向前对中国军人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很见一些理论深度的判断：“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本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风改造’，而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对农民文化或农民性的根本改造。——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出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在此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朱向前又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为如何塑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民军人”形象，提出了操作意义上的建设性意见。他说：“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以应征入伍作为逃离土地的主渠道之一，一大批涌入军营，成为穿上军装的农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间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做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观点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返视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方向。”

因为这一系列的发言，朱向前的批评理论体系也便渐渐显示了出来，展示出它可以宏观把握军旅文学历史与现实走向并预测发展方向的力量。

四

进入90年代后，两类军旅作家的变化，可以有力地佐证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强劲生命力。朱向前开始操作批评话语的时候，这两类作家双峰并立。之后的七八年问，朱向前一直进行着追踪研究。因此，他对军旅文学发展前景的估价，因其亲历性和研究的连续性，就显示出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自古以来，文学创作都是一次马拉松式的竞技，智商（或叫小聪明），只是在起跑的时候才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技法娴熟，又对新手法、洋技术十分敏感，前几公里赛程会处在领跑的位置上。进入中途，拼的是才华。后半程，比赛的就是内功。这内功就是生命意识的坚固和文化底蕴的丰厚。

进入90年代，两类军旅作家无形的马拉松竞赛已到了后半程，如果不吃兴奋剂，拼的就是内功了。就我们掌握的不太全面的资料，可以列出几个表格，对比看一看这两类作家在90年代前十年的赛况。双方的选手是：军门子弟作家：朱苏进、乔良、海波、刘亚洲、钱钢、简嘉；农民出身作家：李存葆、莫言、朱学武、周大新、阎连科、朱秀海。（农民出身作家尚有雷铎、唐栋可入选参赛，为使双方人数相当，不列入。因现在尚没见成型的农民出身女作家，故不让庞天舒、于劲等上场。）

a．一般赛况

b．1990-1995发表作品情况（只记中、长篇和散文集，不含外文版、港澳版）

c．1990-1995作品转载获奖情况

d．1990-1996年作品题材范围

[说明：一，因资料不全，数字可能不准；二，因阅读有限，可能把双方仍在赛场的选手列入了隐退之列；三，第四表题材分类并不严格，我们本不愿这么分，列表看本是为了醒目，将就分了。四，因双方都没写出《红楼梦》，只好用数字说明问题；五，因国内无权威中篇奖项，双方又都无茅盾奖得主，只好选了行业奖（八一奖）、区域奖（上海奖），还有选刊奖。一般刊物奖不在统计之列，《大家》红河文学大奖本也是个刊物奖，因其两年只奖一人的慎重，故特别列入；六，这种统计是否科学，欢迎批评。]

列入以上几个表，是想少说些废话，可以通过这些表直接看出比赛的大概情况。因一部《红楼梦》足抵中国当代作家的全部劳作，我们对两队的作品量不作发言。因作家辍笔并非都意味着江郎才尽，我们也不对此加以评判。在列完这些表后，我们只想强调两点。第一，转载率和出没出文集，或多或少可以说明作家影响力的大小。（当然，我们也记得《喧哗与骚动》曾经创过一年只卖出去一本的记录，但这只是极少的特例，何况上述作品还都没福克纳的作品难读）在这方面，军门队可是大大落伍了。第二，作家涉猎范围的宽窄，一能说明作家创造力和才情的高下；二能表示作家内功的强弱；三能预示作家最终气象的大小。第一类作家，除了军营生活和玄想，手中的笔再也无力伸向别处了。被朱向前誉为“南线战争总结之作”的《穿越死亡》，并没有诞生在第一类作家之手。80年代以来，除了《灵棋》，第一类作家没为军旅文学留下一部像样的战争小说，这一现实对这一群或长或短都做过将军梦的作家不啻是一个尖酸的嘲讽。主将朱苏进，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表达着对战争的渴望，写出来的战争小说，不是四千年前的，就是纯粹幻想的，都“拒绝他人阅读”（朱苏进自述）。莫言、阎连科、周大新进入90年代后，都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其存在的意义早已越出了军旅。如果把他们这种行为看作是为了在将来更深刻地、更全面地把握这支军队而作的寻根意义上的准备，他们重新回来描绘军旅之日，朱苏进、乔良等人还能不能与他们在一个赛场上竞技，现在就可表示怀疑。

军门队败象已露。他们败在先天文化承载的单一和单薄上。大院文化至尊的错觉，使他们无法与这个世界进行深层的交流。他们的孤自坚守，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父辈的偶然从军，割断了他们这一类作家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他们都自视甚高，笃信“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后天更是拒绝了解低层，个个像聆听到“神谕”的智者，准神祗一般高高地飘在半空，用“第三只眼”朝芸芸众生“凝眸”。除了借助知识进行玄思，他们的视力很难越过大院的高墙。这样，他们的文学气象也就定了——不停地重复制作镶着思想碎片的作品，供那些片面深刻的好奇者捧在掌中把玩。

朱向前1988年就发出的“寻找合点”的吁请，并没有被军门子弟作家重视。不到十年，实际上只剩朱苏进一人在继续独扛大旗，这个作家群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

这是一个必须接受，也值得检讨的事实。

五

朱向前对这两类作家定量定性的分析，着力是不均匀的。这一现象在他1993年以前的研究中格外醒目。

朱向前十四岁至十六岁，是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这个农民和莫言、阎连科这种命定的农民又有本质的区别。莫言、阎连科出生的过程俗语就叫落地，蹒跚学步便直接融在大自然里，童年做的活路是放羊或打猪草，玩的是蛐蛐和家里的看门狗。朱向前的童年和朱苏进、海波、乔良等人的童年一样，最起码有看不完的小人书。十六岁，朱向前又离开了农村，以后的经历又完全和朱苏进等人大同小异了。两年农民的人生体验，在他没能出人头地的漫长岁月里，恐怕偶尔要以噩梦的形式重现。因为他的当农民，是特定政治、社会对他个人的一种惩罚，和知青们对农村的体验相差无几。参军既然是对惩罚的逃离，回眸时，免不了要取俯视姿态；回忆时，又免不了厌恶情绪的弥漫。

因为朱向前的身份本质上属于朱苏进一类，加上他还有一点唯美主义，面对朱苏进制作的一个个贴着玄想的思想碎片的精制的小玩意就有点爱不释手，忘情地加以赞美，写出“舍朱苏进其谁”这样显然不太明智的语言。（关于朱向前对朱苏进研究的得失，涉及批评家和研究对象的表层和深层对位关系的大问题，我们准备专文论述。）自1988年到1993年，朱向前关于朱苏进一人的发言，总字数超过五万，可见他的偏爱程度。他似乎对朱苏进的创作一直在消解他的批评体系这一事实，缺乏必要的警惕。

相比之下，朱向前对农民出身军旅作家和作品的定量性研读，就少得可怜，所持的态度和视角，又略感淡泊和苛刻。

尽管朱向前是莫言的最早评介者之一，但他的发言多半停留在对文学特色的品头论足上，精到的形而上的穿透和疏理比较少见。对于李存葆和他的作品，朱向前只是在一些现象综论式文章里，本着文学史式的评介而适当提及。

朱向前对李存葆、莫言这一类军旅作家定量解剖分析文章的缺少，多少延宕了他通过两类军旅作家划分的研究可能确立的批评体系的建构。这一延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朱向前略带点艺术至上味道的感悟型批评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证明了一个批评家建构一个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批评体系的艰难。

感悟型批评方式，一般先把目光盯在“活儿”做得精不精细上。朱苏进的细活儿做得相对漂亮，没多少“漏汤”的地方，自然就把朱向前的目光引去了。和朱苏进同时引起文坛关注的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80年代中期确实也没有做出有点艺术至上味道的军旅文学精品，感悟型的定量分析也就无法进行。

然而，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别的方面也有很多可圈点的地方。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19座坟茔》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它们所表现出的与时代脉搏的同频率跳动性，与人民的欢乐和苦难的血肉相连所显示出的巨大认识价值导致的。它们在艺术上或许略嫌粗糙甚至有那么一点模式化而显得缺少点天才的创造性，但它们都曾经以超乎寻常的力量击中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言志”“载道”文学传统深厚的国家，历史不会忘记《高山下的花环》这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作品。时间甚至会让后人忽略掉它在艺术上的诸多不尽人意，而特别珍视它对军队根植文化土壤的深刻揭橥。作为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花环》完全经得住比较苛刻的定量分析。《花环》里高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军人的品格，决不是什么商品经济大潮三五十年能磨损掉的。《花环》和朱苏进《射天狼》同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同样都被改编成电影。时隔十四年之久，可以站在1996年的立场上重新来看一眼这两部作品。梁三喜和袁翰到底谁更能血肉丰满地展示8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梁三喜和袁翰相比，在性格特征和人性深度方面到底谁更鲜明更深邃一些呢？这两部作品都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那么在细节的真实和耐磨上，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到底哪一部作品更具可圈点性呢？（《射天狼》还是朱苏进早期作品中唯一一篇不带将军情结的。）

文化背景的是否真实、典型、深厚，是决定作品寿命长短的最主要因素。余下的诸如做工等问题，只能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才能加以讨论。如果作品的文化背景是虚幻的，是出于个人冥思苦想的，时间很快会让这些作品在艺术操作上一再贬值，直到彻底被人遗忘。这似乎也是一个成熟批评家需要热切关注的课题。

进入90年代，新一代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在语言娴熟程度和具体操作的熟练程度上，已不比军门子弟身份的作家差什么了。朱向前敏锐地捕捉到了军旅作家群体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这类作家的关注日渐多了起来，并及时地撰文提出“农家军歌”“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等问题，并对农民出身的作家将彻底占领军旅文学创作领域的前景作了颇有启发意义的预测。进入90年代以来，朱向前对这类作家写了《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三篇重要文章。这三篇文章一篇是现象论，一篇是理论探讨，一篇是作家论。这标志着朱向前研究侧重点的重大转移，也显示出了朱向前作为一个批评家在理性上的成熟。

只是，让我们感到困惑和惋惜的是，迄今为止，朱向前还是没有为这类作家写出《半部杰作的咏叹》这种定量分析的文章。他写的《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主要是为阎连科在军旅文学创作进行定位，用阎连科的创作印证他对军旅文学走向的判断，并没有详细阐明阎连科的出现对他理论体系确立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这种小小的缺憾，并没有减弱朱向前理性的成熟所带来的对创作的深层把握力。他因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了这三篇文章，而获得了审视研究对象的超越性的高度。阎连科的出现，有力地支持了朱向前的批评，形成了当代文坛难得一见的创作和批评共时互补的景观。

阎连科以近十年辛勤的劳作，已经成为农民出身军旅作家面对军队这一描述对象的首席发言人。他在军旅作家群中的位置（单说他描绘军队的作品），已经和朱苏进同样醒豁和重要。他描写前军人和低层军人的中篇小说有：《小村小河》《祠堂》《乡难》《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婚幻》《中士还乡》《晶莹十二岁》《往返在塬梁》《自由落体祭》《从军行》《寻找土地》《和平雪》《夏日落》《和平寓言》《和平战》《在和平的日子里》《和平殇》《四号禁区》等十九部。其中“瑶沟系列”和“和平系列”都引起过文坛广泛注意。把他的这些作品和朱苏进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是个专门课题，此不赘述。

阎连科以十九部中篇、百万余字，完成了一次对军队的主体——农民军人金字塔底部（从前军人到尚无获得带家属资格连级干部）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心理、从静态到动态、从常态到异态、从个体到群体等全方位的真实描述，为认识当代中国军队提供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为军旅文学的下一步发展和繁荣打上了不易被时间磨去的文化底色，为后来者定下了不会导致歧路的出发点。这些作品的文化基点即是：“乡土中国和农民军队。”

阎连科1994年秋和朱向前就农民军人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阎连科坦率地说：“就像你的理论角度的别无选择一样，我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只能写这些和这样写。你还记得1991年夏天我从文学系毕业前夕咱们之间的那次长谈吗？那次你就跟我大谈农民军人问题，并具体分析了我与李存葆、莫言相比较的优劣势，其实那次谈话正对我胃口，也可叫作正中下怀，对我起到了鼓舞和打气的作用，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正在琢磨着求一点变化，求一次转移，求一个突破。”

能得到一个作家这样的反馈，真值得朱向前喝二两小酒消受消受。这种作家和批评家心有灵犀的感受，真称得上是双方的幸福。

这种幸福对朱向前绝对不是空前绝后的。

1995年，朱秀海的长篇小说《穿越死亡》出版了。这部小说，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具体场景下人物心态的细微表述，都可视作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农民意识和军人意识”、“寻找合点”等理论的具象化表述。主人公江涛是将门之子，副团长刘宗魁是农民之子，以下营、连、排人物的设置，也都这么错落地安排，然后，作者把他们都放在战争状态下试炼，让他们相互碰撞，碰烂了衣服，碰破了肉体，再放出灵魂相互审视，最终在国家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层面上达成和解。这部作品虽然可批评处甚多，但因对这支部队的认识有理性的高度，因而成为描写南线战争的阶段性总结之作。

朱秀海创作这部书之前，是否重读过朱向前的文章，并不重要。我们认为，创作和批评出现的这种契合弥足珍贵。

六

朱向前的批评显然属于作家型批评。20世纪文学和19世纪文学相比较，其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内省精神的照耀下对人的意识的充分表达和充分个人化的各式各样的实验。在这种大背景下，作家型批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新近出版的《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一书，收入重要文章七十篇，其中四十八篇出自作家之手。纯粹理论家的文章，随着二战的结束，其影响力日益衰微。进入60年代，随着拉美文学的爆炸，在小说理论上出现的最响亮的声音，几乎全是由作家发出的。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文学界注意的现实。

朱向前不是科班出身的批评家。科班出身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有职业上别无选择的不自由。自从踏进中文系的文艺理论专业的门槛，他们未来的批评家道路已经前定了。为了将来能把这碗饭吃出点滋味，吃出来个长久，他们不得不在老师的影响下，选择出一个很可能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已成体系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方向。出了校门面对文学世界，他们的门派观念已显现出来。80年代中期以前，这类批评家品种单一，绝大多数都操作社会历史派的话语。进入90年代，俄苏批评观念一统的局面打破了，进入了一个批评理论背景竞赛的战国时期。这类批评家大都供职在名牌大学和国家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批评能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话语和体系，“拿来主义”甚至“搬来主义”就成了终南捷径。这类批评家的贡献在于诠释西方20世纪的批评成果，欠缺在于个性的缺席。同时，朱向前也不同于那些立志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这类批评家的一切知识准备都为着成为批评家这唯一的目的。为了在批评界安身立命，他们广泛地涉足每一个文学门类，不停地变换着批评话语，这类批评家的贡献在于提高公众的鉴赏水准，欠缺在于自我的时常迷失。

朱向前成为一个批评家，可以说没有一点前定的因素。他半路出家，并不是因为看到作家修行道路难成正果的黯淡后的改弦更张，而是好奇和兴趣引发了用批评话语进行倾诉的欲望，“写了几篇后就一发不可收了”。因此，他的批评开始时并没有刻意寻找理论背景，也不在任何一个主义的大旗下面，面对的是一个个问题，并想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选择作家传记型批评方法作为自己批评的切入点，又可以说是个命定的选择。对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现象的发现和追踪研究，用的就是传记批评策略。作家的血缘和童少年时期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被朱向前特别加以强调了。他认为，这些无法割舍掉的因素，决定着作家生命的底色，决定着他的哲学观念的确立，决定着他面对世界的目光，决定着他的文学世界将以什么方式呈现。

对军旅文学现象，譬如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存在，譬如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譬如第三代军旅作家群，朱向前采用的是对文化背景的异同的分析来进行定位。对于军旅作家的重点个案研究，除了强调大的文化背景外，朱向前更多地用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来论证作家文学世界的主要特征。

这种特别强调作家个人化特征的批评方法，无疑属于圣伯夫、弗洛伊德、荣格这一路大师形成批评传统。它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半部杰作的咏叹》，是朱向前在重点个案研究中，主要采用传记心理批评方法的成功的尝试。不管这篇文章对朱苏进的全面评价有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它对朱苏进“将军情结”的揭橥，并以此论证出朱苏进笔下只能产生大大小小苏子昂的结论，无疑是二十年来文学批评的一次值得珍视的收获。这种手法，好比是把衣冠楚楚的作家剥成个赤条条，公开了他股上长的牛皮癣或胎记。在现今中国流行的所有批评方法中，这是最费工夫、最显功力，同时也最富勇气的一种。

显而易见，朱向前的批评的个性视角的切入把他与其他批评家区别开了。发表于1993年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批评方法的可能性风景。面对三个作家，朱向前采用了四个切入点。对莫言的切入点有一个半，即童年经验和半个尴尬的婚姻：对朱苏进的切入点是“将军情结”和半个病历研究；对周涛的切入点是杂交文化背景。对这三个作家的研究，最有见识力的仍是对朱苏进的发言。参照一份残缺的病历后，朱向前的笔已经触到了朱苏进极端个人主义和玄想式理想主义产生的深层土壤。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人的特有的文化人格，使得作家的隐私疆域无限扩展，这无疑为个性视角批评设置了诸多雷区。因此，中国批评界一向鲜有探险者。朱向前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就更显可贵。《半部杰作的咏叹》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两篇长文发表后产生的良好影响，已有力地证明了个性视角批评发展前景的广阔。随着创作主体在文学中的地位的越发醒目，作家型批评所体现出的“内行看门道特征”、“美文特征”，无疑会把文学批评带入一番新天地。

《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就是一篇可以赏析的作家型批评文章。

小标题的命名就很够味道。“朱苏进：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周涛：神山中放飞的稀世之鸟”，“莫言：爆炸在1985”，每句话都能勾勒出一副灵动的形象，每句话都包容着对一段文学掌故的理性总结。

这里我们忍不住想引用一段可作人物素描来读的文字。

“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均速前进，占据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者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

下面这一段可以看作上好的夹叙夹议描述。

莫言不是在高粱丛中采花酿蜜的蝶和蜂，也不是高粱地里孵过一两窝蛋的候鸟；他就是一棵高粱，是从那块地中长出来的，他就是一块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为一起。或者干脆说，他就是受孕于那块高粱地的日精月华风霜雨露孕育成的一个精灵、一缕游魂。他生长于斯，飘荡于斯，吟唱于斯。对于发生在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鱼得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歌唱就是这块土地全部的苦难、光荣与梦想。

再看下面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读出果戈理《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味道？

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投降”呢？（这是不是有点想“入主中原”的味道？）而且你既然认定那是一个刀枪不入的“橡皮城堡”，那你为什么又对它耿耿于怀呢？说穿了，其实内心里仍然渴望得到那个“界”的承认，在豪语、激愤和不屑一顾状的另一端恰恰泄露了浮躁和脆弱的心理，或者叫作强悍其外、脆弱其里吧。这就大可不必了。把文章做好比什么都管用，何必计较一“城”一时的褒贬呢？好文章总是有知音的，终究不会被埋没的，正所谓“甘苦寸心知”“江河万古流”罢。

这是批评，这又是创作。作为批评，它体现批评家鲜明的理论支点，表达着批评家对作家的理性把握与判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家局限性地依存的心理基础，披露了一般读者难以企及的作家内心的阴影和遮蔽物；作为创作，它描述了研究对象的相貌、经历，提供了研究对象成长过程的主要情节和典型细节，揭示了研究对象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再现了研究对象一个阶段的主要人生旅程。这种形式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都拓展了。批评家可以看其操作方略，作家可以看其实力，读者可以得到作家和作品浑然一体的整体形象。

七

朱向前颇为自得地认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是他个人的阶段性总结之作。的确，朱向前写下这篇长文后，便有了他和他的研究对象一起形成的十几年军旅文学的主要精神脉络，再加上他的其他重要论述，便形成了十几年军旅文学的基础骨骼和框架。放眼全国的批评家，没有哪一个的重要文章集合一起，就能较为准确描述出一个品类文学十几年的总体流程。我们强调朱向前批评的这一特征，绝对没有把朱向前当作什么全能冠军发个金牌的意思。因为朱向前自己也清楚，军旅文学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没有出现可代表一个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像《古船》《白鹿原》一样已显出一些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我们看重的是朱向前的研究方法和务实精神。在我们这个做什么都有等不及的浮躁的年代里，对一个用十年精力追踪一个研究对象，并研究出有“这一个”意义成果的人，我们难道不该向他表达一些必要的尊敬吗？再下蹲一点说，朱向前在军旅文学这个“小国”卓有成效的实绩，对那些“大国”的发言人该有一点启示吧？据朱向前披露，关于“三剑客”的文章发表后，批评界的同行读到后曾感叹：你要是把朱苏进和周涛换成王蒙和贾平凹该多好！这一“内参”是不是可以看作批评界对朱向前这种批评的同行式的肯定呢？

朱向前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巅峰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回眸攀登的足迹，为自己举行一个没有缺憾的庆典；另一方面在于需要朝更高更阔的地方眺望，选择适合自己体力和耐力的下一个攀登目标。稍有不慎，巅峰就是下坡路的起点，便是颠覆史的首页。

朱向前力求开先河式的进入角度，擒贼先擒王的批评方略，缜密而规范的批评态势，靓丽而又气势阔大的美文话语，使他的批评获得了尖锐、鲜艳、明晰的特点。同时因过分突出个性带来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成的疏漏、残缺，因要清晰体现作家型批评的风骨，显出似是形而上思考不够深入而引起的深度打击力不够；因要明晰地画出自己的疆域导致判断式、结论式语句太多而凝结出淡淡的纵横家之气。这些缺憾其实都与他的守江山的心理有关，与他对朱苏进这样曾给他的批评带来过各种利益的作家的过分偏爱有关。求全和守成心理，使他在有些时候放弃了对自己批评体系权威性的维护。

《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一文把军旅文学三位作家放在一勺烩，就是求全守成心理的表现。这种作法利弊各半。利在能在一篇文章看出军旅文学疆域的主要风景。弊在定位、杂糅之难。莫言和另外两个作家，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周涛的主要成就又在多与军旅文学不搭界的散文上面。朱苏进的创作观念又与朱向前的理论支点背道而驰。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好用一把尺子。于是，在一篇文章里，一边要揠苗助长，一边又要削足适履了。这可能就是同行们让朱向前把周涛和朱苏进换成贾平凹和王蒙的原因。周涛可以把自己的散文称作神品，可以说“你不知道我是怎样写这本书的，我简直不能自己——我操，这样精彩的语言是我写出来的吗”这样的话，本已用不着批评家再对他发什么言了。也许我们孤陋寡闻，至今没见过有谁去评论《圣经》的是非得失的。对周涛的“神品”，赞美诗唱得没到高音c，他也会定你个亵渎神圣。

因为这篇文章要把三个剑客都推出来，不得已就用了“患不均”的方略。朱向前在这篇文章里采用的传记心理批评方法，也在这“患不均”的方略下，产生了部分倾斜。为了让力量平均，朱向前不惜靠揣摩而大谈朱苏进童年的一场病，不惜靠索引法来论证周涛原来是“自然之子”，这种方法用在周朱身上是否有效，这里不作讨论。关键的一点是，朱向前为了这个均匀放弃了对莫言依照个性视角的研究办法可能产生的更深层的掘进。

朱向前写道：“事实上，莫言无欢少爱的童年记忆和深重的婚姻情感历程，就像两个巨大的能量源，不仅催发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喷涌，而且以它凄迷而忧伤的美丽光晕笼罩并照亮了它们。把握住了这两点，也就掌握了解读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两把钥匙。”这显然是很见功夫和眼光的立论。可是，朱向前又在文中加一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关于莫言的婚姻和他创作之间的联系目前仍是个敏感话题，不便深究”。确实不能深究，一深究，对朱苏进病史的研究就更显得寡淡了。

莫言的硕士论文便是写童年经验和他的创作关系的。仅靠这把钥匙，朱向前自然可以把这个剑客武装起来。可是，如果再用上婚姻这把钥匙，莫言这个剑客手中就有两把剑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把莫言突出出来，三剑客在文章中的平衡格局便不复存在。朱向前故意折断莫言的一条翅膀，好让三剑客能一同在地上行走。在《新军旅“三剑客”》这篇文章里，朱向前割舍了下面一段对莫言的分析。

童年已是往夕，回忆起来虽有些凄迷和忧伤，却因时间的间离而生出美。然而，没能（或是无法也无力）挣脱的深重的婚姻，却是饭桌上的三餐，无法回避。莫言爆炸式成名后，也便同时丧失了对个人自由的几多机断处置权。同时，作为一个孝子，一个人父，不得已要在每个炎炎夏日回乡参加麦收。不幸的童年和沉重的婚姻，便形成了远的轻、近的重的双重挤压。这种挤压，一方面促使他的感觉无节制释放，另一方面又迫使他在一个知名作家的起点上对生与死、困顿与逃离、存在与虚无等悖反问题进行根植高密东北乡文化背景上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个思考过程，伴着《欢乐》《十三步》《食草家族》和《酒国》。最近，莫言结束了夫妻长达十余年麦田相会的日月。这种距离的消失，也必将缩小莫言的自由空间。他的内心的矛盾，撕裂般喊出的双声语也将更加尖利。莫言能否在更加凄厉的精神磨砺和越发沉重的现实中，来一次自我的形而上的全面超越，显然是他能否走进文学大家行列的关键。

八

尽管朱向前的批评仍在丰富、发展、完善的进程中，但他确已形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十年间，他完成了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的形象塑造，和韩瑞亭、周政保、范咏戈、黄国柱、丁临一、张志忠、陆文虎、汪守德等人一起，承担了评判、解析军事文学的任务，并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发言人。他借助对军旅文学的全面研究，确立了自己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文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显出轮廓的批评体系。这个方法就是“不做高头讲章，也不做隔靴搔痒”的贴近创作的批评方法。这个体系是以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作背景，以作家的文化承载、个人经历为切入角度，在时代精神的照耀下进行研究，简言之就是：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

进入90年代中期后，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启动，引发了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这种文化深层意义上的变化，必将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全面反映。在农业文明向前工业文明迅猛过渡时，乡村中国的本相也会变得越发难以把握，文学的迷失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是朱向前这种感性和理性都发达的批评家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军旅文学的疆域是朱向前的“铸剑炉”，军旅作家是朱向前的“洗剑池”。十年来，朱向前已铸磨成了“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这把利剑。他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仗剑走出军旅文学的疆域远行。《我为什么反对“下海”》《中国文学：在世纪末的判断与沉思》等一系列剑锋指向整个文坛的文章，便是这次远行的起点。

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朱向前注定先属于中国文坛，然后再属于军旅文学。可以套用朱向前《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结语给这篇长文作结了——不管本文对朱向前的批评的分析批评有多少失当和谬误，也不管对朱向前面对的作家们的解析和重读有多少偏激的失准，我们都希望他把它们当成是一声加油的呐喊。我们并且希望今后一旦有机会再来评说朱向前时，就不仅仅是在军旅的范围进行，而是在更深远广阔的背景上展开。

1996.1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