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谈《古船》及其他

实话说，我们苦苦地等待能够配得上《古船》的批评已有两年多了。其间，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鲁枢元、雷达、吴亮和刘**的据称“从不同角度的精彩批评”，但这种等待并不因此减弱分毫，以致不愿再被动地保持沉默了。虽然我们确信，《古船》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块狗头金，但我们不愿如作者那般淡泊地说：让历史去评判吧。因为出现的对《古船》的外热内冷和敷衍了事与我们这个因讲效率讲信息著称的时代太不相称了。

一百五十年前，十二万八千字的《当代英雄》出版，同年，别林斯基长达七万字的专评即付梓刊印。1859年，《奥勃罗莫夫》出版，同年20五岁的杜勃罗留勃夫发表了四万余字的长文《什么是奥勃罗莫夫的性格》，从此改变了冈察罗夫君被公众冷落的现状。那时，俄国作家找一真正的知音太容易了！公众对批评家的敬仰不亚于对作家的敬仰，因为他们清楚：没有这些批评家，就很难奢望19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时下，很难在作家圈子里听到对某位评家由衷的钦佩了。四川作家周克芹曾撰文呼吁批评家要特别关注《古船》，不见回声。批评家和作家那种血肉联系未经声明就断裂了。《古船》发表已有三年。三年不算长。可是三年的不被认识，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委实太残酷了。这三年，我们仅见到张炜对《古船》讲只配作续貂的狗尾的《蘑菇七种》。听说他做副市长去了，或许他已在官场上找到了知己，有了乐不思蜀之心。

郑朝宗先生最近撰文说：“直到现在为止，关于此书（指《管锥编》）的评介文章似乎还停留在一般的推荐阶段上，没有触及真正的探微之处，因此其作者的真面目还若隐若现。倘任其继续下去，则名噪一时的《管锥编》也有可能沦为钱先生所说的俗学。”（《显学与俗学新解》（载《人民日报》1989.11.3八版）郑先生又说：“每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出现时，其国之学者群趋若鹜，争相研诵，然后著为文章，各抒己见，由于各人水平不同，其高者探骊得珠，与作者意会神合；其低者则仅得皮毛，使原作面貌全非。使显学变为俗学的正是后一种人。”

钱先生已被誉为博大精深的文化昆仑，欲强奸他，除了需有不可扼制的情欲，大低还得加上一个近乎无耻的大胆。文学界尚无获此殊荣者，都以能领两三年风骚为祖坟冒烟的奇迹，显学、俗学之外，批评家又创了一学，郑先生就不知道了。新时期文学之骁将，大抵属学之后进，作品时被人称道，但捉襟见肘处历历，能得名评家赐字，已属不易，也就眼睁睁看着评家拿来蹂躏，不敢作声了。便是有了《古船》这样的作品，其效用也只配用来印证批评家的某种体系的包罗万像或某种思想的博大深邃。批评家这样做出的学问，与显学俗学都不搭界了。

这是一种极霸道的批评，极有欺骗性，流弊无穷。为了使读者不致雾失楼台，我们只好拿刘**发在《当代》杂志上的《〈古船〉之谜和我的思考》略作品评。刘文中心是读出了隋抱朴身上的原罪感，不还把抱朴与圣雄甘地和老年托尔斯泰作了对比。初读此文，颇有一丝新鲜感，再读，就闻见了王荆公强改他人诗的豪取意味。文章第二节搬出孔老二、鲁迅等人的言行证明中国人无真正的宗教信仰，并指出“无宗教信仰也就没有原罪感”，接着又说：“小说的主人公隋抱朴是一个具有原罪感的人物。”前后分明出现了矛盾，下文却不见论及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如果仅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此文作为名评家的应景文章加以原谅。实际上呢？刘**把张炜描写见素的章节硬搬到抱朴头上了。刘文中有四处引了《古船》原文，张冠李戴两处。这并不是疏忽，有心的读者对照《古船》即可明白我们并非信口雌黄。刘文的治学态度让我们难受。为什么刘**不能用读鲁迅的严谨来读《古船》？刘**曾惊讶：“一个才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作家，竟会展开这种独特的思维，他的人间的爱竟是这么深沉？”这就大有孺子可教的导师口吻了。难道刘**忘记了巴尔扎克写出《高老头》时也只有三十四岁？悲乎，中国学界的崇拜名人情结和成名情结！

刘再复是以抛出《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而名世的。鲁枢元也在苦心经营以审美通感为中心的批评体系；雷达这几年追求的是全面评介文坛，颇得别林斯基遗风；曾镇南似乎落后了，仍在鼎力向读者推荐某一篇作品，但读者已不大信他，因为他把珠子遗失太多。把这些评界的名流放在一起考察，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自身的形象惨淡经营。不客气地说：“体系”和“创新”这两个词这几年在学术界的泛滥危害甚烈。在批评界，表现为把公众甚至连作家都抛开不管。实际上，再伟大的批评家，也只有在与公众有了共同的信念之后，才能表达对文学价值的看法。远远地眺望是不够的。

身为批评界的人，大约是该为这样一种现象反思了：本世纪的批评空前热闹，经历了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社会学批评、符号学批评、对话批评，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在这种氛围的滋润下，并没有诞生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式的空前绝后的天才？外国评家又在复古了，我们的某些批评家却在炒人家的剩饭。这几年，我们的批评像我们的创作一样，把本世纪产生的一切流派都玩了一个遍，渴望缩短与潮流的差距之心昭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本世纪文学流派之多，除了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之外，还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19世纪文学，本世纪初看去，正如18世纪看莎士比亚，自感难以企及。面对高山林立的19世纪，又要证明自身曾经活过、创造过，手法和角度备受青睐并得到发展自然而然，甚至不惜变形以取悦世人实属正常。纪德、卡夫卡、加缪之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李贺之于杜甫、韩愈，前者只是奇才，而非大才，前者走偏狭蹊径，后者包万像世界。《古船》作者张炜也说：“巴尔扎克如巨石，马尔克斯是一只蝈蝈笼子。”现在文学潮流的复古恰恰说明文学自身发展是有大循环规律可循的。何况我们连自己配得上纪德、卡夫卡的人还没诞生，去玩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把系统论引入批评，与50年代我们经济上的赶美超英并无区别。中国文人常揣镜子照别人批评，殊不知这是货真价实的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看重《古船》，并不是觉着它已经十分辉煌，恰恰是因为那种叫我们扼腕的伟大的夭折。本来它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的骄傲。因此，就某些地方剖析它，是我们当代文学取得福音的一条途径。《古船》是四十年来最复杂、最宏大的一部作品。它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展示当代中国人心史的画卷。

对《古船》这部作品，要么什么也别说，做一个欣赏家就够了，要么就要做一个翻译兼解说家，说很多很多。前一种是读者的立场，后一种是面对公众的批评家的立场。19世纪俄国《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都不大吝惜版面给长篇批评，而我们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每期都把批评的页码限死了，有些时候干脆不要批评。很难说这不是个失误。除了批评家，一般读者是不愿寻找专登批评的期刊的。这导致了许多有苗头的作品自生自灭。这篇写给《当代》的文章在篇幅上就很犯踯躅。又要谈《古船》，又要算字数，只好硬谈，扼要地谈。

《古船》是那种用任何诉诸原因的分析都不能穷尽其意义的作品，这是它表现出的大手笔的特征。张炜才能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生活的完整性表现出来。他那种极富魅惑力的、深沉的、全面的摄取生活的能力，常使我们想起巴尔扎克；他那种对隐秘的人心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对生存在困境中的人类倾注的绵绵不断的爱恋，对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世界里现实和精神本质的不怕陷入二律背反困境的苦苦思索，又使我们怀疑他的《古船》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他的极像爱滋病毒一样沾上就不能自拔的苦难意识、对伦理道德的万分推重、对堕落的灵魂的想方设法的拯救，很自然地让我们重新体验一次老年托尔斯式的精神苦闷；他对表现手法的兼收并蓄，几乎要让我们在这一部书里领略完文学史上大小技巧的全部风光。张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大肚子山东人。他把这样多庞杂丰富的食物全部吞进肚里去了。这是一种旷世奇才的牙口。只是他的胃似乎多少有点负担不起。

这种博杂奠定了《古船》的恢宏气势。在这一点上，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望其项背。四十年社会风云、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四五十个有名有姓人物的欢乐和悲哀，在二十八万字的行间里表露得清清楚楚。关键是在这样浓重厚大的背景上，有赵炳、抱朴、见素、张王氏、含章雕塑般地活脱了出来，难道还不该称赞它一句“了不起”吗？

张炜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攀登之路，他的眼睛始终盯着世界文化史上的巨峰，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对自己的鼓励：超越他们。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古船》里运用了十八般武艺，甚至略知西洋绘画和国画在透视方法上大相径庭，仍要用它们共同完成一幅画。他明知现在这种叙事，夸张、象征会让现在那些形式主义者和符号学家们不屑一顾，随便说“这不过是马尔克斯的翻版”，但他仍要这般地固执，写隋不召诵读《海道针经》不避讳《百年孤独》的羊皮书，写张王氏与赵隋两家的关系和她巫婆一样的本领不避讳《百年孤独》中的庇拉·特内，甚至也写了一场连下了几十天的梅雨。这自然要使一些评家联想到仅在文学圈子里被人传颂的现代派作品。但谁都不会浅薄到以此证明张炜只是一个模写匠。那就敷衍了事地说：“这是个谜。”张炜仍不出来阐释。因为他在很早就清楚：独创与模仿的真正区别仅仅是前者是在更深刻地模仿。他从“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俗话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精血延续。他清楚莎士比亚出生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出现过四百部《奥赛罗》，莎士比亚死后只剩下他留下的一部《奥赛罗》。《古船》里隋见素参加一次演说有奖比赛，二十分钟内共使用新词两千一百多次，其中仅“信息”一词就出现六百余次。张炜吸收新成果到了不加选择的地步。他是一个纯粹的拿来主义者，他是在用马尔克斯呕血十石的果实去修正现在来看已显得烦琐的巴尔扎克。赵炳出场可以从曹雪芹请王熙凤上台那里寻到师承。《红楼梦》里吃的茄子却在《古船》里以“藤上瓜”、“糊涂蛋”、“怪味汤”、“一锅猴”的面孔出土……

张炜，你这是在干什么？我们看见他从书堆里哄出头，愣愣地盯着我们，答非所问地讲：“衣食男女，人之大欲。我发现：哲学是有限的，文学也是有限的。”他依旧从书本里用脑子创造一些有用的可以说绝对有用的东西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欣赏。我们很想提醒他：你用毕加索的手法肢解拉斐尔的圣母，是不是太急躁了些？被毕加索肢解的女人的脸是蜡黄的，脖子细到呼吸不畅的地步，硕大的臀被夸张到可以盛下女人养育全人类的苦痛，倒毙的马只能要我们爱怜，而不会把我们的思绪牵引到跑马场去。艺术的品位是有国界的，张炜却要建立联合国。艺术世界是需要联合国，但绝对要保证维持和平。在《古船》里，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张炜却如孩子般躲到一边观赏。温克尔曼评价古希腊的雕刻只用十个字：“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抛开诗与画的界限不谈，张炜确实需要面对温克尔曼反省三年，剔其驳杂，存其精要，方可以独树一帜。

我们看好张炜选择的道路，是觉着对《古船》作者这种思路的研究，远比讨论真伪现代派重要。几年来，已有数十个颇有才华的青年人被眼花缭乱的新潮批评引导得误向歧途。他们不承认文学作品也是充满认识和伦理欲念的，只看到文学能给世界创造出一点美，而忽略了文学以前、现在和将来总要告诉我们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有几个本来可以有充满民族特色非凡创造的人已经跟着“世界大循环”的旗帜走得很远了。莫言的道路可以作证。将来如果他要被人记起，是因为他的《白狗秋千架》而决不是他的《红高粱》。听说他已颇得老舍“改我一字男盗女娼”的皮毛，其对杂志的骄横气味无以复加。更觉悲哀的是那些寄生在莫言身上的批评家，他们已经从“粉红的屁眼朝天”中考证出了莫言作品中的生命意识。近读张洁小说，她为了避免第一万个把女人比作鲜花，别出心裁地写道：“爱情是三角裤头下面的经血和痔疮。”文体之美早斯文扫地。再提王安石练“绿”，贾岛“推敲”，恍如隔祖隔宗。这种大势诱惑大批青年人闭门“创新”。他们对传统和经典的反叛，彻底到了类似教徒的改宗，巴不得把眼珠子也染成蓝色，以明心志。他们的口号是：搓下身上的污垢拌在沙土里堆一座矮丘是自己的，仗着巨峰成山也是人家的。他们的行动是：竭力粗通外语，从欧美三四流作品中寻找感觉。他们的心理动机是：巴尔扎克等人的名头太大，易被撕破伪装。顺应他们的时尚是：“创新”自有黄金贮，“创新”自有颜如玉。这里，我们忍不住充任一次预言家的角色：这样建起的沙丘，命里注定要被21世纪中国第一个婴儿的第一泡热尿冲洗得不留痕迹。

尽管张炜在《古船》里面确确实实站在光荣和可笑间的夹缝里，但分明让我们看见了当代文学要揭开伟大一页的一抹红霞。这是他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做出的九死不悔的抉择。他对祖国和祖国文学的发自肺腑的爱恋，对人类苦难深沉的、神圣的忧虑，当代作家与他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顶多能用手指计。单凭这一点，就不能不叫我们倍加爱惜。中国人是该学会爱护自己的伟大作家坯子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古船》的平凡和失败处不谈，我们说赵炳、抱朴、含章只有三四十年代的曹禺才刻画得出来，有的章节只能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笔下见到，我们决不会认为这是对张炜言过其实的赞美。他的试验是成功的，也是有力的。他完全有理由冷漠地看着某些作家走红，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古船》的故事不太知名，便是粗读一遍的读者想要完整地复述，也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古船》的外壳是相当花哨的，时空被打碎了，有些感觉的传递很别样，大量地使用了象征和变形，主要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在一般读者眼里，它很难读，有点异样，像是一部现代西方作品。它又好谈古，开头就写城墙，秦始皇以前六百年它都谈到了。它有一条挖出的古战船，有一部《海道针经》，有一个遗失的铅筒，都是不见谜底的谜。它还有两部实实在在的书，一部是《天问》，一部是《共产党宣言》，却也不说破这书的作用。它常常脱离洼狸镇，梦游一般进入一场局部战争，又像玄学家般谈星球大战。它要照顾历史学家，就写郑和下西洋；它还满足流言家，告诉他们范蠡确实是个不爱乌纱爱女人的情种。它甚至连音乐家都照顾到了，它说跛四笛子吹的好像是几千年前的邹衍转世。它像一部寓言，又像一座谜宫。张炜追求的是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批评家把它当作谜。一般的读者却说：“日子就怪难打发的，这才想读小说。不好读，你就躺在书架上睡大觉吧。”我们要说：这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浪费。张炜完全可以简略些，虽然上述多数描写都是必需的，表现出了难以使人相信的丰富性。中国人是没有耐心跟着张炜兜这多圈子的。这些对大多数读者的影响，就像万米高空的飞机引擎声对一个村野农夫。

这种评价，是彻头彻尾的国粹主义。《古船》放在五四前出现是可以这么指责的。现在却不能这么做。我们必须对公众说明：如果不这样，二十八万字容纳不了四十年中国历史。没完没了的《李自成》不是让你们痛苦万分么？不用指责隋不召管郑和叫大叔，早年庄周就梦见自己化了蝴蝶。百十年前，我们的国门就打开了。张炜十分注重艺术的教化作用，不要因为他的星球大战像一滴掺进水里的油，就把他看成一个江湖骗子。我们应该用接受商品经济冲击的勇气，迎接文化的汇流。张炜没发表什么宣言，就认认真真地干了一家伙。我们应该理解巴尔特的这句话：“人们永远想像不出创作过程倾注了人类多少的爱。”

何况张炜与那些标榜为什么主义的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看看《古船》内核那个单纯又充满国粹的故事就明白了。一个叫洼狸镇的地方，有三个家族支撑着大局，老赵家、老隋家、老李家。自盘古开了天地，接着就是黄帝、炎帝、蚩尤大战，蚩尤战死，炎帝甘愿辅佐黄帝。我们现在都认炎黄作祖。后来，商灭夏，周灭商……铁木真灭宋，明灭铁木真，爱新觉罗氏灭明。一晃就到了1911年，这才开始共和。了解这一点，也就知道什么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朝代更换，实际上就是家族间的厮杀。自中国小说成熟，名作间拔萃者无不拿家族开刀。《金瓶梅》《红楼梦》如此，现代的《家》《四世同堂》亦如此。郑振铎君以此指责《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倒影，实不像一个学贯中西学者的批评。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是从这个沙龙进入那个客厅。风尚，一个时代的情感可以更变，而民族的骨血，永远流淌。莫里哀的法国人以找情妇情夫为荣，萨特也不反对与任何一个年轻姑娘发生肉体关系。狄更斯爱谈天气，丘吉尔也有这嗜好。张炜没有回避家族和宗法。四十年前，老隋家地位显赫，垄断了当地的粉丝产业。老李家的人自知非敌，躲到庙里弄玄去了。老赵家的赵炳那时还是一个穷光蛋。张炜没说他那时在干什么，据我们推测，他大概是老隋家哪个店里的小伙计。雄鸡一唱天下白，世道翻了一个个儿。老隋家地位每况愈下，隋迎之郁闷而死，产业收为公有。老赵家如旭日东升光芒四射。弄玄的李老头当年大约是送子出去闯江湖，图谋光宗耀祖之事，谁知儿子李其生错走一步和资本家有了瓜葛，两代人只好屈为工具供赵家使用。赵炳三十几岁丧妻，四十几岁占了老隋家的黄花闺女隋含章，一占就是二十年。为什么要一占二十年？赵炳说：“我是什么？洼狸镇上的一个穷光蛋。你是老隋家的小姐，又是第一美貌。”（《古船》184页）赵炳这心思也是国粹。前朝不说，李世民、李治父子留下话柄于世人。太宗死时，令武媚娘削发，高宗继位，不但让媚娘蓄发，还堂而皇之扶了正宫。李自成做了大顺皇帝，大约第一道圣旨就是要寻陈圆圆。张炜好毒的眼力！再后来，粉丝大厂可以私人承包了。赵家派赵多多出头接了大厂。隋家后代隋见素从此就开始算账。竞争失败后，外出闯天下。未果，染不治之症。隋抱朴——这个老隋家的长子天天蹲到老磨屋内一声不吭，回家就读《共产党宣言》，恋人他嫁，爱他的姑娘被奸，他似乎都充耳不闻，而又仿佛把这一笔一笔记在心里。赵家败落，隋含章举剪刀为了老隋家复仇，隋抱朴出面揽下了赵多多留下的粉丝大厂。世界又翻了一个个儿。

这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故事，中国北方几乎每一个村镇都可以从《古船》里看到自己的倒影。这个故事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从头至尾表现出了炎黄子孙的国民性。但如果仅仅有这一点我们还不应该把它当作民族精神诗篇的标准。这要怪罪我们复述的简略。《古船》在提供民族性的深度和广度上，当代文学史上也无有能与它称伯仲的。《芙蓉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但黎满庚的性格内涵和精神历程，与隋抱朴相比就不能用道里计。秦书田怪诞性格还有些控诉的味道，尽管这也比用章永璘丧失性功能控诉来得聪明。隋抱朴的性格内涵的开掘则触及到了民族精神深层的岩浆。关于隋抱朴，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论及。人类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超越社会的、历史的，它与其前后时代的人性相汇并与它们相互渗透。张炜不同于一般当代知名作家之处就在于：他更多地注意社会意识形态而不是单纯注意社会，他接受的是同时代和近代人的集体心理和精神状态，而不单纯强调一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张王氏在民族性上完全迥异于马尔克斯的庇拉·特内。我们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一次，庇拉·特内对奥尔良诺说：“小心你的嘴巴。”奥尔良诺没说话，果真有人让他吃了砒霜。庇拉和奥尔良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尽管他们有肉体关系。张王氏和赵炳则不同。张王氏发现四爷爷体内有一条蛇，就对四爷爷说：“你肚里有条虫。”四爷爷说：“胡诌。”她又说：“是一条长虫。”四爷爷大吼一声：“不准乱说！”她也就再不提这个。（《古船》171页）张王氏不但看见了四爷爷虎虎有生气的个体，还看到了四爷爷经营的一张网。四爷爷和她的媾和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奥尔良诺带给庇拉的肉体的欢愉，更主要的是精神的彻底征服。张王氏很明白洼狸镇人之间的关系是血缘和裙带，洼狸镇的政治是原始部落型的，赵炳就是酋长。从本质上讲，她根本不知共和为何物，她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需要一个皇帝。虽然她和庇拉·特内都是巫婆，但张王氏更是一个齐鲁大地上的中国女人。张炜对国民性的把握上已经自觉到了这样的细小处，我们难道不该对他寄予厚望吗？

张炜在这方面的疏忽之处也随处可见。李知常因为手淫被人撞见准备绝食，漂洋过海过的隋不召一巴掌打醒了他，从此李知常认隋不召做了再生父母。张炜以此为基础做了许多文章。在这里张炜对洼狸镇民心理的把握，是拿书本知识为根据的。李知常可以要面子，镇民却不会因此揪住不放。在中原农村，无论和哪一个村子的男人交了朋友，不出三日，准会把这样的民谣告诉你：“日屄不如砍椽子，砍砍不流，是个二㞗。”这才是村民、镇民对手淫的客观评价。好在张炜把李知常写成一个技术工人，因那可爱的酸腐形成情结，也不可过多责怪。腐酸文人的书本靠不住，他们或许在民族的主要特征上不敢说谎，但在些小的却又能深刻表现本质特征处则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这就在书本上遗失了国人许多洒洒脱脱的活法。

张炜的思想并不像巴尔扎克一样。巴尔扎克天生晦涩，张炜思想只是到了《古船》才表现出混沌。从前，张炜对真和美的感觉是轻快的。虽然我们并不喜欢《秋天的愤怒》所表现出的过于干脆的价值判断，但我们渴望浓后之淡。在《古船》里，作为思想家的张炜有两副面孔，一副用来思考赵炳、抱朴、含章、见素，一副用来对付多多、大喜。两副面孔都是张炜的本来面目。当他思想抱朴、含章、四爷爷的时候，他是公正的、全面的、沉着的、有大学者般的风范；对付多多之流，他又偏激、又片面、又浮躁，完全成了一个患了热病的诗人。自从福斯特提出了扁型人物和圆型人物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很少听到对一部作品这方面的指责了。然而，成了明显的过失再不理睬，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已经有人以赵多多作恶过多后暴死而批评张炜：“不过懂得个因果报应。”再评价塑造赵多多的得失毫无意义。但这些十分脆弱，授人以柄的地方，分明泄露了张炜的一丝内心隐秘。可惜我们只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见过张炜，对他的身世也一无所知，仿佛他也不愿意谈。要不我们这一段分析会轻松些，少一点主观臆断性。张炜从六七岁到他背着一百多万字废稿在胶东半岛谋生期间，他的家道或者是他的本人一定有过一次肉体的或者是精神的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打击，留给他的是一个写完《古船》还没有解开的情结。他写到赵多多，写到苦难，写到人与人之间没来由的厮杀，他就情不自禁，任凭一股岔了道的愤怒的激情泛滥。或许张炜会反驳说：“多多确有其人！”我们还是要说：赵多多不真实，哪怕当时全中国有一百万个赵多多，他还是不真实，不真实在他的结尾。那场车祸是张炜没来由的泄私愤，叫我们看多多，他便是粉丝厂倒闭下了台，他仍要蹭到见素或者抱朴面前，伸手在烂棉袄里摸出一只虱子，迎着惨烈的阳光，牙齿咬得山响，小声说一句：“我干掉你！”现在的赵多多只配在《古船》里当一当贾政身边单聘仁、卜固修之类的角，西门庆身边的应伯爵死了，他也不配替补。一幅《最后的晚餐》，阎立本画帝王图的笔法，把犹大放在正中，肥头大耳，比例比耶稣大几倍，会是什么效果？多多这种偶然成了这样子，又让我们想起轰动一时的章永璘，当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高得让全世界叹为观止后，章永璘性机能丧失只是他个体的不幸了。

我们可以再用事件来披露一次张炜的隐秘世界。《古船》中对洼狸镇大跃进和洼狸镇“文革”的描写同样详尽，稍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很容易分出两者的高下。关于“文革”的描写不比同时代作家写得好，也不比他们写得差。张炜表现“文革”的荒诞也不过写了隋不召老儿同时加入20几个派别，表现民众中的清醒派也不过借用泼向游行队伍里的几勺人尿。大跃进则被张炜写得不同凡响。丰收被政治热情和宗教情绪葬送了，整个洼狸镇再没有一粒粮食，剩下的只有糠末和树皮了。在这种情势下，张炜从从容容地写了一个细节。抱朴的妻子闰病得很重，只能勉强坐起吃饭。她骨瘦如柴，夜里还老咳嗽。“桂桂有时高兴了，不停地吻着男人，一下一下抚摸着他的瘦瘦的身体。她口吃地说：‘抱朴哥，我，我多么想要你……’抱朴用力抱住她。她还是重复：“我多么想要你。想要。”抱朴吻着她，说：“桂桂，我知道……我真对不住你。我十几天没见一粒粮食了，我已经没力气要你了……”（《古船》143页）多妙的因果联系！叫人多么感动的场景！钱钢用唐山二十四万人的生命控诉灾难，也没有这样力透纸背！

张炜身上的这种情结并不是他一个人注册过的专利。新时期复出的作家大都被这不可割舍的情结束缚了。有一些人命里注定只配给历史留一些史料。这是一个值得批评家为之批肝沥胆的课题，解决了它，我们将有一大批作家向这个批评家加冕。

公正地说，没有张炜发热病，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血浆里浸泡透的、被苦难罩得严丝合缝的洼狸镇。没有这种恶毒的偏执，我们在中国文学中，至少还要等上一段才能看到尸横遍野的画面。张炜把古风尚存的齐鲁之地剥了个精光！怎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怎样才能消除或者躲避罪恶和苦难？张炜把他苦苦的思索化作一双滴着血的亮眼，艰难地寻找到了隋抱朴。

关于张炜这个思想的宠儿，论者很多，莫衷一是。这种没有盖棺定论的现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

几乎所有的论者都谈到了隋抱朴自认为是个罪人并不断做好事赎罪这个事实。我们也愿意从这里入手。隋抱朴和张炜的关系，正如高里奥老头之于巴尔扎克，阿廖莎和梅诗金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们是作者的向往和理想。评判他们的美学标准与评判拉斯蒂尼、伏脱冷、于洛男爵、罗果仁、伊凡、娜斯塔霞完全不同。丹纳认为，高老头们是我们前方的一道彩虹，伏脱冷们是我们脚后跟后面已经塌陷的土地。成熟时期的隋抱朴真诚认为：罪恶潜藏在社会中，不在人性中。因为这一点，他的思想升华了，才没像平常人一样报复仇家。

隋抱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罗丹《地狱之门》中的那个思想者。少年时候他就是一个冥想者，他问过父亲：“到底欠谁的？”青年时期他一声不吭砸着瓷片做土炼钢炉。挨斗的时候也不说话，心里却想着土改和还乡团的事。再后来，他整天蹲在老磨屋内，除非倒了缸，他就像一块化石一样蹲着，或者琢磨那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他找见素谈话，劈头就是一句：“你糟蹋了上万斤绿豆！”他知道见素想夺回粉丝大厂，把倒缸的罪状记在老隋家身上，觉得对不起洼狸镇，甚至不允许老隋家的人起意报复。（《古船》第八章）他早知道粉丝厂只能属于洼狸镇了，却一直没有代表洼狸镇，为那些国家贷款、为那些呜呜地哭着的男人和老婆婆出头。后来他才公正地看待了见素，批判了自己。他说：“我这是善良吗？我这是公正吗？我一遍一遍地诅咒我自己，诅咒我的犹豫、胆小，诅咒老隋家人遗传下来的老毛病。我耽误了时光，是个不称职的兄长。我以前也批判过自己，可这种批判坏就坏在没有变成一股劲儿。”（《古船》372页）直到最后他才走了一步，拾起了赵多多留下的烂摊子。这自然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行动，他曾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砸碎了小葵的窗子，他曾受下意识支配救过挚爱他的闹闹姑娘。可是，他归根结底是一个理性的象征，当他在思想着的时候，他就宁可辜负了小葵了。他知道自己拒绝小葵的邀请，就此在小葵眼里就一文不值了。小葵对他说：“还得活，还得要个男人。”巴尔扎克说：“大哲学家一个月还要狂欢一次。”何况抱朴还有那样一个雷雨之夜。张炜在把握抱朴行为和思想的时候在雷雨之夜就出现了偏差。既然写到他在情欲上是个摩尔人奥塞罗，便是要改变他的本质特征，也需要有一种配得上和这种本质较量的一种力量。再严酷的政治斗争，也没有剥夺对手的衣食男女本能。巴尔扎克怎样写于洛男爵？上帝无法改变他，金钱和荣誉不算什么，他终于在八十岁的时候，活活气死了妻子和一个女仆结了婚。高里奥在弥留之际仍是要宽恕自己的女儿。在抱朴身上，张炜运用的尺度没有经过统一度量衡的过程。隋抱朴的性格至少是不完整的。

然而为什么所有的评家的目光都被他吸引呢？因为隋抱朴的精神历程十分迷人。他的巨大认识价值主要表现在他身上有一种新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判断。

保尔·贝尼舒说：“有意识的或者复杂的尤其是在像文学作品那样普及的作品中表现的伦理思想，都在人类生活及人际关系中有它极自然的根源和活动场所。”（《批评的批评》141页三联书店版）那么，作为整个基石建立在现实主义上的文学作品，在反映伦理上，应该遵循这句话的逆转。隋抱朴的那种伦理思想大约只能在中国有了国教后百十来年，才能在公众中存在广泛的可以依赖的基础。但《古船》不是一部社会寓言，它根植于中国现、当代的现实，且表现出了使人震撼的真实。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张炜笔下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圣经》。先贤们早指出中国没有宗教，抱朴愿为他人下地狱，宗教式的原罪感，只能得力于马克思主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难理解苦闷又虔诚的抱朴，就像虔诚的东正教徒可以理解阿廖莎一样。作者一再声称抱朴没完全读懂那本小册子，实际上《共产党宣言》完全征服了他。隋抱朴对革命的理解，大约和理解杀头差不多，只不过他觉得应该杀。隋抱朴面对马克思的著作，就像一个臣民面对圣旨。近代的中国，再没有比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大、更广阔、更深刻的精神巨变了。反映这个精神巨变，是我们的文学早就开掘了的、远没配得上这个精神巨变的浩大工程。隋抱朴的精神内涵、性格内涵，自始至终与这个精神巨变相交融。这就是隋抱朴的性格尽管不完整，却仍具巨大魅惑力的根源所在。资本家后代，自觉自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准共产党人，这双重身份，使抱朴所经历的精神巨变和精神苦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性深度。张炜在对这场巨变的认识上超越了前代和同时代的作家。张炜的眼光并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攫住，他同时中庸地拷问着自己的灵魂。张炜的卓尔不群之处，在于在忠实于自己的天性和良知，他的思想与巴金“与民族共忏悔”的想法不谋而合，甚至于还要丰富。隋抱朴把四十年前中国开始的准共产主义世界与他童年生存过的世界干干脆脆割裂开了。并没有谁强求他，他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他的灵魂不是耶稣式，也不是甘地式，他没有耶稣和甘地那种清醒。他的九死不悔开始于非理性。傅雷自杀的悲剧，可以为我们以上的论述作证。傅雷呕心沥血从事的是近代法国文学巨著的翻译。不了解巴尔扎克时代的本相，没有对巴尔扎克人格的偏好和热爱，绝不会有傅雷这样精彩的、天才的二度创造。巴尔扎克的文章，便是个天使读了几行，估计也要羡慕拉斯蒂尼的飞黄腾达了。在《高老头》里，拉斯蒂尼还带点天使模样。伏脱冷拉他进行一场谋杀，他不干，谋杀却成功了。伏脱冷想握一握青年的手，青年人立刻把手缩回，倒在一张椅子里，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眼前见到一摊鲜血——“啊！我们的尿布上还有几点德行未曾洗去，”伏脱冷低声对他说，“奥立朋爷爷有三百万法郎，他的财产，我全清楚。这份嫁妆就能把你洗得像新娘的新婚礼服一般洁白无瑕，而且就在你自己眼睛里。”《高老头》结尾，拉斯蒂尼已经想和巴黎拼一拼。《贝姨》里面，拉斯蒂尼已是伯爵，和部长们、银行家纽沁根们平起平坐。傅雷却在遗书中真诚地指责自己，自杀的动因是觉着自己这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尽最大努力也没改造好，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累赘。我们姑且把这种称作为共产主义气氛下的原罪感。张炜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这也是我们推重《古船》的原因之一。

作家的哲学指导作家的艺术。作家对世界的看法，抑或是对人性的看法，决定着作家的擅长和喜好。古希腊的艺术家注重人的躯体，就有了古希腊雕刻。卢本斯认为人是激情，他就画了《甘斯迈尔》。卡夫卡看人如同虫子，于是，他就写了《变形记》。

张炜对人性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理智，一种是原始的无遮无拦的力。这两种看法常常要打个难解难分。能把他们处理得和平共处，就和伟大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看赵炳和含章的时候，张炜的第一种看法隐藏到了幕后。

赵炳和含章是用整块材料做成的。见素是没完成的作品，需要回炉重铸。抱朴是毕加索的拼贴画，学养不够，很难识货。谈抱朴多了，可能生腻。见素本来要无遮拦地发展，张炜的理智硬生生地把他拽回洼狸镇，我们无法看到比见素对周燕燕的独白更精彩的戏了。张炜大可以在这一章就让隋见素从古船上跳入大海中去。我们不能武断地替代作者，只是期待着张炜的下一部都市众生相的作品里见到见素。不要忘了，这副市长不能让你张炜白干了。

赵炳是人类中最有色彩的一种。他原可以体味到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可惜生未逢时，待他省悟，社会动荡只剩下个尾巴了。十几年后，他把大印朝狂热的人群一扔，就过起名义上的隐居生活。靠他的魅力和智慧，他无比丰富地享受着人生。早晨起来，有张王氏给他捏背。上午，脖吴就来和他品茶论诗文。干闺女含章时不时来看他。想吃点花样了，自有赵多多恭恭敬敬来请他去吃张王氏做的“藤上瓜”“糊涂蛋”。他的话可以集成一部语录行世。他的行为他的特性忽而让人心旷神怡，忽而让人目瞪口呆。赵炳刚创造了一个亩产两万一千斤玉米的奇迹，转过身他却对众人说：“老少爷们儿！我赵炳今年三十多岁的人了，该不该知道玉米结几个棒子？只要是吃人饭的都该知道！谁不知道就是吃狗屎长大的！……可如今就是这个时代，谁不服，谁钻出来给高顶街当家。”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赵炳。赵炳诱惑李其生搞发明得了狂病。他评价李其生：“七分天才再加三分狂气，已是十分的人才了。”真是绝妙的赵氏人才学。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抢萝卜，为的是救人，却又冷冷地威胁人家：“河西河东，就隔开一条河，不知道洼狸镇的脾气吗？依我看不如好说好商量。”标准的绿林汉子！有一次，四爷爷对脖吴说：“天下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志坚身强，才能干好革命。”可他却在红卫兵的围攻中，潇洒潇洒把代表权力的大印挥了出去。赵炳谈老庄，不会只得皮毛。赵炳征服含章，用了四年时间，达到目的后骄傲异常，便是觉着那个结果要来，也不允许别人指染品评。脖吴不过因为四爷爷只准他在小葵那里实行瓜菜代别有用心问一句：“你干闺女呢？”赵炳即刻不悦，盯着脖吴说：“章章是个孝顺孩子，能让干爹空等？我不喊她，让她自来。”好一副帝王的矜持相。他做着很“过”的事，却又告诫别人：“做事太过就没有好结果。”肚子上果真插了含章孝敬的剪子，他说：“我对老隋家人做得……太过了。我应当是这个……结果！”好一个宿命论者！他由不名一文的穷光蛋走到洼狸镇的主宰，靠的是阴谋、阳谋、心狠、无情。同一个赵炳又对含章说：“我这才明白过来了——我终究脱不掉那个结果了，只是早晚而已。在这个结果到来之前我想再跟你絮叨一下，你不必当成谎言（一个快死的人没有谎言）：我是把你当成心尖肉的。我一辈子就遇到你这一个。我爱惜你。就是这些。”（《古船》184页）这可是能让所有姑娘愿坠地狱的宣言！

不用再摘录了！这是一个彻底的拿来主义者，一个可以熟练地把从孔老二到***留下的全部遗产割成小鸡小鸭用来下酒的人精！我们无法以任何理由要求张炜对赵炳添点什么去点什么。赵炳是那种只能供人观赏而不能当作行为规范的人物。他的躯体里包容了两个魂灵：一个支配他照本能行动，一个教会他理智评判。他的灵魂深处的无止的欲望和钢铁般理智的战争造成的酷烈场面，确实达到了叫我们心悸的程度。丹纳说：“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美的，即使是伟大的不幸或伟大的罪行。没有人请你嘉奖或者取法，人们只要你观看和赞赏。在平地上我宁可碰见一只羔羊，不愿碰见一只狮子；但是，在铁栅后面，我更爱看见一只狮子，不爱看见一只羔羊。艺术便是这样一道铁栅，它消除了恐怖，而保存了兴趣。有了这种保障，你可以既无痛苦又无危险地饱看奇景：猛烈的情欲，伟大的斗争，无情的苦痛。”我们疲软的文学动物园里，太需要凶猛的动物了。

隋含章是一只张炜奉献给21世纪公民们的美丽的花斑豹。张炜用不足两万字的文字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只有曹禺的繁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深邃而丰厚的女性。尽管她举起剪刀的动力在国外的读者看来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但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举起剪刀的理由已经十分充分。每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有一套对道德、正义和罪恶的观念。古代认为是罪行的，现在却可以是合法的。何况张炜还注意到隋含章握着剪子的手在发抖。我们不用摘录她的言行向读者絮叨。他们完全可以放下这篇评论去重读《古船》的第十二、二十七章。

因为我们该说的话已经说完。

1989.11于四川大邑蝈笼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