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朱苏进兼与朱向前商榷
一
为什么要重读朱苏进的作品，并表达出我们对他的创作道路的看法呢？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成为二十年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无法绕过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果要重读近二十年的文学史，至少有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和重要的作家的创作道路需要特别关注的优先级要高于朱苏进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检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主要文学思潮在社会、文化深刻转型时期的得失；以王蒙为代表的中、老年作家在“穷”“达”角色互换后，“修齐治平”文化品格如何在他们不同时期作品中得以显现；张承志的“圣徒情结”与他“以笔为旗”口号对中国文学的意义；贾平凹由商州走进《废都》《白夜》的心路历程；张炜由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的内、外驱力；莫言由《透明的红萝卜》到《丰乳肥臀》漫长嬗变过程中的承受与坚守的启示性意义；王安忆作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文学”思潮的参与者和弄潮儿，所呈现的作家创作心理活化石的价值等。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朱苏进首先进行重读。因为，多年以来，朱苏进以他相当整齐的一组描绘现实军营生活的中、长篇小说，营造出了一片面对军旅文学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学王国时根本无法绕开的风景。他的所有成败得失，已经成为军旅文学一段历史的铁一般的见证。同时，还因为军旅文学在近些年不可遏止地走向了更加困顿，朱苏进的创作的负面影响应对此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读朱苏进，无疑是军旅文学重振和突围必须的准备。
为什么要与朱向前商榷呢？
我们以为，朱苏进所获得的军旅文学创作第一人的声望，与朱向前为代表的一批军旅文学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鼓吹是分不开的。朱向前作为军旅文学的追踪研究者，十年来仅对朱苏进一人的发言，总字数已超过五万，《半部杰作的咏叹》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两篇长文毫无疑问是对朱苏进创作的最详尽全面的阐释和登峰造极的宣扬。朱向前认为，自80年代初至今，反映当代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小说创作，朱苏进一直充当金鸡独唱的角色，“在当今中国小说界，能将中国当代军队和军人写得如此地道者，舍朱苏进其谁？！”近期，又是朱向前的不遗余力的宣传，使得朱苏进的长篇新作《醉太平》为人瞩目。毋庸讳言，“二朱”合力才为军旅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争取到了较为醒目的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军旅文学这一小小独立王国相对权威的话语表述。重读朱苏进，已经无法回避朱向前对他的研读成果。我们发言的指向，也就无法单独地指向朱苏进的创作。
同时，我们又认为，作为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现象的发现者，作为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作为当代军旅文学重要主题的鼓吹者，朱向前对朱苏进的所有发言，都在消解着朱向前的批评体系的建构。作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原本不该长久地作这种“友情出演”的，可朱向前却一直乐此不疲地这么做着，而且至今毫无悔意。这种悖论式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们想与朱向前商榷的重要原因。
二
必须强调指出：朱苏进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谨，有自己始终关注的描述对象并取得相当高的成就，成为军旅文学二十年来承上启下关键人物的作家。和全国的同龄作家相比，朱苏进的小说产量并不算高，计有长篇小说《惩罚》（1978）、《在一个夏令营里》（1980）、《炮群》（1991）、《醉太平》（1994）四部；中篇小说《射天狼》（1982）、《引而不发》（1983）、《凝眸》（1984）、《战后就结婚》（1986）、《第三只眼》（1986）、《轻轻地说》（1986）、《欲飞》（1987）、《两颗露珠》（1988）、《绝望中诞生》（1989）、《金色叶片》（1990）、《咱俩谁是谁》（1991）、《四千年前的闪击》（1992）、《祭奠星座》（1992）、《接近无限透明》（1993）、《孤独的炮手》（1993）等十五部，总字数不超过两百万。列出朱苏进的全部小说篇目，是想一目了然地说明，除《惩罚》《在一个夏令营里》《战后就结婚》《两颗露珠》《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少数篇什自生自灭外，《射天狼》《凝眸》两度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金色叶片》《醉太平》两次获得上海文艺奖，其余篇什自发表后都曾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反响。
自1982年的《射天狼》到1994年的《醉太平》，十三年间，不断有作品引起读者和批评家不断关注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了朱苏进实力派作家的面目。在时间的作用尚不明显的文学史意义上，朱苏进的可圈点性是不能抹杀的。
问题在于，在世纪末的今天，仅仅弄清楚一个作家在同时代人撰写的文学史上的所谓地位已经远远不够。在文化转型期风起云涌的文学拿来主义大潮退去之后，在文化转型期对待文学传统的态度几度扬抑转换之后，需要面对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各类实力派作家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遇里，并将走向何处这样一类重要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重读、重评朱苏进的思维的起点。
重温一下批评家缪俊杰在朱苏进的《射天狼》发表伊始写下的一段话很有必要。缪俊杰写道：“袁翰有着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的命运和际遇。他在探家时面对着病妻弱女所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窘态；一贫如洗，在收到妻子的电报到邮局汇款，把仅有的拾叁元汇去，后来又把‘拾叁’改成‘拾’的翻来覆去的思索，以及探家回来饥肠辘辘的狼狈相，这些细节都写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特点。然而，袁翰又毕竟不同于平庸的普通人。他宁可回来受处分也不愿编造一些续假的理由；他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向组织伸手；他在因超假受了处分之后，那样胸怀坦荡地把自己的错误告诉自己新调去的单位的战士们；他受了处分并不背包袱，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高度负责精神去抓工作，全力以赴地去改变落后连队的面貌……从这些方面来看，袁翰又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英雄。”《射天狼》就是这样一部现在看来太过于平常和普通的作品。缪俊杰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批评家在1982年的中国举荐《射天狼》，一点也不可笑。同一年获奖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的账单还曾经赚过千百万中国人的眼泪。1982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两部具有文学经典品格的作品，一部是《黑骏马》，一部是《人生》，剩下的获奖作品，只负责描绘那一时间社会心态的某种真实。然而，又不能否认，《射天狼》的获奖使朱苏进一举成名，同时也成为后来的批评家评价朱苏进创作的一个不低的起点（本文不准备涉及批评家面对评奖时的从众和媚俗心理）。
即便是一部《射天狼》，也是朱苏进在原创作道路上艰难突围后的产物。年轻的朱苏进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就开始了创作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二十四岁的他就做了专业作家，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惩罚》。指出这一点，目的不在于显示朱苏进的早慧和创龄的悠长，而在于强调“假大空”“高大全”式创作道路和方法为朱苏进的创作生命打上的永远无法抹去的底色。换句话说，朱苏进是吃过“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奶”的，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进新时期的年轻的文学“老人”。《惩罚》和《在一个夏令营里》，散发出的是一鼻子就可嗅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的遗韵，因此常被成名后的朱苏进回避，同时也被朱向前等论家忽略不计了。
我们却特别地看重朱苏进吃过的几口“狼奶”，因为这一经历，便把他与同龄人当中后来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动笔写作的作家区别开来了。说“文化大革命”文学是“狼奶”，还略有些不恭，因为它无疑也是一种创作套路，也可以养育出一批又一批作家。浩然先生便是这样认为的，他在《金光大道》再版时，曾写过一篇不失精彩，也不易骂倒的申辩。从《射天狼》开始，朱苏进竭尽全力在向过去告别。
十分遗憾的是，当我们重读一遍朱苏进的大部作品后，朱苏进的这一段创作经历竟变得越发醒目起来。自《引而不发》开始，他逐步踏上了看上去十分冷僻的孤独玄想的创作道路，留下了一系列单篇来看都显得极端个人化的文本。如果把他自《引而不发》到《醉太平》看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那几口“狼奶”的影响力。“三突出”的原则在朱苏进那里被巧妙地改造成了“一突出”，即突出自己极端个人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观念；“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原则，被改造为只负责阐释作家自我心理图式，用朱向前的话说就是塑造一批批背后站着朱苏进的大大小小的苏子昂。
朱向前认为：“朱苏进具有十分卓越的俯瞰和抽象生活的能力，通过当代军人特殊的现实生活去审察人的一般的生存困境几乎成了他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模式和思路。”“俯瞰”“抽象”“特殊”“模式”“思路”都曾是“三突出”创作方法中加以特别强调的手段。我们不大明白，朱向前为什么能从这些特征中得出“他的小说艺术也因而最富思想含量”“他也许是军旅小说家中最具有思想性的一个”这种结论。一个在十几部中、长篇小说中重复讲述现实军人存在于引而不发状态之中，这一抽象描述的作家，如果能称为思想家，那么只会重复阿毛被狼吃了这一故事的祥林嫂就是讲人类生存史诗的荷马了。
三
“三突出”或“一突出”类的创作方法，并非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发明，也非中国独有的遗产，它是在世界范围内从未绝迹且不时显出其强大生命力的思维程式。只是因为近些年中国文学为了彻底摆脱“文化大革命”中风行的这种模式，它才变得臭名昭著。从历史诗学的立场出发，就可以平静地面对这种创作方法了。西方一直存在的哲理小说，用的便是这种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对话式小说，中世纪的阐释神学小说，启蒙运动中卢梭的教育小说、狄德罗的哲理小说、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本世纪萨特、加缪的哲理小说，大抵都采取这种操作方式。这是一种哲人或智商很高的人客串小说家角色时，最为便当的一种选择。这种操作，向来为自视正宗的小说家所不齿，但它并没有因为这种诅咒而绝迹。法国新小说派主将克劳德·西蒙多次诋毁萨特，说萨特是伪小说家，却无法阻止世界对萨特文学世界的接纳。西方中世纪后期风行几百年的骑士小说，以及后来演化出来的流浪汉小说，在创作上，都遵循一定的思维模式。中国的这种创作模式，历史也很悠久，才子佳人小说、戏曲，近人张恨水的小说、今人琼瑶的小说，都属于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这么说的意思，并非要为什么“三突出”创作方法做翻案文章，只是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图示政治的思维模式与文学图示哲学观念、图示程式化的爱情故事、图示一个时代的主要风尚的思维模式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因为政治有可以伤人的反作用力，多少限制了一些作者图示时的自由罢了。80年代初风行的改革文学与当今走红的《大厂》、《年前年后》，其内在精神何其相似！这也证明了这种思维模式的不死。
这种创作方法，首先以其特有的人物谱系显示其特别。著名的《堂吉诃德》作为对中世纪骑士文学颠覆式的戏仿，在外在形式上仍保留着骑士文学的主要特征。只用把堂吉诃德的形象作一反向理解，便可以认识到成千上万的骑士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曹雪芹对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讲评过四个字：千人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以“三突出”创作方法创作的《金光大道》和八个样板戏，都有它固定的人物谱系。人物在这些作品里按政治影响下的社会关系被先定为“左中右”三群。这种作品不负责揭示人的亲情、血缘、个体间的利害关系。高大泉妻子的内心世界不在作家的视野里，便是存在也要按铁定的左中右游戏规则为她划出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地域。在样板戏里更好理解这种创作方法中人物的关系，不关“左中右”人群主要冲突的人，都可以简化掉，譬如江水英和方海珍的丈夫的职业、死活，她们有没有子女，都不需要交代。
现在，我们可以走进朱苏进的人物谱系了。如前所述，朱苏进的小说，目的在于图示作家本人的军人理想图式和作家对军人生存境况的哲思。这样，为了突出这一点，一切别的东西都可以被简化掉。《射天狼》作为小说时，人物的图示性尚不太鲜明，改编成电影，这一特点就突出了，袁翰的形象负责解释“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个片名所包容的意义。《引而不发》中的西丹石、查含宇，《凝眸》中的古沉星，《第三只眼》中的南琥珀、司马戍，这些军队中班长以下的小人物，都被朱苏进赋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思维出发点，生存空间被朱苏进限定于狭小而独特的一隅，生存状态也被朱苏进点破——引而不发，朱苏进让他们每天做的事就是用“第三只眼”对外部世界进行“凝眸”。如果作家的智商不高，是不敢这么控制自己的人物的。博尔赫斯终身对控制小说这种游戏乐此不疲，但没见他对人物加以严格控制，他还有个开放性的思想，即要把曲径分岔的花园交给多种未来。朱苏进更加自信，自信到了对笔下主要人物的每一步都要牢牢把握到。古沉星“凝眸”的时候，朱苏进无私地交给了他自己当瞄准手的体验所得；南虎珀、司马戍面对对面岛上的漂浮物时，朱苏进动用了自己侦察班长体验。最终的目的，只在于让这些形象图示朱苏进当将军而不得的种种缺憾。
这种图示，并非不表达任何普遍的意义，特别是一个高智商的、爱抽象思维的作家来表达亲历的现实时，便是记的日记，也能展示一定的普遍性。朱向前对此评价道：“从对当代军人诸如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寻找等最一般的普遍的矛盾范畴中超越出来，或者说经由这样的层面出发，从而超越军人职业，超越社会人性和价值判断，最终接近人或整个人类的原始和永恒的根本生存困境。”朱苏进一再重复强调的军人存在困境，确实可作这种总结性评述。
当然，描绘几个这样类型的班长和战士，是不足以从中得出这种结论的。朱苏进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写了《绝望中诞生》，塑造了狂人孟中天这一形象。孟中天原本是个绘图员，无巧不成书地被上将军区司令员看上了，随即在仕途飞黄腾起来，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权力之荣光，可以身为秘书一巴掌打掉军区副政委的眼镜。后来，他跟着司令员一起倒了血霉，从副师职一落千丈又到了连级的底层。在绝望中，孟中天在仓库里构想出了价值超过一个集团军的孟氏地质理论。有朝一日，宋司令员复出了，孟中天又放弃了一切，颠颠地跟着宋上将重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美梦去了，惹得一干朋友为其扼腕半天。绝望中的持久地坚守，目的只在等一个梦的复活。这一过程，早被朱苏进预设了，孟中天也只有别无选择地归入西丹石、古沉星一伍，并做了一个排头。为了使自己的发现更具普遍性，1988年，朱苏进到一个炮团代理了几天团政委。三年后，他为世界献上了这种图示的总结之作《炮群》。在《炮群》里，“人物之间的性格距离拉不开，相互之间靠得厉害。从宋泅昌到刘华峰到苏子昂到周兴春直到谷默，好像都只是苏子昂性格的或一侧面，或者说整个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苏子昂。而且在这些人物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个朱苏进，是他一个人在想、在看、在说、在行动。他只不过是玩了一孙大圣的戏法：拔毛成兵。”朱向前这番话，道破了朱苏进入物谱系的主要特征。这一人物谱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图示朱苏进极端个性化的军队理想图式的，人物之间不靠，才让人感到惊讶。朱苏进是在造自己心目中军队的理想国。但是，朱向前接下来讲的结论就值得商榷了。他说：“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把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如此贴近于作家的自我，而且又都具有相当的鲜活性和深度感，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多见的殊堪玩味的创作现象。”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在“三突出”或“一突出”创作原则指导下的作品中比比皆是，简直就是一种程式。骑士小说中主人公相互也靠，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相互也靠。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玉和、杨子荣、吴清华之间也靠，而且也都鲜活而有一定的深度感。阿庆嫂智斗刁德一、胡传魁一场戏甚至已经成为经典性的保留节目。《炮群》作为朱苏进的总结之作，其人物群只能这样。如果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被补上了丈夫和孩子，样板戏还能称其为样板戏吗？如果才子佳人小说脱离了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终成佳缘的程式，还能叫才子佳人小说吗？
所以，用不着朱向前对朱苏进的人物世界发表如下感慨：“《炮群》中的三位女性——苏子昂的情人、妻子和继母，都和朱苏进过去所有作品中的女性一样苍白和单薄。这不仅再次暴露了他不善驾驭和表现女性的短处，而且还验证了我上面说到的他文学世界中性格色彩的单一：不单拒绝非同类，而且也拒绝异性。”
其实，朱苏进并非拒绝非同类和异性，而是非同类和异性在这种图示式操作中只能被这样处理，万万不能让这些角色活起来，他们只是一些道具，一些主人公心性好的时候调笑的对象和掌中的玩物。譬如：《绝望中诞生》中的韩小娓这个女研究生是负责指点孟中天不被常人关注的优点的，在小说的结尾，“我”和潘墨正为孟中天的行为嗟叹时，韩小娓像哲人一样冷冷说道：“敢于抛弃，才是天才！”“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孤独的炮手》中，设计白霖这个混血的女性，目的只在于让孤独的现代炮手李天如睡一觉，通过调情时分混血儿的嘴强调出李天如作为男性的十分纯粹。《咱俩谁是谁》中，女人干脆蜕化到只是一个个不配有姓名的符号，一具肉感的身躯，一截在夜暗中显得风情的小腿，目的只在勾画出男人们（朱苏进的想像中高质量的军人）生存背景上的一种颜色。
朱向前出于对朱苏进创作的深爱，写下了这样两段批评：“他在小说开头可以让苏子昂为了人格的完整而轻松潇洒地辞掉大军区副司令员宋泗昌的秘书这一要职，然而经过现实中的四处碰壁之后，最终还是抵御不了宋泗昌（权力的象征）诱惑，让宋泗昌这个精神上的父亲和苏子昂的继母结了婚，成为苏子昂现实中的父亲。这样一种多少有些违背作品生活逻辑而恰恰又比较符合作家的思想逻辑的不无俗气的布局安排，不经意间泄露了作家的潜意识。——朱苏进实在不忍心看着他的理想化身苏子昂在现实中左右为难落寞无为，不得不给他铺垫一个强有力的家庭同时也是社会背景，从而暗示出他的远大前程，以此来取得自己的心理平衡。”“《炮群》的最后把苏子昂的个人价值和理想设计最终不能实现的直接悲剧性因素，再度归结为想打仗而没仗打的现实冲突是一着臭棋。即便仅仅从避免情节设计雷同的角度考虑，也万万不应该让苏子昂在这里再来一次‘引而不发’……”
这么评价有那么点看古装戏等穿比基尼泳装少女登台的意思。“引而不发”，是朱苏进唯一的拿得出手的对军队现实生活的判断，不重复强调怎么可行？哪怕朱苏进对战争的喜爱是叶公好龙，也不能指责他没去写真的战争。朱苏进写任何作品都要把自己摆进去的，他一直处在“引而不发”的状态中，也就无法指望他表达别的内容。苏子昂的结局，只能认宋泗昌作父，要是他一败涂地后没一点东山再起的希望，朱苏进怎么来支撑自己继续生命呢？朱苏进连主人公在现实中惨败的结局都不愿看到，深刻地表达了他的自怜自惜情结，这也是他的心一直向往战争却不敢把笔伸向战争的主要原因。
《醉太平》的结尾，证明朱向前的劝阻是无效的。已经成了英雄碎片的主人公季墨阳再也无法忍受现实的重压，准备逃离，逃离时臂弯里牵着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刘亦冰。英雄的脚趾头出走，也要由上将军之女舍命相陪，“一突出”的人物塑造原则在这里被强调到了登峰造极。这决不是朱苏进有意搞的什么狗尾，而是这种创作方法决定了的。中世纪的骑士们，只在大家闺秀的窗下唱小夜曲。高鹗续《红楼梦》，一定要先搞个“兰桂齐芳”。
四
“三突出”和“一突出”类型的创作方法，除了强调主题先行和人物的类型化之外，最鲜明的操作方面的特征就是把玩。
朱苏进显然是这一路作家把玩技法已炉火纯青的高手。
第一要把玩的是描述对象——现实的军队。朱苏进选择现实军营作为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辍的描画对象，显示出了很见智商的把玩策略。军队自身的演变史和它独存的严格而鲜明的等级区别，恰好为把玩提供了多种可能。军队内外在都存在的整一性，又极其符合“一突出”式的创作原则。朱向前曾写过这样激赏的文字：“上至军区机关、副司令员，下至连队，班排、班长战士；大到一个炮群的检阅、整个团队的会操，小到机关食堂的就餐场面、连队起床洗涮的镜头，以至更加细致的队列操练中饮水的技巧和号音的妙用等，作家无不摄入笔下，而且写得处处精到，无一漏汤。譬如对阅炮的宏大而威严的景观的描写，硬是在钢铁中写出了线条、色彩与音响，写进了情绪、感觉和生命。虽然这些人物带有浓厚的朱苏进式的理想色彩和性格类型化倾向，但有一条你不得不服，那就是这些人物都很地道。他们的一招一式一言一笑都蛮是那么一回事，都透着一股十足的军人劲道、风骨和神韵。”这种效果是由“小发现”“小感觉”“小议论”“小总结”这类朱苏进式的“小精灵”造成的。这种“小精灵”毫无疑问是把玩出的。尽管朱苏进的兵味不如阎欣宁的《枪手》《枪族》纯粹、耐嚼，对连队生活的揭橥不如《新兵连》深刻；大人物宋泗昌等人的形象远不如《父亲是个兵》丰富、深邃；但他的小说把这些特点写得纯粹、集中。因为朱苏进的作品不负责揭示人物的深层文化背景，不过多描画人性的丰富而带来的人与人间的搏杀，这些“小精灵”就显得分外引人，这就好比骑士文学作品中的关于马、关于决斗的佩剑、关于一首小夜曲的描写一样，在骑士文学的影响早已沦亡的今天，以独立的生命活在今天的生活里。
第二重要的是把玩深刻。不止一个论者表达过阅读朱苏进时感受到的深刻。我们在重读朱苏进时，特别地注意了那些能产生所谓深刻的段落和细节。我们的结论是：这种深刻感源自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的玄想穿插进现实军营时带给读者的新奇与陌生。玄想是高智商者都乐此不疲的一个游戏，如果玄想者无望成为一个哲学家，游戏的结果多半是收获一些火花式的、碎片般的思想。朱苏进无疑是一个酷爱恶意和寒意收获的玄想者，极不愿意在玄想之后从笑门走出。他用现实军营作为载体来盛思想的碎片，已经表达出高于小聪明的智慧了。再加上选择场景时的惨淡经营和处心积虑，单篇来看，谁也无法给它们打出太低的分数。《第三只眼》在一个孤岛上，《欲飞》的欲望竟产生在火葬场里，《绝望中诞生》与陌生的地质学联姻，《孤独的炮手》守望的竟是近百年没吞吐过炮弹的硕大古炮。为寻到这样的独特组合，朱苏进恐怕要常常闭门打坐了来好好把玩了。
曾有论者用朱苏进的六部中篇小说两两一组做小标题，来论述朱苏进三个阶段的创作，三个标题分别是“引而不发射天狼”“第三只眼凝眸”“绝望中诞生欲飞”。篇名能串成颇有意味的话，似乎并不是大作家必备的一种境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尚能缀成一句话，“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已有点不知所云，“高老头幻灭驴皮记”就不成话了。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朱苏进对于篇名的酷爱，直言之是对篇名点题作用的看重。《引而不发》《第三只眼》《凝眸》《醉太平》，这些一望便知主题的篇名恐怕是呕血十天反复把玩的产物吧？用一个问号，是怕朱苏进暗笑我们智商太低。这是不是“一突出”之类创作手法的要求？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再考证一下朱苏进对人物命名时的苦心，谁都应该对这种把玩的耐心给予必要的敬意了。“苏子昂”的含义，朱向前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大抵是要借机抒一抒朱苏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怀的。“孟中天”是否表达“梦中天地之意”？“西丹石”“查含宇”“古沉星”“南琥珀”“司马戍”“季墨阳”，不是红石头，就是琥珀，不是黑太阳，就是古时沉下的星辰，不是大司马戍边，就是口含宇宙，没有一件凡物呀！至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的熟姓，在朱苏进眼里都觉得太平常太俗气了，想想它们都觉得浊气逼人，便只是一个符号，也要在高贵和稀有上与“引而不发”相匹配。这种命名办法，到底是师法“金瓶梅”、师法“原应叹惜”呀，还是师法“高大泉”？
朱苏进的把玩也达到了极致。想这作家竟有多少精气神，怎经得从描述对象把玩到作为符号的人名，从青年把玩到中老年？！
对朱向前这番表述，我们引为同道：“在我看来，区别一个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甚至是优秀作家的重要一点即在于：前者是人物一旦活起来便将冲出作家为之设计的轨道，使作家不由自主跟着人物走；后者则是牢牢控制住笔下的人物，让人物自始至终跟着作家走，甚至是将人物全部笼罩在自我个性的巨大浓荫之下。”
朱苏进不仅要控制人物的生存空间，不仅要规定主人公私奔时带谁、继母嫁给谁，甚而至于控制人物名字的含金量，其在何处定位是自不待言的。
五
一个作家遵循什么样的创作原则，走什么样的创作道路，那肯定应该是作家的自由，本用不着别人品头论足。但是，一旦一个作家被推到权威和师表的位置上，并显而易见成为一种文学发展的阻力或是障碍时，作为一个文学的热爱者，不为清理道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一种失职。乔光朴和李向南们在90年代中期的《年前年后》时，在《大厂》里找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只能证明某一种创作观念的惯性还在起作用，只能说明我们的作家太懒和太不长进。
军旅文学十几年里，在表达现实军营时一直是朱苏进在“金鸡独唱”着引而不发的保留节目，更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有证书的一级厨师，只能做出一道菜，哪怕是可以让人传吃几十年的保留菜，而食客们都一直麻木地吃着，不知世上还曾有过满汉全席，这不仅仅是一级厨师的悲哀，更是由评论家和读者这些美食家和食客组成的厨师资格评审委员会的悲哀。就是能把菠菜炖豆腐做成过“金镶白玉牌红嘴绿鹦哥”这般的精致，实质上不还是菠菜和豆腐？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军营，难道真的无法提供做出一桌好菜的原材料吗？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这里提供对朱苏进的另一种读法，目的在于引起更多人的对军旅文学低迷境况的关注，把朱苏进的创作作为遗产加以分析扬弃，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道路。我们认为，朱苏进作为跨越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已经在他选定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带着他留下来的经扬弃过的遗产奋然前行的可能已经存在。
至于本文肯定存在的表述上的急切和偏颇，我们希望朱苏进和朱向前二位先生以默尔而息的雅量消化了它们。
1996.1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