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近期小说漫谈

【按：久病不愈，蛰居川西乡间秋爽居休养，几本《昆仑》伴我十余日，久读便有思索，特记于此，以备忘。】

一

《昆仑》近期小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各大刊物质量普遍下降的大氛围中，尤其显得醒目。前几年，文坛十分闹热，《昆仑》一直是十分沉稳冷静地加以注视，从不表示对某几个新潮作家的狂热，加上它的办刊宗旨是为军队，因此，一直没能成为批评的热点。虽然它发表过《山中，那十九尊坟茔》《射天狼》《凝眸》《奇死》《昆仑殇》等小说，但毕竟不是《高山下的花环》《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红高粱》，它的劳动未被公允地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要怪罪于批评的程式之一，是向作家的阶段性代表作行注目礼。一个有抱负的刊物决不会沉默以对这种长久的寂寞。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送你一条红地毯》《两程故里》这些纯粹地方题材的作品。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表明刊物具备的兼收并蓄各类作品的一种风度，就像一个穿长衫的人备有一件燕尾服一样，它的基本格局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它的坚定不移几乎要让人误解为一种僵化。1990年伊始，《昆仑》连续地、隆重地推出了阎连科的《斗鸡》、李小渭的《喜马拉雅的雪》、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蔡秀祠的《吹鼓手》。对这样大的变化是无法视若无睹的。

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以发表军事文学为主的期刊，对一两部厚重的非军事文学作品的处理上，像从前对待《两程故里》，表达了一种胸襟之外，更主要的是表明一个刊物对自身赖以生存作家群文化层次、思维定式发生变化的敏锐感觉，并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慎重冷静的选择。一个刊物，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旗帜，以引起作家的关注，像《钟山》近年来所倡导的新写实主义，《收获》所选作品所必备的书卷气标准，以《朝华独拾》栏目表达出的一种怀旧情结，《上海文学》打出的当代性、探索性的刊标。在文学发展的纷杂时期，这种做法的进步意义不能否认。但是，这种界定无疑会诱发出作家的急功近利，并且会扼杀作家的独特的创造性思维。“五四”以来，我们的刊物的这种传统，是应该对文学史上的缺憾负责的，它更多地怂恿了作家在某个时期的共性特征。《昆仑》以往的方针也应归为这个行列中去。俄国18世纪初中叶，《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等刊物，也是先以一面鲜明的旗帜而站稳脚跟的，那时公众要看普希金、莱蒙托夫、富于战斗特性的前期果戈理，就会找这两个杂志。随着社会变化，作家的思想、艺术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普希金、莱蒙托夫已被扼杀掉，乞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像普希金那样在生活中也拿起利剑和投枪无疑是痴人的梦呓，如果真是这样，俄罗斯就会失去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带来的光荣。《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拿起利剑起家，终于能认识到精神终归会战胜利剑这个真理，它们不但能立刻认识《穷人》，也能对《双重人格》表示一种宽容，它们旨在废除农奴制，也可以对歌颂农奴制时期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发出喝彩之声。相比之下，我们当今的许多刊物要显得功利得多，小气得多。这是毋庸讳言的。这也是我们看重《昆仑》发生变化的理由之一。

阎连科、庞天舒等人的个人特征首先需要关注。他们都生于1960年前后，都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入伍的军人。这里必须做一个比较，用他们和军队第一二代作家作一个比较。军队第一代作家，在思想的成熟期，个人经历的重要积累期，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导致了他们身上的共性特征掩盖了其余。他们几乎都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观察者，战争的胜负都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命运。这无疑要在他们的创作中打上鲜明的烙印，如果他们的人生道路或者推广至理想和信念没有重大的变故和致命的打击，他们要引吭高歌，爱憎溢于言表。主旋律常是鲜明的，甚至简洁到了一种归纳总结的条文。作为文学的认识和教化作用，他们无疑是有过上乘表演的，但却没有了和声，无法奢望那种文学艺术所必有的交响效果。这是战胜者狂欢的号角声。“文革”期间，军队相比较就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几年，军队作家的思维仍是第一代作家的模式实属必然。自《西线轶事》开始，军队作家的思维方式开始有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契机自然是全国范围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动。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具备了一种较为全面地证实历史事件的心理特征，加上他们都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信念的毁灭，反思与思辨无疑在其创作中起主导作用。一方面，他们因有机会认识了孤岛台湾文学的面貌，便顿悟出白先勇、余光中等人的凄恻、愤懑，个性色彩的产生并非空中楼阁，迂回听到了几声几十年前大事件的一些混响。另一方面，他们匆忙地接待了西方的现代文学遗产，被动地接受了商品经济的剧烈冲击，因落伍而产生的忧患就入了骨髓而不能自拔了。这就是前几年支撑军事文学的第二代作家。他们大都于共和国诞生前后出生，像第一代作家一样，对祖国和军队怀有深深的情感，自觉地担负着一种责任和具有共性特征的义务。虽然他们多数人的思维也是多向的，但经历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已很难更换，便是改变，也只是不伤根基的修缮，其人为的力量不可能使他们达到艺术所必须的中庸。他们的恨，完全建立于爱之过甚之上，属于对屈原的单项选择。他们的作品也都承载着不堪负重的共性的理念，不管在思辨中运用了多少智慧，最终常常是一种非常明晰的价值判断。《昆仑》创刊以来，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作家群。

阎连科、庞天舒等人，其介入社会的着眼点，完全迥异于第一、二代军队作家。他们的出发点是张扬个性，然后才是其他。四五年前莫言是被视为奇才或者说是怪胎加以接受的，批评家大都没能对他的军人特征加以考虑，那时候军队第二代作家正处一种喷薄期，把他作为一种例外在所难免。现在则不同了，一个刊物必须要正视作家阵营的这种变化，必须接受没能产生伟大作家时期的正常的新陈代谢。这里必须指出，因为做编辑工作的相对稳定性，现阶段期刊的中坚，与共和国也是同龄人。就军队刊物而言，编辑大都是军队第二代作家中的一个分子，第二代作家的优势和弱点的集大成者。在一代作家创作的活跃时期，以这种作家型编辑创办的期刊，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但如果到了衰退期，编辑还是那么怀旧，还是那么一往情深，必然要导致刊物的自然消亡。年余来，整个中国文学的退步，除了作家、批评家的因素之外，编辑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这也是我们看重《昆仑》近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

《昆仑》对作家结构变化的自然顺应，不同于几年前某些刊物对一些新潮人物的无节制地加冕，那种做法是很容易发生伤仲永的悲剧的。它非常谨慎，几乎还是在试验的阶段。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无疑为刊物走出低谷，提供了一条路径。

二

现在我们回答阎连科、庞天舒、李小渭等人的几篇小说需不需要做这般的长篇大论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把几年前的莫言现象作为一个参照。不管莫言在沉寂之后会有什么表演，那一段历史必须尊重。莫言在军队作家中，是一个早熟的例外。他像阎连科等人一样，出生在1960年前后。他活跃于文坛的时候，阎连科等刚刚起步。回过头来看，莫言被文坛接纳时，他就表现出了与军队第二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各种特征。他的笔在伸入部队现实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吝啬，落得个吃里爬外的名声也是“咎由自取”。当时的评论对他的这种弱点都忽略不计了。实际上，在主观色彩十分浓烈的莫言，这种表现无疑表达了他对军队的一种态度，或许可以说，他的介入社会的方法是另外的一种。朱苏进能把生孩子写得这样美丽，那是因为他首先思考的是生与死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基于哲学上的思考受孕而生的婴儿，是要为哈姆雷特作出选择提供一些直感的依据。莫言则像是仅仅依靠一个春日的奇梦，看见了我奶奶瑰丽的一死，所作的一幅临摹，它不承担什么，只是显示，它不祈求什么，只是诉说。《轻轻地说》和《红高粱》，这两篇同时在1986年出现的作品，同出于军人之手，在创作之初，都已出现了截然不同。我们无意去评判这两种创作途径的优劣，到了艺术大才那里，这本来就是殊途同归的。朱苏进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普遍的。莫言的对第二代作家创作定式的反叛，当时只是被当作一种手法的运用而被文坛接受了。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并没人在理论上基于中国作家心理定式的现状加以诠释，这是十分可惜的。这样的结果，几乎让莫言本人都认为那仅仅只是灌注了生命意识之后的天才的一现，以后便在这一点上放纵开去了。所谓各领风骚三两年，大抵是这种单项选择的恶果。这段公案，连用先锋文学的钻入象牙之塔，留与后人评说去。

阎连科等人却因此有了所悟。他们像莫言一样，童年时都有过长时间的饥肠辘辘，又因没能过早地获得名声，塞翁失马地得到了以旁观者身份观察莫言的狠巴巴是怎么遭到了公众的冷眼的机会。有了这种感觉，就不敢艳羡余华、孙甘露等人短期内所获得的令人目眩的名声，便极有可能地暗地思忖或者怀疑飞来的金银珠宝是否能够久长。因为匆忙，或者说急于改变现状，再或者说光宗耀祖的隐私，而未及细看或是根本没看的屈杜、曹雪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连同线装的老庄，都被请到了案头，与福克纳、马尔克斯、弗洛伊德、萨特、纪德等人排在一个行列之中了，产生看了几年皮影戏的感觉是必然的。

有了这些准备，他们便知道那种领几年风骚的虚妄。

作为创作的准备，在知识上，他们有时间在众多的风格和内容迥异智慧当中徜佯后加以取舍，在经历上，他们能够从容地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地、冷静地剖析后加以吸收，作为十年新时期文学的目击者，他们有了做出自己选择的根据。这是他们的幸运。张扬个性所必需的度，吃洋奶喝陈年老酒所应有的节制，他们都能平静地加以寻找。

这里无意把阎连科等人描画成该下六月雪的被埋没的奇才，我们只关注他们脚下的创作道路。这一点需要声明。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珍视发在《昆仑》上的几篇小说。

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在整个文学史中去考察，无疑有大循环规律可以触摸到。虽然下一个循环绝对不是上一个循环的重复，但其血缘关系却一目了然。在独尊儒术的历史时期这种方式是单一的，一旦到了社会动荡时期，就会出现各类才华的横流，然后出现一两个集大成者，在这之后又会出现一批奇才怪才，最后都流入陈腐的河流。以此事考察20世纪文学潮流，难免要产生一种难言的悲哀。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改良的现实主义、新批评、社会学批评、对话批评、弗洛伊德式的批评、卢卡契和海德格尔的批评，都曾在20世纪文学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理论或是创作的预言，或是创作的孪生兄弟，或是迟到的总结，其本身是不乏真知灼见的。同理，或许可以这么说，抽掉了它们，20世纪的文学乃至思想即是空空如也。但他们都没有那种引起我们崇敬的基本因素。如果这些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作家、科学家，在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这样表演过，他们会得更大的光荣。这些理论，乃至这些理论影响下的20世纪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新时期，都走马灯地上演过了。所有这些理论，都曾在某一年或是在某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身上，产生过不容忘怀的回响，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地推崇他们。然而，我们现在是无法回避他们已成为历史这个事实，再像同时代人那样欢喜若狂地加以接受，无疑是幼稚的、可笑的。冷静地回想一下，他们的表演都是因为距托尔斯泰们太近，自觉无法望其项背之后，而产生的另僻蹊径。他们的价值在于为造区别巴尔扎克式大山而准备的原材料和发明的搬运金字塔巨石的新方法。萨特在七十岁自述中，曾经表示过作为文学家较之莎士比亚等人的渺小，马尔克斯自称永远是巴尔扎克的学生并非只是一种自谦。世界文学潮流近几年所表现出的复古倾向，连同启蒙运动之后的古典主义盛行，都可以看出文学自身规律的不可逆转。

我们的作家，特别是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这些年，仗着自己的才情，在东西文化又一次汇流中，其表现终究如何呢？温和地说，他们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做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单项选择。他们在政治气候稍有变化时所表现出的弱不禁风、萎靡颓唐，正好把他们的致命处暴露无疑。不管你对现政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政府对文艺的宽容，较之1860年前后的俄罗斯，是不可以道里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在那种风浪中茁壮成长，那一定是因为我们作家自身的毛病了。

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昆仑》的倡导，和阎连科等人的努力倍加关注。面对他们，几年前风行的批评程式一无用处。他们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是无法兼容的，又无法将他们归为新时期曾经出现过的某一群人之中，同时，我们又不难从作品中寻找到他们的一种创作心态上的共性。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昆仑》的这次造山运动的初衷，做一想当然的阐释。文学发展过程当中，纷扰过后必然会出现一种较为整齐的律动，必然会对前一段纷扰进行归纳和总结，或是某种领过某种潮流人物的复活，更多地表现为一股新鲜的血流。阎连科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后的广泛的兼容；李小渭在从雨果到纪德的血脉流淌中，寻找到了一个契入点；庞天舒无疑是在拉美文学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师承中受了难寻的恩惠。他们不像第二代军队作家那样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思想的酵母，也不同于先锋作家直接吸吮从形式主义到新小说或许已经变质的乳汁。他们时常要思考一下自己作为人子的行为准则，便是觉察到需要杀父，也不像莫言等人那样刚一出世就摆了崇洋媚外的威风，结果早早地被其同类干掉，而是温和地改良，最后藕断丝连地将一件件重负遗失。他们的这种特征，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很难在一夜之间赢得公众的注目，但却能成为经得起不断咀嚼的话题。

三

闲话至此，是必须要做一些定量分析了。

先宰杀一只《斗鸡》一看。

阎连科本意是要挤进军队第二代作家行列中去的。有《小村小河》《两程故里》可以作证。这两部作品所表达出一种理性之光十分耀眼。前者乡情缠绵不能自拔，思前想后，阎连科就想对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做一与军人牵连的补充阐释。这种思路，大抵可归为朱苏进写《凝眸》那条路上去，后者产生于对宗族宗法下农民的艰难的愤懑。深受其害，便想到了文学家作为思想家的职责，铺写程村人生存的文化现状、历史现状，小心地想指出一条出路，在这一点上，可以与《老井》《爸爸爸》作一关照。这个时期的阎连科，是把文学作为一种职业来谋的。这种把文学当作职业的心态，在中国十分普遍。要谋到这个职业，可能要采取远离文学自身所需要真诚的各种手段。使用这些手段的时候，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悖论和二律背反的折磨。大多数人就此止步了，这是造成大批作家局限性的重要因素。而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应该把文学作为一种使命来完成。阎连科及时地超越了自己。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横活》和《斗鸡》。

《斗鸡》是讲故事。讲一个汴京人倪清本以玩斗鸡作为人生的八九十年际遇。在创作之初，存在阎连科心里的不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人的行状。这种出发点的改变，使他有了一次蜕变。这之后，他便领悟出菲力普、于洛、葛朗台、于连·索黑尔、卡拉玛佐夫兄弟、冉阿让给巴尔扎克、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带来光荣的秘诀的一部分。在《斗鸡》中，一切属于理性的东西都退了幕后，他来不及搭置一个舞台，无法贯注一种哲学高度的观念，没能从容地选择一种文体，就让倪清本为我们表演了一生。当《斗鸡》付梓刊印后，一切评判都与它无补了。现在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显示出的善于表现生活完整性的能力。这在近几年的青年作家身上很少见。能在一两个人物身上，简单而且重复的事件之中，一方小到不能再小的圈子里面，按照自己的意志摄取住生活本身，并把它固定下来，就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才华。这要比把才情用于把文学当作符号，作出一串文字堆积，洋洋得意地把20世纪以来发明的新手法把玩于股掌之间，更加重要。很显然，阎连科没有给倪清本选择更大的空间，他关心的只是倪清本怎样迷恋斗鸡，以至社会变更都无法从骨子上改变他这个故事。这到底重要不重要？他生活的时期，有过消灭皇帝的革命，有过上千万人为了独立和自由的牺牲，有过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换血，阎连科为什么要选择倪清本？这仅仅是表明作者对所谓中间人物秋波频送吗？然而，在倪清本身上，却反映出了一个生动的中原的典型，没有群体的绝望，只有个体的挫折；没有群体的希求，只有个体欲望的燃烧。通过他，我们可以拥有打开中国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钥匙。同时，也使《斗鸡》拥有了比许多直接描述重大社会事件的小说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不能忘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通过屈原的放逐，荣国府碗儿碟儿的事件了解中国，通过拉斯蒂尼们了解法国，认识了奥涅金、毕巧林、奥勃罗莫夫才认识俄国的。

我们的任务不是评价《斗鸡》的得失，详尽的剖析这里只能割舍。我们在阎连科身上发现了一种比成了名的作家身上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外文学传统的复活。他没有张扬什么口号，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显示出来了。在当今中国文坛，在这一点上，阎连科或许不是第一人，他被我们看重，是因为他在这一点上的九死不悔。

李小渭更是个不见经传的人物，长久地蜇居西藏的一间散发着霉气的斗室之中。职业也是军人，现在不是了。西南有位作家对他的脱离军界这么评价道：“走了不足惜，在军队，总是一个倒下，千百个站起来，再说他是咎由自取，更不足惜。”我们觉得，强调出他的微不足道是必要的。他的小人物特性，那位职业作家界定得很准确。卡内蒂的《卡夫卡情书研究》的台湾版复印本，曾披露这样两件事：一是卡夫卡在身上污垢斑驳时，也绝不愿去公共浴池洗澡，因为他总觉着自己的身体不如同类那般茁壮；一是婚姻的一再受阻导致他对整个生活失去信心，这种情绪愈积愈浓，终究形成了一种浓得无力解开的自卑情结。大家都知道，卡夫卡一生都以小职员作为职业的。我们认同卡内蒂的分析，由此我们更加理解了卡夫卡为什么要写《城堡》和《变形记》。他要以此来解无法解脱的自卑情结。李小渭的情感及生活经历，在圣勃夫式的批评没有市场的中国，我们无权披露，那大抵是很凄恻的。我们只好舍近求远地从他少有的几篇问世作品入手。

《绿色的喧哗》和《诺尔朗镇》，都是20世纪现代派作品杂交的产物。以《诺尔朗镇》为例，叙述方式是福克纳的，文体是海明威的，情景是索尔·贝娄的，思想是加缪的，对事件的处理又是马尔克斯式的，人物的神秘性及作品呈现的淡淡宗教氛围是西藏的。由此，李小渭的这个阶段所染指的文学家大抵可以显示出来。如果他压在抽屉中的手稿能在1986年前后得以发表，他完全可能有余华、格非、残雪式的表演，以他的巨大的潜能，他完全有资格奢望这种光荣。现实却非常残忍，或许他骨子里无法把文学仅仅作为谋生或是改变生存环境的手段，因之就无法在这个中途上专车，作品中常常负载了那么地道的现代派因素，就备受各大刊编辑的折磨，渐渐地就把这锐气消磨掉了，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若在一般的环境中，这已是相当大的苦痛了，意志稍薄弱者，早会死了这份心思，而致力于经济或仕途去了，何况他还在距拉萨五百公里以外的一隅，想到拉萨获得点文坛信息，还需要裹着皮大衣蜷在卡车上熬过十多个小时。

他的沉寂是必然的。正是这个沉寂，他有机会看到先锋文学从光荣到可笑的跌落。从此就再一次躲入书本之中。这段经历使他再读雨果和纪德时，一定有了要流泪的感觉，打动他的是雨果和纪德截然不同的热烈得叫人晕眩，平静得令人发怵的激情。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屈原和李白中国式的激情的表达。“受命不迂，生南国兮。深固难徏，更壹志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屈原李白这两位文学弄臣兼大才子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强烈的精神苦痛，特别是屈原那种“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双重人格，深深地震撼了李小渭。他对自己所经历的精神苦痛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去国远逝的想法，在李小渭那里获得了一种行为的解释，他认定终究要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周游很久了。他不敢奢望屈原那种“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式的另一种结局，又因为他内心的并无可忠于的怀王，又不能认同屈原那种“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怨怒，他认为这是他无法逃脱的生存状态。因此，他就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升腾，以弥补肉体的沉沦所带来的心灵的倾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再生了。

这段心灵的历程，演化成了《喜马拉雅的雪》。指责作品的前后不均衡是苛刻的。这篇内省自身的作品是不该展望未来的，丝毫的偏差就要导致灌注作品激情的逐渐减弱或丧失，但这并没伤害作品的筋骨。马丽华的《藏北游历》与《喜马拉雅的雪》，几乎在同时期完成。他们所要达到的地方并无分别。马丽华是客观的，李小渭是主观的。马丽华是个睿智的学者，李小渭是一个被热病浸淫过久的抒情诗人。《喜马拉雅的雪》的完成，把李小渭推到一个独特的位置之上。毫无疑问，这不是先锋作家的套路。它要比先锋派作经得起更长时间的检阅。

在这里，李小渭完成了对当代中国现代派的一种反动。或许可以说，李小渭的这种变化预示了先锋文学的一种趋向。

庞天舒曾经作为一个少年才子，被许多人拿来张扬过。我们无法否认她十五六岁时所发作品所表现出的才华。使她在“无作品”的情况下，获得了足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名声。这期间，我们看到过她的《少女的白桦林》和《少女眼中的战争》。简捷地表达读后感中，可用这样八个字：龙女参禅，欲正男果。她常常陷入感觉上的少女身份和创作理念上要与军内第二代作家趋同的深深的矛盾之中。少女总要成为少妇和老太婆，这是悲哀之一；缺乏第二代作家的个人生活际遇，却要自缚于这条船上，此悲哀之二。在这种时候，很难期望她的换骨脱胎之变。迟子建的出现，使她有机会感觉一下世态炎凉的变化。从此她沉寂下去了。我们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对某些批评家造神伎俩的历来痛绝。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读到了一些她写在笔记本上的，关于满族的长短句，如《舞龙汉》等。我们心里就存有一个企盼，想把作为作家的庞天舒忘却掉。

在这种心态中，读《蓝旗兵巴图鲁》，自然而然地要用挑剔的眼光。我们丝毫不脸红地承认，阅读后曾有过挨了一耳光的感觉。表达一下我的惊奇是必要的。这是一部具备了艺术上的完整性和完备性，具备了构思的独创性和独特性，具备了鲜艳的色泽和力度，具备了历历如绘的浮雕性的作品。庞天舒的这次亮相让我惊奇万分。她不仅仅凭借书本来认识女真民族，也不是只以一种看见表面、用叫喊来表示自己的亢奋和喜悦，用一个绝对理念来表达对一个民族从光荣走到可笑的哀悼，而是用一种参透事物本质的本领，冷静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用匀称和素朴来俯视女真民族的这一段历史的。她以强有力的创造性幻想赋予了满族以独特的个性。在我们的记忆里，四十年来，没有任何人像庞天舒这样，诗意地、形象地，以一幅雄伟壮丽、悲壮凄恻的交响诗画酬谢过满民族。

对《蓝旗兵巴图鲁》的全面评价，是职业批评家的工作，因为它属于要么就是说得很多，要么就是一句话也别说的作品。我们的责任是讲点闲话。相距三百年之久的两个故事，一个靠精神和利剑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乞灵于神佑断送了一片好山河，两个故事竟把几百年的风云变幻都诉说了。而首先打动作者的，只是一些可以照亮天空的许多传奇。如果庞天舒过分看重她曾经获得过的光荣，不敢越批评家为她界定的少女眼光一步，结果则是另外的样子。庞天舒的这次跃动，分明透露出了她借鉴了拉美文学成功经验的一丝信息。《帝国轶闻》所表现出的，把结构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熔为一炉的特征，恰恰成为拉美文学不断发展的一个标志。庞天舒懂不懂西班牙语，我们不知道，在《帝国轶闻》的中译本尚没问世的今天，我们只能向庞天舒创造一部中国式的《帝国轶闻》致以敬意。批评界不该对《蓝旗兵巴图鲁》表现出沉默。拉美文学后劲不衰，《帝国轶闻》的作者曾自豪地表示，如果他没因《帝国轶闻》获诺贝尔奖，他甘愿与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为伍。

我们很感谢《昆仑》为我们提供了连续认识三个来自不同阵营人物的机会。他们的劳动无疑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别样的光芒。把阎连科、李小渭、庞天舒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后，我们十分兴奋。就军队而言，他们的出现，无疑弥补了第二代作家沉寂后，留下的巨大的空间。

1990.10于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