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文坛，似乎有些沉寂。表面上看，连珠炮似响起的佳作见少了，有口皆碑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读者对文学那种狂热的偏爱，开始变得淡泊。直面现实，总免不了有些惶恐，甚至油然生出几丝焦灼人心的悲哀。

莫非我们仅有七八年短龄的新时期文学，真的又到了穷途末路？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还能奢望什么“辉煌的时刻”！

倘若我们透过平静的表面，就会感受到里面多股潜流的冲击。倘若我们顺着这一股股强有力的潜流，做一些探颐索隐的工作，以前的惶惑，就会变成让人振奋的喜悦。那些焦灼，也便只是看到文学母体降生婴儿发生阵痛时的一种担心。做完这件工作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新文学已变作一个巨大的球状磁体。它的极性已不再是一个两个，而是多个极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地形成了各种磁场。

这种多极化已不单单表现在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艺术思维的方法，已不囿于过去一贯的共性思维，而转向了多个自我思维模式的相互不可代替。这种现状对我们的文学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产生无愧时代的巨著，提供了可能。以下就对这种多极化现象的出现，以及与现实的必然联系，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

多极化，首先表现在作家审美意识的分化。

时代发展到了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出现什么怪事，都不必惊讶的程度。经济的初步繁荣，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渗透，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彻底的大变革，内部存在的新旧矛盾都以更加激烈的形式显现出来。民族共性的东西在慢慢地解体，具有鲜明个性的东西慢慢地在母体上滋生出来。这个古老的国度通身向外放射着骚动不安但又勃勃向上时代精神的光芒。

“文学像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同时，它又是一种事实，从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作家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都想尽自微薄的力量，来表现出这一时代精神对人们的感召，想去真实地描画出民族所负的使命。政治空气的日趋正常，又使作家在反映现实时少了许多的顾虑。他们不但敢于正视现实的种种矛盾，更重要的是不回避自身存在的矛盾。许多作家甚至在“天马行空”的狂劲儿、“白马非马”的邪劲儿之中，显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

一些对现实生活极为敏感的作家，如刘心武、张辛欣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竭力贴近现实，带着某种焦灼的使命感，大胆地跳入现实的矛盾涡流中，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普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矛盾，继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而且，这种呼唤已不再停留于呼出问题，请人疗治的表层，而是用手术刀划破这个表层，把焦点放到更深的层次，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的最微妙处去揭示。也许他们对许多现象还不很理解，然而他们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正是由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现实，在可触的人物、事件身上，展开自己的想象，《5·19长镜头》《北京人》《公共汽车咏叹调》才显示出了真切、实惠、立竿见影的美学风貌。

另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民族文学的源泉，不可能是外部的动机，而仅仅是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观就是它的精神的本质，是像对真理的直接启示那样，在它诞生时就一起带来，包含着它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一种本能的、内在的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经过了十年的重新思索（因“文革”中断了这种思考，它的历史渊源，后面将论及），终于在一些偶然的个体的摸索中，共同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自己这个国度的几千年历史太过凝重了。民族的个性不知从何时起就已定型，千百年无变化，反倒成了没有个性。终日迷信自己的古文化而不求变更，反使这古老的文化失去了活力。民族心理在这文化和历史的界定中缺少了鲜活的东西而变得麻木了。他们又发现：民众（甚至包括自己），许多年来都生存在一个锁闭的空间之中，终日按部就班地活着，而实际上民族自身的活力在极为平淡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凝固、僵化，甚至退化了。固然这个民族不会变作一个古巴比伦，还在顽强地生存，然而却活得非常可怜乃至悲哀。

这种思索过后，他们变得冷静起来。他们也饱受现实生活的灼烧，但却能瞅得机会跳将出来。现实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发现了一条长卷，而历史则镶在其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转瞬即逝的现实和那悠悠的历史中间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牵连。尤其是在目光落在刚有温饱的农民身上之后，他们感到慌乱不安。八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像有魔法一样攫住了他们。农民身上，历史的烙印太多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深深地钳入他们的骨髓之中。他们忠义、仁慈、善良、勤劳、超脱、坚韧，过得凄凄惨惨，却又乐乐呵呵。他们笃信天命，却又为着什么默默地苦斗着……

面对着至今仍充满深刻矛盾的农民，这些作家开始了苦苦的寻觅。他们深知，若是单纯地摹仿现实，即使达到十分的真实，与改变农民的现状又有何补！这样的作品真实的上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虽然挺土气，但仍不见民族文化渗透的影子。农民千百年来悲惨命运的“根”扎在哪儿？民族文化的根源何在？贾平凹一下子找到了先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古代的哲人们在那个时候还是本来面目。孔孟儒学还不是程朱理学解释的样子；老庄的修身做人之道、出世的思想，也不像几百年以后那样阴冷消沉。他们就像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没到中世纪一样，有着勃勃的生机。孔子积极的入世思想、素朴的民主观，和对人格精神的由衷的赞叹；老子的并非厌世的自我超脱；庄子那与身体有补的修身养性之道，无疑像初春的甘霖，哺育了中华民族。贾平凹在当代的商州，发现了农民身上那种真正儒道思想的痕迹，饱含深情却又极有分寸地写出了那里的古朴而甜俗的人情美、民俗美。

这种探索刚开始，他们就更看重作品的美学价值。这些作家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农村特有的苦痛和欢愉。他们或是创造略带甜俗气氛的一曲曲苍凉的牧歌；或是推出一幕幕令人肝胆欲裂的悲剧。《远村》中，郑义透视的焦点，不单单是人物的认识价值。他创造出的叶叶，就不仅仅是为了让人去认识那段历史，更主要的是她行为中透射出的一种人格精神的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寻觅，并不是逃离现实，而恰恰是在更高一个层次，表现了现实。这些作家以艺术作品中所蕴涵的深邃的哲学思考，所创造的淡泊而幽深的审美意境，反衬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喧哗与骚动”。

其次，多极化表现在作家对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不同理解上。

以往，我们的创作理论及鉴赏理论，都过分地强调了艺术品的认识价值。似乎只有这样，作品才有无产阶级文学的严肃性，才能有进步的、正确的思想。几十年下来，我们的作品都成了板起面孔的圣人夫子。同时，这也限制了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借鉴和继承。一提到《红楼梦》，首先讲它作为封建社会挽歌的进步意义；讲到《红与黑》和《复活》，自然先说它们怎样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的虚伪、尔虞我诈。像《嘉尔曼》这样单单写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女性的作品，更是讳莫如深，不敢多谈。评价英国的哈代，总是讲他如何不如狄更斯那样真实地再现了下层人民的苦痛。评《老人与海》，只讲那个社会多么黑暗，大谈什么“80三天没捞到大鱼象征着作者对所生活社会的绝望心情”，而对作品中深刻表现出的人的“根本的孤独感”不置一词。讲起苏东坡的过错，那句“人生如梦”准遭攻击。社会舆论和公众也只注意文学作品的思想输入功效。学生在中学始到大学止，读文学作品，大都陷入“中心思想”“时代背景”“意义如何”这些几十年一贯的程式中。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把艺术的接受者当作无知的群氓，他们就像面团一样，被动地受那些高高俯视着他们的“铁笔圣手”的捏揉；另一方面，使得作家飘飘然，自觉不自觉地扮起了救世主的角色。作家在创作构思之初，甚至在选材的时候，就过分看重了思想的种子。何况这些种子又都是从独家经营种子公司买来。单一化的文学就不可避免。作家真正的艺术个性被淹没了、窒息了、扼杀了。

这几年，中国人真的自由了。人的本性里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渴望真正人的生活。但由于社会生存竞争的酷烈，人无法获得人应当拥有的一切，他们就希望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获得片刻的解放。不完全的看到了完全，不自由的得到了自由，不自觉的追求着自觉。在这方面，《棋王》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它写了人的起码的生活需求——吃饭；吃饱之后精神上的需求——下棋。这是芸芸众生都可做的事情。它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悲喜剧。它只展示出了王一生车轮大战后那种超逸的心境，却使读者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理想的力量，看到了人格精神美的神采。艺术的接受者自然也在精神上得到了超脱。

以后，许多作家的自我能动性得到了尽可能的发挥，表现出了升腾生活的惊人力量。写作时信笔自由挥洒的莫言，以作品中那充满生命意识的艺术感觉；那种对人物隐秘和欲望的赤裸裸的宣泄；那非逻辑的构思联想；以及那淡化了的情节和杂乱的时空；那看似不经筛选，实际无法更改的细节，都让人无法对他漠然相待了。《透明的红萝卜》所织出的淡淡忧伤痛苦的氛围；《金发婴儿》中山东村妇凄厉叫声引起对人的本体的哲理思考；《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姑在近乎麻木的快要暴裂的忍从背后，还残留的丁点追求生活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白描般准确地描画出了中国北方农民的命运。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作者无意之中淡化了作品中的政治意念和可触的背景，出乎意料地使他的作品的认识价值变得模糊不可捉摸，其审美价值反倒更加鲜艳注目。

这些作家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文化高层次的刘索拉，另辟蹊径，大胆借鉴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在用自己的喉咙呐喊。正是她的《你别无选择》，让我们看到了近年来文学的另一个极。不管你对这部作品是否喜欢，也不管你对作品中人物的扭曲变形舒不舒服，你不得不承认：作品有意无意地刻画出了当代青年所持有的焦灼、苦闷、骚乱、彷徨和近乎病态的歇斯底里，并且因此折射出了时代精神的一个侧面。

然而，她的这种良苦用心究竟能有多大反响呢？这种单纯的横向移植尽管她不是出于好奇，而是真切内心感受的自然流露，不会对传统的文化及审美心理有太大的触动。前几年风行的意识流，现在也在形式上变得平和冲淡得多。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会使任何驶进的船只改变方向。海水不久就会渗入船舱里。如果硬要强行驶入，海洋的潜流立刻就会把它卷入海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该心怀喜悦地欢迎这第一只报春的燕子。

二

在对当前文学的几个极作了漫游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最强有力的一极还没涉足。

正当一些作家纷纷走向自然，去探究民族文化之根，一些作家沉醉于创作个性自我发现的时候，当代文坛上的许多中坚分子，仍艰苦地开掘着自己的撑子面。在考察这些作家的时候，我们只用对前几年的文学作些回顾。还没等我们记起那些作品的名字，里边的人和事一个个活灵活现地跃到我们的脑海里。安静得像一条小溪的陆文婷大夫（《人到中年》）——呼叫着“我哪点比城里人差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人生》）——稍稍有点阿q般自鸣得意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那个奔向北方大河力量源泉的“他”（《北方的河》）——那个曾领导大苇塘村人民改天换地的田稼祥，想一头撞在语录壁上（《拂晓前的葬礼》）——“老右”秦书田正哭一般笑着精心给自己塑像（《芙蓉镇》）……后来，朱自冶（《美食家》）悠悠然地从苏州小巷走了出来，（作家虽然对他本质的劣根性有过严厉得近乎冷酷的批判，但我们知道了朱自冶有极好的味觉后，心里又不由自主地惊羡他的口福了。他也因此成了超越类型化写出的一个人物。）再后来我们看到落选后的何老十（《满票》），去品尝家藏万贯的侯七卖的烤红薯（《活鬼》）……

这里不用多说一句话，不用再作蛇足般的分析，这一极文学创作的实绩便一目了然。它已经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品是经得起一次又一次重读的。

再回过头来观察近年来的文学现象，心里又免不了有几丝近乎杞人怕天塌下的忧虑。

文学中描写人生性变异的作品开始增多。许多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写到了性。如果没有多极化，这些都不可能。这些本来就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本能，写写无可厚非。就拿人的孤独感这个人性的隐秘面来说，自古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涉足过。留传下来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人的根本的孤独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茫茫大地，廖廖长天，四下顾盼，前后想来，幽州台上，孤自徘徊。免不了万念俱焚，只留下泪水沾裳。这种孤独，怕是上帝没创造出夏娃时，亚当就有的。”老树，枯藤，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崖。从小康坠入困顿，离家流落他乡，眼见这种荒凉景象，孤独感更是彻骨。再说小说《金瓶梅》，如果把其中所有与性有关的章节都删去，那潘金莲、西门庆、陈敬济、春梅等人，还能是现在的样子么？贾宝玉搞过女人，行为也很肮脏。想想尤三姐，她也很不“光彩”。但正因如此，这些形象才让人至今咀嚼不尽。他们经得起时间这位伟大而公正的评判家的检验。这些作家表现人物时，用的是事实，而不是用论证。这样，他们就是写情欲、写人性中的卑琐，也一样自出天籁。反过来，“不能水到渠成地表现出一种理想而要勉强为之，结果必然有矫揉造作之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蓝花豹》，一个写了性压抑、性苦闷、性丧失和性的复苏，另一个写了性的变态。作家这种大胆探索，是值得称道的。因张贤亮对作品里那囚徒的心理和生理变态有过切身的体验，加上作品里所表现出的特殊的哲学思辩色彩，因此，在初读作品的时候，我们不禁为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真实的氛围所折服，为章永璘的处境黯然神伤。然而读到最后，主人公按着作者的意图，超越了肉体和情欲的束缚，粉碎了曾恢复他为整个人的家庭，去寻找他自己的世界去了。我们的心情就好像是读过了《农夫与蛇》。作者在这里越过了界限（也许他有苦衷，不让章永璘走出那个家，《唯物论者启示录》余下的七部就无法交代）。但这种人为的雕琢，对章永璘这个人物又有何益！这种由作者涂抹的所谓人性的复杂，究竟能有多久的生命力！人物“死”了，还奢谈什么作品的认识价值！谭力诉说出的故事，初看上去也很吸引人。甚至读完很久，我们的心绪还没能从大巴山那贫穷、愚昧、充满原始和野性的一隅飘出来。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十年，女身未被识破。故事至今仍具鲜活的传奇魅力。但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作者对花木兰十年的军营生活只是一笔带过，从不敢多加仔细的描述。谭力却忘掉了这一点。他让蓝花豹去上学，去和许多小伙子一起劳动，还让她娶了娇妻。不说蓝花豹孩提时令人心酸的忍受，更不提花木兰那时身着坚硬厚实的盔甲，少女那花蕾般突起的胸脯可以紧紧地束起，但那少女窈窕的身段、圆润悦耳的声音是掩饰得了的吗？构成作品的基石就这么倒塌了。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一般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

近年来，文坛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常常是这样，在一些作品里，作者煞费心机去着力刻画的人物、场景，反不如随笔写下的真实深刻。叱咤风云的武耕新被我们淡忘了，可他的那个家我们却记得清清楚楚。谈起张贤亮，自然先记起他的李秀芝、韩玉梅、马樱花、黄香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作家的悲哀。“主题先行”的思想是不是还残存在我们一些作家的心底？不管你想表达的思想多么地伟大，先进深邃，它都“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表现的抽象概念，而是构成充溢作品里的灵魂”。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出自己的声音固然正确，但归根结底，是狗的叫声。如果想用形象去代表某种理念、某种思想、某种政治意念，那直接写出来好了。这里无意贬低作品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关键是那种伟大、先进、深邃的思想怎样在文学作品里才能得以合适的体现。思想应该“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场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只有这样，你所表达的理想，才能水到渠成。

寻根的同时，文学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民族的本能与才具上。这需要发现民族身上那种经久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作品里表现得愈深刻，作品的生命力就愈强。抓住了这些特征，即使三流的作家，也可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只抓住了那些表面的现象，文学的思考就不可能深入。一些流行的东西，风气一变，它就失去了活力。贴紧现实的急就章，固然能给人一时的欢愉，但读过之后，或是现实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它的价值就降低了甚至消逝了。“五四”以来，（更主要的是五四文学）文学始终致力于唤醒民众。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唤醒是一艰难的劳作，是一韧性的战斗。那时的“狂人”就预示出了这一点。他病好以后，去做“候补”了。只有狂人才是清醒的，才敢大胆地反抗，喊出礼教吃人，救救孩子。而一清醒，便又亲身去做迫害者了。事实也如此。30年代的祥子，仍在麻木之中。就是到了80年代，孟莲莲（《银杏树》）们不仍在沉睡吗？虽然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变化，但由于生产力长期低下，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伦理、道德，甚至心理都无太大的变更。五十年过去了……若不是近几年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的（吃过）变化，这种所谓的唤醒，仍是空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文学才有可能对五四文学进行超越；才有可能把现代意识，西方的文化渗入民族文化的土壤。只把眼睛盯住农民身上还残存的愚昧，只去寻觅那种原始的、野性的氛围，这不过是寻找刺激，给当代文学掺入一把味精。需要的是：把中国农民的命运放在过去、现在、将来这条流动的河里去考察，不回避往日的悲哀，不笑话今日的艰辛，更要相信未来的发展。不去掩饰他们的愚昧、原始，更要挖掘出他们身上勤劳、善良、乐天知命的超脱、百折不挠的进取这些真正的根性。

在表现形式上，新文学要注意到我们民族文化结构的金字塔形状。作家如果仍旧沉醉于自己作品的阳春白雪氛围，就很难创造出《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的巨著。这个金字塔，迫使我们更要注重传统，更要侧重于纵向的吸收。纯文学在对通俗文学泛滥痛心疾首的同时，不也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吗？横向的移植必不可少，西方文化毕竟有我们古文化所不及的地方。但这种移植又必须有个中和。因为在自然界里，任何一个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黑暗到光明，从寒冷到炎热的突然过渡，都会令人感到刺耳。

文学的这种多极化现象的出现，对于国人热切企盼的文学的辉煌时刻，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初春来了，坚冰已经打破，虽然离收获的秋季尚遥远，但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生机。回顾历史，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备受后人羡慕的先秦学术界，它的繁荣，不单单因为儒、道两家思想的空前活跃，还因为它容许了“白马非马”学说的存在。唐代诗歌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原因是那里面有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李长吉之瑰诡浓彩，李义山之艰涩含蓄，白香山的甜俗气，韩退之的君子风，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里的悠悠牧歌，高适、岑参马背疆场上的悲壮长调。正如古人所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当代文坛上那些勇于探索的勇士们，不要胆怯害羞，更不要泄气逃脱。

十亿人民在期待着。

1986.12于四川大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