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克是我老上级，病了，我去看他。

早就应该去的，同住在一个城市里。由于他们那儿门禁森严，由于他太太对我一些误会，以致拖到现在。

齐克是个传奇人物，本身就是一本书。可现在知道他这历史的人不多，只晓得他是位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前不久，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去见马克思。于是我这旧日的部下，便去探望他。

他气色很好，正在看小人书，见我进病房里来，放下书，看着我。

“齐老！”我趋前问候。

他显然忘记我曾和他一起工作过，木呆呆地打量着。尽管他太太再三像舞台提词般启发他，谁，是谁。可我这位老上级，圆张着嘴，憨态可掬地点头。表示明白了。其实他根本记不得我，只不过虚应故事。

他太太对我的不愉快，还是进城不久的事。

那时，他太太是文化教员，专门给老区来的文化程度低的干部补课。当时招来一批像她这样的未婚女性，我不知道组织部门的初衷，是否想当月下老人，反正后来她们都有了归宿。我反对过齐老娶这位马老师——现在，我依旧叫她马老师，她恨我，恨得要命。婚后，她到底撺掇齐克，把我从他身边调走。齐克没法，拗不过年轻太太，请我吃了顿馆子，他喝得比我还多，连说了三声妈的，没有下文，我明白了，便到基层工作去了。

这就是我和马老师的一点芥蒂。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齐克变了许多，马老师似乎还是老样子，严厉的、令人敬畏的凛然神气，还同她当年给干部们补课，讲什么鸡兔同笼整数四则题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我总觉得（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和这样过于严肃的人在一起，够紧张和乏味的。齐老征求过我意见，怎么样？这位马老师？我说（现在打死我也不会说），就那副中药面孔？你愿意娶一个政委当老婆啊？齐克当游击队司令的时候，曾经用粪杈赶走上级派给他的一位政委，为此他受过处分。“妈的！”他给了我一巴掌，这动作意味着他十分赞同并欣赏我的观点。

我给他当秘书，当然能了解他的一切。

齐克怕上文化课，尤其怕马老师的鸡兔同笼，他是揭竿而起的庄稼人，是大地的儿子，他无论如何没法使脑海里活蹦乱跳的鸡啊兔啊，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他纠缠不清，为什么这位马老师偏要把鸡兔关在一个笼子里？于是一上文化课，他便带我下基层逃学。

他转业时是师级干部，有匹坐骑，大洋马，威武极了，他不交，带来了，连同警卫员。城市里骑马代步绝不可能，他有点后悔，可这马是他很发了一阵威，别人无奈才随他的便。齐克不大肯认输，不能骑也养在机关院子里。警卫员改行当马夫。我们工业局里总弥漫着一股腥乎乎的马臊气，和热烘烘的马粪味。

马老师对这匹马的厌恶，不下于对我的憎恨。对我的这位上级来说，这两匹马他只能选择其一。那匹大洋马比我离开齐克还早，牵它走的时候，这位在我眼里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直撅撅地跪在地下，向那马磕了三个响头，它救过他命，而且不止一次。

那匹马不久就恹恹地死去了，这也许是我离开后，不去登门的原因之一。我始终记得那匹马，它比人有感情些。它记住我，不光因为我爱抓把黑豆喂它，而是我愿意坐在马棚里跟它聊天，因为这本是齐克的事，但是他要对付那匹教他识字的母马，便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问：“跟它聊什么？”

“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你聊什么，它就听什么。”

按规定，局里给他配备一辆接收的别克牌美国轿车，他受不了汽油味，他说。其实，我知道他，进城以后学会了骑自行车，正上瘾，从这个工厂骑到那个工厂。饿了，下馆子，他能吃，更能喝，从来不见他醉过。饭钱当然他掏，也算是我替他完成鸡兔同笼算术作业的犒劳。

就这样，一来二去，那些招来的夫人预备队，一个个名花有主。有些被叫做“改组派”的老干部，甚至休了老家的发妻，号上这些剪发头，一时间离婚成风。等齐克骑腻了自行车，才发现只剩下一位马老师，已经在讲分数了。该分的全分了，独他没有份。

他对我说：“妈的，看样子我真得去上课了！”

我同情他，因为组织部门不打算再招新的女工作人员了。麻烦够多的了，那些山区来的婆姨死也不肯离婚，一边哭着闹着诉苦，一边敞开大襟褂子喂娃儿奶，都赖在机关里，求领导做主。马老师不动声色，她说：“齐局长，你功课落下太多，赶明儿还是我来单独辅导吧！”

齐克没法，只好“妈的”。

他终于认了：“你是学生娃没种过庄稼，你不懂，误了节气，颗粒无收，趁着还来得及的茬口，种一点收一点吧！”他抽了足有两包烟，很明显的尼古丁中毒，脸色铁青，又征求我这个秘书的意见：“你说说，这马老师，到底怎样？”

回想起来，那时我好不懂事，也难怪马老师记我仇。我说：“分明挑剩下的，要好，早落不到你手！”

他没反应，也没赏我一拳，我知道，我们这位游击队司令自由自在的日子，快要结束了。

我替他唱挽歌。

马老师和我谈了谈她老伴的病情，齐克接着看他的小人书，我瞟了一眼封面，是《霍元甲》。那津津有味的样子，使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年的齐司令？那时他一跺脚，保定府的鬼子汉奸就哆嗦。他进城买烧鸡，火车站的二鬼子给他拎着，护送到扬旗外还要九十度鞠躬。就这么一个有声有色的传奇人物，现在，竟痴痴呆呆的。也许，大智若愚吧？我这样想。

他从小人书上抬起头来，似乎想起来了：“你是——”

马老师马上正色地说：“我不是告诉了你，看你记性，刚进城那阵，他给你当过秘书——”

“哦！哦！”

我记起了头一次到工业局去报到。

人家已经指点给我，哪院里有马骚气，就是他办公室。后来，我才懂得古人造字，骚字的部首为马，是有道理的。马的骚气特别具有穿透力，充斥整个工业局，好容易才找到局长办公室。

那时还保留解放区的作风，办公室，同时也是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三屉桌，一副洗脸盆架，其余便是马鞍、笼辔，和马吃的料豆了。床上挂有帐子，帐子上留有斑斑点点拍死蚊子的血迹。他在床上仰面躺着，我进屋，喊了声“报告”，他跳起来。那时，当官的架子不像现在这样大，也许初学乍练，还不成熟。

啊！好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

现在，斜靠在病床上，却是胖得臃肿的老头。那时，他精明强干，透着英武。

齐克知道了我是谁，我来干什么的以后，高兴地握住我手，使劲地晃，他力气真大，放开了我以后，好办天，血脉不流通，我的手还麻木着。

据说，就这双手，在娘子关打游击队的时候，单枪匹马进了阳泉，掐死矿上的鬼子队长渡边。警备队的专抓劳工的大金牙，脖子被他转了个够。“文革”期间，作兴内查外调，才知道我这位上级，双手拧开过闷罐车上的铁锁，放出了一百多准备押往满洲的劳工。这些人有不少马上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成了地县干部，一提起齐司令，都肃然起敬。

他不大愿意讲自己，除非喝够了酒，来了情绪，而且有战友在场，通常都是从彼此揭短取笑开始，然后听到他们令人胆战心惊的战绩。

慢慢地我了解他们走过来的路，甚至那匹战马，我都敬重。多少次，深更半夜，我发现齐克在院里抚摩他的坐骑，决不仅仅因为这马和他生死与共的感情，而是那段有声有色的生活，是多么值得回忆。当他跟马聊天的时候，那马就舔他的手，踢着蹄子，晃着尾巴。

他帮我解下来背包，给我倒了洗脸水，这是当时的礼节，我考证怕和农村的生活习惯有关，至今，服务员给主席首长送热毛巾，擦脸部和额头的油汗，也可能是这种古风的残迹吧？

我认真地一洗，脸盆里的水立刻浑了。他是上级。倒没有上级的架子，抢过去便朝后窗泼了，接着，又招呼那位由警卫员改行养马的战士去打水。这时，后院有人抗议，“谁乱倒脏水？”他说了声：“是我！”那大概也是位够级别的干部，骂了句：“又是他妈的你，齐克，马作践，你还跟着祸害！”他笑笑，外边的人也笑了，便拉倒了。

那时的人，豁达些，不像后来，动不动鸡争鹅斗。

他看了组织部门的介绍信，招呼我坐下，我以为一定要交待我工作任务，连忙从背包里掏出笔和本子，准备恭录。他笑了，说：“不用那么一套，随便谈谈！”然后问我，“你有老婆了么？”

我吓一跳，原以为他会问问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对全国解放形势的看法呢！或者大家都在学的社会发展史，什么猴子变人之类的话题。只好说：“我才二十一——”

“啊哈，还害臊咧！”他哈哈大笑。我从来没见过一位领导干部，能像他笑得那样放肆，那样开心。这种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一下子缩短我与他的距离。他说：“我十八岁就抱了个大胖小子，你猜我结婚时多大年纪？十四岁！小女婿，当真还尿炕的。我老婆比我大八岁，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八，全家发。”他又问我：“洋学生兴恋爱的，你呢？”

我摇头。

“真的？”

“我没想过。”

他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出他的高兴。不过，他手太重，差点把我从凳子上拍下来。他说：“好极了，咱俩比一下吧，看谁先找到老婆——”然后一阵大笑。

我以为，能笑得这样惊天动地，简直像滚雷一样，声震屋瓦，还不仅表示他有宽阔的心胸，恐怕更多地是显示他的胆量和豪气。

他成了出了名的大校，大校者，大笑也！

而最让马老师伤脑筋的，却正是这笑。她不喜欢这样大笑，也不习惯这样大笑。也许她严肃惯了，也许她压根儿不会笑，或者不懂得笑，我记不得我曾经见过她莞尔一笑，甚至连和颜悦色也很少在她脸上出现。

可能以后运动多了，几乎一个接着一个，她这副面孔很适宜，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报到那阵，这位马老师还没招来，我和这位司令，或者大校，或者老齐，或者齐老哥——他允许我们随便叫他，只是不要叫什么局长——着实快活了一阵。那时大军南下，要造枪造炮，工业局担子够重的。他干起工作来，一阵风，一把火，一串霹雳，不知道休息，不知道饥渴，不知道日夜和钟点，一直到紧急任务完成，这才人仰马翻，大吃大喝大睡。干得痛快，累得痛快，然后，歇得也痛快。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打游击式的领导作风，固然不可取，但那种洋溢于人们之间的平等、融洽、亲昵、炽热的情绪，决非今天这种公事公办，冷冰冰的人际关系所能比拟的。同样，他会用绝对是铁匠的语言，痛骂未能完成他布置的任务指标，而垂头丧气的部下，“我操——”“我日——”这类脏字眼，听得我这个小秘书头皮发炸。

我受不了，因为他急了也骂我。

他见我抗议，便蹦得更高，幸亏他不带手枪，要带着，真敢掏出来对准我：“你打过仗吗？你上过火线吗？操他妈的，弹药要晚了一分钟两分钟送上来，你知道多少人会送命吗？”

不过，他火来得快，去得也快。半夜，从帐子里探出头来，问我：“睡着了吗？”

我拒绝回答他。

“还生我的气？真他妈的，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

我继续不理会他。

“我知道你没睡着，小子。算了。我当过铁匠，没办法，火气大，睡吧睡吧！”

只要我一搭讪，放心，他准会从床上跳下来，打床底掏出酒瓶和我对饮。我喝酒，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后来，他娶了马老师，喝不那么痛快了，就跑我这儿来痛饮黄龙。马老师并不绝对禁止他饮酒，只是限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半盅或者一盅。如同马老师并不反对他笑的道理一样，笑一笑未尝不可，作为领导干部，就得注意身份举止，要笑得适度，笑出水平，笑出风度，真难死我这位上级了。

我也不得不承认，马老师够伟大的。

我不停地给他上满酒，同情地：“喝吧！喝吧！”

“你不要可怜我，混蛋小子！”

“我替你悲哀，老领导——”

“不提这个，不提这个，妈的。”

每当这个时刻，他就怀念他第一个妻子，那个比他大八岁，在冀中五一大扫荡中被鬼子用刺刀捅死的村党支部的女支书。

其实，齐克进城以后，要不是心里始终装着对死去的妻子那种真诚的深沉的感怀之情，那班招来的女孩子，他是最有权优先选择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几乎什么都依顺他，拿齐克的话说：盼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她送他去打铁的，是她送他去当八路的。“这才是男人应该干的营生，我姐老说（他管她叫姐），我就怕软鸡巴捏的，连屁都放不响的主！”

我笑了。

“笑什么，那才叫疼你的女人，你懂个屁！那时候小，还喝不来酒，她用嘴噙着喂我。喝吧，弟，男人不喝酒，就像阉过的公鸡，废物一个。”

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地瓜，当然是奶名。

地瓜简直像他弟弟一样，也是五大三粗的汉子。每年挂锄以后，总带些庄稼地里的新鲜物儿来城里看望他。大概父子俩很少一块生活，彼此生疏，话不多。自从马老师填补了地瓜母亲的空缺后，就来得更少了。

不过，我始终记得父子俩默默对坐的情景，都是好半天才蹦出一句，看得出，他们俩都惦着一个人，那便是牺牲的女支书。所以，总会有几句话：

“到妈坟上去了吗？”

“去了！”

“接骨木长粗了么？”

“长粗了！”

“还有乡亲们去烧纸么？”

“还有——”

“回去对你妈说，我挺好！”

“……”

“回去对你妈说，我没辜负她！”

“……”

这时，我总以为救了全村的女支书没有死，因此，齐克心里才牵系那片与他血肉相连的土地。所以，我相信，我这位上级一切一切的奋斗，拼命，乃至于像一个真正男人那样高兴，生气，狂笑，大怒，跳起脚来骂祖宗，没明没夜地造枪造炮支援前方，倒应该承认那女支书在他心里活着，他才成为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就是来我这儿喝酒的那回，我问他。

“地瓜哥好吗？”

他愣了一下。

“他没有来看你？”

他又愣了一下。

我后悔我多嘴了。那天是我头一回看他喝醉了。一个从来不醉的人醉了，必是大醉，他不发酒疯，一声不吭，只是那双有力的手，硬把酒瓶捏碎，扎得满手是血。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来我这儿喝酒了。

马老师让他戒了酒。

马老师让他戒了笑。

马老师让他坐在主席台上，更像领导干部。女服务员送上毛巾，他擦得很仔细，从脑门一直到脖根，然后一副通体舒泰的样子。

他不再到砧子前挥舞铁锤子，不过，以后这多年来，政绩平平。当然，他也不会口出不逊，只是听他讲话的人都抱怨，很难抓住他报告的主旨。而且，最让我们敬佩马老师的，决不是齐克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甚至生病，就是这次住院，也是和许多像他这类老干部总爱害的病一样，我看病床前的牌子上写着：齐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

我告辞出来，马老师送到门口，谢谢我来看老齐。接着，她犹豫了一下以后对我说，医生讲，最好不要让老齐兴奋激动，这样对他不利。

这意思我当然明白。

可是，真令人怀疑，那个看小人书的胖老头，还会像当年那样大喜大怒么？

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马老师创造出一个她的齐克。但是，马老师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走出医院，我不禁叹息，也许，永别了，我的第一个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