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诗人白涛，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有空吗？老兄！”
“什么事？”
“你马上来一趟。”
“非要现在吗？”我刚在电脑前坐下来。
“是啊！”
“至于这么迫不及待？”
他有点不耐烦。“请你来，你就来嘛！”
从电话里，听出他有气无力，精神不振，与以往大不一样。“你怎么啦？智者！”我喜欢这样称呼他，智者，也就是充满智慧的人，而充满智慧的人，自然也是绝顶聪明的人。在我认识的首都文化人圈子里，白涛，是少数当得起这个“智者”称号的人。
他在电话里郑重其事地说，“老兄，我一点也不是耸人听闻，我觉得我死到临头了。”
外边阳光很亮，秋高气爽，相信我听到的不是鬼话，令人不胜诧异。
然后，智者腔调大变，在电话里，和我没头没脑地探讨起死亡哲学来，不知他老人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人总是要死的，活了这一大把岁数，居然不死，你不觉得奇怪吗？不知为什么直到今天尚健在着？连我自己也纳闷。老兄，能不能麻烦你来一趟，商量一下后事。”
虽然我比他小，还是晚辈，但他喜欢叫我老兄，我也跟他没大没小。“神经啦！你——”
“我很正经地跟你讲话！”
假如这是一位躺在病榻上，命危旦夕，一直要求安乐死的人，说出这种丧气的话来，也许不足为奇。白涛虽年逾古稀，但作为一个男人，尚能谈得动恋爱，能有心思想到女人，应该是离死还有一大截子路的，平白无故扯到后事安排，所为何来？
智者是不是又在打出一张怪牌？这个一辈子没跌过交的人。
“替你写遗嘱啊？”我跟智者开玩笑。
他很顶真地说：“那倒不必，问题是有些事要办，需要一位老朋友来做，挑来选去，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
这位文化界的老前辈，不久以前，在一家什么生命测验中心，做了一次从头脑到心脏，到四肢，到性功能的全面测试。仪器是德国进口，做检查的是人家外国专家。查出来的结果，他老人家简直健康无比，那心脏比年轻人跳动得还有力量。洋专家说，如果不发生车祸、谋杀、暗害等意外灾难，活到一百岁以上，是一点也不会成问题的。
在场的人，皆趋前紧握智者的手，表示祝贺。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身体，从来不是那么结实，好像应该比谁都要先走一步，一个隔三差五，总是要住几天院的人，生命力反而更强壮，真让健康人眼红不已。白涛作清醒状，他说，刘海粟大师九十岁登黄山，那体质，不也没有过百吗？但中国人喜欢凑趣者多，大家坚持说他行，因为他眼下还能把一个年轻得要命的女子把握得牢牢的，说明他大概有点内功。他莞尔一笑，马上像人瑞似的接受大家的致敬。还说，看来我是能看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了，那就对不起诸位，原谅我先偏了等等。
逗得在场的男男女女，哈哈大笑。
这就是他的有人缘处了，此人一生喜结善缘，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都来得来。不像一些老人家，死倔横丧，总像别人欠他二百吊似的，敬他不是，不敬他更不是。智者还为此次检查，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报纸副刊上，我只记住其中几句：
百岁不算老，
我欲活百五，
百五不满足，
争取到二百。
他的诗墨迹未干，怎么要和这个世界再见了呢？不正活得有滋有味的吗？我只好关掉电脑，准备到帘子胡同去看他。
白涛，从我认识他那天起，就见他老是吞食各式各样的药片、药丸，身体不是很结实的，别人得过的病，他几乎都得过，别人没有得过的病，他也得过。现在看来，智者未必真的有病，他的病，也是他老人家的智术之一，我辈凡夫俗子，只能高山仰止了。所以，他做出老是病病怏怏的样子，老是带病坚持党的文化工作的样子，老是有写史诗的欲望，而无荷马写《奥德赛》和《伊里亚特》的力量的样子。在中国，样子很要紧，只要口到心到，手不到就无所谓了。他一谈到他一时半时拿不出杰作时，总是怅然不已，感喟再四。
常想写大诗，
力薄不能为，
譬如登高山，
此志岂敢懈？
在上次文代会期间，这首诗还印在了《简报》上，成为佳话，表明他虽病弱，但情志不衰，上面本想安排他当顾问的，看到他如此不能忘怀于史诗的创作，真是浩气长存，精神永在，哪敢让他退下去，还是给他一个实缺。
听到这样安排后，他也写过诗的。
生平无奢求，
采菊学陶潜，
寂寞非坏事，
怡然在山泉。
组织上一看，明白了，从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体谅他的创作欲望出发，跟艺术家协会打了招呼，尽量少给白老增加负担，专门配了一个专职秘书。这些年，他基本在家上班，单位有事，过问一下，当然是在他认为有必要过问的情况下才过问的，总的来讲，这位文化老人，地位不低，待遇不差，虚实不拉，好处皆沾，大家也只有眼馋的份了。
我恭维过他：“智者，你真行！”
他作谦虚状：“马马虎虎啦！”
这表明了一个老有病的人，倒未必比老没病的人的生命力差，俗话说，“破药罐熬柏木梢”，是一点也不错的，像白涛这个出了名的病秧子，预测能活百岁以上，我是相信的。他能见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成，而比他小许多岁的我们，却未必见到，这是不值得奇怪的。
但是，一转眼间，他怎么会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呢？这真是号外新闻！
“好了，智者，我马上就到府上去。”
“你快点儿来吧，晚了也许见不着面了！”
我在电话里说：“你别说得这样蝎虎，行不行？”
“是这样的。”
也不知真的假的，听他口气很严重，不过，对于这位文化界的老领导，我也有一丝心理准备，不知道此老又想制造什么新闻？反正他这一生，除了政治运动住院，文化革命装死，一般情况下，他是闲不住的。故技重演，怕人把他忘了！
我放下他老人家的电话，并未立刻出发，想了想，还是先给谷玉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位老先生的近况再说。她是他的秘书，他的五言诗弟子，他的半公开，半秘密，半合法，半违法的情人，理应对徜徉在山泉中的老人，要了解得多一些。
谷玉，是一个正当年的，像水蜜桃那样饱满成熟，一碰就流汤的，已经到了不摘不行的可爱女人。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像她这样女人的话，男人真的就无事可干了。她漂亮非凡，聪明非凡，能干非凡，而且也理智非凡。她和智者保持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兼情人的特殊亲密关系，无疑找到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堡垒。她认为只有傻女人，才急着谈婚嫁，一旦名花有主，专属于谁的话，那就失去了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对像她这样的不系之舟而言，像帘子胡同白涛府上，那磨砖对缝的四合院，该是她最好的泊位了。
她是做大事业的女人，她说过：“过去是智者吃政治的世纪，现在是我搞经济的时代了。”
我说过：“你们两强的结合，这共产党的世界，对二位来讲，便无坚不摧，无攻不克了。”
这两位的笑声，竟惊飞了四合院里那棵大枣树上的鸦群，哇哇的叫声，打破了夜的沉寂。
谷玉说的话，真是妙语如珠。我们这些他的朋友都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像白涛这样过“吃政治”一辈子，算对得起自己了。这是别人无法生气的事情，智者什么时候正经做过事呢？可他一直担当着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什么时候拿出过史诗或者别的大作呢？可他在文坛的地位，却很不一般。他什么时候为党为国，或者为“英特纳雄那儿”立下汗马功劳呢？可他应该有的，全有了，不应该有的，也有了。
何德何能，也就不去理论了，且说他什么时候具有那种男性魅力过呢？可在雪崩中葬身冰窟的晏波，简直可以称作女中翘楚，一位司令员（我生平很少见到如此丰富人性的一位领导！）始终不渝地追求了一生的女人，却曾经是他的妻子。甚至到了垂暮之年，上帝还给他这份安慰，一个如花似玉的谷玉，也让人惊叹这位老先生艳福不浅。他有一首诗，写了这份艳遇：
生平无他爱，
唯爱革命多，
早春风流韵，
晚霞不蹉跎。
早春，指的是谁，晚霞，指的是哪一个，别人不了解，我是知情的。但他，对于那个失踪的“早春”，早忘得干干净净，连提都不提了。
我劈头就问谷玉：“是不是你惹老人家生气了？”
谷玉在电话里反问我：“怎么回事，他？”
“他说他马上就要死了。”
那美人的噗哧一笑，让我放下了心。
白涛是异人异相，这一点大家是公认的，第一，他那双眼睛，很有特点，使人想起只有老鹰才具备的敏锐视觉。第二，他那鼻子，也不一般，细而瘦长，老是在嗅着什么气味似的翕张着。第三，便是他的耳朵了，总是在倾听似的支楞着。在文化界，颇有几个善觇人相的星士，或者钻进气功玄妙中的高人，他们有见过白涛的，事后对我说：“恕我直言，这位白涛先生，看他那相貌气色，五官位置，眼神鼻息，轩宇轮廓，倘非大圣大贤，便是大奸大邪。”
我把朋友的说法，告诉了智者，他，莞尔一笑：“这话说得还很有点辩证法，从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过，一个七十出头的老人，无论想做圣贤，还是想做奸贼，都来不及了。幸而，我一辈子还算走运，不像晏波，生无宁日，死无安处。都因为太有性格的缘故！”
他的妻子，那位播火者，一生就是在风险跌宕中度过，做过地下工作，冒过枪林弹雨，去过不毛之地，经过历次运动，艰难险阻，浮沉颠沛，这个女人活着的日子里，从未安生过。要不是司令员终生不变的关照爱护，五七年那一关就怕过不去。
谷玉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最近大概碰上点麻烦，有些神经兮兮，谁知道，他犯了哪根筋——”她跟他同居，但不是他的老婆，所以，说话比较超脱。
我想像不出智者会碰上什么麻烦？中国人最容易碰到的麻烦，说到底，在过去的年代里，无非是政治上的麻烦，现在倒多半是为富不仁，贪赃枉法，投机倒把，钻营舞弊上的麻烦了。而他，从进入解放区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经历那么多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只有别人当牺牲品的，他可是连一毫毛也未受到损伤，这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也可以看到他吃政治，而不被政治吃了的独到功夫。
到了经济挂帅，金钱第一的时候，他让谷玉那女能人出面，做他的经纪人，搞字画文物买卖，一个画廊，一个艺术经营公司，名义挂靠在他当主席的艺术家协会，交一些象征性的管理费，剩下的，二一添作五，他一半，她一半，各入各的腰包。老先生的财产，主要是这所帘子胡同的院子，和院子里原来他妻子那个家族留下来的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一切。说是具有天文数字，那是夸张不实之词，但决不是我们挣些许稿费者所能想像，倒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他随便拿几笔字画古董押在银行里，就能贷出百八十来万块钱，开个公司什么的，绝对不费什么口舌的。
在共产党内，属于进城时期的老干部中间，能像他这样发财的，并不很多。老实讲，他真是没有吃过共产党的什么亏，而且又靠共产党的招牌，占了便宜的人。他对我不见外，曾经开导过我：“你不要书生意气了，现在是个发财机会，你看谷玉干得多欢，这个世界，从来是饿死胆儿小的，撑死胆儿大的。等共产党明白过来，人家早把牛牵走了，你再去拔橛，分明是往枪口上送么？”
对此，你不心悦诚服也不行。
我问谷玉：“是不是一块去看看你的老未婚夫？”
“现在走不开，我在等一位老板，有一大笔饥荒，得填补上窟窿。”
在这个世界上，像这样敢作敢为的女人，还真是少见，以名流的身份遮掩住实际上是盗坟掘墓的脏活。这个戴白手套的文物鉴定专家，一旦犯事，她早把屁股上的屎，擦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再说，白涛这大红袍，是她最好的掩护。所以，得其所哉，生意越做越大，看来，她说得对，是她的时代到了。
“那他，到底为什么，平白无故想到了死？”
这女人透出一丝口风：“有一天，他忽然念叨晏波的名字，这是很少见的。”
智者虽然吃政治，但对这样一位特别亲密的女人，会不谈他为什么想到了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你没觉得奇怪？”
“还有让我弄不懂的，还提到了帘子胡同那房子——”
听谷玉这一说，似乎老先生有安排后事的一点意思，但我不信。
这些和他失踪的妻子，都了无关系。晏波，在“文革”批斗高潮中，从牛棚中突围而出，远走边陲。说来，也只有她那种具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充满革命浪漫的女人，才做得出来。试想一想，天都塌下来了，你一人站出来能顶得住吗！这就是晏波的天真了。“文化革命”对智者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连当场休克的手段也使用了，也未能逃脱几天牛棚的灾厄，不过，他终究是吃政治的，在牛棚里，造反派见他乖顺，还让他当了个走资派的头。他反对晏波这种极其幼稚的冒险行为，“你这纯粹是意气用事！”
“难道看着加农炮被诬陷，被折磨死？”“加农炮”是我们这些他的部下，给他起的外号，他本人也不反对大家这样亲切地叫他。
“文革”期间，他在边疆任省委书记，自然是走资派无疑。当她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原来在根据地时的这位首长，被批被揭的材料，其中提到了她，就有越棚的打算。
“晏波，你是爱他，还是害他？”根据他吃政治的经验，一旦处于运动的被告地位，唯有深刻检查，低头服罪，否则，任何辩解，只有加重倒霉的可能。“你当共产党比我早得多，怎么会一点也不悟？别犯你的共产主义幼稚病，好不好？”
她是相信真理，相信公道，相信党，相信人民的革命家，她对他的这种懦弱，不屑一顾。“好吧，我坦率说，我恨我不爱他，干嘛我要害他！我要去给他申诉——”她趁他装病住进医院，趁监管的专政队员松懈之际，逃出牛棚，直奔火车站，一去不回。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骑士风度的女人，真是难寻难觅了。为了给一个曾经追求过她，也曾经保护过她的首长，证明对他的诬蔑是无耻的栽赃，证明她和那位司令员之间关系，是绝对的清白，甚至是不是带有后悔的情绪，去弥补她对他的感情上的负债，那就不好推测了。但她日夜兼程，急如星火，赶去讨一个公道，不能不为她的侠胆柔肠赞叹。这一路上，避开造反派随之而来的追捕，对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来讲，倒不是什么难题，但没想到，途中翻车，埋在雪窟，从此就无了下落。
智者虽老，春心犹在，那种花花草草的欲望，一辈子也不消停的，以后，白涛便采取与女人打游击战的办法，有感情就交往，无感情就分手。因为一，不能证实晏波果真死亡，二，像晏波这样的女人大概也再难找到，三，他总觉得所有想同他谈及婚姻者，无不看中他帘子胡同的四合院，和他的钱袋。
谷玉则不，玩玩可以，结婚不行，和他这样的智者合作，很愉快，也就够了。她的哲学是：我可以给你想要的我的年轻肉体，但你不能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我是你的合伙人，但不是你的注册老婆。我们一起挣的钱，亲兄弟，明算账。至于你的财产，你从你前妻那名门望族继承的全部，我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如果你百年以后，在遗嘱里写上一笔，馈赠我一些什么，我也不反对。不过，你要是以为这样可以像钓饵似拴住我，那也没用。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你多少有利用价值，加之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合作对象，我也不会往帘子胡同跑。
这女人的话，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虽然她说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像演戏，又不像演戏，像装蒜，又不像装蒜，女人到了成精的地步，你只有举双手的份了。
智者对此有更精彩的言论：“我是当事人，我得信，否则我们就没有合作的基础，但我也不能不留神，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
他们俩在生意上，真是珠联璧合。
无论如何，那是一个生猛鲜活的女人，作为一个老男人，是有一种受宠若惊感的。智者对我私底下承认：“我活了一辈子，有这最后日子的辉煌，能享受这黄昏恋情，晚霞风流，也就够了！”
“可你把一个绝不该忘的人忘了，甚至连她失踪后，找都不去找一下！”
“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他有了这个谷玉以后，更讳谈晏波了。就因为这个谷玉，这个带给他欢乐和钱财的女人，他也不会想到死的，他要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要给她回报，那就是“但愿人长久”了。
白涛曾经自负地写过：
腊月小阳春，
暖靠南墙根，
莫看秋草枯，
苍松笑寒风。
还有：
古稀不算老，
伏枥路途遥，
革命加爱情，
两者我皆要。
难道失恋了？这倒是老人家一块永远的心病，他是很怕她被一个比他更有权有势的，或有钱的，比他更年轻力壮的人横刀夺爱。由此可以断定，他想到了死，百分之百是因为谷玉的缘故。
2
这位声称要死的老前辈，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实，他没有害过谁，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为之外，也给人家打招呼，这说明他心地不坏。纯粹为整人而整人，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也不干的。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倒霉，而对别的不倒霉的人，有种悻悻然的不满，这大概也是多年养成的平均主义的后患了。
我一点也不想为这位忘年交辩解，他既没委托我，我也没这义务。不过，凭良心讲，要都是像他这样不怎么收拾人的话，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间悲剧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后落实政策的麻烦，也会相对减少。但大家背后说起他时，摇头的多，点头的少。
智者明白这些对他的不佳舆论，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较害怕凶神恶煞，越是面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怕硬欺软，你对人无害，人，本应该庆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于位的本能，不会满足这安全，反过来，还会产生一种对弱者施虐的欲望。”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也不在乎，一个人，能一辈子平安快乐，无灾无难，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不是这次运动，就是下次运动，迟早会摊在头上的。他能远离中国的一切的人为的政治灾难，能比别人相对地少受到折腾，除了有福气，有运气之外，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涡里去。哪怕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从狱卒的手下奇迹般逃生，这真是了不起的头等聪明的超人，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丝昏聩。他那在《麻衣神相》上，都能说出名堂的眼睛，鼻子，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辈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帘子胡同他家聚会，都承认，一个人难得不倒霉，而对他老先生说来，最伟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这简直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特例。将来要写第二十八史的时候，好像应该给他立一个吃政治的传。
他一边饮酒，一边微笑，“诸位别恭维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两杯，我没有他永远不醉的高水平，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我一九四八年认识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沟里，我就不怎么佩服你的，白涛老兄！但几十年交往下来，我又不能不赞成你了。因为你活得不但比我们哪个人都好，而且聪明到共产党拿你没办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讽刺当回事，因为我是晏波带到解放区去的关系，他跟我不甚见外。“大家只是个印象而已，其实比我春风得意些，左右逢源些，占共产党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只顾自己的聪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聪明而且会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哄然叫绝：“对极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没有必要为无谓的事情伤脑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为我们相识太早，记得进入解放区后，第一个用枣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还为我写过一首诗：
阮伶不戒酒，
李白诗丰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时，我们这些新去的知识分子都吃大灶，领六斤小米的补贴。他其实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过封锁线，护送到根据地的。但他是诗人，又到联大去讲了几个月的新诗运动，竟混上了中灶伙食，营级干部。可护送我们这些大学生到解放区去革命的，那个风风火火的晏波，经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过和我们一块啃窝窝头，享受大灶待遇，我们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领导去说理。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赤诚的职业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样，把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外，她对于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阻止了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来，赶我们回驻地去。
后来，也知道，她不是没有想法，不过，她觉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许因为这点历史因缘的关系，我和智者这几十年倒没断了来往。
他就这样渐渐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诗人以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他不去讨人喜欢，也不特意地讨谁不喜欢，他让人觉得他无野心，可信任，不戒备，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诗，经常见报，他的画，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员，可在官员眼中，又是一个从老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范畴的文化人。身体又不好，经常住医院，也就不把他太当回事，又不能完全不当一回事。所以解放后，这次运动，那次运动，在劫难逃者众，他能安然无恙，而且并不比别人吃亏，就是占了这种不即不离，和不使得强者十分在意他的便宜。
“这老小子，该捞的全捞到了。”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维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险几给戴上这顶桂冠，亏了“加农炮”保护了她，这位将军进城后官做得很大，说话自然算数，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个白涛，总是他把我找去帘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时小酌，有时赏饭，倒不怎么嫌弃我脑袋上那顶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欢他，但也不像别人那样讨厌他。虽然心里也不甚平衡，我倒霉因为我写了小说，晏波倒霉因为她说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比我们俩更言不及义的白涛，刚一开始整风，就因胃溃疡住进了医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医生总不让他出院，躲过那场暴风雨。
“别喝闷酒哦！”
我借酒盖脸，故意问他：“我弄不懂，怎么她有事，而你没事，她下放，而你安然无恙？”
“你以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断头台的吗？”
我说：“但愿不是！”
“当然不是！”
后来，没有很久，晏波下放结束，又回来了。我们谈起来，对于她先生这平安无事的岁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运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上帝总给他笑脸。我从来也不敢跟上帝作对，但上帝却总是惩罚我。
他当着晏波大发宏论：“那因为你们太执着，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有时候执着，有时候就不能执着，要知道，脚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说：“我其实是很现实的，我怎么不想适应？我讨好过，我改变过，我服帖过，我低头过，我甚至求饶过，但上帝仍旧不允许我适应呀！”
智者一笑，“这说明你适应得还远远不够，适应是一门学问。有主动的适应，有被动的适应，有适应中的不必适应，也有做出不适应的样子，而实际的适应，有大适应而小不适应，也有半适应的半不适应……”
晏波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算了，别贩卖你的庸俗哲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滑头——”
“不是滑头，而是聪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都有一个态度。有人要硬碰硬地改造这个世界，有人只想以柔克刚地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气：“这也就是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的缘故。鸡和兔固然不能同笼，鸡和鸡，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个笼子里共同生活下去。”
一提到这个古老的话题，白涛哈哈大笑。笑归笑，但从那开始，这两口子实际上也就分道扬镳了。所以，那位百分之百的女布尔什维克，忍受不了造反派对一位清白无辜的人，那种诬陷不实之词，才愤而突围牛棚，一走千里，踏上她自己的寻求伸张正义之路，也许是对他这种适应生存学说，最后的弃绝吧？
也许，她终于悟了去寻找她错过的爱？人家越是要揭发那尊“加农炮”，她倒越是觉得自己当年的弃绝，是多么的错误了。于是，她走了，留下了白涛在牛棚里做一群被管制的走资派的头。
从我认识白涛那天起，他就是一个天生应该当头的人。如果你和他一起沦落到一座孤岛上，那他准是鲁滨孙，而你却非是礼拜五不可。他这一生，组长，队长，部长，会长，主任，常委，成员，书记，没有他没干过的职务。他是我们国家里常见到的，一个永远动嘴，而不动手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家，不必一定身体力行，只管原则领导，只管掌握方向，只管划圈拍板，只管给下面精神，指示，和红头文件就行。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能够到时候说上几句提纲挈领式的意见就行。
当然，在主席台上，还得有一个自己的用塑料丝织成的套子裹住的茶杯，有一个塞在耳朵里的助听器，有一副看文件的老花镜。其实，他听力和视力，都好得异常，那位德国医生给他查过的。
我时常替他扮演的角色担心，“万一，你说出一些不在行的话来呢？你不可能是万能和全知的上帝。”
“阁下，以后请你不要向我们这些成熟的老同志，提这些幼稚的问题好不好。领导只抓原则，而原则是虚的，是纲，是精神，是形而上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怎么能外行呢？”
有一年，他到新疆和田地区去了。回来，给我捎来一块石头，说是和田玉。
“你到那儿干什么？挖掘古文物？”
因为他是文化人，而且在文物收藏上有点名气。
他告诉我：“我去是抓棉花生产。”我差点笑穿肚子，他也笑，当然是奸笑，然后正经地说：“我还担当两州八县的消灭二代棉铃虫的总指挥呢！”
“你可是连大麦和小麦，玉米和黍子都分不清的主——”
“这一点也不奇怪的，你还记得吧，老兄，大炼钢铁那时，我搞土高炉群，烧红了半边天，还向全国介绍过经验。”
他在这方面，简直是多才多艺，花样百出。点子多，名堂多，所以，哪儿热火朝天，那儿准有白涛。他这一生干了多少光辉业绩呀，说来简直可怕。将来给他写悼词，还真是难以下笔呢！诸如大放卫星，化肥开花，全民食堂，土地深挖；诸如戏剧改革，全民诗歌，英雄人物，样板歌曲，他都参与领导过，兴风作浪过，火上浇油过，天翻地覆过，最后弄得一塌糊涂过。这位老人家，跟着党一块儿成功过，也跟着党一块儿犯错误过，但是，成功的时候，处处见他的身影，错误的时候，就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他说了，凡是我们党头脑一热，搞这些莫明其妙的大呼隆运动时，他就来劲了，共产党说一，他准是要加番成为二，共产党说二，他准要搞到十，不过头，不罢手的。
这人，就这么神！
所以，上头看他是文化界的砥柱，底下看他是艺术界的栋梁，外行人看他是专家，专家又觉得他是内行。搞美术的看他是鉴赏家，搞国画的认为他是收藏家，搞音乐的当他是个知音，搞京剧的相信他是一个不错的票友，在诗人眼里，他的五言诗，也算独具一格，在作家眼里，他要品评一篇小说或是散文，那一个个新名词迸出来，也让人头晕的。在艺术家协会里，他被视作一个超脱的领导，活得潇洒的人物，是与广大群众不摆架子，和蔼可亲的首长。因为大家对那些在位置上喜欢指手划脚的头头脑脑，不免反感，因而对他另眼相看。可惜他身体状况不佳，否则，他要主持经常工作的话，也就是大家的福气了。
人是一条龙，
也是一条虫，
懂得辩证法，
一生便从容。
他的这首五言诗，倒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玄机。
他才不会事必躬亲呢！他没这么傻，他就在这抓与不抓之间，才得猎取人心，不抓不行，太抓也不行，只有这样，一可偷懒，二可少负责任，三也省得和那些抓权的人，增加矛盾。
这首题在画上的龙虫诗，还挂在集雅画廊里出售，那些虚无缥缈的龙，和支楞八岔的甲壳虫，看不出多好，也看不出多坏，和他当领导的本事一样，什么都有一套，但不能深究。不过在中国，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跟长官过不去，要探根寻底的呆子，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只要沉得住气，能唬住人就行。
谷玉经营的这家集雅画廊，和艺术品公司，其实是倒卖文物的一个黑窝点，推销这种龙虫图，和莫名其妙的现代绘画，纯粹是门面。你要有工夫在那坐一会，准会听到那女人给来光顾的人介绍，“这位老画家深受马蒂斯野兽派的影响，还与西班牙的戈雅的画风，多少有点近似，所以，这是西化的国画，也是中国画风的西洋绘画。中国独一，西方无二。”那个成熟的桃子，与其说介绍作品，还毋宁说是展览自己，那流溢出的色香味，能让顾客情不自禁要咽下口中的唾液的。
漂亮女人兜售商品的一个优点，就是容易使顾客产生人和物的错位感，使他认为那个女人的天生丽质，也就等于所买东西的货真价实，就来不及地掏出钱包了。每当我在集雅画廊里，看到那些冤大头们，居然相信她说的这些鬼话，居然买这些鬼画，我除了惊叹这个世界没法讲得清的无可奈何外，不能不赞佩这个尤物，那种要把整个世界摆平的雄心壮志。
有时，我也纳闷，“谷小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干嘛不正经找个女人的归宿？在这里混得这样开心？”
她笑了，那眼波飞来，令人眼晕：“你不愧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可太过实际，就俗了。你要知道，一个漂亮女人的黄金时间是很短的，我倒要试试，能做到什么份上？然后也不枉此一生。”
这个早先艺术学院的三流学生，能够巴结上白涛，能够跟一位比自己父亲还年纪大的老头睡觉，也真是够胆气豪迈的。“我非常感谢老头儿，他正好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我心想，小姐，你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我会不了解你缠着老头不撒手的底蕴？
这个女人很聪明，她说我想错了她：“第一，我不愿随便嫁一个男人，糟蹋了我的本钱。第二，女人不全是为做爱活着的，我有我自己的十年计划。第三，白涛虽老，但他风流，至少我还未遇上一位超过他的，能够与我旗鼓相当的男人。老，我不怕，只要有功夫。”
谷玉这番话，也许是实情。白涛对于女人，应该承认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大概懂得一点房中术。连晏波，那么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人，几乎为他牺牲了一切，差不多毁了自己。如果是一个不过尔尔的家伙，这两个女人恐怕不屑一顾的。
我认识晏波在先，接触白涛在后。一九四七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她来发展我们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抗先，有了来往。她父亲是大学者，住在帘子胡同一座前后两进的四合院里，到她们家，满坑满谷，都是线装书，还有许多书画古玩之类，好像进了琉璃厂一样，现在这些都成了白涛作为学者化艺术家的本钱了。
可第一眼看到白涛时，已经到了解放区。也许因为他听晏波提到过我，非常亲切，非常热情，而且来了一个在解放区很少见到的洋礼，拥抱我，一连三次。
我很尴尬，他很自然。
老实说，他能在当时那种相当清教徒的，相当禁欲主义的空气里，自行其是，也着实令人佩服他的勇气。譬如，大家都穿二尺半的军服，戴八角帽，他偶尔还穿起西装来，戴过***去重庆的巴拿马帽，招摇过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个别死角现象，有的人，他就可以被允许，被默认，不必一定拘束在规矩方圆之内，稍微出点格，不太伤大雅，人们可以容忍，可以视而不见，也是很令人费解的。
我想这和“加农炮”的性格有关系，他喜欢有才华的部下，虽然他是红小鬼出身。
那时，宋加农是我们五分区的一号首长，绝对的一个大老粗，脾气大得厉害，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按照一般规律，他应该不大喜欢文化人，但也怪，很宽容白涛那种名士风流的行径，也许在他眼里，多少有点属于稀有动物似的好玩吧！他很少有说有笑的，但白涛经常到他那儿去喝酒聊天，给他讲北平的所见所闻，所以，司令部出出进进，独他是很随便的。
大凡领导人聚在一起，并不都言必马列，也是需要一些轻松话题的，他就经常制造一些绯闻啦，浪漫啦，笑话啦，洋相啦，让人们在那清苦的日子里，至少嘴上不那么单调。尤其他的诗，不晦涩，很上口，那些文化不甚高的首长，看得懂，读得通，对他还很欣赏。加之白涛这个人，别看他有时装疯卖傻，其实很聪明，说他颇有心计，也不为过。他即使出点格，过点头，冒点炮，也不会走得太远，总是适可而止，差不多便收。有时让头儿伤点脑筋，可也不至于为之大动肝火。闯一点小祸，屁股也好擦。所以对这位基本上识相，不给领导造成大麻烦的他，优礼有加，因而破例地不怎么严格要求他。我们出操的时候，他可以睡懒觉，我们学习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屋子里写诗，我们帮老乡收割庄稼，汗流浃背，他可以背着手，在那里“悠然见南山”，构思什么宏篇钜著，这就使别人眼红不得的了。
可在大会上，只要“加农炮”在人群中一眼瞥见他，必然会站起来招呼：“我们的大诗人，不当场来一首诗助兴吗？”
偏他有这种说来就来的捷才，记得我到解放区的第二天，正碰上一次祝捷大会，司令员话音刚落，他跳上台去，即席朗诵了一首诗：
日头天上挂，
人间大变化，
小米出真理，
枪杆打天下。
这首诗，好是说不上的，但有点气势，行伍出身的宋老总马上高兴了，他是个粗人，但有时——那是不发脾气的时候，是个可爱的将军，因为他的脾气讲求痛快，连声说：“好！白涛的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那时的白涛，人长得帅，要个子有个子，要文才有文才，尤其令人钦服的地方，笙箫管笛，无不在行，唱戏演讲，慷慨激昂，提起画笔，像模像样，作曲指挥，当仁不让，那时，时兴木刻，他操起刀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若是谈文学，谈诗歌，就更难不住他，而他的五言诗，对不起，说起来都能把人吓一跳。
“诸公，我写五言诗的本源，如长江、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一样，是从这儿起始的——”
于是，他拿出一把折扇来作为佐证，你一看，不得不肃然起敬了！
扇倒无甚稀奇，竹骨纸面，制作粗陋。但却是***的墨宝。那扇面上龙飞凤舞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诗句。我未考证过，白涛自成一格的五言诗，是否受主席这首诗的影响，抑或他自己的攀龙附丽？但那笔主席的手书，是毫无疑问的。我刚到解放区，认识他不久，就看他经常放在手边了。我很惊奇，他竟然对***这把具有某种文物意义的扇子，不怎么当回事，至少，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子的。一谈起来，很无所谓的样子：“早先，求主席写两个字，不是太困难的。”
这也许是事实，不过足以说明，他资格比我们老。接近重要的人物比我们多，他说，他写过一些诗，送呈给***过，遂有了这把扇子。这故事不知真伪，但他出版过一本《新五言》诗集，倒是不假。其中有一首：
初到解放区，
天地顿时阔，
滴水注大海，
小我成大我。
诗下自注曰：“在平西，呈***。”
日理万机的***，那时忙于进城，成立共和国，是否有空一阅，待考。但他送上去，大概也是千真万确，这也算是他一生中的殊荣，也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政治资本。
他也会调侃：“不是谁都可以吃政治的，除了有吃政治的聪明，还得有吃政治的本钱。”
我斜着眼打量他，表情虽然平淡，但那暗中得意的劲头，也不是看不出来，因为能有这份本钱可以骄傲者，并不多。
他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的看他，除非到了一定的临界线，再不在乎下去，会给他带来灾难时，他才会收敛。否则，该拿的拿，该要的要，该伸手的伸手，该脸皮厚时，也够厚颜无耻的。他知道我在腹诽他，反过来问我：“你肯定没有送过，即使你有这份心思，连往上递的门也找不着的。别不服气，命也运也。”
他对我说这话时的神态，满足之情，溢于言表，这时候的他，便是神采飞扬的白涛了。
服了！虽然，我嫉妒得恨不能骂他王八蛋，但我不得不宾服他，因为他活得比谁都好。但是，忽然之间告诉我，说他想死了，我不讳言心胸里的阴暗，坦白讲，真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呢！就像希望一个不败的拳王，也有倒下被人数十的时候。
谷玉在电话里，听我说到他不怎么想活，虽然认为可能是白涛的故伎，喜欢耸人听闻，并不太当回事。她说她和这位老板谈完调拨头寸的业务以后，就过来帘子胡同。不过她一再申明，如果老头真活腻歪了，不是她惹的，而是其他什么缘故。
“你估计，因为什么事触动了他，才想到死亡上的。”
她说：“反正他从不提晏波的，这倒是有点蛛丝马迹的意思！”
等我到了帘子胡同，那座磨砖对缝的四合院里的大枣树上，老鸦在聒聒地噪着，很有点不吉祥的气氛，我以为我来晚了，没准他先行一步，到上帝那儿去报到了。推门进去，看到他面前几合录相带，正对着电视机那一片雪花发愣，我放下了心。
“哦，你还有心思看三级片，大概还不至于马上涅槃？”
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讪之意。“老兄，不要用这种腔调同一个命在旦夕的老同志说话，我找你来，正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行了，老先生，你离死神十万八千里，别制造新闻了，我拜托你！”
“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了，不哄你！一个人不会拿死来开玩笑的。”
我站在那里，怔住了。因为自打在根据地那山沟里的西寨村，和他交往以来，无数次地听他这样那样当回事的，甚至赌咒发誓的语言。我都是在信和不信，或疑信参半地听着的。但这一次，我望着这位老朋友，不能不相信他大概真的遇上了什么难以解脱的大麻烦？
3
“你先给我坐下——”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我看一盒录像带。
“你把我叫来，看黄带？你真会拿穷人开心，我是要写稿谋生的呀，你——”
他命令地：“少安毋躁，看了再说。”
“老先生，你葫芦里，倒是卖的什么药？”
他不吭声，径顾往录相机里塞带子。
一会儿，电视机屏幕上出现画面，倒不是光屁股的三级片，好像是联播节目里的电视新闻，是在人大会堂某个厅里的一次什么会议。有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文化界的人士，像模像样地坐在那里。接下来，镜头一扫，就看到了他，也就是白涛，正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演讲。凭良心说，智者的口才不错，形象也佳，从他的身份，他的资历，和他的言谈举止的不同一般，电视台记者不给他几秒钟露脸的机会，是说不过去的。一个人，混到别人不可漠然视之的地步，不易。尤其在“冠盖满京华”的首善之区，那就很够意思了。
叫我来看这些，真是没劲。“算了，你老人家的光辉形象，隔三差五地总要让我们瞻仰的嘛！”
“你看下去再说——”他不想和我马上交谈。
这种会议新闻，是没有同期录音的，听不到他的铿锵之声，但面色红润，容光焕发，满座的人，都在注视着他，可见他的发言之精彩，之震动。在中国，能有本事扯淡得头头是道，是一种特异功能。因为共产党会多，而任何会都是靠与会者那些有用的、无用的语言来支撑的，所以，能讲出一堆无关痛痒，可又切题不离大谱的废话篓子，便受会议主持者的欢迎，不至于冷场嘛！而我们这位白涛先生，恰恰是不管与他疏隔的行业，不管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都能讲出个子午卯酉的人。那么像这种文化界的集会，他能不出席么？人家请他去，就是请他这张嘴呀！对他来说，讲讲大文化，从周秦汉唐，出土文物，辫子金莲，禅宗道门，到国标舞，呼啦圈，性文明，后现代，更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事情。我未躬逢其盛，但可以想像，肯定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飞，说得大家一佛涅槃，二佛出世的。
这种会议的报导，也就两三分钟的事，一会儿，那录相带演完了。
我不明白，好端端地把我叫来，不谈他的死亡问题，却是为了看他的风头出足的画面？我想纯系老年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了。
他问我：“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你老人家呀！”
他摇头：“除了我之外——”
“无非那些你常讲的‘大瓣蒜’了！”
他很急躁，“我不是叫你看那些——”
“看谁？”
他把带子倒回去，又从头放映，到了他的镜头以后，是一个会场的全景，他定了格，是几排沙发上的贵宾，和沙发后边的一般与会者。
“看到没有？”
“谁呀？”
他用手点着定格了的画面上的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影，“你细细看——”
影带的质量不佳，看不清那张脸，不过，分得出是男是女。我问白涛：“她是谁？”
老人的脸上的表情很古怪，像吞了一苦药丸，吐不出又咽不下。
“怎么啦？”
他不急着答复我的问题，摇摇头，把那个录相带退出来，又塞进去一盘。这是一次环境保护的座谈会，不知在哪个宾馆的会议厅里开的。我看到会场横幅上，写着“森林与人类，爱护地球这个家”的响亮口号，便知道会议主旨了。当然，还有与会的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士，济济一堂，共商环保大计。
当然不用说，又是白涛的一个特写镜头，和他大谈南极臭氧层出现空洞，对地球生物影响的宏大话题。这不是电视台拍的，是他从环保局搞到的，所以，有他的抑扬顿挫，从容不迫的声音。我不能不服气，这世界上除了由于他的性别，不能生孩子外，几乎无他不能的事，无他不知的学问。
当他在讲到紫外线过度照射的危害，对近年来皮肤癌发病率增多现象的分析时，他又把录相机定格了。他用不着指给我看，我已发现在后排的座位上，那位剪短发的女人影像。在北京，经常在这种场合采访的记者，基本上就是那一拨子，很像京剧舞台似的，戏码在变，主角在变，但跑场子的龙套们，总是那几位一样。虽然这个短发女人，令我觉得奇怪，但也认为这不值得多么惊讶。而且，看上去，也不是怎么年轻美丽的小姐之类，老先生即使性亢进，也用不着太激动的，有一个谷玉也就足够他消化的了。
可他继续插进第三个录相带，用不着定格，我在后排与会者之中，又看到了那张齐耳短发的女人，这就使我就有点纳闷了。那是一次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学术性集会，白涛也在那里发表即兴演说，而且讲的是诺曼底登陆与开辟第二战场的历史，好像他亲自参加那次抢滩战斗似的。就在他讲得性起时，镜头很清楚地照到了这个看来是他的一名忠实观众的面孔，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谁？”
他不吭声。
“到底是谁？”
他反问我：“你是真看不出来？还是假看不出来？”
我心里早就想到了一个人，但立刻就否定了。不可能的，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老朋友，难道会复活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她已经死了——”
“晏波活着。”他斩钉截铁地说。
一个活得好好的人要死，一个死得好好的人要活，这是什么世道？
我认识晏波的时候，便知道她是共产党，如果像她那样的人居然不是革命党人，那倒是一件怪事了。虽然她家庭是赫赫王府，她祖先是豪门贵族，她父亲是著名教授，她母亲是富家千金，几乎与共产党无一丝一缕的瓜葛，然而，她却是城工部里负责学生运动的一员干将。她有一张漂亮的脸，那短扑扑的像男孩的头发，总是朝气蓬勃，总是精神抖擞，总是不断地煽动我们革命。
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中从事革命启蒙的女性，后来，我们都嘲笑她是本世纪仅剩下的最后一位骑士，一位古典的职业革命工作者。因为，当我们慢慢地也明白了，革命除了那圣洁，干净，正气，无私的一面外，还有那由于与旧社会脐带相连的关系，而不可免的肮脏，阴暗，污秽，卑劣的一面。而她，还是像在西伯利亚雪地里亡命的十二月党人，相信革命是那茫茫一片洁白的雪，绝对是纯洁无瑕的。所以，她那种壮烈的近乎殉道的死亡，在一次雪崩中，无影无踪地消失，也非常合乎她的天真无邪的情怀。
我从未见过这么一个活得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死得却轰轰烈烈的女性。于是，我从电视机定格了的那个女人影子里，看到了许多年前，那个骑马远去的女战士。
太行冬来早，
丛山尽琼瑶，
战士马蹄远，
芳踪随雪飘。
这是白涛在追求她时，写下的许多五言诗中的一首。
那时，在根据地，她是可以拥有一匹坐骑的特殊人物，那匹白马，是我们的司令员，在她一次负伤以后指名送给她的。“加农炮”有些出人意料的举止，很是不凡，颇有大手笔的感觉。赠马者豪爽，受马者风流，而这种非常规的礼品，也只有那个非常规的时代才会出现，一时传为佳话，很让我们一些初到解放区的年轻学生，为之艳羡。我时常回忆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日子，直到今天，我一闭眼，还记得起晏波在山村小路上，策马疾驰而去的英姿。
有的人适合于浪漫的时代，有的人适合于严谨的时代，有的人，则适合于多变的时代。在中国，也只有后者，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服气也好，不服气也好，白涛的伟大，也就在这里。要不，我怎么称呼他为智者呢！
一九四八年，那个不太温暖的春天过后，根据地里严酷的整风斗争终于结束，迎接全国解放的大进军开始，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使解放区人豁然开朗，胸襟宽阔起来。“加农炮”在大会上讲话的声音，又嘹亮起来。曾经在人与人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热情，被到新区去开辟、去执政的憧憬吸引。老同志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亲切得很，友好得很，当然，大批穿得花花绿绿的知识分子拥到解放区，也带来了一股新鲜别致的空气。我记得白涛在晚会上朗诵过他的作品，他那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确实也反映了大众的心声。
革命真自由，
放开嗓子吼，
小米饭好吃，
人人有追求。
那是一次晚会上，在露天舞台的汽灯下，司令员点名，“白涛，来一首诗嘛！”他跳上台，站在台口，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脱口而出这首《小米饭好吃》的诗篇。在场的晏波，那张女兵的脸，分明可以看出来，不是被他的诗人气质，而是被他诗中的心态吸引了。
她几乎是被当时北平的警备司令部马上就要抓住的情况下逃脱的，过封锁线时，又有了一番战斗，受了伤的她，要不是“加农炮”派了队伍去接应，也许早得香销玉殒了。
于是，她有了属于她的一匹马。
白涛演技，堪称一流，演教授像教授，演领导像领导，演起诗人来，那就更贴近角色了。女人终究还是女人，而漂亮女人更容易女人化些，因为，所有男人的眼睛，都在催她成熟和女人意识的觉醒。这时候看着白涛的晏波，和我读中学时认识的那个搞学运的鼓动者，毫无共同之处，和一个经常要穿越平汉路，往返于平山老区与北平一带的城工部交通员，也大不一样了。这个白涛，在他六七十岁的年纪上，还能把一个谷玉迷住，那么，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晏波为他所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再了不起的坚强女子，动了真感情，就难免要全身心投入。而一旦陷入感情漩涡，如决堤之水，是很难不失控的。
她忘记她胯下的那匹白马，是谁送给她的，那位英勇善战的“加农炮”，这是他最恰当的，也是最正式的表示感情的方式了。他不可能采取白涛那种西班牙骑士般在窗下大弹七弦琴式的浪漫做法，一首一首地写那些五言诗献给她，而是很务实地向她提出了求婚的要求，连商量也没有。那时，她和我不见外，对我说过，“这也不是考试，只是像做一道是非题似的，你只要答复yes和no就行。”
我也觉得可乐，而这种可乐的事，也只有“加农炮”做得出来。
可以想像，对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来说，这种命令式的求婚，是很尴尬的。“无论如何，那个诗人，也许我并不一定会爱上他，但是以一种我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追求我嘛！”这大概也是由于知识分子同声共气的缘故了。我问她：“晏波，你怎么答复司令员的。”
“我只说了一个字，不！”
我问：“他没有掏出枪来？”按行伍出身的司令员的性格来讲，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他只是指着我的脸说：从来没有一个女同志，对他说过不。”
“你哪？吓坏了吧！”
“倒也不，我对他说：那就从我这里开始，领教不习惯这种求婚方式的女性。在战场上我服从你的命令，但现在你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你的求婚，这不是军令如山倒吧，对不起，我是可以有权拒绝的。”
“后来呢？”
“他愣了好一会，才说了一个字，好！”
“你呢？”
“我也回答他一个字，和他一样，好！”
“接下来呢？”
“我敬了个礼，就出来了。”
她做得出来，这个独立特行的，不那么随俗的女性，即使她对“加农炮”有一百个好感，也会被这种自以为是的求婚方式激怒的。
“出了司令部，跳上那匹白马，挥鞭而去。”她笑了，“我捅了大娄子了，把‘加农炮’得罪了，不过，我也不在乎，他会把我枪毙了吗！”
她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相信革命是百分之百纯洁的人，而且肯为这伟大事业贡献生命的人，这时候，你很难相信，她曾经是一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千金小姐，大家闺秀。而在我们那些年轻人心目里，再没有比她更像共产党的人了。我们都和她一起等待惩罚的到来，结果，司令员不但没有收回给她的马，还提拔了她，不再让她回到北平做地下工作了。
“这个‘加农炮’！”她这样议论他。
“这个女同志！”司令员也这样谈起她来。
我就是她带我去解放区的，一路上，虽然未经过什么艰难险阻，那时的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大势已去，但少不了的军警宪特的盘查，散兵游勇的侵袭，流氓无赖的骚扰，和地主还乡团的拦劫，也足够让我们疲于奔命的。特别在过封锁线，和两军对峙的中部地带的时候，那偶尔的枪炮声，所造成的无端紧张，也足以使我们这些未经过阵仗的小青年够惊吓的了。她喜欢冒险，至少我看出她乐此不疲，而且越是处境危殆，她也越是精神百倍。难怪“加农炮”喜欢她，她随着他的大部队，参加过渡河大捷那次战役，当时，她那一撅一撅的短发，总爱冲到枪声最激烈的地方，不知被“加农炮”狗血喷头，骂了多少回，甚至把她关过禁闭。所以，在高粱丛中，在山间小径，在炮楼附近，在盘查哨口，走在最前面，真给我们长了不少胆。
从城市来的青年人，哪经过这阵仗。时不时地一惊一乍，自己吓自己，于是，她嘲笑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哈哈，还是大丈夫男子汉呢！胆子没有针鼻大，几颗流弹飞来，几个土匪武装，真正的危险还未碰上，就把你们吓得尿裤裆了，真够出息的。”
死亡在前，生命危殆，她说嘲笑，也就只好忍着了。
晏波是那种经得起端详的美，不用装饰而自然的美，一种说来也许有失阶级立场的，纯系贵族血统的美。再加之冒险的勇敢性，和她出生入死的传奇色彩，所赋予她的魅力，是一个很精彩的，如今已不大多见的巾帼英武气的女人。当然，不是说现在的女人，没有漂亮的，但凡有出众美丽的女人，无论在男人眼里，还是在女人自己心里，马上就有一种待价而沽，论斤出售的感觉。美，一旦成为可售品，美的真正价值便失去了。
白涛有一首诗，倒确实描写了这位充满罗曼蒂克的革命女性。
生为贵家子，
向往革命党，
历险真胆识，
美女不梳妆。
“加农炮”向她求婚的事，她只是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未征求我对此事的看法。在她眼里，我们这些被她动员参加革命的学生，不过是小毛孩子。但被流行的英雄加美人的小说模式框住的我，认为这两个人的组合，不是一个很坏的主意。是啊，像她这样在女同志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要嫁人的话，嫁谁为好？那时，白涛在追求她，但她好像连考虑一下的可能也没有，她固然被他吸引，可烦他的华而不实，他的虚张声势，他的抢尽风头，他的过于聪明，聪明到狡猾，聪明到像油缸里的蛋，抓都抓不住。这样的人当朋友都危险，哪能选他做丈夫呢！所以，他写了不知多少追求她的诗，她都不屑一读。然而，命运也会作弄人，她还是嫁给了白涛。
这就是白涛的伟大了，他只要想做一件事，无不成的。
当然，我们这位动不动拔枪的司令员一纸考卷式的求婚，那种生硬得令人痛苦的强迫命令，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不死心的追求，也促成了白涛和晏波的结合。不过，平心而论，“加农炮”是我见到的所谓“土八路”中相当潇洒英俊的一位。你很难想像八路军中这一位戴上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儒雅的将军，但他的文化却真的不高。不过，第一，作战英勇，第二，脾气虽然暴躁，在他不发怒的时候，又出乎意料的对人对事，特别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容让宽和的态度。
然而，他千万别发脾气，把枪拔出来对准谁，总是要让对方魂飞魄丧的。“但谁又是十全十美的圣贤呢？”我劝她，“晏波，他还不失为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在北平，没有什么特别的男朋友，如果你早晚总是要嫁一个人的话——”
她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的。
我说：“你的no，也许说得早了点！”
她摆了摆头。
很奇怪的，那时的解放区，无论队伍上，还是机关里，男女比例是严重失衡的，像晏波这样一位美丽出众的女性，除了白涛给她不断写诗外，竟无其他人敢于染指，连动一动念头的勇敢者，也没有听说过，是很让人纳闷的。我去得比较的晚了，不知以前是不是司令员放出话来，别人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是别人看出这已是司令员的禁区，还是少惹麻烦为佳，谁有胆子和“加农炮”竞争呀？
我私下请教过白涛，那时我和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熟悉。不过，他了解到我时常受到晏波的关照，也是他了解她的一个孔道，于是，他告诉我：“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自觉性了！谁都长着一对眼睛，就是用来识别方向的。那匹白马，赠给了晏波，是个非同小可的举动，是一个强烈的暗示，比贴布告还灵光。不过——”他叹了口气，“如果他真的娶了她，我也不奇怪。晏波敢拒绝他一次，不见得敢拒绝二次，所以，这婚姻从一开始，就多少有些强迫的成分。这种强迫，对某些巴不得的女同志来说，求之不得；可对我们这位贵族小姐来说，她是不能忍受这种不自由的。”然后他又告诫我说：“你可千万不要去和晏波讲哦！”
我还真是中了他的计，对晏波讲了。
那时，我有些烦这个白涛，一个成天炸炸唬唬，就显他一个人的人，不管领导怎么待见他，群众心底里是反感他的。后来，我栽了跟头，吃了苦头，再回过头品评这位诗人，不得不服膺他是真正的智者了。他说过，“这是一个强者统治生活的世界，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而且许多强者，又都很机器的，既然是机器，就少人性，少人性，你就无法同他用人的逻辑交流，所以，你要生存，你只有按强者的逻辑，修正自己，而后能反过来驾驭住强者，利用住机器，这才叫聪明，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你只有一，所以，你就倒霉。”
晏波听我说了不应该马上说no以后，半天没言语，因为她正在给她的那匹白马梳理鬃毛，马很开心，在不停地倒腾马蹄，而她却心事重重，因为她拒绝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求婚者，一位相当负责的首长，一位叱咤战场的猛将，一位说了就算，不算不说的男子汉，碰了她的钉子，不能不估计一下分量。想了一会，她说：“你不能说诗人的想法不对，是不是？”她反过来说服我：“尽管这位诗人的许多话，都是夸大其词，神乎其神。不过，他有一次对我说，人和人能否生活在一起，在于心灵是不是相通？而心灵能否相通，很大程度上在于是不是有共同语言？而能否有共同语言，又取决于是不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层次上？老实说，我对这位诗人很不感冒，但不能因为不喜欢他这个人，连他的说得很正确的话，也听不进？”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他的肯定评价，这实在是智者做人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晏波长期做地下工作，形成的习惯，不轻易相信一个人，而若是留下来一点不好的印象，是很难改变观点的。再加之她极自信和极自尊，对这个好卖弄，好表现，名士派，大背头的诗人，曾经是半拉眼睛也瞧不上的。甚至当有人问，是谁把他搞到根据地来？她都保持沉默。是她受组织委托，把这个被国民党上了黑名单的白涛，通过封锁线，送入解放区的。可这个诗人，能够一点一滴下工夫，直到她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致晏波到最后，不能不嫁给他，连那幢帘子胡同的前后两进的翰林府，和府里的一切，和他更加看重的无形资产，都成为他希望得到的一份丰厚的陪嫁，也是人间奇迹。
于是，你就觉得，命运这东西，虽然是无法强求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注定的无法改变和不可挽回，其实事在人为，只看你是怎么努力和争取了。
可那位真心爱她的司令员，单刀直入的“加农炮”，哪怕有一点点白涛的圆通，也不至于要耗掉一生在等她了。后来，他率大军南下，我们则准备进军北平，等到建国后，他从南方调到中央工作，这时，这两人已经结婚了。
智者二字，白涛的，是绝对当得起的。
但录相带里出现的这位短发女人，使得这位智者六神无主了。
我帮老先生把录相机关了，告诉他，“第一，晏波已经葬身在崩塌的雪崖之下，那些与同一趟去边疆的长途车上的乘客，其中生还者亲眼见她跌落下去的。第二，至于录相带里的那个人影，肯定是你疑心生暗鬼。也许这一阵子你跟谷玉太热烈了，操劳过度，神经衰弱了吧？第三，如果是晏波，为什么不跟你打招呼？她这辈子，也就只有你，是她曾经爱过，又曾经恨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人了。
“最后，老先生，我对你实说了吧，是你嫌寂寞了，要搞些什么名堂来振奋一下，让大家别把你完全忘却，是不是？但求你别玩死亡游戏好不好？”
“不，作家，你信不信有第六感？我看到这些录相带里的人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不是好兆。如果她活着，该找我而不来找我，那很可怕。如果她死了，来找我用这种办法，那就更可怕！我觉得，我的死期不远了，她从牛棚里逃出时对我说过，要不和她一齐走，那我就永远悔之不迭了。”
“这和死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你听说过欠债要还的故事吗？我欠她太多，你明白嘛！”说这话时，那种智者的从容，都飞到爪哇国去了。
人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吗？现在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也许他是智者的缘故，这个目前活得结结实实的老先生，言之凿凿地说：“我有一种被索命的感觉，看样子，大概过不去这个年！只要我露面一次，准能发出这个短发人影——”
虽然我被他说得毛骨悚然，但我大声告诉他。“荒唐——”
智者很当真地反驳我。“我也并不想死，看来，非死不可的了。”
要不是谷玉来，我被他这番话说的，也快神经失常了。
4
人，其实很可怜，既不能决定自己生，也并不能决定自己死。除了自杀，但那谈何容易？干那种事的人，都是大勇敢者。我的忘年交白涛，只能称为智者，还不能称为勇者。他有活着跳进火葬炉的胆量么？这只能是一种黑色幽默罢了。
平生无所好，
最喜逗人笑，
生活太沉重，
一笑十年少。
我想他一定是他的小情人使他不开心了，因为谷玉是个立志要把她的青春淋漓尽致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女人。她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全部心力，都放在老先生这里。帘子胡同是她全方位经营中的一个环节而已。钱生钱，钱滚钱，是她的一项乐趣，而不是目的。她要用她美丽驱使所有人，这所有的人当中，白涛可能占最大的份额，但不是唯一的。所以，有时候来，有时候也不见她来，显然老先生为了镇压她，才声称他要死了，虚构一个死了多年的晏波复活的神话或者鬼话，使谷玉觉得眼巴巴快等到手的财产继承权，眼看要泡汤。那可是十分可观的数字，因此，不待老头好一点，不让他这个老年人得到各方面满足的话，对不起，拜拜啦！
我在猜想，对这位智者来讲，一个小手段，一次小把戏罢了。
虽然他私下对我坦诚地说过，“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行尸走肉，别看他活着，其实并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个符号活，有时冷静一想，也是很累很累的呀！但是真的就此丢手，也下不了这个狠心。”
这大概是他的肺腑之言，所以，几十年就这样聚精会神过来，到了快闭幕的时候，突然顿悟，毅然决然地要结果自己，说不大通，除非晏波真的活了。
即使活了，他也不必要死嘛！虽然她失踪的消息传来，他表现得十分差劲，哪怕去雪山公路走一趟，查一查，走一走形式，也心安些呀！现在，她的影子，造成他的良心上的不宁，开始折磨他的时候，也只有死是最彻底的解脱了。
但白涛说说罢了，未必肯轻易尝试。我们中国人在自杀文化上，由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影响，很不发达，很不先进，也很不讲究。西方有决斗，日本有切腹，香港有割腕，印度有自焚，而中国只有投河上吊喝卤水这类最原始的方式。我的一位同行，写了一辈子农村小说，至今，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所有寻死的办法，只有跳河一道，也真是够难为这位作家的了。白涛即使悟道，但他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胎里带的出息不了，绝无自杀的气概。
不久以前，他还著诗，要活到一百五十岁呢！
香喷喷的谷玉，进得屋里，身后还有一位客人，名片递过来，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公司的老板。当后来知道他是“加农炮”的儿子时，恍然大悟，怪不得看来有几分眼熟。
起初，我一愣，我看到白涛也一愣。如果说录相带里那个短发的女人，说是像晏波，不无牵强的话，那么眼前这位年轻气盛的老板，倒活脱像那个动不动拔枪的司令员了。包括说话的语气，和金丝眼镜下的那份书卷气，都若隐若现出那个沙场老将当年的模样，简直怪了。
一提到宋加农，便全明白了，而且他还活得很好，只是很少出头露面。“你们知道我父亲的性格——”
“他老人家该有八十岁了吧？”
“差不离了。”
这世界其实并不大，不会超过三个人的转折，就能搭上关系，不是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就是朋友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总之，人世间，正由于这些彼此联系的桥，而构成网络，这大概也就是佛教所称的缘分了。
“啊啊，我们都曾经是你父亲的部下——”
进屋的这位老板，不像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那样粗俗。这一点，像他父亲，谦和儒雅坐下来，说：“我听我父亲提起过，你们二位是前辈啦，多指教！”
于是，想起了早已忘却的过去……
“加农炮”想不到这个骑白马的女子，如此干脆地拒绝了他的求爱，脸刷地一下，血色全无，男性的自尊受挫，暂且不说，首长的威严扫地，更为难堪，他怎么能就这样善甘罢休呢？
不过，也许，他太钟情这位太有性格的女兵，奇迹般地忍住了。
当我们同他的儿子，这位从外国留洋归来的现代人，重新回述那段往事的时候，首先，得原谅革命年代的粗线条作风，和对感情处理的简单化做法，那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前人，都是圣贤，都是神仙。他们每个人对这个共和国的成立，都是有不朽功勋的，谁也不可抹煞的。但不等于说他们个个都是完人，从来不曾做错过任何一件事，那是不可能也不实际的。包括一些比“加农炮”更伟大的人物，革命的领袖之类，不也有失误吗？所以，司令员在晏波离开以后，他把门猛地关上，并且向外吼了一声，“谁也不许进来——”以后，他的警卫员，秘书，参谋，就一齐找机关保卫部长来了。这几乎用不着下命令的，立刻开始调查是谁有这样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打这个北平来的漂亮女兵的主意？
部下雷厉风行的积极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为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副总，他的亲生母亲，恰恰在生他的时候，也是我们到达解放区不久，由于难产和医疗的不及时而死去了。于是，好像很自然地，也好像再合适不过地，这位北平来的地下党员，学运领袖，和南征北战的将领的结合，应该是最美满的一对了。不仅司令员本人这样认为，当时的上上下下，也这样认为，言下之意，这档子婚姻是理所当然的天作之合了。
结果，写过情诗的白涛，被保卫部找去了。很客气，请他去谈谈。
我吓了一跳，那时有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部来谈话。”这实在是冤枉他了，聪明的诗人已经分明告诉过我，他太了解司令员那匹白马，送给这位漂亮的学生队队长，是个什么意思？他即使有这份心，也未必有这份胆。情诗是写过的，不过标榜的成分更大些，这个诗人不光是浪漫，更多的是算计。因为晏波是五分区众所周知的美女，他在追求她，岂不是最好的造势吗！
大家眼看着白涛落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里，也是他活该了，谁让吞食禁果呢？估计最从轻的发落，也是送到前方去，那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收拾一个人的办法。这不一定是“加农炮”出的主意，固然他会很生气，他会咆哮，他会娘老子乱骂一阵。但他，也有他行伍出身的爽直，和他性格上的开朗一面，气完了，吼完了，骂完了，也就拉倒了。再说，一个高层领导，不可能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眼看全国解放在即，要做的工作多得不得了，千头万绪，不可能跟一个文化人太计较的，也许，一笑了之。也许，大人不记小人过，放他一马。但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好事之徒，唯恐别人不受到伤害，而要从他人痛苦的呻吟中，来享受一番折磨的快感，自然不会轻饶了他。
这事，倘放在我的头上，那肯定是任人宰割的俎上肉了。但白涛，那时比现在还要机灵，还要敏捷，金蝉脱壳，找了一个关系，拍拍屁股走人，他要奔赴延安去了。保卫部觉得他很识相，走了就好，所以，乐观其成，话谈得很融洽，这就不能不使人赞赏他的自我保护能力，毫毛也没伤掉一根地登上征程。于是，我在报纸副刊上先读到他写将军渡河大捷的一首诗：
风雪千百里，
将军铠甲寒，
挥师黄河东，
踏冰凯旋还。
还有一首，是写他自己的了。
风萧易水寒，
投笔上延安，
戎衣征尘满，
热血洒关山。
晏波这个人，肯定有一种贵族的骄傲血统，坚持要给他送行。我劝这位队长：“你算了吧？不必给他雪上加霜了吧！而且对你也不会有好处的。”
“他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受到这次无妄之灾的，我不能把脑袋缩在脖子里，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信，司令员会这么狭隘——”她牵着她那匹白马，众目睽睽之下，送了一程又一程。
“加农炮”也是个怪人，他非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夸奖她：“我还少见这样一位女同志，说她是男子汉大丈夫，也不为过——”竟没有难为她。这一场风波，总算停歇下来。谁能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兄到延安镀金以后，又从那儿到了东北，然后进关，到了解放后的北京，从此，便一直在文化界担当领导职务了。
后来，我们在北京相遇了，那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他问我：“晏波呢？”
“南下了呀！”
“有她的消息吗？”
“在‘加农炮’的部队里，做民运工作。”
听到这里，他像挨了一棍似的蒙住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这个‘加农炮’，到底把她弄到了手！”
“你可别瞎说，他又向她求过婚，不假。不过，她把你那套鸡兔同笼的理论对司令员讲了。”
他倒抽一口冷气，“这回该把宋老总惹火了！”
“你简直想不到，‘加农炮’说：‘我会一直求到你同意为止！’就这样，她来信告诉我的。”
白涛一下子活了，拉我到当时的东单小市去喝馄饨，“这就说明我还有希望，我要和‘加农炮’，赛一赛！”
我嘲笑他：“这一回要再碰上他，怕就没有那一次的便宜了。”
“你放心，不会的——”他说，“聪明人一见势头不好，必须立刻跳出是非之地。一旦身陷不利局面，如果你不能迅速地摆脱，你就只好挨打，而且，坏事情只要开了头，就会层出不穷。所谓‘祸不单行’，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老祖宗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实在是高明啊！你走了，那些想收拾你的人，无的放矢，也只好拉倒。”
“要做到你白涛似的炉火纯青，刀枪不入，还真是需要绝顶的学问，所以，你会成为中国唯一，世界无双的政治动物。”那时候，我就看出他的伟大了。我们进城，还是小八腊子，而他却是部门负责人了。这位白涛，才有自信要和司令员角力的。
船行江海间，
风正好扬帆，
飞鸥无所惧，
天高任登攀。
这首诗，很足以看到他那时志在必得的心情。
这些年来，我们交谈得多了，他也不怎么跟我见外，大概看我诸事不顺时多，老是开导我：“老兄，一个人不聪明，不是过错，但由于自己不聪明而吃了苦头，不恨那些给你制造苦头的人，转而恨那些没吃苦头的聪明人，这是很不应该的哟！”
他说的当然也对，不过，我从心底里不能认可他的这份聪明，一天二十四小时，要打叠起万般精神，来和这个世界周旋，甚至连睡觉都得竖起耳朵，而且数十年如一日，想到这里，我都不寒而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全部乐趣，就是永远不停地在盘算，在运筹，在计谋，在策划，第一，不能失败，第二，必须成功，第三，超过别人，第四，完全胜利，要做他这样的人，这一辈子岂不是太累太累了吗！
不过，他从来没吃过亏，倒过霉，终其一生，总是无往不利，稳操胜算的。想到这里，你对他的生活哲学，也就只好五体投地了。
那次告别途中，他对送行的晏波说的那番名言，会影响一个女人的一生，也真是对他这样的聪明人，望而生畏呀！“……你的先辈是王公贵族，你的祖父是翰林学士，你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你自己是名门闺秀。鸡兔同笼，在四则运算题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两种动物是没法在一个笼子里共同生活的。”
晏波是个性格很要强的女人，她不喜欢别人一下子烛穿了她的心思。她拒绝‘加农炮’，那粗暴的求婚方式，是表面原因，考虑得更多的，也确实是这个鸡兔能否同笼的难题。白涛是人中之精，这句话像在她心上刺了一刀那样，留下了永远的瘢痕。我们沉默着走了好一段山路，她才说：“算了吧，诗人，你这种想法是很犯忌的。”
白涛什么事都不留后患，话锋一转：“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是同品种的，所以心口如一对你说这几句临别赠言。当然，在我看来，像‘加农炮’这样毫无疑义的好人，还真是不多，他不机器，这是他的可爱之处，许多人，一参加革命，就把自己视作一台机器，而忘掉自己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灵魂的人。”
“看你，话全让你说了，这岂不是要我接受‘加农炮’的求婚？”
“这是你的事，我不表示态度。”
“你真滑头！”
“好了，别送了，两位——”他对晏波和我说。
晏波在分手时，说了一句：“诗人，我承认，你原来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怎么样。”这是她的性格，不怎么懂得隐瞒自己的观点。
“那么现在呢？”
她笑了，“有一点点改变。”
也许，正是这一九四八年的这一点点改变，五十年代，她在南方得了病，回到北京，回到帘子胡同，就嫁给了在文化界开始有影响的白涛。随后，“加农炮”也调到中央一部门工作，恰巧是她的上司，找过她。很得体地，也很有分寸地向她表示，她对于他的重要性。她说：“将军，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我不适合你。”
他豁达地笑了，问她，“是不是鸡兔不能同笼？”
她没有想到这位将军痴情如此，她真是不好意思张嘴，告诉她的近况。只是说：“宋部长，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对象。”
“加农炮”不死心，他说这个人打了一辈子的仗，也从来不是常胜将军，失败个一次两次不算什么，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可以等你，晏波——”
“我已经嫁人了。”
“嫁了，我也要等。”
这位固执的将军，为她等了一辈子。按他儿子所说，甚至知道了她的跌进雪崖的消息以后，仍旧相信她活着，还在等待着她。
一个男人能这样长期地，永远地，坚持爱一个女人不变。说到这里时，那个绝对钻到钱眼里的谷玉，都被感动了。只有我的老朋友，那位常胜的智者，一脸麻木地坐在太师椅上发愣，而且显出从未有过的颓丧。
5
那位年轻的老板看了房子一圈以后，答应和谷玉签这个融资协议，然后，告辞了。看谷玉那副神态，当然，也许得老未婚夫的真传，有某种表演成分，但至少使人感到，如果连她一并抵押出去，她也乐意的。
她要送这位老板出去，白涛叫住了她。
“干吗？”
老先生示意我代他也代她送客。如果我没猜错，白涛所看到他年轻情人的眼睛里，那没有说出来的语言，是和我想法相同的。这个吃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察言观色，自然是一等功夫。
“好吧，我来送你出去！”
“不用了！”
“没关系的。回去务必给你父亲问好！”
“好的，好的。”
“他老人家的身体还可以吧？”
“不错！”
“精神呢？”
“也还凑合！”
“脾气呢？”
他笑了，“老了，倒比以前好多了！”
“大概许多年前晏波的失踪，我想——”
“是的，给他打击太大，差一点点就完了，不过，天保佑——”
他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替我的老首长，感到悲怆，在这个人欲横流世界上，还能找出一位如此忠贞于爱的男子吗？不管他年岁多么大，也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总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能熬过来，那太好了，太好了！”
“我父亲有时也看看你写的小说，你知道他原来文化不高，后来很可以的了。”
“真了不起！”
“也真是想不到的，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力量。”他儿子发出这种感叹，也震撼着我的心。接着，这位老板在院外胡同里，很有礼貌地问我：“那位白涛前辈，我听我父亲谈起他时，很赞扬他的文章，他的口才，他的风度，很惭愧自己比不上他的。可我今天看到的他，怎么跟我想像的他，一点也不符合呢？”
我该怎么回答这位年轻人？
幸好，他的司机把车开了过来，无需接着谈下去，这样，和他分手了。
等我进屋，只听白涛有些气急败坏地问：“你干嘛要把帘子胡同这套房子，抵押出去？”
谷玉一笑，过去搂住这个老先生：“你知道，我需要一大笔头寸。这笔生意，你也赞成的嘛！怎么出尔反尔呢？”
我心想，那位老首长的公子没有说错，看起来他是真犯糊涂了。
接着，白涛当着我的面责问谷玉，他很恼火，因为他还没死，他还没有把这笔遗产正式过户与她，虽然他答应过，在遗嘱里写过。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亲人，和他这份偌大的家业有关连者，除了那个死去的女人，便是眼前这个女人了。
“但这不等于现在你就有权做主，而且，你也知道，这座院子对于我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偏偏又是这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出现的时候。”他很少这样激动。
这是个在玩弄整个世界的女人，不太把老头子的火气当回事。
正因为外人的我在场，她不想把话说透，商业秘密加之黑道，便只好模糊地说：“老爷子，你忘了西北省份的那笔大生意啦，我得拿出大把票子，只有院子抵押出去，有了钱，人家才肯给货，有了货，马上就是加倍的钱，还给他，借据抽回来，不就结了。”
“我有个预感——”
“求你啦，不要这样神经兮兮行不行？这一点也不像你——”
她告诉我，现在银行卡得太死，银根吃紧，只有这位老板肯借钱，除利息外，还要纯利润的百分之四十，一半被他赚走，够心毒手辣的，有什么办法？那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他签约。
“不能给他这个便宜！”
“那你也一个子儿甭赚，即使还留下百分之五十，也不是小数目，老爷子！”
看那张艳若桃李的脸上，所表现的得意之色，大概为数不小。真是谁没料到的，这个漂亮女人的天才，竟是在理财方面。怪不得早先在艺术学院学画，怎么也不成，转而到艺术家协会任职，做白涛的秘书，也很一般。只到她替白涛开了这间画廊，和艺术品经营公司，她才找到了自己。
白涛自从晏波走了以后，一直鳏居，也曾经有过个把床上伴侣，都对他的家产比对他这个人更有兴趣，白涛是什么人，能上这个当，饶是睡了人家，最后还把人家打发走了。只是这个谷玉，一是和他旗鼓相当的聪明，二是作为女人，在她最佳年龄段，最大的欲望，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这使他很放心。三是合伙做生意，从来是二一添作五，该她的，她一点不客气地拿走，不该她的，她正眼也不瞧。四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她对他有什么谋财害命的意图。
“说是这么说的——”智者那双贼精的眼睛闪着凶光，跟我私下透露，“我很清醒，这个女人能跟我维持这份关系，最终还不是我这份家业的驱动，我会傻到看不出她的心计吗？只是在她未表现出来以前，先跟她这样过着罢了！”
这一点，谷玉也明细得很，对我说过，那一张精明的脸上，也透出相当老练的心机：“他不愧是个老狐狸！看似不设防的城市，里面却埋伏着刀枪。”
白涛也晓得他身边的这个女人，知道他提防着她。笑着对我说：“心照不宣，这样更好！”
他有首诗，写出了这种将遇良相的局面。
好马配好鞍，
好女爱好男，
相看两不厌，
晚霞映满天。
就这样，这两个精明人结合在一起了，她需要他的名气，资望，本钱，口碑，关系，网络，人情，世故，他需要她的年轻，漂亮，灵敏，精力，活跃，交往，欲望，贪婪，正是这种彼此的情有独钟，才从合作伙伴，而升为正式情人。于是，虽未明媒正娶，但也登堂入室，由半公开，到现在无所谓避嫌的同居了。她一直喜欢这样表白，一个正当年的女人，只是满足于肉欲的享受，那是对上帝赐予你的这份财富的糟蹋。他呢，也说过，现在无须那样吃政治了，该她大显身手赚钱，我正好也该颐神养性的年纪了。
我最早认识白涛这位情人的时候，是个正经的，至少表面上正经的女孩子。我不知道是这个世界促使她的，还是我的老朋友教导她的，现在这个成熟的女人，已经离正经二字太远太远了。
那时十多岁时，她是个土里土气的女孩，手足无措地站在我们这些考官面前。虽然工农兵学员是各地保送来的，基本上等于录取一样，但报到以后，艺术学院还是要面试一下，筛掉一些实在不成样子的。而她，说实在的，就是这种边缘人物。五个主考官，三个主张刷，一个主张留。白涛望着我，希望我和他保持一致，如果我点头，便是三比二。他是主任考官，嘴大些，能决定她留下来。
我这个人的最大弱点，就是不会说不。我对他说：“智者，你这双慧眼，发现这个女学生的什么资质？如此为她卖力气？”从我奔赴解放区认识他起，白涛就是出了名的风流种子。难道关了几年牛棚，审美水平降低了，晏波走了，饥不择食了？这样一个土得掉渣的女孩子，也值得怜香惜玉？
“你没看过她的画？”
我哑然失笑，她的应试作品，和鬼画符也差不多。
“这个丑小鸭的艺术感觉不错，我相信她能成——”
对于白涛，一向不敢恭维。独他在这个女性的评估上，我不能不佩服他那诗人浪漫的眼睛，第一，她后来果然出落得令人刮目相看，第二，她绘画成绩虽然极其一般，但对画品，特别是文物的鉴别鉴赏能力，是第一流的，很少出错。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板娘，还有一点当年那畏畏怯怯的影子么？
一个名义上的独身女人，拥有一辆红色福特车，一套她自己的公寓，一间在近郊的别墅，一套在星级宾馆的长期包房，以及一些围着她转的而未必能得到她的男人，和为她卖命的，一批在遥远省份里像钻土的耗子那样挖坟掘墓的喽啰。可她，仍然把帘子胡同那四合院，当做她的家。只要老头子觉得寂寞的时候，无论多忙，也要来的。她一会儿把白涛叫做她的老伴，一会儿又称呼他是永远的未婚夫。她明白得很，要是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她，然而有了他，她也清楚，这个老狐狸，也未必真的能够把握住他。虽然这是一个吃经济的时代，但不意味着吃政治的行家里手，就是过眼烟云的人物。
他说：“我也许真的要死了，怎么总忐忑不安呢？这个协议不能签，我对‘加农炮’这个儿子，丝毫没有把握——”
“你怎么啦，老伴！”她说。
“这是我们两个的生意呀，亲爱的！”她又说。
也许我曾经投过她决定命运的一票，她一直很信任我，拉我到院子里，要我帮着说服这个无论如何不放心的白涛。
“我从来不想得到他的什么，更不想算计他的什么，因为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境界，不在乎钱的多少，而在乎的是，我有多大的能量？老先生的一辈子，是适应这个世界，而立于不败之地。那我，也想试试，以我的意志，按我的方式，让世界适应我，看我能不能像老未婚夫那样永远取胜？”她发表这番征服世界的宣言时，我看到了一种可怕，一种替我这位忘年交的不寒而栗的前景。
然后开着她的红色福特，去忙她的买卖了。
当我把她的意思转达给白涛时，他说了一句很凄楚的话：“她把这个院子抵押出去，等于给我的棺材，钉上了最后的一个钉子。”他长叹一声：“也就只好这样了，横竖我快走完我的路了。”
临走，我问他：“你把我叫来，到底要我干什么？”
他指着那几盘录相带，大概要我去给他弄个水落石出的意思，无论是人是鬼，我出面，比谁都合适些。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跟我说下去，摆摆手，看来，他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拉倒吧，老兄！”说到这里，他真有一点要涅槃的意思了。
故事写到这里，也就进入尾声了。
我不想描写我的老朋友怎么离开这座四合院的情景，虽然谷玉说，我们狡兔三窟，公寓，别墅，包房，可以换着住，哪儿也比这死气沉沉的院子强。但他走出帘子胡同这院门时，这个一辈子吃政治的人，也动了感情，扶着谷玉，眼泪鼻涕地问：“我们还能回来吗？”
谷玉安慰他说：“能，当然能！”但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了。
我也不想描写我的革命领路人，那位从雪窟里死里逃生，但已经失忆了这多年的晏波，走进这个院子时的漠然神态，人虽然老了，但那模样未改，不过眼神再找不到当年那女兵的英武了。听她似熟悉，又似陌生地问：“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好像来过？”所有在场的她的朋友，同志，亲属，听到她腔调并未大变的说话声，没有一个不恻然心动的。
那录相带上的短发女人，确实是她。她现在唯一能记得起来的，就是白涛，然而，正因为恢复了这一部分记忆，她认出了。但她说，她宁可再死一次，也不愿再见到他。
我更不想描写我那老首长，老上级这未免太漫长而残酷的感情历程，当他听到她去为他洗刷耻辱而途中翻车的消息，差一点急死过去。等到他平反昭雪，又是怎样赶到出事地点，动员了很大的力量，把掉在冰谷里死尸一一找到，就是没有晏波的。他曾经写过信和白涛联系，但诗人一笑置之。由于他坚信晏波活着，一定要找到她，断断续续在那里寻访了好几年，差点搭进自己一条老命，才把完全失忆的她发现。然后又把她送到北京来治病，按医生的意见，有了那录相带里的镜头场面。
当她认出白涛，并从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时，“加农炮”对他儿子说：“也许熟悉的环境能唤起她的记忆力！”于是，就有这座帘子胡同的院子抵押的事情。
那天，我看到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将军，情致不减当年，还是那尊“加农炮”的样子，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本来有许多的话想说的，不知为什么，脱口而出，却是在问他：“能有把握使她恢复记忆力么？”
他说，也是给院子里所有的人说：“应该能，当然能，为什么不能！”
全院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那位带我通过封锁线的女兵，对大家微笑着。
于是，我不禁想，在地球上面，空气不能没有，水不能没有，爱，也是同样不能没有的。
要是这个世界彻底失去了爱心的话，那恐怕就是人类真正的死亡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