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根筋搭错了呢？一九九〇年，我突然迷上唱歌了。
一九九〇总是特殊的，迷惘突然而至，而我对我的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才二十六岁，太年轻了，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汇演，汇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她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得承认，这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所谓的“美声”，我不相信人类可以有这样的嗓音，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已经蠢蠢欲动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学，专业就是声乐。我想让我的青春重来一遍。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这样的情况不能再考了。我不死心，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我至今都能记得那个阴冷的下午，我站在南京师范大学东门的草坪上，音乐系的琴房离我并不遥远，不时飘过来一两句歌声。那些歌声像飞镖一样，嗖嗖的，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一边流血一边游荡，我喑哑的一生就这样完蛋了。
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客气得不得了，还“请坐”。我没有坐，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一九九〇年，学唱歌毫无“用处”，几乎吃不上饭。要知道，“电视选秀”还要等到十五年之后呢。她问我“为什么”，老实说，我答不上来。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二十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另一个则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做一个乡下的孩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如果你有过于亢奋的学习欲望，你的求知欲只能是盛夏里的狗舌头——伸出你的舌苔，空空荡荡。
谢天谢地，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我了。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别说怎么唱了。王老师对我失望之极，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古人说“不耻下问”，是这样的。
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所谓打开，你必须借助于你的腹式呼吸，——只有这样你的气息才有力量。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号哭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节省体力的过程，因为“说话”，人类的发音机制慢慢地改变了，胸腔呼吸慢慢畅通了，腹式呼吸却一点一点闭合了。这是对的，想想看，两个外交官一见面，彼此像狗一样号叫，那成什么样子？高级的对话必须轻声细语的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这才像样。——“汪！”，——“汪汪！”什么也谈不成的。唉，这就是“做人”的代价，像甘蔗，长得越高越没滋味。
可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二十六年了，要改变一个延续了二十六年的生理习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她会像训斥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我自己也知道的，我早就过了学声乐的年纪了，是我自己要学的，人家也没有逼我，除了厚着脸皮，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睡眠。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王老师不允许我熬夜，我大大咧咧地说：“没有哇。”王学敏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意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么？不能。这件事让我苦不堪言。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优雅，可文艺了，可有“范儿”了，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就两件事：咪，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下来。咪、咪、咪，嘛、嘛、嘛；咪——，嘛——；咪——嘛——。还挨骂。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癔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就是发癔症。
王学敏老师煞费苦心了。她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她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把碗倒过来，让我往上“拉”，这里头有一种等量的、矛盾的力量，往上“拉”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越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向上取决于向下。上扬的力量有多大，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大。老实说，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好懂”——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在“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是零距离的；有时候呢，它足以放得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呢？用王老师的话说，我的声音“站不起来”。突然有那么一天，在一个刹那里头，我想我有些走神了，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吓了一跳，怎么就“对了”的呢？再试，又“不对”了。
按照王老师的说法，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义的，二十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号哭的时候，我的声音原本是“打开”的，而现在，我在琴房里，一遍又一遍地，我所寻找的无非是我身体内部的那一条“狗”。我们身体的内部还有什么？谁能告诉我？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先打两年的基础再说。”这句话让我很绝望，我是学唱歌来的，一天到晚“咪咪咪嘛嘛嘛”，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的，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开三个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过来。传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他妈的，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唱过歌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唱得兴头头的，你让他不唱他就不唱了？开玩笑。告诉你，一个人一旦唱“开”了，那就算打了鸡血了，那就算铆足了发条了。刀架在脖子上都不眨眼的。士可辱，不可不唱。
可我毕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练习的人自己不觉得，听的人有多痛苦，不要想也知道的。不远处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惨了——谁能受得了一个疯子深夜的骚扰呢？可有一个秘密他们一定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
事实上，我错了。这不是秘密。每个人都知道。老师们知道，同学们也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来自湖北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
——“很吓人的毕老师。”
——“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这么一个成天板着面孔的人，怎么就成“百灵鸟”了呢？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个保留节目，《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也想学着唱。夜深人静，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百灵鸟”的时候，嗨，我可不就是一只百灵鸟么。
写到这里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有些疯魔。我一个当老师的，大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路，好好的，突然就来了一嗓子，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说情不自禁也不为过。难怪不少学生很害怕我呢，除了课堂和操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老师的下一个举动是什么，做学生的怎么能不害怕呢。我要是学生我也怕。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十月，我离开了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到《南京日报》去了。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歌唱生涯到此结束。我提了一点水果，去琴房看望我的王老师。
王老师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的，但是，王老师说：“可惜了，都有些样子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去？”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了，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了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发自内心的热爱。年轻的生命自有他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二十三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说到这里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熬夜，更因为无度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