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六四年的一月，但具体到日子则不能肯定。大致在二十四日前后。我们这一茬人，来到这个世上本来就不是欢天喜地的事，没有必要仔仔细细去纪念。但生日我总是过，就在二十四日。

我的童年在乡村。少年时代搬到了水乡小镇。青春期回到了县城。大学就读于扬州，毕业后“分”到了南京。活到现在，能说的好像也就这么多。

我的童年过得还好。没有挨过真正的饥饿。但我的童年也出了一些问题，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我害怕过不完的夏季午后，害怕没完没了的夏日黄昏。没有人和我一起玩，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沿着每一家屋后的阴凉游荡，然后再沿着每一家屋前的阴凉游荡。游荡完了，学校的操场上还是有一大块金色阳光。我写过一个中篇，叫《大热天》，写过一个《过不完的夏季》，写过一个《明天遥遥无期》。当初用这些题目都是无意而为的，或者说言不在此。但回过头来看看，总能看见夏日时分留给我的最初畏惧与最初忧虑。我童年里最大的盼望就是明天。而明天空空荡荡，只能又是下一个明天。这是典型的动物生态：活着的目标直接是活着。我的童年游移在夏日阴影中，忧郁与白日梦盈溢了我的人之初，盈溢了我的童年黄昏。好在时间这东西自己会过去，要不然，真有些麻烦。

少年时代我的父母调到了一座水乡小镇。这个镇被两块湖面夹在中间，春夏秋冬都有与乡野不同的风景。这里最著名的东西是船，几乎家家都有。每家每户的事情都在水面上漂漂浮浮。应当说，这个水乡小镇有一种明丽的格调，但我的印象中，总有一股脱不掉的阴森。那些石板小巷又深又窄，那些小阁楼又灰又暗。我的眼睛是在乡下成长起来的，习惯了在平坦与辽阔中自由自在，但小镇使我的张望有了阻隔，前后左右都是青灰色墙壁。我站在石板巷里，贴着墙，一家又一家婚丧嫁娶从我的鼻尖底下经过，从小巷的这头到那头，或者说，从小巷的那头到这头。那些小巷子总是很弯，几乎找不到十米以上的直线。长大后我当然明白，宽敞与笔直原本是大都市气派，小乡镇是不可能有那种格局的。但弯弯曲曲带来了视觉难度，带来了观察障碍，所以小镇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有一种神秘，有一种隔雾看花的恍如梦寐。它像水的平面，没有来龙去脉，没有因果关联。我承认，我这个外乡客做得有点吃力，活得远不如在乡野时实在透明。小镇上有许多空宅，有许多终年紧闭的阁楼，它们一律长满了绿色青苔与灰色瓦花。那些建筑与植物成了我少年记忆的背景。那个水乡小镇弥漫了一股鬼气，它们至今萦绕在我的梦里。

我们家在父亲平反后回到了县城。这里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就从那时起做了故乡的游子。我不会说城里话，没有亲戚与朋友。我开始写作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大城市寄来的退稿也就在这个时候。退稿让我难为情，又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我一次又一次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一次又一次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联系与交流。这里有一种极复杂、极纷乱同时又极蠢蠢欲动的青春期情怀。我至今缅怀那些孤寂的日子。我坚信那时候我比现在更有资格做一个作家。

我在扬州师范学校读书是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这四年。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大好时光。空气中到处是青草气味。我努力用功地改变自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拼命读书，到处大声说话，人也变得活泼开朗。真是换了一个人。我记得第一次从扬州到南京去玩的那个下午。为了看火车，我从扬州绕道镇江，再从镇江取道坐火车去南京。我记得火车向我呼啸而来的那个伟大时刻，我二十岁时第一次看见火车激动得几乎流泪。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激动。我站在月台上，感受到火车给我带来的迎面风，一上车我就写了一首诗，把好多东西赞美了一通，末尾把祖国还带了进去。那时候真是疯了，眼里的东西什么都好。我就这么瞎激动了四年，毕业的时候头发也长了，胡子也拉碴了。

后来我就到南京做了一名教师，再后来我又到《南京日报》去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都三十岁了。看看旧时的相片，不像自己，照照镜子，也不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