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红高粱》首先是一首关于“行为”的诗篇。这个“行为”也可以理解成体育比赛里的“自选动作”。严格地说，直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当代文学依然缺少人物的行为，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只是集体操里头的“规定动作”。《红高粱》的出现使我们当代文学的人物一下子生动起来了，我们发现，我们小说中的人物也会走路了，他（或她）在小说的内部健步如飞，可以从小说的这一头一直奔跑到小说的那一头，这和作家背着人物在作品中步履蹒跚是不一样的。在《红高粱》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光滑的身躯在汉字的背后蚯蚓一样蠕动。我要说，张艺谋是聪明的，他在恰当的时候把《红高粱》的“行为”用摄像机的镜头放大了，并用高粱叶子妖荡的扭动做了背景。后来满世界都知道了，遥远的东方不只有神秘、阴森、心机和小脚，也有狄奥尼索斯（酒神），他在尖锐而又古怪的乐声（唢呐）中为所欲为。什么叫“为所欲为”？简单地说，就是自主的行为与能力。我一直认为，“行为”是小说的硬道理。

在“行为”之外，《红高粱》还是一首“解放”的诗篇，这和“行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红高粱》之前，我还没有从别的中国作家的身上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小说是“人”写的，——作家的眼、耳、鼻、舌、身，他流动的血液，他的心脉，他勇敢的、无坚不摧的力比多一股脑儿和汉字搅和在一起了。我至今还记得我读《红高粱》的时候所受的刺激（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刺激是多么简单，那就是，我充分地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触摸到了。我为《红高粱》的有效而振奋不已。不好意思，在这里我要透露我的一个小秘密，1988年，我去了一趟疯长红高粱的高密。在高密，我看了，听了，闻了，摸了。高密之行的目的是瑰丽的，朴素的，也许还是基本的，作为一个人，我用文学的方式使用了我自己。

说到这里我必须强调，《红高粱》产生的时候，“身体”还不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散发着难以启齿的气息，我们在拒绝皮肤的反光。而那个时候的作家呢，作家的身体总和他们的作品保持着距离，彼此都很矜持，遥不可及。透过作品，我们很难感受到作者的血液流动，他的心脉，他的胃液分泌，他蛮横的、无坚不摧的力比多。《红高粱》一下子使我们的小说拥有了“自由感知”，它使你相信，小说家的器官原来是长在小说里的，同样，小说原来是长在小说家身上的，你一定要让它们分开，只有像日本人对付罗汉大叔一样，把他的皮扒了。

在合适的作家与合适的文本之间，因为“自由感知”的存在，作家与文本有效地构成了互文，它们彼此激荡，行风，行云，行雨，仿佛一场艳遇，所以惊天动地。

可是我还是认为，“自由感知”是不能完成小说的，《红高粱》的贡献就在于，作家把自身的“自由感知”最终上升到了他人的“行为”，是“行为”构成了关系，是“关系”支撑了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则上限，不，我不会这样说。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小说到了这儿才能叫小说。小说必须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为此，你不惜让自己的内心变成一个马蜂窝。

小说是没有用的，如果一定要有，是它所提供的争取自由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只要这个姿态在，自觉有自觉的价值，不自觉有不自觉的价值。话说到这里我就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小说其实还是有用的。小说有它的人文性，它的人文性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遇，我们可以透过小说考察一下，“人”的可能性究竟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这种程度有可能表现为一种现实，也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意愿，或幻想。

《红高粱》的天纵才情为我们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人们提供了一次幻想，这幻想具有坚定的现实性，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方法也许就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