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丰盛，而且是危害本身被社会逻辑捕获了。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伴随着价值的“滑动”和新的用途等级的出现，日常必需品变得相对一致。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日常消费品的社会地位愈来愈低。收入本身因巨大差异的不断缩小，已失去作为明显标准的价值。（局限于支出、购买和拥有有形物的）消费甚至有可能会逐渐失去它目前在身份地位变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被其他行为标准和范畴取代。如果它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它至少会成为每个人的特有财产。

至此，我们看到社会等级来自于更为微妙的社会标准：工种和责任类别、教育和文化水准（日常消费品的方式可能是一种“稀有财富”），以及参与决策程序。知识和能力是或即将是我们这个丰盛社会的两个重要的财富。

但是这些抽象的标准，今天并不妨碍我们看出其他具体标准中不断增长的差别。居住形式的分离不是件新鲜事，但它越来越与知识和长期的思辨联系在一起。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

自然、空间、新鲜空气和宁静：这就是我们在两个社会极端等级的支出差别指数中所发现的、所寻求到的稀有财富和昂贵价值的结果。工人与高级干部在日常必需品上的差别为100∶135，居住设施上的差别为100∶245，交通工具上的差别为100∶305，而娱乐上的差别竟达到100∶390。这里，我们不应仅看到在同质居住空间上量的递增，而应透过这些数据，看到与所寻求的财富的质相联系的社会差别。

人们大谈特谈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随着这些新的权利的出现，为什么就不会同时出现健康、娱乐、健美与新鲜空气的部长们呢？所有这些似乎反映了机构权试图要压制个人和集体的总体进步。它的概念很模糊，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其反面。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的范畴里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那么，人们会问“娱乐权”是否同样意味着娱乐像过去的劳动一样正在向社会技术分工阶段过渡，意味着娱乐的结束呢？

这些，作为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从有关成分向着区别性的符号和阶级（等级）特权过渡。“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其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中进步的东西不应视为客观的社会进步——因为这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形式，即转变为两种源泉：

1．经济利益；

2．社会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