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现代社会最不寻常的集体性欺骗，是“数字”上面的“神术般的”操作。实际上，它掩盖了一种集体迷恋的巫术。我们讨论的是荒谬的计算的幻象、全国财务的机械性的体操动作。根据经济的理性标准——即这个魔术的原则——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算进去。因此，妇女的家务、研究、文化统统只字未提——但有些不相干的东西却出现了，而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是摸得着的。再者，这些财务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自己不了解消极符号。它们把一切，有害的东西和积极的因素，全都加进彻底的非理性之中（一点也不天真）。

经济学家把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都加在一起，——不分公有与私有性质。危害与对付它的权宜之计，跟客观有益的财富生产一样，都得到了表现。“酒、连环漫画、牙膏……和核火箭的生产，与学校、公路和游泳池的缺乏相提并论”（加尔布雷思）。

但损坏、废弃等不足的方面并没有得到表现……如果得到表现的话，那么所用的方法也是积极的！因此，上下班的交通费竟作为消费支出来入账！这就是为生产而生产的神奇目的数字化了的逻辑性结果：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因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变得神圣了。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积极的。任何摸得着的东西都是积极的。在会计们的眼中，巴黎五十年之中空气的亮度下降30%是剩余的、不存在的。如果说一笔更大的电力、灯泡、眼镜等开支由此得以产生，那么，它一下子就会作为生产的增加与社会财富而存在！对神圣的生产和增长原则任何限定性的或筛选性的伤害都会引起渎神的恐怖（“我们不会碰协和飞机的一颗螺丝钉！”）。集体的顽念被禁止入账，生产力首先具有了神话的社会功能，而且为了使这个神话生动有趣，可以采取任何办法，哪怕把在数字上与之相抵触的客观现实颠倒过来也行。

但是，在这个复杂的财会制度的神话中，也许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真相，即增长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真相（la vérité）。积极的和消极的混加在一起是不合常情的。但这也许正合乎逻辑。因为真相也许是“消极的”财富，是对危害的弥补，是内部运作所花费的代价，是社会不良功能的自我调节费用，以及在这个总体中起经济火车头积极作用的附属的毫无用途的挥霍浪费部门。当然，这种潜在的体系真理被数字掩盖了，魔术般的相加使得积极面和消极面（卖烟和建造医院等）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循环特征变得十分模糊。尽管在各个层面做了各种努力来根除这些消极面，但仍旧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体制是靠它存在的，是不可能摆脱它的。提到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发展的社会把这具贫穷的“风筝”拖在后面当做配衡体，而它实际上则成了最严重的危害之一。应该承认这样的假设：所有危害都可以作为积极因素、持续发展的因素、生产和消费的再次飞跃而纳入某个方面。18世纪，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提出过这样一种理论（但在那个时代已被当做渎圣和放纵的了）：一个社会的平衡靠的不是德而是恶，社会的和平以及人类的进步和幸福，靠的是使他们不断触犯规定的本能的不道德行为。当然，他谈的是道德，但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从理性体制的角度看，确切地说，现实体制的昌盛靠的是其掩盖着的瑕疵、平衡、危害以及罪恶。人们曾把曼德维尔说成厚颜无耻：而客观上厚颜无耻的，是社会秩序、生产秩序。【1】

【1】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今丰盛社会的浪费与所有称作“匮乏”社会所进行的破坏性的挥霍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纳入经济体系的危害，是一种集体价值功能性的而非生产性的浪费；而后者则是一种“过分的”浪费，对财产的破坏是集体象征性价值的源泉。把过时的汽车当废铁处理，在机车里焚烧咖啡根本算不上什么节日：这实际是一种系统的、蓄意的、带有战略目的的毁坏。军备开支就是如此（可能只有广告……）。经济体制只有考虑到所谓“理性”的时候，才会在节日般的浪费过程中超越自己的原有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着愧意只吞噬掉了财富的增添部分。它只是对生产力的计算进行了补充性的、小心翼翼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