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长与丰盛的礼拜仪式之外，当人们如此客观地重新论及整个工业体系的问题时，就可以看到两种有选择性地概括了各种可能性的根本立场：

1．加尔布雷思（和其他若干人）的观点：神奇的理想主义。这个观点就在于在体系的外围，谋求所有可悲可叹的，但是偶然的、残余的，而且是纠正有望的消极现象：功能失调、危害、贫困；就在于维系中了魔法的增长轨道。

2．认为体系靠不平衡和结构匮乏而存在，其逻辑完全是有情绪矛盾的，不是在行情方面，而是在结构方面：体系存在的时候，既产生财富也（et）产生贫困；既产生令人满意的东西，也产生令人不满意的东西；既造成损害也产生“进步”。它唯一的逻辑就是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战略就是维系无理的、永远赤字的人类社会。众所周知，体系为了生存与复活在传统习惯上是靠战争的有力帮助的。今天，战争的机制与功能业已纳入经济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机制当中。

如果人们承认，增长的结构性矛盾会造成丰盛中的矛盾和悖反现象，那么，把社会不发达的逻辑过程与穷人、20%的“次特权者”和“剩下没人要的人”混为一谈，就太天真、太具欺骗性了。这种逻辑过程不能定位于真实的人、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群体。因此，用数十亿美元来贿赂低层阶级，用大量的再分配来“驱逐贫困”以及使机会均等（如组织令大众流泪的社会理想“新国界”【1】）等，都不是驱魔的办法。但有时候，必须承认“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它。他们在做出了“巨大而慷慨的”努力而惨遭失败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惶恐不安太滑稽可笑了。

如果说贫困和害处是无法克服的，那是因为在贫困小区之外，它们无处不在，不是在贫民窟或茅屋区，而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这正是应该掩饰的，但又不能言明：要掩饰，数十亿美元并不多（巨额的医疗和药物开支可能是很有必要的，目的是说明不只是其他地方才有痛苦，譬如精神范畴——其过程无人知晓）。一个社会如同一个个体，要逃避分析，就可以这样来自毁。确实，这里的分析对于体系本身来说是致命的。如果说由此甚至可以拯救增长的神话，那倒不是钱花得太多，而是在对付贫困这一可视幽灵的斗争中白白地献出了数十亿。但必须进一步地加以思考，承认这实际的贫困是个神话——增长的神话因此而激活，佯装竭力对付它，但在其隐秘的目的性的指使下，却又不由自主地使之复活了。

话虽这么说，但不应认为由于工业或资本主义体系毫不含糊的残暴丑恶，才连续不断地使贫困复活，或进入军备竞赛的氛围。含有教育意义的分析（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逃避）始终是一种失败。如果体系能够平衡或在失业、不发达与军备开支等基础之上继续存在，那么它便可以这么继续做下去。其时机是：当它通过有益的社会影响和“丰盛”能够开始形成其威力的时候，它一定会这么做。它不是先天性地反对进步社会的“拱底石”。它把公民的福利和原子核的力量同时不加区别地作为它的目标：因为两者对于它来说，在内容上实际是平等的。而它的目的性却不在于此。

简单地说，在战略上，它觉得军备开支（譬如）比教育更可靠、更可控制，对于体现生存和整个目的性更为有效——汽车胜于医院，彩电胜于游乐场等。但这种消极的区分不会用来原封不动地针对集体部门——更为严重的是：体系只了解生存条件，并不了解集体与个人的内容。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对一些神话（尤其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想通过改变内容来改变体制的神话（把军备开支的预算转入教育等）产生反感。但反常的现象是，所有这些社会要求都被体制本身慢慢地而且稳妥地予以承受和实现了，逃脱了将之变成政治平台的人的魔掌。消费、信息、通讯、文化和丰盛，所有这一切今天都由体制本身安排、发现并组织成新的生产力，以达成最大的荣耀。不过，它也从一种暴力结构向另一种非暴力结构转化（相对而言）：它以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但没有人感激它，因为它没有因此而改变，而且在这方面只是服从其自身的规律罢了。

【1】或最近引进法国的“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