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进步，也就是说对日益增加的个人与集体财产和设施的拥有，其“危害”也日益严重——一方面，它是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产生于消费结构的本身。

经济活动带来了对集体环境的破坏：噪音、空气和水污染、风景的破坏以及新的公共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建造，给居民区带来了莫大的困扰。汽车拥挤的后果是引起了巨大的技术上、心理上和人力上的赤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内部结构所必需的设施过剩，额外的汽油开支和为事故受害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等，所有这些仍可以作为消费来计算，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统计的名义下竟可以作为增长和财富的指数！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只是暂时缓解了城市的水荒，难道它真的赞同“丰盛”的添加吗？如此等等。人们不断地统计清点着所有生产与消费活动，作为清除增长体系内部危害的权宜之计。然而生产力的增长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便几乎整个地被由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所吸收、吞噬。

当然，在大众合理化生产中，技术和文化的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危害”是无法统计的。而且，价值的判断在此也使得共同的标准难以确定。人们不会像在曝露水污染问题上采用的做法一样，来客观地揭示一个可怕的居民点或一部最差电影的特点。如在最近两院联席会议上，只有一位行政督察员和一个“纯净空气部”，建议让民众摆脱起轰动效应的报刊影响，以及设立一种“智力危害罪”！不过，应该承认，所有这些危害都是随着丰盛节奏的本身而增长的。

产品和机器老化速度的加快，对保证一定需求的旧结构的破坏，以及对生活方式无明显补益的假发明的增多，所有这些都可以纳入资产负债表之中。

也许更为严重的是，产品与设备的降级就是e. 李尔所揭示的事实：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是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说，各方面（收入、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才能自我恢复与自我循环，才能弥补多种危害——上下班的路途、人口过于集中以及不断的侵犯与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和神经上的磨损。“总之，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

这就导致了体系的某种自我吸收：“在这种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的快速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适应节奏。他们成了‘没人要的剩货’。那些仍要购物并适应所推崇的典范生活方式的人，只能付出自我减少的代价。因此，在最终确定为增长服务而进行的社会投资（教育、研究、健康）方面，在重新分配国内生产总值中日益增加的那部分时，社会被迫要减轻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e．李尔）不过，这与其说是为了增强积极的满足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对机能不良的个人或集体的支出。这些补偿性的支出，在所有的财务制度中，都是增加的，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不用说毒品、烈性酒的消费以及夸耀性或赔偿性的各种支出了，更不用说军事预算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就是增长，也就是丰盛。

那些不断增长的、要求社会“负担”的类别的数目，并不是一种危害（与死亡作斗争以及死亡的推迟构成了“丰盛”的一个方面和消费的一个要求）。它愈来愈注重过程本身的保证。布尔热瓦·皮夏曾一针见血地说：“可以想象，竭力维系一个国家健康的人比实际参与生产的人还要多。”

简而言之，人们到处可以发现这一点，增长和丰盛的活力会自行循环与运转，体系在再生产过程中则愈来愈弱，会出现一个滑动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中，整个生产力的提高会维系着体系的生存条件。唯一的客观结果就是数字和总结的恶性增长。但就主体而言，人们会规规矩矩地回到原始阶段，回到绝对荒芜的、动物的、土著人的阶段。为了生活，人们总是竭尽全力。多马尔认为，这也是“为了能够吃到土豆，为了能够重新种土豆而种土豆者”的阶段。不过，当一种制度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收益相等或大于收益时，这种制度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并不处在这一步。但是，通过危害以及社会和技术对这些危害的纠正，我们发现，体系向外伸展的内部运作的基本倾向——个人的或集体的“功能障碍性的”消费比“功能性”的消费快得多，体系实际上自己干扰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