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辛格

在接受了我的道德论证的核心后，安德鲁·库珀对我关于贫困问题的观点展开了批评：每个人的利益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对待，个体的权利和责任不因地理位置、国籍而有本质区别。库珀还论述了全球贫困的一些关键事实，比如，每日都有3万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和饥荒，而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他们不仅将其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也用于购买满足私欲的奢侈品。在总结了我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其中我提出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美国家庭应该将大部分收入捐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国际发展及救援等组织后，库珀写道：“但是如果辛格的劝告促使你想要立即按照他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你就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提出的方案“会对穷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库珀的言辞极为激烈。将美国富裕家庭的绝大部分财产转移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国际发展及救援等组织会对穷人造成伤害，这听起来令人惊讶。那每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和饥荒的3万名儿童该怎么办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在2001年的募款材料中写道：每捐出17美元，基金会就可以提供“保护儿童免受六种主要儿童致死致残疾病：麻疹、小儿麻痹症、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肺炎”的免疫接种，每捐出25美元，基金会可以提供“超过400包口服补液盐，以帮助挽救腹泻脱水患儿的生命”。可能这些数目不包括行政和物流的开销，但即便如此，对穷人来说，更多用于免疫接种的资源和口服补液盐难道不会使穷人受益，反而会伤害他们吗？那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的基金项目呢？例如为埃塞俄比亚的村民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援助，让村民可以在村口打井，用上安全的可饮用水。由于在埃塞俄比亚，挑水主要由女性承担，村妇因此每天可以少劳作4个小时。库珀将如何说明这些项目“严重伤害穷人”呢？

库珀没有讨论我推荐的特定组织所做的工作，而是用了他的南非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肆虐传染的例子，并提问给艾滋病组织捐款是否有用。在此我必须阐明，首先，我从未推荐过别人这么做，因此库珀的例子无法证明他的论点，即我推荐的措施会对穷人造成伤害。然而，除此之外，库珀并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让人们相信，将自己的大部分钱捐赠给艾滋病组织会“严重伤害穷人”。他讨论的主要是捐赠的影响会被姆贝基总统关于艾滋病的观点“打压甚至可能推翻”。就算帮助穷人的做法与伤害穷人的更加强大的因素相比相形见绌，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救济的来源从未存在过，情况会更好。至少有一些穷人的处境会因此好转。而虽然库珀向艾滋病组织捐款给南非人带来的好处可能与姆贝基政府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相比相形见绌，但想象这些好处会被姆贝基总统的态度“推翻”——也就是说，一笔抹煞——并不合理。至少，库珀需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但库珀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再次切换了例子。他断言，在津巴布韦的例子中，“我可能增强了盗贼精英的权力和统治”，但未解释清楚这种结果是由于我给艾滋病机构捐款，还是我给推广政治责任和经济改革的组织捐款所导致的。即便如此，想必也有一些给津巴布韦组织捐款，但不会增强盗贼精英的权力和统治的方式。如果这一假设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会同意库珀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给在津巴布韦工作的组织捐款。但库珀是否能想象，他提到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做慈善工作的困难，这对拥有丰富经验的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来说会是新闻吗？他是否认为，这些组织在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组织工作了五十多年，是否从未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是否没有意识到，这些机构已经在内部并与外部专家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讨论，关于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或者，如果无法克服这些困难，什么时候撤出他们想要却无法帮助的人们所在的国家？

越过这一复杂的情形，库珀又提出了另一个想法：“从有道德的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手中购买家具与衣物。”我同意我们应该支持“互惠贸易”计划，购买贫困国家生产的商品，确保生产工人能够获得零售价格中尽可能多的部分。将100美元花在这一方式上是否好于捐给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个事实问题。与很多其他机构一样，乐施会本身也帮助设立了很多互惠贸易计划，在发达国家打开市场的同时，也通过为工人提供小额贷款，让他们购买在工业制成品领域自立门户所必需的工具和原材料，再通过这些计划进行销售。（库珀后来表达了对这些小额贷款计划的支持，但是几乎忽略了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对其的支持。）但是，还有一些极度贫困的人无法通过互惠贸易得到帮助。农村村民可能住得距离交通工具太远，无法将货物运往国际市场，抑或是他们缺乏生产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想要购买的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因此，我认为一般而言，捐款要比购买等值的商品对穷人的帮助更大。如若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乐于向大家推荐其他更好的途径，以作为向机构捐款的替代。美国人应该将他们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从发展中国家有道德的生产商手中购买产品，或在拥有有道德的劳动实践的发展中国家的度假胜地旅游。这样做并不需要改变我根本的道德立场。仍然可以肯定地说，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应该用我们收入的大部分，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世界上最为贫困的人口。

这是我之前做出的回应之一。【2】库珀将其称为“取决于你所相信的故事”。他反驳道：

基于如此宽泛的说明，人们似乎不得不承认，由于真诚的极端新自由主义者在人格和行为上都极为道德，因为他们认为挥霍性消费和巨大的收入差异是缓解贫困境况的关键所在。辛格提出的关于改进标准——没有一套相关的政治原则——让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质疑这种种狭隘的新自由主义解释。

我和库珀在在这一点上终于有了根本的分歧。该分歧不在于新自由主义关于缓解贫困困境的最有效方式的观点——我们同意它是错误的——而在于为何该观点是错误的。我的理由是我认为没有论据支撑该观点，当然，一个论据是否支撑新自由主义观点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充分地处理这个问题。然而，我将基于不受政府或私人援助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世界上穷人的困境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据，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驳。另一方面，库珀似乎希望通过找到一种政治哲学，让新自由主义免于基于证据的反驳。如果这是库珀想要做的，我认为这是误入歧途的。想要某种独立于事实如何发展的保证——如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就要拥有一种独立于证据的信念。我们是否要像许多神学家拥有信仰一样信仰政治哲学呢？他们坚持相信神，却没有任何证据或可靠论证证明这种信仰，而且面对大量的证据——邪恶的问题——不可能存在一个神具有他们所宣称的神的属性。不幸的是，的确有政治哲学家的追随者将这一态度带到他们的意识形态中。结果并不鼓舞人心。我更愿意相信所有证据都能支持的东西。

出于完整性，我应该提到另外一些库珀带着与我意见相左的口气所说，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正分歧的事情。他表示，我们应该帮助“大量陷在社会系统中的人，而非孤立的个体。”我从未说过我们的援助应该针对孤立的个体。他以类似的方式写道：“有效的济贫措施首先需要与其他主体进行广泛的合作——的确，我们需要机构的设立或改革来减少贫困”。这正是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在做的。他指出，有时援助会导致不理想的负面后果，并告诉我们“或许最相关的命令是‘谨慎行事’”——这又是一条业内人士早已知晓的建议。库珀援用罗尔斯的观点，表示一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改善了最贫困的人的生活，或者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从未否认过这一点。

考虑到库珀缺乏支持他的主张，即像乐施会这样的组织“会对穷人造成伤害”的论据，我对他告诉人们“不应该”向这些组织捐赠大量款项感到不安。他一定知道，大多数人很乐意找到一个不用捐款的理由。通过给予了他们这样一个借口，他的文章的主要影响——如果它被广泛阅读——将是维持现状，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居民几乎不用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12亿人【3】极端贫困的生活。我确定库珀也不希望这样。因此，他应该将他的批评指向在缓解贫困过程中遇到的真正阻碍，而非那些已经像他一样在思考世界需要如何改变的人。

【1】我要感谢保拉·卡萨尔（paula casal）对这篇回应文章初稿提出的有用评论。

【2】例如，参见我针对声称提供援助只会恶化人口危机，并导致未来更大型的灾难的回应。参见singer，practical ethics，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幸运的是，反驳所基于的事实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3】本文写于2006年，为当时数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