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两则重要的新闻故事都聚焦在亿万富翁的慈善事业上。比尔·盖茨正式宣布他将逐步停止微软执行董事长的工作，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花在盖茨基金会的日常事务上。到目前为止，由于比尔与梅琳达的慷慨捐赠，盖茨基金会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同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宣布计划将其财富的大部分——440亿美元——予以捐赠，其中包括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310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杂志》的编辑莉娜·西尔弗曼（lena silverman）邀请我写一篇文章，讨论由这些超级富豪的大额捐赠引发的一些伦理问题。我欣然同意，但是我不打算将我的讨论范围局限在超级富豪应当做什么之内。似乎直到纳税年度结束前的12月31日，大多数美国捐赠者才完成他们的慈善捐赠。
人的生命价值多少？或许你不想给它贴上价格标签，但是当你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认为人的生命值数百万。为了与我们的民主基础以及我们经常倡导的理念——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保持一致，我们也会赞成所有人生而平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拒斥因性别、种族、民族与居住地的差异，而导致人的生命价值具有高低贵贱的不同。
随着圣诞节的到来，尤其是当美国人正在给他们所钟爱的慈善机构进行捐赠的时候，是一个用来反思我们的两种理念的绝佳时机——一种理念认为人的生命如果能够从根本上被估价的话，它价值百万；另外一种理念则认为我上述的各种因素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如何与我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或许在今年【2】，这些问题比往常更多地隐藏在家庭讨论的表面之下，因为对慈善事业而言，这的确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尤其在应对全球贫困的慈善事业方面。
几年前，微软创始者比尔·盖茨在读到一篇探讨发展中世界的疾病的文章时，发现每年有大约50万儿童死于轮状病毒，这是导致儿童严重腹泻的最常见的一种病毒，他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开始遭受现实的冲击。盖茨从未听说过轮状病毒，“我怎么能从未听说过这一每年杀死50万儿童的病毒呢？”他问自己。盖茨随后了解到，在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在美国已经被攻克或几乎被攻克的疾病。这使他感到无比震惊，因为他认为如果存在能够挽救生命的疫苗和治疗技术，政府会竭尽全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正如盖茨去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上的发言，他和他的妻子梅琳达说道：“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一种难以回避的残忍观点——某些人的生命被视为值得被挽救的，而某些人的生命则被视为不值得被挽救。”他们告诉自己：“这不可能是真的。”但他们知道这是现实。
盖茨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的发言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展望了未来十年的情景。他认为，在未来十年，“人们最终会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发展中世界的儿童死亡与发达国家的儿童死亡同样地不幸”。“所有生命具有平等价值”的观念也在盖茨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突出显示，在“我们的价值观”一栏下可以看到：“所有的生命——无论他们被带到哪里——具有同等的价值。”
我们的行动与“所有生命具有平等价值”的观念渐行渐远。在同一个世界中，有超过10亿人过着此前从未被了解的富足生活，而大约还有10亿人为生存而挣扎着，他们每天的购买力相当于低于1美元。世界上大多数穷人营养不良，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可饮用，甚至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也不能送他们的孩子上学。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每年有超过1000万儿童——相当于每天大约有3万儿童——因为可以避免的、与贫困有关的原因而死亡。
去年6月，当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承诺将31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将60亿美元捐赠给其他基金会的时候，他在降低因上述原因而导致的儿童死亡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巴菲特的捐赠承诺——与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捐赠给他们自己基金会的近300亿美元一起——表明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新的“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巴菲特的捐赠承诺已经比以前的两位慈善大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一生捐赠总和的两倍还要多，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的捐赠也与巴菲特旗鼓相当。
盖茨与巴菲特的捐赠现在基本被用于减轻发展中世界的贫困、疾病与夭折。世界健康研究论坛（global forum for health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世界健康研究预算中仅有不到10%的份额被用于改善导致了全球90%的疾病负担的条件。在过去，仅仅感染穷人的疾病，对药品生产厂家来说一直是缺乏商业价值的，因为穷人买不起他们生产的药品。由盖茨基金会重点支持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gavi）]通过承诺购买成千上万剂量的能够预防疟疾等疾病的疫苗，来寻求改变这一状况。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也帮助发展中国家用现有的疫苗为更多的人接种：迄今为止，其覆盖的儿童数量增加了9900万。通过这项行动，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宣称已经使将近1700万儿童远离了死亡的威胁。
大额捐赠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捐赠人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它带来了任何好处吗？我们应当因为他们的大额捐赠而赞赏他们，或者因为其他富人没有大额捐赠而批评他们吗？由几位超级富豪做出这样重要的决定会带来麻烦吗？我们对他们的判断又如何反映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从动机这个问题开始谈起吧。富人一定——或许我们这些普通人中的一些人喜欢假想——因为他们在排挤竞争对手、解雇工人、关闭工厂或为获得财富不择手段时的残酷无情而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当富人捐钱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减轻他们的焦虑或者建立良好的口碑。比如，《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的资深编辑戴维斯·柯克帕特里克（davis kirkpatrick）认为，比尔·盖茨转向慈善领域与美国和欧盟的微软公司所遇到的反垄断问题密切相关。那么，盖茨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是在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试图改善他自己和公司的形象吗？
这种攻击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攻击者而非攻击对象的情况。这些富豪进行大额捐赠，而非将钱花在公司宣传或者新产品的开发上，并不是增长个人财富的理性战略。当我们看到有人捐赠大量的财物或者花时间去帮助别人时，它促使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行为做出反思。我们应当以对我们自己而言适度的方式，向他们学习吗？但是，如果富人捐钱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形象，或者是为了弥补他们过去的不良行为——当然，这种不良行为与我们所犯的任何罪行截然不同——那么相应地，他们正在做的一切与我们所应当做什么毫无关联。
此处是一个关于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的知名故事——他认为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当看到霍布斯给乞丐施舍的时候，一位牧师问道：“如果上帝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你是否还会这样做？”霍布斯回答说“会”，他因看到这位老人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而感到无比痛苦，这一捐赠通过将老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同时也减轻了霍布斯自己的痛苦。这一回答调和了霍布斯的慈善行为与他利己主义者的人类动机理论，但代价是掏空了利己主义的许多锋芒。如果利己主义者看到陌生人处于痛苦的境况之中时也会感到痛苦，那么他们能够像任何利他主义者一样做出慈善的行为。
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追随者会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当且仅当某一行动是出于一种义务感时，它才具有道德价值。在他们看来，如果你做某些事仅仅是因为享受做它的过程，或者是享受看到做这件事所产生的结果，这样的行动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因为如果你碰巧不喜欢做某件事，你就不会做它，而且，你不对你的好恶负责，而是要对遵从义务的要求负责。
或许某些慈善家的慈善行为是由他们的义务感所激发的。且不说所有人的生命价值平等，根据盖茨基金会的网站显示，另一处于盖茨基金会工作核心的“简单价值”，是“那些多得的，神亦会向他们多要”。这句箴言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有义务将这些财富花在比自身利益更大的目标上。尽管关于动机这类问题可能会与我们对盖茨或者巴菲特的声誉评价相关，但当我们考虑到盖茨与巴菲特正在做的一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他们的动机显得无关紧要。比起对提供帮助者的动机的关心，那些可能死于轮状病毒的孩子的父母们更加关心能够挽救他们孩子生命的帮助本身。
有趣的是，盖茨和巴菲特似乎都没有被他们在地上的善行将在天堂得到回报的可能性所激励。盖茨曾经对《泰晤士报》的采访者说道：“在星期天的早晨，我有比去教堂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我将他们与因自由思想而闻名的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与美国最伟大的四位慈善家中的三位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除外）放在一起。在一个96%的人口都相信上帝存在的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盖茨和巴菲特在行善时，可能比像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这样的人更缺少自利的动机，因为特蕾莎修女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深信在来世有恩宠与惩罚存在。
比动机更重要的问题是富人是否有捐赠的责任，如果有的话，他们应当捐赠多少？几年前，一位非裔美国计程车司机在搭载我去华盛顿的美洲开发银行的途中，询问我是否在这家银行工作，我告诉他我并不在里面工作，但要在那里召开的关于发展与援助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他随后认定我是一名经济学家，但当我告诉他并不是，我接受的是哲学训练时，他问我是否赞同美国应当进行海外援助的观点。当我对此予以肯定回答后，他回应称政府不应当为了进行海外援助而向纳税人征税，在他看来，那与抢劫无异。当我问他他是否认为富人应当自愿将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穷人时，他回答道，如果一个人是通过脚踏实地地工作赚的钱，他不会告诉那个人要如何使用这些钱。
正在那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这趟旅途继续下去的话，我可能会试图说服他，只有当人们生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而且这种社会环境不是由他们自己所创造时，人们才能获得大量的财富。我本可以引用沃伦·巴菲特的致谢，即社会是他获得大量财富的原因。他说道：“如果你将我放在孟加拉国或者秘鲁社会中，你会发现这一才能在错误的土壤上会有多少产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与社会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估计，像美国或西北欧的富裕社会所产生的财富有90%得益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西蒙看来，社会资本不仅仅意味着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共同体中的技术与组织能力，以及善治政府的存在。这些是富人们能够开始工作的基础。西蒙补充道，“在道德立场上，我们会支持90%的单一所得税政策。”当然，西蒙不倡导如此之高的税率，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高税率的抑制效应。但是他的估计的确削弱了下述观点的基础，即富人有权持有他们的财富，因为这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西蒙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财富中最多只有10%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
无论怎样，即便我们必须承认人们挣得的每一美元都是他们应得的，这并没有回答他们应当如何处理他们的财富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他们有权把钱花在举办奢华派对、购买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上，或者直接把钱冲进马桶。但是，当其他人死于易于预防的疾病时，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不道德的。在我写于3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当时，孟加拉国正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我举了一个路过池塘的人看见一个小孩不慎掉入池塘，并有可能溺水而亡的例子，即使我们与掉入池塘的小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如果我们能够在最小程度的不便或者不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的情况下挽救这个孩子，我们就不应当袖手旁观，任何行为或借口都是无情的、不得体的，总而言之，是不道德的。比如在挽救这个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弄坏一双新鞋子，但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溺亡的好理由。同理，如果我们能用买一双鞋子的钱对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项目做出贡献，而且通过这个健康项目我们有机会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
不过，或许我们帮助穷人的责任比这个案例所蕴含的更为强大，因为我们比那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使小孩掉入池塘的路人更少一些无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家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认为，至少我们的一些财富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他的这一主张不仅基于对欧洲和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产品时维持的贸易壁垒的一贯批评，也基于我们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流通的过程中一些更不熟悉的方面，如购买自然资源等。
这种情形有利于工业国家的发展，因为它使我们获得了保持繁荣的原材料，但这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场灾难，它把应当有利于他们发展的财富变成了周期性的诅咒，对他们国家的全体人民而言没有任何好处。
就此而论，我们对穷人的责任不只是对陌生人提供的援助，而且是对我们已经导致的或者仍在导致的危害进行补偿。可能会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需要对穷人进行补偿，因为我们的富足实质上在造福他们。据说奢侈的生活方式提供就业，而且财富也会向下层渗透，比直接援助穷人更有效。但事实上，工业化国家的富人们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由极度贫穷的人们生产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去20多年中，虽然扩张的贸易已经帮助世界上的许多穷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它没有为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人口带来任何好处。极度贫穷人口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富人，而另一些人由于缺乏公共设施，无法把他们的物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即便他们能够把农产品运到港口，欧洲和美国的补贴也通常意味着他们不能将这些农产品卖出去，即使——例如在西非的棉花种植者要与比他们更大规模和更加富裕的美国棉花种植者竞争的情况下——他们拥有比富裕国家接受补贴的生产者更低的生产成本。
有人可能会合理地建议，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来自国家而不是私人慈善。当援助通过政府进行时，收入在税收起征点之上的任何人都会对此做出贡献，而且收入越高，贡献越大。尽管我们可能会对盖茨和巴菲特正在做的一切表示赞赏，我们也会被使数亿人的命运有赖于两个或三个公民的决策的系统所困扰。然而，美国政府仅将每100美元国家收入中的22美分用于国外发展援助，这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点，这与葡萄牙的捐赠情况相当，而约是英国捐赠的一半。更为糟糕的是，许多政府援助被直接输送到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地方——伊拉克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发展援助最大的接收国，然后依次是位居前十的埃及、约旦、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国。不到美国政府发展援助总额的1/4——几乎只是我们每100美元国民总收入中的一枚5分镍币——流向世界上的贫穷国家。
将私人慈善加入美国政府援助可以改善这种局面，因为美国私下给予国际慈善事业的人均捐赠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公民的人均捐赠都要多。然而，即使将私人捐赠包括在内，如挪威、丹麦、瑞士以及荷兰等国的海外援助数目——在与它们的经济规模成比例的情况下——是美国的三倍或四倍之多，且更大比例地流向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至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以缓解全球贫困为目标的私人慈善力量，不易受政府已经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观点的影响。即使美国的官方援助得到了更好的指导，且相对于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言，与世界上最慷慨国家的援助拥有了可比性，私人慈善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私人捐赠者不受外交上的考量或者在美国寻求关键选票的约束，更加容易避免与腐败或者浪费的政府打交道。他们可以与当地村民和基层组织一起工作，直接进入慈善援助领域。
慈善家也不受制于政治说客。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数1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与国内产品捆绑在一起。捐赠给非洲的小麦必须是美国种植的，即使援助专家认为这通常会抑制非洲当地的市场，抑制那里的农民种植更多小麦的动力。在一项无疑以生命为代价的决策中，数以亿计为了阻止非洲以及世界艾滋病蔓延的避孕套必须在美国生产，即使他们要花费在亚洲生产同类产品两倍的成本。
此外，私人慈善也可以自由地在那些政府援助不敢随意涉足的领域冒险。沃伦·巴菲特通过一个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赞助了包括计划生育和赞成堕胎在内的社会组织来支持生育权利。在另外一项非比寻常且具有首创意义的项目中，巴菲特已经为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燃料库”计划提供了5亿美元的担保，以为那些履行了核不扩散承诺的国家提供核反应堆燃料。这一已经被讨论多年的计划现在被广泛接受为一项阻止各个国家建立它们自己的生产核反应堆燃料装置的有效行动，因为这些装置可能会随后转变为生产核武器的装置。巴菲特说，这是“对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投资”。虽然这是政府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哪个政府迈出了第一步。
政府援助总是饱受批评。认真计划且明智引导的私人慈善，可能是对“援助无效”这一说法的最好的回应。当然，正如任何一项大型的人类事业，些许的援助可能是无效的。但是，只要援助不是适得其反的，甚至相对无效的援助也很可能比购买奢侈品更能促进人类福祉。
故此，富人应当捐赠。但他们应当捐赠多少？盖茨可能已经捐赠将近300亿美元，但即便如此，他仍以530亿美元稳居美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榜首。他靠近美国西雅图的高科技湖边别墅据说价值超过1亿美元，财产税需要将近100万美元。在他所有的财产中，《莱斯特手稿》（codex lester）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do da vinci）存在私人手中唯一的手抄本。1994年，他为购买这个手抄本花了3080万美元。比尔·盖茨已经做得够多了吗？你可能会更直接地问：如果他真的认为所有生命具有平等价值，他为什么住在豪宅之中，而且拥有莱斯特手稿？如果住得更简朴一些，并用因此节省下来的钱捐赠更多，有没有可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根据盖茨已经捐赠的财富在他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进行评判，他与美国《福布斯》富豪榜上前400的其他人，包括他的前同事和微软的创建者保罗·艾伦（paul allen）相比，已经做得很好了。艾伦于1983年离开了微软公司，在他的一生中给慈善机构捐赠了超过8亿美元，这几乎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以后能够捐赠的金额。但是，艾伦在美国《福布斯》富豪榜上位居第50位，并且拥有一个价值160亿的网络公司，他还拥有两支球队、一支橄榄球队（西雅图海鹰队【3】）和一支职业篮球队（波特兰开拓者队【4】），以及长达430英尺的远洋游艇，这个游艇能够同时运载两架直升飞机和一艘60英尺的潜水艇。而他所捐赠总额的只占到他财富总量的5%。
在艾伦所捐赠的财富总额的5%与盖茨所捐赠的财富总额的约35%之间，是否存在一条道德充分性（moral adequacy）的界线？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树立起一个个人典范，以告诉盖茨他捐赠得还不够，但是，一个叫泽尔·克拉文斯基（zell kravinsky）的人做到了。几年前，在克拉文斯基45岁左右时，他捐赠了近乎他所有的4500万美金的不动产财富给与医疗相关的慈善机构，只留下了靠近费城的詹金敦（jenkintown）的一栋最简朴的房子，以及仅能满足家庭基本开销的财富。在了解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肾源的过程中死于肾衰竭，克拉文斯基联系了一家费城的医院，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献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在《纽约客》（new yorker）看到克拉文斯基的故事之后，我邀请他来普林斯顿大学为我们班的学生做了一场讲座。他似乎因他人未能看到自己利他行为背后的简单逻辑而感到痛苦。克拉文斯基的头脑非常精明——这种才能显然帮他决定了做何种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且他认为，因为捐了一只肾而死亡的机会是1/4000。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不将肾捐给一个否则会死亡的人，意味着这个人将自己的生命价值视为是陌生人的4000倍，在克拉文斯基看来，这个比率是“可恶的”（obscene）。
将克拉文斯基与我们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地方在于，他将所有人的生命的平等价值作为生活的指南，而不只是将之作为一种漂亮的说辞。他承认有些人认为他近乎疯狂，甚至他的妻子也认为他走得太远。她的妻子反对捐肾的观点之一在于，他们的孩子可能有一天也需要一个肾，而克拉文斯基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匹配的捐赠者。据我所知，克拉文斯基对他孩子的爱与任何正常父母的一样强烈。毫无疑问，这种情感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是人类作为繁衍生息，而我们的后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生存的哺乳动物进化的产物。但在克拉文斯基看来，这并不能证明我们赋予我们的孩子高于陌生人的孩子几千倍的生命价值是正当的。我问他是否愿意以他孩子的生命换取1000个孩子的生命时，克拉文斯基回答道：“愿意。”事实上，他曾说过他愿意用他孩子的生命来换取其他两个孩子的生命。然而，为了安抚他的妻子，克拉文斯基最近重回了房地产领域，赚了一些钱，为家人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但是，只要在保证他的家庭生活适度平静的前提下，他仍致力于捐赠尽可能多的钱。
巴菲特认为要给予他的孩子“足够多的东西，让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做任何事，但又不是多到他们什么也做不了的程度。”根据巴菲特的观点，这意味着每个人要有“几十万美金”。若按绝对价值计算，这远远多于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留给他们孩子的财产，而且，根据克拉文斯基的标准，这绝对太多了。（克拉文斯基认为最困难的部分不是给出第一笔4.5亿美元，而是最后的1万美元，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必须生活得非常简朴，以至无法在商业世界中发挥作用。）但是，即使巴菲特给他的三个孩子每人留100万美元，他仍可以捐赠超过他财富99.99%的部分。当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个将“把大部分自己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代”奉为标准的社会里——更好的做法是赞赏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对他们本可以捐赠的额外几十万美金吹毛求疵。
纽约大学的哲学家利亚姆·墨菲（liam murphy）以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夸梅·安东尼（kwame anthony）主张，我们的责任仅限于承担缓解全球贫困的公平份额。他们会让我们计算，需要多少资金才能确保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再将这一总数在富人之中进行分配。那将给我们每个人确定一个捐赠的数额，按这个额度进行捐赠，我们将有可能完成我们对穷人的责任。
这一公平份额可能是多少呢？一种计算方法是将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作为我们的目标，至少作为下一个9年的目标。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汇集了世界首脑的大会，在会上，各国首脑承诺到2015年要实现包括以下在内的一系列目标：
使世界上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日均生活费的购买力不足一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使世界上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确保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能完成小学的全部课程；
结束教育中的性别歧视；
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2/3；
产妇死亡率降低3/4；
阻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阻止并开始减少疟疾及其他折磨人类的主要疾病的祸害；
使世界上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去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领导的一个联合国工作小组估计，在2006年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的年度费用为12100亿美元，到2015年，这一费用将上升到18900亿美元。当我们将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纳入考虑，为实现这些目标，每年额外需要的费用在2006年仅为480亿美元，到2015年则达到740亿美元。
现在，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富豪和超级富豪的收入，再问他们按理应该捐赠多少。基于美国2014年的税收数据，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最近分别提供了一份让这一工作变得更加容易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使用的是除资本收益外的税前收入，但对每一个富豪而言，来自资本收益的收入几乎一直是大量的。为简化起见，我已经将这些数据四舍五入，而且通常是向下处理。还需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提到的“纳税单位”在通常情况下是指家庭而非个人。
皮凯蒂和赛斯数据中的顶部由0.01%的美国纳税人构成。他们当中的14400人的人均收入为1277.5万美元，总收入为1840亿美元。这一群体中的最低年收入也超过500万美元，因此，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可以在没有太多困难的情况下，捐赠他们年收入的1/3，即平均每人4300万美元的数额，总计约为610亿美元。即使这样，他们每个人仍至少能够留下年收入中的3300万美元。
接下来是其余处于前0.1%的群体（上述的分类除外，因为我将从此开始分类）。这一群体包括129600位富豪，他们的人均收入刚超过200万美元，最低收入为110万美元。如果他们每人捐赠他们收入的1/4，将会产生约650亿美元的总额，而他们每个人留下的年收入至少还有84.6万美元。
前0.5%的富豪是由575900位纳税人构成的，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62.3万美元，最低收入则为40.7万美元。如果他们捐赠他们收入的1/5，他们每个人仍然至少留有32.5万美元，他们捐赠的总额将达到720亿美元。
再到前1%的富豪群体，我们发现了719900位年均收入为32.7万美元的纳税人，他们当中的最低收入是27.6万美元。他们能够轻松捐赠他们收入的15%。捐赠总额将达到350亿美元，他们每人仍将留有23.4万美元。
最后，在处于这个国家前10%的其余人中，最低年收入为9.2万美元，人均年收入则为13.2万美元。这个群体有将近1.3亿人。如果他们按传统的什一税进行捐赠——他们收入的10%，或者人均1.32万美元——捐赠的总额将达1710亿美元，他们最少仍剩下8.3万美元。
你可以花很长时间讨论我关于收入捐赠比例的建议是否是最公平的可能方案。或许这一按比例增减幅度还应更陡峭一些，这样的话，超级富豪捐赠得更多，而仅仅是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可以捐赠得更少。而且它可以延伸到前10%的美国家庭之外，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够在负担基本生活需要之外进行捐赠，即使只有1%。尽管如此，关于这些计算的显著事实在于，不太可能给任何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捐赠规模可以产生4040亿美元的总额——这还只是来自美国前10%的家庭。
毋庸置疑，其他国家的富豪应当分担缓解全球贫困的负担。美国用国内生产总值的36%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所有成员国负责。可以说，因为美国比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都要富裕，而且它的财富分配几乎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更加不均衡，美国富人做的贡献应当比全球捐赠总额的36%还要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为缓解全球贫困，全部援助中超过36%的部分应当来自美国。为简便起见，让我们将捐赠总额的一半作为美国的公平份额。在此基础上，将该方案扩展至世界范围，将每年为发展援助提供8080亿美元的资金。那将是由杰弗里·萨克斯所主导的工作小组为走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轨道所估算的2006年度所需捐助总额的6倍之多，也是捐助总额与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之间差额的16倍。
如果我们在消除全球贫困上只做我们的分内之事，这个负担将不会太重。但这真的是我们应当做的全部吗？既然我们都认为公平是一种善，而且，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喜欢因其他人没有尽自己应尽的责任而承担更多，公平份额的观点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在最终，我们应当拒斥这种观点。让我们回到池塘溺水儿童这个案例，假设不是一个儿童掉进池塘，而是50个儿童掉进池塘，在池塘周围的草坪上，有50位与这些儿童没有任何关系的成年人正在野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涉水进入池塘并挽救这些孩子，我们将会感受到的冰冷刺骨的水和在没膝的污泥水中令人不快地来回晃动的事实不能为不救这些孩子提供辩护。“公平份额”理论家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救一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将会得救，因此我们当中没有人负有救超过一个孩子的责任。但是，假如有一半的野餐者喜欢待在整洁且干燥的草坪上，而非去救任何一个孩子，情况将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在救完一个孩子之后就停下来，确信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分内之事，但剩下的那一半孩子将会溺水而亡，这是可以接受的吗？我有正当理由对那些没有做到他们公平份额的人们感到愤怒，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愤怒不是我们任由这些孩子溺水而亡的理由。就褒贬而言，我们对那些什么也不做的人进行谴责显然是正确的。相比之下，我们可能不会如此严厉地谴责那些做了他们分内之事后就停下来的人。即便如此，在他们本可以救这些孩子的时候，任由他们溺水而亡，那也是不道德的。
同理，在现实世界中，当那些拥有充足收入的人没有为缓解世界贫困而尽他们的公平份额时，应当被视为一种严重的道德缺失。然而，当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当因为其他人没有做到其应当做的，更多的捐赠将会帮助到许多迫切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要决定对那些将自己的贡献限制在公平份额之内的人采取恰当的方法并不容易。在我们自己私下判断时，应当认为没有承担更多是不道德的。但我们是否应当对那些做了分内之事，但没有承担更多的人展开实质性的批评，取决于这种批评会给他们以及其他人带来多大的心理冲击。这反过来又取决于社会实践。如果大多数人做得很少，或者什么也没做，设定一个高于公平份额水平的标准似乎近乎苛刻，以至于使那些愿意做出公平贡献的人望而却步。因此，最好是避免对那些已经完成分内之事的人作出批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阅读、写作，并教授我们这个世界上因富足和危及生命的贫困的并存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但是，直到在准备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统计出了美国前10%的高收入阶层的确切财富之后，我才彻底明白，对这个世界上的富人来说，消除或几乎消除全球贫困问题有多么容易（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里，这已经变得更加容易了，因为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结果令人感到惊讶。我仔细检查了这些数据，而且让我的研究助手也检查了一遍，但它们是正确的。以我们的能力来衡量，“千年发展目标”异常地、令人震惊地谨慎。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这些目标——因为就目前的迹象而言，我们可能会这样——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为此开脱。我们应当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让一定比例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确保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需要生活在那种丧失体面的条件之下。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而且完全可能实现。
【1】本文最早刊发于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december 17，2006。
【2】这里指2006。——编者注
【3】西雅图海鹰队（seattle seahawks）是一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美式橄榄球球队，成立于1974年，于1976年加入国家橄榄球联盟（nfl）。1997年起，海鹰队的拥有者是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该球队的价值据《福布斯》估计达13.3亿美元（2014年）。——译者注
【4】波特兰开拓者队（portland trail blazers），于1970年成立并加盟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nba），是一支属于美国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职业篮球队，也是nba西部联盟西北赛区的一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