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以来——那时候，纽约市立学院想要聘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个倡导自由恋爱的无神论者——就没有一次学术任命引发过如此的骚动。【2】

以上是1999年我从澳大利亚搬至美国时，《纽约时报》对我的报道。【3】当时，由普林斯顿大学信托受托人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支持的反堕胎与残障人士组织联盟，要求解除我的教职。根据学术自由原则，普林斯顿大学立场坚定，反对者做到的只是增加了人们对我的作品的兴趣。当《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向我约稿时，我利用那次机会发表了《饥饿、富裕与道德》的修改版，让更多的读者读到了它。那篇文章提到了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f）或美国的乐施会进行捐赠的免费热线电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乐施会后来告诉我，在文章发表后的那个月，他们总共收到的捐款比他们往常通过这些热线电话获得的捐款总数要多出60万美元。几年之后，一位乐施会的员工告诉我，曾有一位妇女来到她的办公室，从手提包中拿出那篇文章的一份皱巴巴的副本，说她想要捐赠。这位妇女随后成为了乐施会的一位主要捐赠人。

在巴西电影《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中，朵拉是一名退休的学校老师，她靠坐在车站为文盲写信勉强维持生计。突然，她有了一个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机会。她只需要说服一名无家可归的9岁男孩，跟随她去指定的地点（她得知这个小男孩会被有钱的外国人收养）。她把男孩送到那儿，得到了钱，用其中的一部分买了台电视机，正准备安下心来享受她的新设备。然而，她的邻居使她兴致全无，因为这位邻居告诉她，那个男孩年龄太大，不能被收养——他将会被杀掉，而且他的器官将会被卖掉用作器官移植。或许朵拉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件事，但直到她的邻居清晰地说出这一切之后，她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朵拉决心找回这个男孩。

假如朵拉告诉她的邻居，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其他人也有像样的新电视机，而且如果卖掉这个男孩是她获得电视机的唯一途径，那好吧，他不过是个在街上流浪的孩子。如果她那样做的话，在观众的眼中，她将变成一个残忍的人。她只有做好承受巨大的风险来挽救这位男孩的准备，才能救赎自己。

在电影结的尾处，如果朵拉没有将男孩救回家，安置在一个比她的住所更为舒适的地方，身处世界上富裕国家的电影院的人们将会很快谴责朵拉。事实上，美国中等收入的家庭平均将他们收入的1/3花在那些不比电视机之于朵拉更为必需的事物上，比如去不错的餐厅就餐、因为旧衣服不再时髦而购买新衣服、去海滩度假胜地度假，等等——我们收入中如此之多的部分，都花在了对于维持我们生命与健康来说不必要的事情上。将这些钱捐赠给众多慈善机构中的一个，对处于危难中的儿童而言，可能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所有这些提出了一个问题：最终，一个将无家可归的孩子卖给器官贩子的巴西人，与一个已经有了电视机，却换了台更好的电视机的美国人——他知道钱可以捐赠给挽救处于危难中儿童生命的慈善组织，他们在道德上有多大的差别呢？

诚然，在这两种情形之间存在诸多可以支持针对它们的不同道德判断的不同之处。首先，当一个小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只有冷酷无情的人才会将他交付死亡；相比之下，对为从未谋面的孩子筹款的呼吁视而不见则容易得多。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即根据人们的行为结果判断其行为是非对错的人，如果美国人因为未捐赠而导致又一个孩子在巴西城市的街头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此种结果与把小孩卖给器官贩卖者一样恶劣。但是，人们无须采纳我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来看待这个问题，至少，这里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不一致：人们如此迅速地谴责朵拉将那个孩子卖给器官贩卖者，与此同时，却不把美国人的消费行为提升到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的层面来看待。

在1996年出版的《活得高贵，死得平凡》（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一书中，任教于纽约大学的哲学家彼得·昂格尔（peter unger）设计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虚构案例，用来考察我们的直觉是否会认为过着优裕的生活，而不捐赠大量的钱去帮助那些饥饿的、营养不良的或者死于像腹泻这类容易治疗的疾病的人是不道德的。下面是我关于其中一个案例的释义。

鲍勃即将退休，他用大部分储蓄买了一辆非常珍贵稀有的布加迪（bugatti）老式轿车，却没有能力为其投保。这辆布加迪是他的骄傲和喜悦的来源。除了从驾驶与维护这辆车中获得的欢乐之外，鲍勃更清楚它不断上涨的市场价值意味着他随时能够卖掉它，从而在退休之后过上舒适的生活。一天，鲍勃开车出去兜风，他将这辆车停在靠近一条铁路侧线的末端，到轨道上散步。正当那时，他看见一辆失控的列车，上面空无一人，沿着火车轨道行驶。顺着轨道方向眺望，他看到了一个孩子的小小身影，他很有可能被这辆失控的列车撞死。鲍勃无法阻止这辆列车，这个孩子又距离他太远，不能对其发出危险的警告，但是他可以扳动一个开关，使火车转向他的布加迪老式轿车停靠的侧线方向驶去。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被撞死——但是他的布加迪老式轿车将会被撞坏。想到他因为拥有这辆车而获得的欢乐，以及这辆车所代表的财务保障，鲍勃决定不动这个开关，最后，这个孩子被撞死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鲍勃享受着拥有这辆车的快乐以及这辆车所带来的财务保障。

我们大多数人会立即回应，鲍勃的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昂格尔表示赞同。但随后他提醒我们道，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机会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们可以给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者美国乐施会这样的组织捐赠。那么，我们必须给这些组织中的一个捐赠多少，才极有可能挽救一个被容易预防的疾病所威胁的孩子的生命？（我并不认为儿童比成人具有更高的挽救价值，只是因为没有人质疑儿童的贫困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关注他们可以简化问题。）昂格尔召集了一些专家，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做出了一些合理的估算，包括募捐成本、管理费用以及在最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的成本。根据他的估算，200美元的捐赠将会帮助将一个两岁大的生病的孩子转变为一个6岁的健康孩子——通过在儿童时期最危险的几年为其提供安全通道的方式。为了表明哲学观点如何具有实用性，昂格尔甚至告诉他的读者，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使用他们的信用卡，并拨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发展及援救的非政府组织的免费热线进行捐款。

现在，你拥有了挽救一个儿童生命所需要的信息，如果你不作为，你应当如何评价自己呢？想想鲍勃和他的布加迪老式轿车。与朵拉不同的是，鲍勃无须直视为了他自己的物质舒适而牺牲掉的孩子的眼睛。这个孩子对他而言是完全的陌生人，因为相距太远而无法产生亲密的、私人的关系。和朵拉还有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误导这个孩子，也没有引发一系列使孩子陷入危险境地的事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鲍勃的情形与朵拉的情形有所不同，但与那些有能力但是不愿意向海外援助组织进行捐赠的人们相类似。

如果你仍然认为鲍勃没有按下那个会使火车切换轨道、从而挽救孩子生命的开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你也很难否认，不给上列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捐款，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除非在这两种情形之间，我遗漏了一些道德上非常重要的差异。

援助是否真的能到达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是一个实际上不确定的问题吗？熟悉海外援助情况的人都不会质疑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但是昂格尔得出的200美元能够挽救一个孩子生命的数字，基于他对真正能够到达目标儿童的捐款比例做出的保守估计。

鲍勃与那些有能力却没有给海外援助机构捐款的人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只有鲍勃一人能够挽救在轨道上的孩子，而有数以亿计的人能够捐赠200美元给海外援助机构。问题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这样做。但这是否意味着你不做这件事是正确的？

假设有更多的人拥有珍贵的老式轿车——卡罗尔、戴夫、艾玛、弗雷德，等等，直到齐姬【4】——他们与鲍勃处于相同的情境之中，将车停在他们自己情境中的旁轨，并且同样可以扳动开关，他们都选择牺牲这个孩子，以保护他们珍爱的汽车。对鲍勃而言，做出同样的行为选择就是正确的吗？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为随大流的伦理观点背书——在纳粹暴行发生的时候，这种伦理观点使得很多德国人都扭开头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人没有做得更好，就为他们的不作为寻找借口。

我们似乎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在鲍勃的情境与任何一位阅读这篇文章的，拥有额外的200美元却不愿意将其捐赠给海外援助机构的读者之间画出一条道德界线。这些读者的行为看起来至少与选择让狂奔的火车撞向毫不知情的孩子的时候鲍勃的行为一样恶劣。鉴于这一结论，我相信许多读者都将会拿起电话捐赠200美元。也许你应当在进一步阅读前先做这件事。

既然在道德层面上，你已经将自己与那些把他们的老式轿车置于一个孩子的生命之前的人区别开来，那么在招待你自己和你的伙伴在你最喜爱的餐馆用餐的情形中又如何呢？但先等一下，你在餐馆花的钱也能够帮助挽救海外儿童的生命！的确，你没有打算在今晚花掉200美元，但是如果你停止外出用餐一个月，你会很容易地攒下那么多的钱。与孩子的生命相比，外出用餐一个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极度贫穷的儿童，那么你总是可以节约另一200美元，来挽救另一个孩子的生命，因此你有责任持续捐赠，直到一无所有吗？在哪一时间点上，你可以停止捐赠？

假定的例子很容易变成一场闹剧。比如鲍勃这个案例，在失去布加迪老式轿车之后，他能走多远呢？想象鲍勃的脚卡在了铁路侧轨中，如果他改变火车的运行轨道，在撞车前，火车也会截断他的大脚拇指，他仍然应当扳动那个开关吗？如果是截断他的脚呢？更甚是他的整条腿？

将布加迪老式轿车的情境推到极致显得荒谬可笑，但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观点：只有当牺牲变得确实非常严重时，大部分人才会认为鲍勃不去扳动开关的决定并非是不道德的。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来判断道德问题。但是考虑一下你会对鲍勃的牺牲程度提出的要求，然后再思考自己必须捐赠多少钱，才能做出与此大致相等的牺牲。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比200美元多得多。对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而言，20万美元都是比较容易的。

要求人们捐赠如此之多会不会事与愿违？我们是否在冒一个许多人会耸耸肩说，如此设想的道德对圣人比较适宜，而非他们的风险？我承认在近期甚至是中期的未来，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即美国富人捐赠大量的财富给陌生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当赞扬或者谴责人们的行为时，我们倾向于用一种与正常行为的一些概念相关的标准。将收入的10%捐赠给海外援助机构的生活宽裕的美国人，在目前仍胜过大部分拥有同样舒适的生活的公民同胞，我不会因为他们没有捐赠更多而特意谴责他们。然而，他们应当捐得更多，而且他们也无权对鲍勃因为布加迪老式轿车而没有做出更大的牺牲进行批评。

说到这里，各种各样的异议会突然出现。有人会说：“如果每个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公民都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没必要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了，因为早在达到这种水平之前，所需的资源本来会在那里，去挽救所有死于缺乏食物或医疗护理的儿童的生命。那么我为什么要捐赠比我的公平份额更多的钱？”与之相关的另一种异议称，政府应当增加海外援助分配，因为那会更加公平地将负担分摊给所有的纳税人员。

但是，我们应当捐赠多少是一个需要放在现实世界中来做出决定的问题——令人悲伤的是，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不会，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给予海外援助机构大量的捐款。我们也知道，至少在明年【5】，美国政府不会达到联合国建议的、即使是非常适度的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的7%；现在，美国的捐赠额远远低于这个目标，只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09%，甚至不到日本0.22%的一半，和丹麦0.97%的1/10。因此，我们知道自己捐赠的超出理论上的“公平份额”的钱，仍然可用于挽救否则将会逝去的生命。虽然“没有人需要做得比他或她的公平份额更多”这一观点是强有力的，但如果我们知道其他人没有捐赠他们的公平份额，而除非我们比我们的公平份额捐赠得更多，不然孩子将会死于可预防的死亡时，这种观点应该继续盛行吗？这样就离公平太远了。

因此，限制我们应当捐赠多少的根据也失败了。置身于当下的世界，我看不出我们有任何理由逃避这一结论：我们每个人应当将基本需求之外的财富盈余中的大部分捐出去，去帮助那些遭受极端贫穷以至于危及生命的人。没错，我的意思是你不应该买新汽车、乘坐游轮、重新装修房屋或者购买昂贵的新衣服。毕竟，一套1000美金的衣服能够挽救5个孩子的生命。

那么，如何将我们的哲学观点分解成美元和美分？根据一个非盈利经济研究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研究结果，一个年收入达5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大约花3万美元在生活必需品上。因此，对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的家庭来说，帮助世界上的穷人的捐款应当尽可能地接近2万美元。对更高收入的家庭而言，也同样只需要3万美元维持生活所需。故此，一个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家庭可以每年削减7万美元的花销。那么，这个捐赠准则变得很简单：你在奢侈品而非必需品上的花销，都应当进行捐赠。

目前，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性本身还不足够利他，以至于可能让很多人为陌生人做出巨大的牺牲。根据人性的事实，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错在根据这些事实得出一个道德结论。如果情况是我们应当做那些根据预期，我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会做的事情，那么就让我们直面这个事实吧。此外，如果我们将一个孩子的生命看得比去奢华餐厅更有价值的话，当我们下次外出用餐时，就会意识到我们本该用自己的钱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这样过一种具有道德尊严的生活对你来说非常艰难的话，好吧，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我们没有过上一种具有道德尊严的生活——不是因为知耻是一件好事，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明确应该前进的方向，这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

当鲍勃站在轨道开关旁，第一次面临是否扳动开关的困境的时候，当他被置于一个必须在一个无辜儿童的生命与牺牲他的大部分积蓄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境的时候，他一定想过他是多么倒霉。但其实他一点也不倒霉，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那样的情境之中。

【1】本文最早刊发于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december 17，2006。

【2】1940年纽约市立学院聘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教授数学和逻辑哲学，但遭到纽约宗教界和普通民众的抵制，以至于罗素当年即被解雇。——译者注

【3】sylvia nasar，“princeton’s new philosopher draws a stir，”new york times，april 10，1999.

【4】这里作者按字母b之后[因为鲍勃（bob）首字母为b]的首字母顺序列举人名，如卡罗尔（carol）、戴夫（dave）……直到齐姬（ziggy）]。——译者注

【5】这里指2007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