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写于军事镇压所导致的移民危机最为严重之时。900万饥民越过边境逃到印度，在印度的难民营中挣扎求生。在事后看来，我们可将此次危机视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出现的关键一步，但在当时，幸运的结果似乎不太可能，陷入险境的人数之多则是显而易见的。我把这种极端紧急的状况作为我的观点的根本支撑，即富裕国家的人们应当为世界贫穷地区急需帮助的人们提供更多帮助。然而，这一观点虽已有了十分普遍的应用，如今仍面临着与1971年同样的挑战。

那时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正面临一个令人振奋的新转型。在之前的25年，道德哲学一直集中于对道德术语，如“善”与“正当”的意义分析，而这似乎对“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等实质性问题没有意义。a. j. 艾尔（a. j. ayer）认为指望以道德哲学为指导是一种错误，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似乎概述了这样一个普遍观点：“目前看来，无论怎样，政治哲学已死。”【1】那个“时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学生抗议运动迫切需要与当下的主要议题相关的课程设置：公民权利、种族歧视、越南战争和非暴力抵抗。于是，一些哲学家开始回顾他们早先时代的传统，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新期刊《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在创刊时提出了自身的“目的陈述”（state of purpose），认为对公共问题的哲学审察“能够有助于其的澄清与解决”（现在，很难相信如此谨慎措辞的表述会被视为激进）。由此开始了，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复兴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实践”或“应用”伦理学领域。

当这本即将发行的期刊开始邀请论文投稿时，我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正要开始我的第一份学术研究工作。当我还在澳大利亚读本科时，就一直参与到堕胎法的改革运动和反越南战争活动中去。在牛津大学期间，我写过一篇关于在民主社会中基于责任遵守法律的论文。【2】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将我们收入的10%捐赠给乐施会（oxfam）；了解了动物被怎样地残忍杀害，从而变成人类桌上的肉食后，我们变成了素食主义者。【3】我渴望用哲学的方式解决我生活中遇到的重要伦理问题。《哲学与公共事务》的发刊为此提供了绝佳机会。《饥饿、富裕与道德》就于1972年春季发表在此刊的第一卷第3期上。

这篇文章很快成为了伦理学领域的主要内容，其被再版所在的选集的不完整列表已经达到了五十。每年，它都被成千上万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广泛阅读。然而，直到最近，这篇文章可能都更常被用来提出一个学术问题，而非挑战学生去思考他们是否在以一种伦理的方式生活。教授们在提到这篇文章时如是说：“这里有一篇论证看似合理的文章，但其结论不可能是完美的。你们需要在其论证中寻找瑕疵。”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学生，以及至少是他们的教授中的一部分都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立场。他们在论证中没有发现瑕疵，而且热衷于探索它的伦理意蕴。【4】这就是新兴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运动，许多人被这篇文章或者这本书中的其他文章影响，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5】这里有几个例子：

1．托比·奥德（toby ord）在还只是哲学院学生的时候读到了这篇文章。随后他倡导成立“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giving what we can have）组织，鼓励人们捐赠他们税前收入的10%给他们认为做得最好的慈善组织，直到退休为止。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成员捐赠了超过800万英镑，按照承诺，他们一生的捐赠总量估计会超过4.57亿英镑。

2．克里斯·克罗伊（chris croy）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圣路易斯社区学院（st. louis community college）的一门课上被指定学习了《饥饿、富裕与道德》这篇文章。在这门课上，他也阅读了一篇观点与本文相左的文章：哲学家约翰·亚瑟（john arthur）认为，如果我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同样，我们也应该通过捐赠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比如肾，来帮助别人。亚瑟认为，以下这种观点不可能是正确的：仅指出这种捐赠会催生更多善意这一事实，还不能充分说明我们应该这么做。对克罗伊而言，这看起来更像是在倡导人们捐肾，而非驳斥帮助赤贫的人们。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并同朋友商量之后，他联系了当地医院，随后捐了他的一个肾给陌生人（受捐者已经43岁，是学校老师，所教的孩子大都很贫困）。

3．古斯塔夫·亚历山德里（gustav alexandrie）是一位瑞典作曲家，受我的文章的影响，他捐款给慈善组织，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他想要传播这一重要的理念，并决定发挥他自身的专长来做这件事。于是，他写了一首合唱曲，让合唱团演唱文章中的核心类比，即儿童溺死在池塘里。2014年，亚历山德里的这一作品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公演，由索达拉丁语室内合唱团（sodra latin chamber choir）演唱，简·里斯贝格（jan risberg）担任指挥。

4．迪恩·斯皮尔斯（dean spears）于20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年前，当他和妻子黛安·科菲（diane coffey）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在印度建立了一家慈善经济学研究机构（r. i. c. e）。毕业之后，迪恩全身心投入到r. i. c. e的工作中。他在给我的邮件中提及此事，说他做此决定“主要是由于受《饥饿、富裕与道德》这篇文章的影响”。然而，迪恩长期投身于为穷人服务的事业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那篇文章的论点。迪恩和黛安现在生活在印度，关注露天排便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探讨起来比较尴尬，所以一直以来被过于忽视了，但它会对青少年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同时也会损害成年人的生活。当然，我非常高兴我的文章能够促使迪恩和黛安从事如此重要的工作。然而，在迪恩的消息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一个脚注：“我们在婚礼上选读了池塘的故事。”

5．2015年1月，我正在写作前言时，收到了一封来自戴维·伯纳德（david bernard）的邮件，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一名学生，他邀请我到他们学校最近成立的乌普萨拉有效利他组织（effective altruism uppsala）安排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当时，戴维加了一段个人说明：“《饥饿、富裕与道德》是我探索有效利他主义之路的第一步……你的文章极大地敦促我采取具体行动，将行善的‘模糊愿望’变为现实，并帮助我赋予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意义。”现在，轮到你们来阅读《饥饿、富裕与道德》这篇文章了。它可能也会改变你的生活。如果你发现它具有说服力，请想想如何帮助传播它的核心理念。

《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遭到了其应得的异议与反对——也许已经超过了它所应得的，因为它得出了令人不太愉悦的结论，即我们当中几乎很少有人在过一种完全道德的生活。需要修正的一个观点涉及通过向慈善机构捐款来挽救生命的预计成本。将挽救池塘中溺水儿童生命与挽救发展中国家死于贫穷相关的原因的儿童进行比较意味着：一个人只需付出替换沾满泥泞的衣服的代价，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在收录于此书的第二篇文章《解决世界贫困的辛格方案》中，我提到了彼得·昂格尔（peter unger）的一项粗略计算，即200美元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在其他地方，包括也收录于此书的《亿万富翁应当捐赠什么？你应当捐赠什么？》一文中——我设想了进入池塘挽救儿童将会毁坏你的鞋子，而且是以一双昂贵的鞋子为代价，你才能够挽救儿童的生命。

自《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发表以来，慈善领域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在于，当今社会更加强调评估慈善组织在帮助全球穷人方面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大量研究已经关注到特定慈善组织的有效性，使人们能够做出更好的慈善选择，因此也能够使他们捐赠的钱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研究表明许多挽救生命的早期预估成本并不能涵盖随后涉及的所有成本，或通常基于对某种援助形式的频率的错误估量，如提供蚊帐来保护人们免受疟疾的侵害实际上挽救了一条生命。【6】“givewell”组织走上了严格预估慈善活动成本有效性的道路。该组织估计，虽然给非洲疟疾易发地区的每个家庭提供、分发一顶蚊帐仅需花费对抗虐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不超过7.5美元，从结果来看，这种分配方式挽救生命的实际成本却高达3340美元。这一差别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蚊帐并没能挽救生命（虽然其中的一些能防止蚊子所携带的其他疾病，但不能防止致命性的疟疾）。一般而言，“givewell”组织认为挽救每条生命的花费少于5000美元，就表明慈善活动是高成本效益的。【7】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数字比我们在最贵的服装或者鞋子上花费得更多，因此，将我们在那些东西上的花费与我们在挽救一条因贫穷而处于危险中的儿童性命所需的花费进行比较是错误的。虽然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或中产以上的人在商品购买上的花费超过5000美元，但这与挽救一条生命相比，不具有同等的道德重要性。此外，正如昂格尔讲述的鲍勃与布加迪的故事——我在《解决世界贫困的辛格方案》中复述了这个故事，在我们做出能挽救一个我们面前的儿童生命的直觉判断时，我们就应准备好牺牲比我们的衣服更有价值的，甚至是超过5000美元的东西。因此，挽救一条生命成本的变化没有削弱《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中基本的道德论证。

我对其他反对观点的回应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两篇文章当中，它们都被收录在本书中；进一步的回应可以在《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与《你可以挽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这两本书中找到。此外，也有其他文章为我这个原初的观点进行辩护；的确，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文献涉及对这个主题的讨论。【8】然而，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一争论做更加深入的探讨，而是通过提及最近的一些心理学研究成果，拓宽讨论的范畴。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做出像挽救故事中的溺水儿童那样的回应。

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指导道德认知实验室（moral cognition lab）的研究工作。进入心理学领域之前，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因此了解摆在池塘溺水儿童案例面前的所有挑战。他充分意识到这个困境：若无法挽救距离你较近的溺水儿童，人们都会谴责你；但若无法援助距离你很遥远的饥饿的儿童，却是可以被接受的。他明白几乎每个人对这两种情况的直觉判断都非常不同。他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

正如我最初提到的案例，在这两种情形之间，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重要差别。池塘中的孩子离你很近，还可能是你自己社区中的一员，而饥饿的儿童远在千里之外，而且是个外国人。儿童掉进池塘是突发状况，全球贫困却是持续存在的问题。池塘里只有一个可以确定的儿童需要被救助，而且你具备挽救那个孩子的能力。然而，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死于贫困，而你不能挽救他们所有人，甚至都不能确定如果你不提供援助，将会死亡的是哪个特定的儿童。你是唯一一位能够救池塘里的儿童的人；但是任何一个生活在相对富裕的国家的人都可以帮助贫困儿童。因此，挽救那些儿童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散的，而挽救池塘中的儿童的责任却是确定的。在池塘溺水儿童的情形中，你亲眼看着自己的行动很可能挽救了一条生命，然而，当你捐钱给援助组织时，你必须依赖其他人所搜集的信息了解你的捐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之所以在直觉判断上区分对待这两件事，难道一定是因为某些因素，而非另一些因素？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它或许会告诉我们我们直觉判断的可靠性。

格林与一位学生——杰伊·穆森（jay musen）一起对处在各种虚构场景中的人们的反应进行了测试。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儿童与能够施以援手的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在其中一个场景中，你正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度假时，那里正好遭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台风的打击。你处于安全状态，在山上一个物资充足的小屋中开怀畅饮，但是从你的小屋中眺望海边，那里的人们急需食物、卫生设备与医疗物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而你可以通过捐款，让这些物资惠及更多人。作为对这个故事的回应，68%的人认为自己负有捐赠的道德责任。在另一个不同的版本中，处在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情形都一样。当你的朋友联系你的时候，你正在家里的电脑旁工作，他向你描述，并用智能手机为你直播灾区和救灾工作的情况，以与你分享他在那里的经历。而且，你可以立即通过信用卡线上捐款的方式提供帮助。请注意，在格林提到的两种场景（伴随一些论证）中，“辛格原初假设中的混乱”已经被清除。【9】你掌握同样的信息、具备同样的给予帮助的能力。跳进池塘救一位特定的、可能是当地的儿童，与捐款给国际救援组织以挽救许多需要救助的外国儿童中的一位，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其他差别也已被消除。然而，在第二种情境中，只有34%认为自己有提供帮助的道德责任。似乎是物理距离造成了这种差别。【10】

格林认为，我们在思考时，虽然对比因为担心要买套新西装而任由儿童在面前溺水而亡的人，与不愿意帮助远方的儿童的人，我们更加否定与指责前者，但是物理距离并不会真正导致何谓正确或何谓错误的道德差别。他认为，这一差别源于我们具备的“灵活的自动装置”决定了我们对大多数情形的道德态度，这很像使用照相机中的自动与手动模式的差别。在大多数情况下，傻瓜相机的模式用起来已经足够，为什么要使用手动聚焦、调整光圈、按快门的手动模式？大部分人并不会这么做。在道德推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两种做出决定的可能方式：我们逐步形成的道德直觉使我们能够对一般情形做出迅速又灵活的反应，以及我们拥有的一般的推理能力使我们能够从头开始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当我们身处小型的、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时，在我们前面需要帮助的孩子有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或者与我们有持续联系的某人的孩子，我们的情感反应会让我们认为拒绝帮助面前的孩子是罪恶滔天的。然而，几乎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距离我们遥远的孩子需要帮助，更不用说真的去帮助他们。因此，我们从未对没能帮助远方的陌生人这件事发展出什么情感反应。考虑到此种情况，我不得不进入手动模式，运用我们的推理能力去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11】

基于格林的研究，重新审视我在《饥饿、富裕与道德》这篇文章中所做的工作是可能的。首先，我呼吁从我们逐步形成的对挽救溺水儿童的“傻瓜型”反应切换到“手动模式”，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溺水儿童与我们发现自己相对于那些遥远的，但死于可避免的、由贫困引发的疾病的儿童这两种情况间存在的差别，并不能为以下判断提供证明：挽救溺水儿童是某种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而是否为远距离的儿童提供帮助则是可选择的。作为一种哲学观点，这篇文章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推理能力，并且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理由在一种情境下具有如此强烈的、出于直觉的谴责，而在另一种情境中没有这样的反应。然而，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并不奇怪，因为被选择的特征是那些有助于我们生存和后代繁衍的特征，帮助远距离的陌生人则做不到这些。当然，人类的推理能力本身也处于进化之中，它使我们能够超越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局限进行思考，并对人类进化过程中传承给我们的道德直觉进行批判性的反思。【12】因此，针对我们直觉判断的进化论解释，即在两种情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道德差别，并不能证明这种直觉判断是正当的：相反，这种差别暴露了直觉判断的本质，并要求我们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1971年，我关注到一起威胁900万生命的人道主义危机。【13】当前，我们的目标在于减少极端贫困——每年都有超过600万人因此过早死亡。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种观念本身也是与极端贫困作战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如果越来越多的儿童不断地掉进池塘中，那么挽救一个池塘中的一个儿童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正如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这并非现实情况。我们在减少极端贫困和防治如麻疹、疟疾、腹泻等疾病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而这些疾病恰恰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现在，这些国家中有更多的儿童上学接受教育，作为结果，他们少生孩子，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照顾。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致力于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能够被这些成就所鼓舞，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会做得更好。

【1】a. j. ayer，“the analysis of moral judgment” in a. j. ayer，philosophical essays（london：macmillan，1954）. 在我写《饥饿、富裕与道德》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观点的短评，见“moral experts,”analysis，32（1972）： 115-117。彼得·拉斯利特的评论来自他所编书的导言部分， philosophy，politics and society（oxford： blackwell，1956）。

【2】这篇论文成为了我的第一本书的基础，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我在我的第二本书中呈现了这个观点，animal liberation（new york：new york review/random house，1975）。

【4】2015年4月，我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代表哈佛有效利他主义中心在演讲之前对我进行介绍的时候，描述了人们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种转变。那时候，还是哈佛大学一名本科生的格林将他的教授分析这篇文章的方法与那些组织我的讲座，以及充满了大型演讲中心的来听讲座的学生采取的方法相对比。

【5】参见peter singer，the most good you can do（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以及william macaskill，doing good better（new york：gotham books，2015）。

【6】据此，关于池塘类比的批判，参见 “some reservations about singers child-in-the-pond argument” 。

【7】“givewell”组织认为花费5000美元以下就挽救一条生命是好的，但它们也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缩减开支。

【8】peter singer，practical ethics，3r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peter singer，the life you can save（new york：random house，2009）.对于那些想要阅读目前围绕《饥饿、富裕和道德》论争的的学术文献的人，patricia illingworth，thomas pogge，and leif wenar，eds.，giving well：the ethics of philanthrop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是很好的开始，尤其是elizabeth ashford，“obligations of just and benefnce to aid the severely poor，” pp. 26-45，以及 leif wenar，“poverty is no pond：challenges for the affluent，” pp. 104-132。作为对文纳（wenar）文章的回应，参见theron pummer，“risky giving”。

【9】“deep pragmatism：a conversation with joshua d. greene，” august 30，2013，://edge/conversation/deep-pragmatism.

【10】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乔纳斯·内格尔（jonas nagel）和迈克尔·瓦尔德曼（michael waldmann）也对引发溺水儿童和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之间不同反应的因素做了研究，但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主要因素是信息的引导方向而非物理距离。[见see nagel and waldmann，“deconfounding distance effects in judgments of moral oblig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 and cognition 39（2013）：237-252.]。格林的研究控制了那个因素并同样发现距离会造成非常实质性的差异。不管怎么说，正如格林所指出的那样[moral tribes（new york：penguin，2013），378，261n]，如果信息的直接性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我在下一段概述的观点，就同样站得住脚。

【11】参见 joshua greene，moral tribes。照相机的类比在第15页首次出现，在第五章充分展开。

【12】该论点详细阐述于katarzyna de lazari-radek and peter singer，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niver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尤其在第七章。

【13】1971年11月，孟加拉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因食物匮乏、流离失所、缺医少药而遭受死亡的威胁。至少有900万人因为持续的贫困、飓风和内战而沦为赤贫的难民，关于这一人道主义危机，《饥饿、富裕与道德》正文中有详细提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