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是一位言行一致、积极行动的可敬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不对，他就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主张慈善，他就和他的妻子一直将自己收入的10%捐献给慈善机构。但他又的确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有能力，也会将自己的主张以论证的方式发表出来。

像《饥饿、富裕与道德》这本小书就是一例。这还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在今孟加拉国地区的900万难民逃到了印度的难民营，其中有大量的儿童。辛格向富裕国家的人们发出了捐献的呼吁，他举出了池塘的例证：如果一个人能够救出掉在池塘里的孩子，而代价仅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她（他）们不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救出这孩子吗？那么，类似地，生活比较充裕的人们不是也应该把自己本欲购买一些新衣服或奢侈品的钱捐献出来，以挽救别人的生命吗？

当然，池塘的例子是你直接看到了那溺水的孩子，那孩子就在你的近处；而你的视线里能够救他的就只有你一人。后一个例子则是远方的受难者，你可能会想到还有无数的可捐助者，有比你更富裕的人们。而且，要使你的捐助真正达到受难者那里，还有不少的中间环节，而在这之间，还有低效甚至不排除有人中饱的可能。但辛格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该受距离远近的影响，也不应该受其他人是否采取行动的影响，这道德的理由是一样的，都必须去救助别人。

我相信，的确，不论远近和他人，如果能够清晰地看到舍弃自己的某些消费和救人一命之间的直接联系，那么，我们是应当这样做的。保存和救助生命在道德原则中有压倒性的分量。而且，除了达到救助他人生命的效果，这种慈善行为还有一种对自己的道德意义，即我做了什么，我对我的同类持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态度。它不仅能改善他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还能够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状况。慈善对于慈善者的意义可能比接受慈善者的意义更大，尤其是行善者持之以恒地做这些事情的话。但他们或可感到一些欣慰，却自然不可骄傲，更不必张扬，且须以采取尊重慈善者的方式给予。

然而，如果我们一般地谈到远近，比如帮助他人的远近，施爱或尽责的远近，以及目标如果不是挽救生命，而是救助贫困、表达关怀，这不同的距离我以为还是起作用的。中国的儒家一方面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孟子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提出了“孺子将入于井”的更佳例证（可参见拙著《良心论》第一章对此例证的详尽分析），另一方面则主张“立爱自亲始”，即一般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仁爱应当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包括就从我们的亲人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和友人有着比别人更大的帮助责任，我们与她（他）们也容易生发一种自然的亲情和友谊。除非遇到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发生危险的严重负面情形，我们一般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更积极地关怀我们的亲友。故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一般的贫病会有家庭、宗族乃至邻里的守望相助，也有民间的慈善组织，而当遇到大的天灾、饥馑，也有国家的救荒政策。虽然这些救助也不是说都做得很好，但至少有上下远近的各方面的合力。

所以，对于一些声称爱全人类，却对自己身边的人、亲近的人不尽责，乃至遗弃自己的亲友或孩子的人，哪怕他们觉得自己是很真诚的，我们也还是会觉得他们做得不对乃至虚伪。即便这样的人是天才型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离我们很近，我们宁愿读他们的书，而不愿接近他们本人。当然，这些知识分子的少数亲友是无法回避的，但这样的亲友毕竟很少，她（他）们也往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于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还是能够享有盛名。这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位阔太太，她说她“很爱人类”，但对身边的人却不容易爱得起来。的确，有些知识分子爱的似乎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而且希望给人类造就一个尘世的天堂，为此他们也容易主张激烈、快捷的手段和集体行动。但他们的爱似乎不是我们常常在普通人那里见到的关爱。当然，我说的这些人和慈善的远近还不一样，或者说是把“远”推到了一个“全”的极端。

对于愿意深入思考也不背离常识的人们来说，的确应该考虑到损害生命的贫困的各种因果与救助行为的长久效果。无论慈善者还是受难者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一种关系之中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也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或至少是来自一对父母。那些贫困的儿童不是没有父母的，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府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同类的痛苦都有一种关心的救助的义务。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应超过不是他们父母的人，本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应当超过其他国家的政府。社会条件对家庭的制约性不能完全抹杀前一点，当今世界的趋于全球化也不能完全抹杀后一点。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情况，不做出某些改变，贫困就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为什么在同一个政治社会里，最初处境相同的家庭后来会发生大的差距？为什么在有的政府的领导下或制度中，本来是资源的富国，却恰恰会变成“资源诅咒”，而其他一些拥有大致同样的资源，甚至有的资源更贫乏的国家，却能够成为一个丰裕的社会？我想，这就是书中一位批评者指出的情况，即我们还需要一种政治哲学，而我则还可补充说，我们也还需要一种家庭哲学。我们的家庭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应该尽可能地符合人性人道和自然之理。我不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只是一种，解救的方式自然也不止一种，既然很可能是多种原因起了作用，我们就需要仔细分析、多管齐下、分别改善、持久生效。

无论如何，个人或民间组织的慈善都是必要的，也是令人感佩和值得褒扬的。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它的善意和善行指示了解决贫困和饥馑问题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我们要通过怜悯与关爱，而不是通过仇恨与消灭某些人，来解决贫困问题。

2017年8月17日于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