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韩潮作为一个小半拉子，受雇于这个工头，那个东家，开始给泥水匠当小工了。
那时他才十多岁，就饱尝到生活的酸辛。
拌灰一年，递砖一年，拿上砖刀和泥抹子又是好几个春秋。那漫长的、带有屈辱性质的学徒生活可真是难熬啊。甚至他的师傅，那个绝顶聪明的匠人，也常常伸出长着六指的手，狠狠地揍他、折磨他。所以现在，他对在室内做收尾工程的年轻人那稀松的活路，那懒散的神态，那公子哥儿式的穿戴，那细皮嫩肉的长相，怎么也看不惯，心里想：“哪像个干活人哪！”
但是，接着看过几幢楼以后，施工质量的确有所改善，也许丁晓他们并不觉察，可老工长的眼睛和戥子一样准确，应该承认工人们的技术在长进着。“妈的，这个刘钊……”
刘钊像是把话都说完了似的，现在倒沉默起来。但是，那眼角里的话，韩潮能够感觉出来：“请看吧！请多提宝贵意见吧！我说过的，只要继续视察下去，能让你挑出的毛病会越来越少的。”
“是吗？我不会让你这狂妄的大个子自在的！”韩潮在心里回答。接着，他给在场的干部、工人，毫不客气地指出许多不合格的地方。什么蜂窝麻面啦！砌磨不平啦！变形走样啦！泄漏破损啦！统统都是行话，谁想不服气也不行。
“我们韩书记可是个真正的行家！”丁晓给那些听了直吐舌头的工人们介绍。
韩潮脸上的不悦之色，稍稍减少了些：“别看我好几十年不干老本行了，手艺丢生了，可我要捡起来，也决干不出让内行看笑话的活。我师傅讲过——如今像六指师傅那样的高手，打着灯笼也难寻——他说，‘房子的寿命比人长，好房子能住三五代人，你一时马虎，糊弄了事，日后哪怕进了棺材，也挡不住人家住户骂街’……”他以那种匠人的自诩心理说，“你们知道花园街五号吗？”
丁晓可以称做溜缝专家：“那是我们老书记五十年前的杰作，如今再盖不出那样漂亮，那样气派的好房子啦！”他把大拇指跷起，似乎是从心眼里流泻出的赞美声。
大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自我欣赏，乃至自我崇拜的心情，这也许是大家所谈论的异化现象吧！因而，像有些作家想方设法吹嘘自己的作品那样，韩潮总爱提花园街五号，也就不足为怪了。
快半个世纪了，那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还像它刚落成时那样结实，那样壮观。虽然风风雨雨，战祸频仍，不但毫无残缺破损之处，细细看去，连一点剥蚀的地方都找不到。
还在“文化革命”初期，“革命派”们硬是推断原市委书记吕况有一部和海外联系的电台，而且说电台就藏在花园街五号的某个角落里。起来造反的大宝言之凿凿地声称：“肯定会有的，应该有的！”
当时，韩潮恨不能把混账逆子毙了。可是关押在牛棚里的他，除了咬牙切齿，别无他法。别人偷偷告诉他，韩学青的推理法是：地下党等于叛徒，当叛徒必定要和台湾联系，既然联系就一定有部电台。而吕莎的妈妈，恰恰曾经是地下斗争时期的一个优秀的，忠贞的电台报务员……
看起来，大宝的精神分裂症从文革初期就发病了。
现在回想那个良知被愚昧遮掩、理智遭迷信禁锢而疑神见鬼的年代，岂止大宝一个人精神错乱？歇斯底里病到处蔓延着。最后，吕况竟被不亚于法西斯的酷刑折腾得相信自己每周一次向台湾发报，并且虔诚地早晚两次低着头在哀号着——
“***啊，我有罪啊！”
“***啊，我把大陆的建设成就，一五一十全泄露出去啦！我罪该万死啊……”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把花园街五号搜查遍了，也不知秘密电台藏在哪里。最后，决定撬开地板。他们费尽心机，怎么也拆卸不开似乎浑然一体的硬木嵌花地板。当时听到这一消息的死囚韩潮，对同牢同案犯刘钊——都是被挖出来的“叛徒党”成员——不无骄傲地说：“花园街五号算得上是件艺术品！说实在的，有些粗制滥造的作家，人还活着，作品就先死了。而我六指师傅早跳江喂鱼了，可他盖的房子却永远结结实实，经得起敲打！”
只要提起当年——所有上了年岁的人都爱回忆过去——韩潮的话就多了：“……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保、福利、奖金，根本不给你宿舍、食堂、浴池和灯光球场，可活路干得漂亮。那时不是讲觉悟，而是讲名声。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手艺人特别讲究名声。让同行挑出毛病来，那就丢大人啦！现在大家彼此彼此，齐不齐，一把泥，能对付过去就成。甭说人的手艺不如从前，就连这红砖也比不上早先，好像是豆腐渣捏出来的，你看——”他捡起一块砖，用那仍旧像匠人似的大手，使劲一掰，碎成几块，“咱们临江市的砖头倒像桃酥，可桃酥呢？比砖头还硬，能砍死狗！”
大家哈哈大笑。
只有一个人不笑。不但不笑，而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的神色，那就是他的儿媳吕莎。她丝毫不觉得这说过多次的砖头桃酥的警句，从她公公嘴里讲出来有什么好处，难道你第一书记不承担任何责任么？
韩潮知道她不爱听。大概还有那个刘钊，他站在人圈外边，瞪着天花板发愣，肯定也是听不进去。但是，韩潮赌气似的在心里嘟囔：“你们不爱听，我偏讲，越讨厌，我越使劲讲！”
也许这就是老年人的固执，一种可怕的固执。而且明明知道自己毫无必要固执下去，还偏偏坚持着。
韩潮已经六十有六，可谓晚秋季节矣。还要求他做到明智豁达，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