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喔——喔——”
我们家那只带着一群妻妾，雄赳赳气昂昂地称霸我们大院的大红公鸡，开始它第三遍的第一声啼叫，满大院的公鸡都奉旨似的跟着使劲地啼叫起来。小窗边已经染上微曦，天快要亮了。我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睡着。明天早上，我就要告别这个我住了十六个春秋的家园，走出三峡，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去了。
隔着木板的隔壁房里，母亲不停地啜泣着，唠唠叨叨地向父亲又是埋怨又是乞求地说个没完：“你才把老三撵出去，又把老五也撵出去，半大不小，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娃娃，风里雨里满世界地跑，有个三长两短，咋个得了？有了病痛，哪个来照看？儿行千里母担忧呀。”接着便是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话，一晚上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父亲还是一面坚持他的决定，用“妇人之见”、“你知道什么”这样的话来教训母亲，一面耐心地用他昨天对我不知教训了多少遍的话来对母亲解释：“十六岁了，还算小呀？你还不让他出去见世面呀，窝在这乡坝头，有什么出息呢？莫非学那些公爷们窝在家里，坐吃山空，当败家子？”
母亲除开叹气，还能说什么呢？
昨天上午，父亲叫我到他的房里去。我去了，他坐在他那张陈旧的藤躺椅上，左手拿着他那我们为他擦得锃光发亮的铜水烟袋，却没有装上烟丝点燃纸捻抽烟，正用右手指在抹他那嘴角的两撇他视为珍贵的八字胡须。那是在辛亥革命年代很流行的八字胡，***、黄兴这些革命家都蓄着这样的八字胡。只要他一默默地抹胡须，我就知道他又在考虑什么严重的问题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去打扰他的。他透过他那有一千二百度深的近视眼镜，看到我进去了，异乎寻常慈和地招呼我，指一指他椅旁的小凳，说：“来，坐下吧。”平常我们听他训话，只能是恭敬地站着的，现在父亲叫我坐在他旁边的小凳上，我还真有点拘谨。我连忙想为他装丝烟燃捻子。他表示不用了。
他用手摸一下我的头，微笑着说：“你今年十六岁，也不算小了，初中毕了业，在我们那时代，算是秀才了。你的翅膀虽然还没有长硬，也该出去闯世界了。你到北平去考高中深造去吧。我们家也算是书香人家，可惜家道中落，我本想随那些人到日本去留学，却没有去得成。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我只能在本地谋发展，总算自己努力在本县站稳了脚，挣出一个小康之家，可以供你们出去求学了。我家的子弟，除开你大哥为你们‘拙笨’，看守家业外，都撵出去，闯荡江湖，自谋出路。你看我们乡里大户人家子弟，许多窝在自己暧窝里当公爷的，吃喝嫖赌，败尽家产，到头来只得去当‘踱神’（指当时穿着烂衫，趿着破鞋，在乡镇街上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流氓或者在乡下豪强霸道，祸害一方，总不得好下场。你们决不要学他们。你一定要出去，投考高中，勤奋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毕业后争取去日本留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父亲又对我开始了他的人生哲学的训导。平常他的这些训导，反反复复，不知说了多少遍，听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茧子。现在我要告别家园出去闯江湖了，临别之前，他自然更要教训一番。他说：
“你出去要处处小心，自强自立，自爱自重，书要读好，更要学会做人。做人的道理，我还是说那八个字‘胆大心细，志圆行方’……”
他看我听得不够认真，只得赶快收场：“我也不用多说，你自己出去闯吧，是龙是虫，都看你自己了。”接着，他把大哥叫进来，问道：“老五的旅费和学费，都准备好了吗？”
大哥说：“都准备好了。”
大哥是我们家的总管，敦厚诚实，正如父亲说的，他是为我们弟妹“拙笨”的人。父亲经过深思熟虑，以为光靠家里不到十亩地的收益，只够吃饭，他在县上被选为民意机关县议会的议长，这个“官”，收人也微薄。没有经济基础，要叫子女都出去读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断然作出决定，从子女中，拿出一个人来搞经营，做赚钱的买卖，他决定把祖传的烧酒坊恢复起来。
我家祖传的这个马家烧酒坊，在我们乡里过去是小有名气的，取名叫“扶风记”。据说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援是陕西扶风人，所以取这个名字。烧酒坊开张，大哥便每天跟着我们都叫他先生的管账陈孔柱一起，坐木船赶“转转场”，在几个乡场上开的小酒店里卖酒。遵照父亲的训示，绝不像别家那样在白酒里掺水，要货真价实，生意才做得好。父亲又出了新主意，他以为单靠卖酒赚不了大钱，要紧的是靠用酒糟作饲料养肥猪才能赚大钱，于是又配套地开了一个粉坊，既卖粉丝，又出粉渣。酒糟加粉渣，催肥猪最有效。随着一槽一槽的肥猪出了槽，我们家的生意越做越红了。父亲又决定在我们居住的平山坝上的长江边置买了一些上好的沙地。不是用来召佃收租，却是用来自己栽种良种果蔗（我们那里叫甘蔗，很脆很甜）。因为养猪，粪肥很充足，甘蔗便长得特好。每年冬天砍了甘蔗，约上其他农户，把甘蔗装上租用的大木船，顺长江而下，父亲亲自押运到湖北宜昌沙市一带去卖个好价钱。甘蔗卖完，把银元托钱庄兑到万县，自己乘轮船到万县取了钱后回家，既快又安全。回来时往往还给娃娃们带些从未见过的洋糖果和饼干，还有洋画片，我们也分享赚了钱的快乐。当然，有时下水木船在三峡险滩触礁沉没，或者遇上军阀强征，土匪抢劫，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亏了本了。不过我们家却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每趟多少总要赚点钱回来。父亲和大哥就是在这样以酒出糟，以粉出渣，以糟渣养猪，以猪粪肥甘蔗的经济连环套上，酒、猪、甘蔗三样都赚钱。不到十年，我们家就小富起来。坝上传开，“马家终于‘发’了，所以一个个子弟，都送出去读书去了”。
大哥在回答了父亲的问话后，转身对我说：“老五，你放心出去闯，每一槽猪卖了，我就给你兑钱来。”他随手带来一个长条布袋子，装得圆滚滚的。他说：“妈妈已经替你缝好一条钱袋，我给你装了一百多块银元，连路费开销，够你用几个月。你把这银元袋子缠在腰上，盖上长衫，路上不要取钱，千万不要叫人看出来了。另外我给你十几块散放银元，作随身用。”大哥说着就把银元袋子拿起来替我缠在腰上，沉甸甸的。我说：“这么重呀？”大哥说：“银元，怎么不重？你不要显得很重的样子，让人知道你腰缠银元。”
这时，母亲进来了，手里拿着她为我亲自缝制的长衫和千层底布鞋，用她那熬夜熬得发红的病眼望着我，很满意地说：“到底赶出来了。来，试试看。”她不管我们正在说什么，把我拉到她面前，替我穿上。这新长衫是用时新的号称永不褪色的阴丹士林布做的，样式也是那时很流行的高领、细腰、窄袖、长及脚背的“公爷服”。这样的样式，平常父亲是不准穿的，现在要出门了，也就容忍母亲的摆布了，不过还是说了母亲几句：“我说你是多事，拿到街上裁缝铺用机器缝，一两天就成，硬要自己熬更守夜地干，可不是，眼睛都熬红了。”这时，我为母亲的这片慈心所感动，想起了读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的古诗句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报得三春晖”哩。我相信父亲是懂得母亲这份情意的，这诗就是他教给我们的。他这么说，不过是要表示他的尊严罢了。大哥最留心的却是那长衫是不是腰身太紧，把腰上的银元袋子掩护得好不好。他看了一下，还好，显不出形迹来。
试了长衫，母亲又叫我试穿她做的布鞋。千层底布鞋，做得实在结实。但是那时已经时新穿皮鞋或者胶底运动鞋。我穿这双布鞋出去，岂不显得太“土”？我勉强地试穿，感觉有点紧，皱一下眉头。母亲说：“你的脚码我记得，咋个就紧了？”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可是这回却支持母亲：“你妈赶夜工给你做的，你要领情。穿你妈做的鞋，脚踏实地。布鞋越穿越大，不会紧的。”我还能说什么，欣然领情，母亲高兴地笑了。
昨天一天，一家人就在这样有声的和无声的感情交流中度过的。
今天天才蒙蒙亮，我听到母亲已经起来，到厨房去了，我睡不着，索性也起来。我一到厨房，看见母亲正在给我煮荷包蛋，三妹在烧火，她们两个都在流眼泪，我吃着母亲亲手煮的荷包蛋也不觉流下眼泪。这时我父亲和大哥都起来了。父亲劝说：“娃娃是出去赶考，有什么……”其实他也有依依惜别之情。还是大哥务实，到门外去望了一下，回来说：“到石宝寨的小船就要开了，快上船吧。”
每年夏天长江涨大水，沿小支流三岔溪一直淹到我家门外不远的路边，到石宝寨赶场的人们就在那里上船。大哥提起我的竹书箱和行李卷走在前面，父亲和我跟在后边，母亲一定要送我到石宝寨，也跟了来。我们一起上了赶场船，这时船上已经坐了不少去赶场的人，大家自然又有一番给我送行的话。其中不少称赞我小小年纪就出去闯，有出息的话。父亲听来，自然是高兴的。
小船开出小溪，进入浩荡的长江，顺流而下，不一会儿便到了石宝寨。我们下船到大哥的小酒馆去歇脚，谁也没有说什么，大家只是看着我，母亲为我把长衫扯伸展。大哥则到江边码头去找下万县的便船。不一会儿他回来说：“走吧，到万县的下水船要开了。”我们到了码头，大哥把我的行李提上船，我照我们乡下的古老规矩，在岸边跪下，向双亲叩头告别。母亲于是又眼泪长流，父亲只说一句话：“不要忘记写信回来报平安。”我上船后，大哥替我找了一个座位，对我说：“到万县的船钱我已经交了。”接着他又细声给我交代：“一路小心。”他下船后又急忙回头大声地对我说：“过湖滩的时候，一定要下船，切莫偷懒。”
船开了，我坐在船上看着他们在岸边挥手，我竟然没有想起向他们挥手。船到中流，我望着我很熟悉的高耸入云的石宝寨，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从我的眼中消失了。“故乡，告别了。”我轻声地念着。木船正在滚滚的激流中向下游疾驶而去。
木船快到湖滩时，但见前面波涛汹涌，那是一个有名的险滩。船主照常规把船停靠在岸边，叫不愿意过险滩的旅客下船，从旱路走过湖滩再上船。我遵照大哥的招呼，自然不敢偷懒，随一批旅客下船，走旱路过湖滩。在岸上，眼见那木船在汹涌的大浪里沉浮，一会儿挣扎在浪峰上，一会儿没入浪中，似乎沉没了。
看到那样惊心动魄的景象，我不由得发出感慨：“从此以后，我大概就要在这样的风浪里讨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