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同学，有的考上复旦大学，叫我搬去江湾和他们同住。于是我便在复旦大学校外租了一间小屋，决定关起门来，认真复习功课。我自己弄来一些大学的入学试题测试，觉得考上二流大学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有不少同学已经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听他们说，中央大学的工学院化工系，有制造弹药的专业。制造炸弹，这正合我意，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为了保险，同时也报考南京的金陵大学化学系。目标已定，我的任务就是为达到目标而奋斗了。
然而，我却又陷入读书和救国的矛盾中去。当时的上海正掀起更为宏大的抗日爱国怒潮，已经成立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邹韬奋他们办了一张《救国日报》，很有生气。我天天读那张报纸上的文章，为之激动不已。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新杂志，还有美国记者***等办的英文版的《中国呼声》等，都以号召抗日作为主调。日本侵略军咄咄逼人，不仅在华北构成鲸吞的局面，在上海南京，也经常挑衅滋事。然而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死抱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放。口称“中日亲善”和“经济提携”，亲日派公开发表卖国言论。热血青年，谁能忍受？复旦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抗日热潮更是一天天高涨。我住在校舍附近，又有许多进步同学来串门，自然无法置身于抗日浪潮之外了。
1936年夏天，上海的学生们结队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复旦大学去参加的同学很多，我也被他们拉去了。这次结队和上车的方法，本来还是很巧妙的。各学校的学生救国组织在得到上海秘密学联的通知后，同学们分散地先后去到北站，自己买一张短途火车票或月台票进了车站，当人已经来得差不多时，领头的一个同学从他提的大皮箱里取出传单来向空中抛撒，并大声呼喊：“到南京去！”于是大家挽起手来，四个人一行，结成队伍，强行登车。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成行。大概是混入学生组织的特务事先得到消息，向特务机关告了密，他们已经把便衣特务和警察宪兵埋伏在车站外，我们一集中，他们便把火车站包围起来，只准出，不准进，并且不准开车。我们几千学生，便这样被软禁在车站里，进退不得。
大家只好下车在车站里游行，唱救亡歌曲，呼抗日口号。有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笔墨和粉笔，在墙壁和火车上书写标语。
大半天过去了，虽然许多人还是那么激昂慷慨，有的人却因又饥又渴，有些不耐烦，想要散去的样子，少数混进来的特务暗探，也在队伍中进行动摇军心的游说。这时，请愿队伍的领导和纠察队员，站出来鼓动大家，说正在想法把火车开出去，并且交涉供应开水和面包的事。有的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员和那些动摇军心的人发生辩论以至争吵起来。几个混进来的特务内奸，被同学当场指认揭露后被赶了出去。
我自认为是一个激进分子，自愿做纠察队员。我在火车头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卖国贼***！”后，跳下车来，洋洋得意地自我欣赏这条大标语，大家也说写得好。这时有一个看来是大学生模样但却穿着工装的人，很亲热地把我叫到站台边坐下来，和我谈了起来。聊了一会儿，他指着我才写的标语说：“你认为这条标语写得很好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好。”
他却说：“我看不见得。”
我大为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个什么人？特务？内奸？我想开口问：“你是干什么的？”甚至想站起来喊叫纠察队来查问他，但还没来得及，他却用手把我按住，主动地说：“你不要怀疑我是特务，我是这次请愿的领队之一。我看你很积极，是坚定的抗日分子。但是你知道现在该怎么抗日吗？”
该怎么抗日？我的确没有深思过：“无非是动员大家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呗。”
他没有笑我的幼稚，却很耐心地说：“你看我们少数的进步分子就能抗日吗？”
我说：“那当然不行，有全中国的人民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下，就可以抗日了。”我说的其实是从进步报刊上看到的话。
他说：“就靠共产党和少数进步分子就能打倒日本侵略者吗？现在的政府和大半的军队都在***的手里，整个国家和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要不起来抗日，靠少数人能把抗日发动得起来吗？发动起来了能坚持到底吗？”
说实在的，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无法回答。他说：“国民党和***的确是可恶的，反共反人民，现在不想抗日，还镇压抗日运动。但是国民党里也有一些人是主张抗日的，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在全国人民的呼吁和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之下，他也不敢说不抗日，只是说先消灭共产党再抗日。然而打内战，消灭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是全国人民反对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这么爆发的，我们这次到南京也就是要逼***抗日。所以现在的形势是从反蒋抗日变成逼蒋抗日，再达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的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向他请教了。于是他对我讲起共产党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再度合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政策来。他还说现在全世界也在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到南京去，不是去打倒卖国贼***，而是去要求***联合共产党和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抗日斗争。只要***答应抗日，我们就拥护他，叫他一声蒋委员长也未必不可。”
他说的这一番道理，真是叫我茅塞顿开，而且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主张，我当然表示赞成。说到这里，自然就谈到我在火车头上写的那条大标语了。他说：“我们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要求***抗日，你可不可以把那条标语改写一下呢？”
我自然表示同意，问：“怎么改法呢？”
他说：“我看可以改写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这样，我们可以对包围我们的警察说，你们看，我们到南京去，是去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呀。你看怎样？”
我真服了他了，于是拿起粉笔到火车头上把我原来写的那条标语抹了，照他说的写上。但是马上围过来一些青年，指责我为什么把那条很带劲的口号改写成这么一条憋气的标语，有的甚至气势汹汹要对我采取行动。那位领队马上站到我身边来保护我，并且向大家讲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
但是那些警察、宪兵和特务，并没有因为那条称“蒋委员长”的标语而感动，仍然把我们紧紧包围在车站里。天快黑了，大家还没有吃饭，肚子逼得军心动摇了。幸好这时有些同情学生的市民，从车站外远远地抛进一些面包饼干来，同时竟然有几个洋人（后来知道是同情抗日的外国记者）扛着几大包面包径直走到火车站里来。那些警察是不敢惹洋人的，只能让他们进来。大家得到这点食品，虽然粥少僧多，并不能解决肚子问题，可是群众和正义洋人的支援却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使众人能抱成一团，坚持下去。最后还是在外面的进步组织为我们找到一个不怕被开除的勇敢司机，趁夜色从栏杆外爬了进来。于是火车生火开动了，大家都欢呼起来，有的说：“还是工人阶级伟大。”
火车开出站去，一路欢歌，一路口号，我们乘着夜色，往南京进发了。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无锡却开不动了，据说是路轨坏了，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眼见周围有成群的警察，以致还有正规军布防，如临大敌。当地的官员派了许多人上车宣读南京最高当局手谕，说正在做抗日军事布防演习，学生不得妨碍军事行动云云。并且说已经备好饭菜，请大家吃了午饭后，坐专车回上海。虽然还有少数激进分子，坚持在车上不下去，我便是一个，可是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