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次上海学生的爱国活动，我和本校的进步同学有了一些接触。通过他们又和上海一些大学中的进步同学有了接触。还因为我爱写点小文章，于是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有了些接触。他们找我谈话，介绍我读一些进步书籍，我的思想几乎有了直线式的飞跃。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地阅读。除开我原来已经订阅过的《生活》和《生活》被查封后继之而起的杜重远主编的《新生》，《新生》又被查封后继之而起的《永生》等杂志外，我把《论语》和《宇宙风》之类休闲刊物全停了。我开始发狂地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俄国作家的作品和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还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连载，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的》这一类的小书，学习了《拉丁化新文字》，可以用拼音来写文章了。我还和胡绳主办的新文学刊物有了投稿的联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我几乎有点癫狂了。

于是我参加了“南京请愿”活动。

记得那是1935年12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早晨，得到从大学传来的上海学生将到南京去请愿的通知后，我们学校的一些进步同学便悄悄地互相串联，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打游击”的办法，分散地到南码头对面的十六铺码头会合，然后三个五个地到上海火车站，各自买一张站台票进站，好像是去送亲友上车似的。不多一会儿，车站里从各大学、中学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只见满站台都是学生，大概有两三千人。国民党的警察特务自然也看出苗头，赶到车站里来。可是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把乘火车的旅客全赶出站去。

眼见站台上人越来越多了，忽然，一个大学生把他所提的皮箱打开，把里面的传单全都倒了出来，大家纷纷去抢传单，只听那带头的同学一声高呼：“我们到南京请愿去！”就像是一声号令，大家自动地排成四人一行的队伍，并且高声呼起口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我们到南京请愿去，不愿当亡国奴的站过来！”

接着唱起救国歌曲来。唱得最多的、大家反复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大家排好队伍，前进到开往南京的快车前，陆续登上火车。车上拥挤得不得了，可是大家显得更加热烈，不断地唱着歌。连一些已经上了别的车的旅客，也被我们感染，要和我们一起走。

但是等了很久，火车没有开动，原来是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把火车头上的司机赶走了，没有人开车。火车周围围了越来越多的警察，如临大敌。在站台上出现了几个穿着标准党服的国民党官员，用喇叭喊叫：“奉劝大家，回学校去。南京有命令，学生不得进京。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处理，学生不得干涉……”

大家根本不听他们的，嘘声四起。接着不断大声地唱歌，把党棍们的说教压下去了。

但是火车还是开不出去，大家干着急。车上有许多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们自告奋勇地到火车头上去开车。大家寄予很大希望，纷纷鼓起掌来。可是他们到底只懂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其实并没有真正学过开火车，他们上车头搞了一阵，只见浓烟直冒，车头“嗵嗵嗵”地直响，火车还是寸步不行。有的大学同学便发出悲观的论调来：“我们这些大学生读书有什么用呀？”

最后还是有具有爱国心、同情学生的火车司机，偷偷地从铁路栏杆下爬了进来，上了车头，自愿帮助我们来开车。果然还是工人师傅行，火车“呜呜”地叫了两声，便缓缓地开动了。大家齐声欢呼，歌声更响亮了。在出站口有警察设的木栅栏，火车一开过去便冲开了。大家又是一片欢呼。

火车才开出上海，到了真如就碰到了小麻烦，不仅有军警在铁路上设了路障，连扳道岔的工人也被赶走了。那种临时设立的木栅路障，火车直开过去，就被冲开了，交通大学懂行的学生下车去代扳道岔，也没有难住我们。请愿列车继续前进，可走了一段，却发现有一处路轨被拆了下来。问起来，管事的说是铁路工人正在检修这一段铁路。看得出来，这是有意阻止我们前进而玩的花样，从站在一旁慢腾腾拆卸的工人向我们发出的暗示的笑声也可以猜得出来。这没有难倒我们东上的交通大学行家，一批同学下车去，和工人一起重新对接，那些工人明显同情我们，暗地里使劲干，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把拆下的几条铁轨接上了，火车在大家一片欢呼声中继续前进。

大家都预料着还会有更多的麻烦在前面等着我们。果然走不多远，在田野和一片池塘边，发现有一段铁路的铁轨不仅被拆下，而且不见了。于是找回铁轨便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大家都下了车，到附近满处去找。忽然，有一个同学站在一个芦苇塘边，指着芦苇丛叫道：“在这水塘里！”

果然在芦苇丛中发现露出水面的一截铁轨。这时正是冬天，天气很冷，下芦苇塘捞铁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可这并没有难倒热血沸腾的同学。同学们自告奋勇地脱下衣服，下到水塘里去捞铁轨。没有多久，就把丢在水塘里的铁轨全都找到，同学们七手八脚，把铁轨抬上路基。虽然找到的道钉缺了几颗，但已无大碍，在同学们一片胜利欢呼声和一片骂声中，火车缓缓地从这一段路通过了。

火车行到苏州，我们才见到南京政府的真面目。铁路完全被切断，路基上修筑起临时工事，工事后埋伏着许多士兵，枪口对着我们。火车自然是无法前行了。大家无比愤慨，更激烈的骂声四起。

这时，几个自称是南京派出来的政府官员出现了。他们要求学生派出代表，说政府有口谕要传达。几个学生代表下得车去，对政府官员说，我们上海学生赴京和平请愿，完全合于国家法律，没有别的意思，希望让我们通过。但是那几个政府官员，根本不听学生代表的意见，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奉委员长口谕，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正在进行军事演习，任何人不得干扰。否则将依法处置。”

学生哪里听得这样的官腔，大家轰了起来：“我们走也要走到南京去请愿。”“要求抗日无罪！”同学们成群结队地下车去，把政府官员围住，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这时，其中一个一直未说话的官员出来调停，以和善的语气说：“奉劝你们学生，还是以读书为重，回上海学校去吧。”同学们回答：“北平的同学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上海也快一样了，我们怎么读书？”

就这么闹闹嚷嚷地吵了一阵，毫无结果。学生想穿过工事，越过严阵以待的战线，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也绝不后退，形成相持局面。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官员们向南京政府请示过了，终于宣布：学生队伍绝对不能全体去南京，但是可以派出请愿代表到南京去。

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大家讨论，认为可以派出代表到南京去，但提出政府必须保证代表的安全。官员们又向南京请示后，答复说由教育部派出代表来带学生代表去南京，安全由教育部全权负责。事情便这样定了下来，选出来的学生代表和教育部来的人一块儿到南京去了。

这次请愿队伍的组织本来比较松散，加以火车这么时开时停，拖了一整天，大家都觉得很累，情绪慢慢地松弛下来。现在学生代表走了，更是没有组织，有不少同学乘此机会留了下来，觉得在苏州作免费旅行，何乐而不为？

我虽然没有游过苏州，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随队伍坐原车回上海去。不是我的觉悟高，也不是不想乘机在苏州免费旅行一回，而是我必须赶回上海去，继续温习功课，我哪有时间到外边来游荡？

通过这次请愿，我心里产生疑问：这么游行示威，请愿，闹闹嚷嚷，就能救国吗？我觉得，要和日本侵略者干，光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不行的，能打倒他们的只有“坚甲利兵”。我的思路又回到工业救国上来了。我要救国，就首先要复习好数理化，争取暑假考上大学的工科。只有这样，才能报效国家，也才能真正救国。于是，我回到在浦东中学附近租的小房，重新埋头于数理化功课的繁重习题中，又一次下决心，两耳再不闻窗外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