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在平津一带的日本侵略者又捣起乱来，这次比上次更厉害。不仅天津日租界的日本浪人冲出租界到处烧杀抢掠，日本驻军也出动演习，到处骚扰，以致闹到北平的郊区，飞机都飞到北平天空示威了。许多市民开始向南方逃难，我们学校也震动了。学校提前学年考试，愿意离校的还发给学历证明书，以便转学。

我也动摇了，到北平东站去瞧了一下，只见成群结队的人在抢买南下的火车票。我想，如果日本军在天津捣乱，切断了津浦铁路，便只剩下平汉铁路一条路了。但是我再也不想从平汉铁路南下回四川，回到家乡那安乐的鸽笼里去。我决定转学到上海去。

等我和二江两人打定主意，到东站买火车票时，已经无票可买，人群像潮水一般涌进车站，挤进车厢。我们商量，事不宜迟，回到学校收拾行李。我们只带了一些常用的衣被和几本教科书，提个小包，装了点干粮，就赶往车站。这时连车厢也挤不进去，一些人在往车厢顶上爬。好在我们都年轻力壮，几下就爬了上去。铺上毯子，坐在车厢拱顶上。

难民火车终于开了。虽然坐在车厢顶上摇来摇去的，可是大家密密地挤坐在一条线上，互相有个拉扯，也不觉危险。五六月的天气，太阳晒起来有点热，不过车厢顶上风大，吹起来倒也凉爽。可是吹久了，就受不了，大家戴上用绳子拴住的帽子，才稍好一点。

火车在难民的吵吵嚷嚷中开开停停，向南方驶去。过了天津，走出危险区，大家才安心一点。晚上大家都互相提醒着，当心打瞌睡滚到车下去摔死。困了谁也不敢打盹儿，看到有打盹儿的，马上有人就叫醒他。患难与共，大家倒很互相关照。

这趟逃难，却留给我一个很大的遗憾，至今难以忘记。我在学校时，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了一支美国制造的二号派克钢笔。那种钢笔的确好用，可是贵得出奇，要十五块大洋，等于我三个月的伙食钱了。我是踌躇了几个月才下决心买的。这次南下逃难，我身上带的贵重东西就只此这一件了。我把派克钢笔挂在外衣领口上，谁知我屈腿坐在车顶上时，膝头往上顶，便把钢笔顶掉了，落到我脚边的拱形车顶上，并顺着车顶往边上滚动。我发现后，马上就俯下身子，伸手去抓，好不容易快要够着了，钢笔却又向外边滚动了一下，我便更加俯身伸手向外去抓，被二江和旁边一个旅伴一把拉住：“你不要命了？”真的，我再倾身向外，车子一摇动，我很可能随钢笔滚下车去，为派克而殉身了，这把我惊出一身冷汗。可眼看着派克钢笔滚下车去，真叫人心痛。

我们一路担心日本侵略军的侵扰，直到济南也不放心，因为济南也有日本的租界和驻军。过了济南，难民在沿途下了一些，车厢不再像沙丁鱼罐头那样拥挤，我们便从车厢顶下去，挤进车厢，座位是没有的，但是用衣包垫着也可以休息了。而且车站卖吃食的很多，也没有饥渴之虞了。一路平安地到了上海。

上海这地方教育很发达，大学中学办得多，不愁没有学校可上。最好的中学我们不敢去考，就报考了在上海也算好学校的浦东中学高中二年级的插班生，一考就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