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上海时，朋友曾带我去闸北凭吊“一·二八”战场残迹。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前一年的1月28日入侵上海时留下的。当时，并非国民党嫡系的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不接受***的命令，坚决抵抗，打得十分英勇，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可是因***不给以有力支援，还多方阻碍，终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订立“淞沪停战协定”而失败。我凭吊战场，但见破屋空梁，断壁残垣，一片凄凉，令人伤悼不已。我更坚定了“坚甲利兵”的看法。

上海是一个新文化中心，这里不仅拥有多种全国性的报纸，拥有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有全国影响的书籍杂志，而且聚居着大量的新文化的名人，其中鲁迅堪称泰斗。这里虽然有国民党直系的报刊和出版社，但是影响不大，因为肯跟着他们走的文人实在太少了。上海也有一些自命清高、附庸风雅的文人，抱着“国家事管他娘的”态度，提倡幽默小品，曾颇有影响。还有搞软性文化，以迎合小市民的，也自有其消费圈。但是左派文化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因为亡国灭种的危险是眼前的现实。国民党搞的报刊图书审查法，也不能扭转这个势头，甚至用逮捕杀头办法，也不能吓退这些左派文人，因为他们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在上海，我首先看到的是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一新耳目，还有一份金仲华办的《世界知识》，立论精辟，很受我看。后来《生活》被查封了，接着又出版了《新生》，《新生》被查封，又出版了《永生》之类的杂志，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进步刊物，很受欢迎。

我在努力钻研数理化的同时，也买这些新杂志来读。这对于我的思想进步，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不少文章呼吁国家将亡，匹夫有责，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国策，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读这些杂志，常常让我热血沸腾。

但是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工业救国当然是长远之策，立起救国却是当务之急，我何去何从？要我违背家庭的愿望、教师的劝勉和我立下的志向，放弃考理工科大学，势不可能；要我闭目不视国难日亟、救亡日亟的现实，良心上说不过去，也无颜面对学校进步圈的同学。我思前想后，只有采取折中办法，认真读书，也积极救国。这样的兼顾做法的结果是，我既不能在进步活动中居于先导，数理化功课的成绩却明显下降了。

1935年夏天，我参加甚为严格的上海高中毕业会考，报考了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工科，却都失败了。陷入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回学校复读的狼狈境地。于是我回到“读书第一”的立场，在浦东中学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安心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这半年中，我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连报纸也不订了。自己觉得课业成绩大有长进，感到很满意。谁知这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在北平发生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被迅速地卷入这个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