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中学办在浦东乡下六里桥小镇上，小桥流水，绿树掩映，一派田园风光，倒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这个学校是由一个原来不识字的木匠后来成了建筑商老板的名叫杨斯盛的人创办的，上海的名宿黄炎培担任董事长。听说这中学很出了一些名人，张闻天便是一个，还出了不少的学者教授（前几年我和大科学家王淦昌说起来，他说他就是浦东中学毕业的）。有传说蒋**也在这所中学读过。我对于这学校出过什么名人，毫无兴趣，我注意的是这个中学有几位在上海很有名望的老教员任教。他们同时也在上海最好的上海中学、南洋中学教书。有一批教书有方的台柱教员，教出来的学生水平就是要高些。我正迷恋于工业救国，学好数理化，是第一要紧的事。

九月初开学，我们搬到学校去住。一进学校，便听到许多说四川话的同学，一问才知道这学校大约有几十个四川学生，还有几十上百的广东学生，都是慕名远道而来的。这六里桥隔上海不远，却是道地的乡下，空气很好，风光宜人，物价较低，一个月六块钱的伙食已经很不错了。我特别喜欢吃两角钱一碗的肉丝汤面和一角钱一个的酥油烧饼。吃饱了到田野里和小河边散步，只见水渠边终年咿呀唱着的小磨坊，茅棚里水牛无休止转着拉动的水车，大姑娘摇着菜船从小河出黄浦江，都是那么悠然，一幅恬静的田园图画。我从繁嚣的城市又回到幽静的乡村，有说不出的快乐。

开学一上课，从用的教本看，我就知道这学校水平不低，和我们在平大附中用的教本是一个系列，除语文外，都是一色的美国学校用的英文教本，老师也都用英语讲授。特别是那个教代数的姓王的老教师，听说在上海很有名，人称“王代数”。他专门用fine的《高等代数》，他把那本教科书背得很熟，上课从来不带教本，一上课就说“page”多少页，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他专爱出一些刁钻的难题来考我们，以提高我们的应变能力。听说他的工资特别高，每一堂课三元大洋，这是我们半个月的伙食费了。许多中学争着请他还请不到呢。

我们读的diming的《化学》和kinbull的《物理》教本，实际上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教本。甚至在高三不仅学《解析几何》，还加学大学一年级才有的课程《微积分大意》。教师留的习题特别多，许多同学虽能努力完成，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夜车到十一二点钟。我多亏有二江辅导，才勉强跟上。学校里，很多同学都是以考上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不敢有那样的奢望，能考上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就不错了。

教我们英语的，也是一个老教师。戴一副金丝眼镜，任何时候都穿着整齐的西服，很有点绅士派头。他一上课就考我们，要我们念上海出的英文报纸上的新闻快电，弄得大家全都哑口无言。他有一个特别的教学法，要我们背五十篇标准的英文短散文，如林肯的《哥茨堡讲话》，说只要能背得这些好文章，去参加大学入学英语考试，便会左右逢源了。

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上海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叫章铁民。他从不照教本讲，说那些出版社编教材的大半是低能儿，没有一个是文章家，他只欣赏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夏丐尊他们编的教材，还特别向我们推荐他们编的《中学生》杂志。他鼓励我们多读名作家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他说读多了自然就能写出好文章来。开学后我作的第一篇命题作文，受到他很好的评价，他把我叫了去，给我指点，说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写，才更有表现力，他说：“这是命题作文，你能写到这样，很不错了，你要自由发挥，会比这写得更好些。”他说以后作文，我可以不按题作文，交上一篇我自己想写的文章就行了。这是对我的优待，我十分高兴，也不免惶恐。他几乎对我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心修改，并且找我去详加指点，使我获益匪浅。我照他说的订了一份《中学生》杂志，每期都认真读。

有一回，《中学生》杂志刊出征文启事，我颇想一试，又怕落选，正犹豫间，章老师主动找我，要我参加竞赛。我寄了一篇地方风光文章《万县》去，竟然入选刊出，还收入他们编的文集中。当我突然收到六元钱的稿酬汇单时，真是喜出望外，不只是为了这抵得上我一个月伙食钱的六元钱，主要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出现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我虽然用的是“马质夫”的笔名，可是因为注明是“浦东中学学生”，一下在我们学校传开了，那种荣誉感比什么都尊贵。同学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我为“未来作家”，或直呼为“作家”，我真是有点飘飘然。章老师似乎比我还高兴，他找我去表扬，并问我：“你将来想学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做一个工程师，用工业救国。”章老师说：“其实我看你是可以写的，当一个作家不一样可以救国吗？”但是我还是断然拒绝了，我想的是除了“坚甲利兵”，还有什么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消除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野心呢？不过从此我有意识地想写文章了，有时也用假名字投到“报屁股”上去，但只有很少数刊出来了，大半都是泥牛入海，了无消息。我更明白做一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还是潜心于数理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