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说过,我就要起飞,到成都这个大码头去闹腾一番了。那是一九四一年夏天的事。——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如约去肖*家里听他的“京华夜谭”,他这样说了一句开场白。开了一个头,便滔滔不绝地摆了起来。
我在家乡又混了几个月。决定到成都去,这是上级派来的周武哲同志给我安排的。我的战场在成都,我的任务是打进敌特的核心机密中去。他要我把在家乡的事了结一下,便赶快上成都。不消说我的父亲又准备了许多土特产,作为我到成都去陆总舵爷公馆拜门的进见之礼。在这同时,我的父亲在他的活动圈里广为散布,说我要到大码头干大事业去了。许多码头上的熟人都来找我,表示祝贺,说:“在大码头有了出息,别忘记了我们乡码头的兄弟们哟。”他们以为我去找上陆总舵爷这个靠山,是会大有出息的。
“当然,当然。”我顺嘴说。其实我到成都到底干什么,还“海”不“海”袍哥,我也没有底呢。
胡以德特别热心,不特因为我在他的仕途上升的过程中,给他帮过忙,而且今后他要在这里吃得开,不和我父亲搞好关系,是不成的。他热心地给我写去成都的引见信,把我这个“忠实同志”的中统通讯员头衔介绍到成都国民党的省党部调统室的熟人那里去。这一顶帽子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这是我的敲门砖。
我到了成都,开始住在一个小旅馆里,我想还是先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知道我该做什么以后,才拿起这块敲门砖去敲开中统的门,然后再去找亲戚朋友进行交往,其中最紧要的就是去拜陆总舵把子的门。
我在《新新新闻》报上的密密麻麻的遗失广告栏里登出一则小广告:“兹于七月三日在外西高陞茶园遗失图章一颗,文曰李宗平印,声明作废。”
这则广告约好连登三天,第四天上也就是七月七日,有人到外西高陞茶园来找我。如果七月七日没有人来,就连等三天。我的表征是手里拿着陆总舵爷送给我的那把大扇子,来接头的人的表征是穿着衬衣,胸前第三个颗扣子是掉过以后从新钉上的扣子,和其他用白线钉的扣子不一样,是用蓝线钉的。这都是早已约好了的。
我住的这个高陞店是附设有茶园的小旅店,所以很方便。我吃罢饭没有事,从房间走出来,就坐在茶园里喝闲茶、翻报纸或看闲杂书。这样连坐几天也不会有人怀疑的。七月七日的那天下午,我正坐在茶园一张空桌上喝茶,突然有人喊我:“老李。”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周武哲。老熟人来接关系来了。我们原来就认识,用不着彼此亮出信物来了。但是周武哲刻板,还是要按规定办,他的衬衣上第三颗扣子是用蓝线钉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仍然要我亮出那把大扇子来,让他看一看,我亮了出来,没有错,他才微笑着说:
“我们喝一会茶,到你的房间里去谈吧。”
我替他要了一杯茶。我们喝着,闲聊几句,无非是天气热和物价涨一类的话。过了一会,他叫我先回房间去,他等一会来。我起身回到里边的房间里去,他却没有马上跟着我走进去。显然他想证明,的确没有可疑的人在注意我,他才起身走进旅店来,找到我的客房,推门进来。他这样严格地执行秘密工作纪律的精神,令我佩服,甚至我感到过于刻板了。
他好象看出我的这种情绪似的,一进门坐下,便对我说:
“想必你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了。国民党反共达到了高潮。现在各个地方都很紧张,你要特别小心。”
我点一下头,他还不住查看我的房间是不是容易被人窃听,他感到安全可靠了,才放了心。
我们细声地谈起工作来。他问了我和他分手后的一些情况后,他显得满意地说:“看来你给自己打的基础不错,这里正需要你来。自从去年新的反共高潮掀起来以后,国民党特务疯狂地在各地抓人,很不幸我们党的重要人物罗世文和车耀先两同志,敌人借“抢米事件”,把他们抓了,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其他还有一些同志被捕,我们苦于事先不了解敌人的阴谋诡计。因此组织上研究,必须有人打进他们的核心机密里去,保护地方党组织。这就是你的特别任务,你要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早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了,所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去,组织上认为我应该怎么办?”
周武哲说:“虽然组织上急切需要有人打进特务里面去获取情报,但是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敌人并不是在睡大觉,你一步踩虚,就是性命交关,我看你还是先到陆总舵把子家里去拜门,在他的门下站稳脚跟,在成都袍哥界里“海”开了,你才能够伸手拿起你的敲门砖,去敲特务的门。你要知道特务和袍哥常常是拉了连襟的,特务很喜欢从袍哥里去物色特务,认为那样才可靠。你要让特务上门来找你,你不要急于去找特务。要叫他们感觉到,你对于他们给你戴上的‘通讯员’帽子是小意思,根本不当一回事,你越对他们冷,他们才能和你热乎起来。”
周武哲真有本事,他的这一篇分析,头头是道,句句开我的脑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照他指的路走下去就是了。
我首先还是到陆公馆去拜门。
我雇了一部漂亮的黄包车,带上我带来的大包小包礼物,拉到陆公馆里去。在门口报了家门,通传进去,不一会,王大管事便出来接我到了花厅,方才坐定,陆总舵爷便从花厅里屋走了出来,红光满面,越更发福了。我起身快步趋前,向他老人家施礼,他客气地挥手叫我坐下,烟茶早有人送来,不用他吩咐。他开口问:“令尊大人近来可吉祥安泰?”
“好,托福,托福,多承老伯下问。”我客气地回答后又礼貌地说:“家父向老伯问好,小侄向老伯请安。”
“好,好,大家都好。”他对于我的礼貌表示满意。
我把父亲交我带上的礼物拿出来呈上去。其中最精致的也是最贵重的要算那包用金纸包装起来的本县出产的大烟土了。我们那个县,土地贫瘠,别的庄稼不肯长,鸦片烟却是长得满好,而且小有名气,和云南产的“南土”不差多少。我父亲送这么不大一包烟土,其价值却要管几百元呢,这自然是厚礼了。陆总舵爷拿在手里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连声说好,还表示:“不敢当,不敢当。”
我们寒喧几句后,我故意问起和陆总舵爷一块去安乐县我家去的周武哲秘书来,王大管事代答:“周先生本来是陆公馆的家庭教师,给公馆的大小姐补习功课的,现在周先生另有高就,已经不在这里了,不过隔些时候还来亲候总舵爷。”
“周先生是一条龙,我这个浅水塘子养不下呀。”陆总舵爷有几分惋惜的样子。我却明白,周武哲的确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不可能在这里圈死了,何况那天周武哲已经向我暗示,要我努力在陆公馆扎下根基。担任家庭教师这样的差事,就是进身之阶。这样的事,作为一个大学生,也是干得下来的。他可能是有意给我让出这个位子来的。
“请问世侄这次上省……?”陆总舵爷显然是问我到成都来的目的,我早有准备地回答:
“小侄这次上省,是奉家父之命,特来向总舵爷请安的。”接着我又说:“小侄也想到成都这个大码头来见见世面,图个长进,这还要仰仗老伯的提携呢。”
“好说,好说,成都这个大码头,堂子大,水也深,要在这里混事,是要有点根底。不过世侄既是下过“海”的,又是军人,好办一些,听周先生说,你还是大学生吧?”陆总舵爷盘问我的根底。
“是的,我出去抗战以前,在四川大学读过几年书。”我谦逊地回答。
“那算得是文武双全呀。”王大管事在一旁“凑合”说。
“那么你是来从军呢,还是来从政呢?”陆总舵爷问我的意图。
我说:“我虽然挂着上尉衔,当兵我当厌了。从政呢,我的根底浅,没有出息。我还是想在总舵爷这棵大树下乘凉,在成都这个大码头上混一混,跟你老人家跑跑腿,长点见识。”
陆总舵爷知道我是想跟他“海袍哥”,自然高兴,说:“那好呀,就住在我这里吧,先跟我出去见一见世面。”
我很高兴,住的地方找到了,可以在这码头上混事了。但是我还是客气地说:“不敢在府上打扰你老人家。”
这时王大管事却在陆总舵爷的耳朵边叽咕了几句,陆总舵爷笑了。王大管事对我说:“我们正在到处找人呢,你来得正好。自从周先生另有高就后,大小姐的家庭教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李先生住在公馆里,得闲的时候给大小姐补习补习功课,能行吗?”
这就更好了,我找到了一个牢靠的职业。
从此我就在陆公馆里到起家庭教师来。
陆公馆的大小姐名叫陆淑芬,身体纤秀。打扮入时,自然是一个大家闺秀的模样。但是她却十分好学,她正在读高中,成绩还算不错的。可是她还想学得扎实一些,陆总舵爷一直替她请得有家庭教师作课外辅导。
当陆总舵爷第一次把我引到她的座落在后花园侧的书房里去和她见面时,从她的神色中,我看出她对我不大信任,怀疑我能不能做她的家庭教师。她看我穿着一身很挺的军装,扎着军官皮带,穿着短统马靴,明明是一个赳赳武夫,怎么能教她的文史、外语和数理化课程呢?
我知道如果不作很大的努力,在给她补习的第一堂课上,给她造成一个好印象,我在陆家的立足点就动摇了。我自信我有这个能耐。在她突然拿出她的语文教本来,并且突然指到她们刚学的一课向我请教时,我把那篇古文尽力讲解得清楚明白,在她看来,至少比她的学校老师讲得更清楚明白一些。我看出她的满意的神色。她知道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求教,最能见我平时学成的真功夫,不是预先准备好了来向她热炒热卖的。她的满意自然传染给她的父亲陆总舵爷,他对我更为欣赏和器重,因而也更亲近一些了。从王大管事的口中可以听到总舵爷的赞语的转述。认为我这个青年,年岁不大,却老成持重,对长辈很有礼貌,既上过大学,又打过仗。而且听起来,他对我的仪表也颇有好评,长得端端正正,不愧是一个有胆有识的青年军官。
当然,父亲的好感必然会传给女儿,大小姐对我也不那么隔外和拘束,显得比较随便,谈话也自然得多了。因而有时被她引到陆总舵爷内房的饭桌上去,这样和陆总舵爷接近和谈话的机会更多,能够从饭桌上探听到的袍哥界和政治圈里的消息更多了。我,以至我的上级周武哲都知道,我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工作了。
陆总舵爷开始把我带到他的社交活动中去,就象他原来带周武哲一样,有了这么一个大学生作秘书,在他活动的三教九流的圈子里也算是一种光彩。在准备什么文稿,发表点什么讲话,办点什么交涉,以至帮助出点什么点子,总舵爷越发离不开我。自然,那些码头上的权势人物,那些三教九流的头头脑脑们,要想通到总舵爷的这个权势中心,不通过我这个桥梁,莫想能够接近。有时我就被认为是总舵爷的影子和代理人。我原来不过是一个“闲大爷”,未必为袍哥界所看重,现在看到我依附在陆总舵爷的骥尾上,摇摆起来,很有点份量,便不得不看重我,因此我在大茶馆里也算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了。随便“拿言语”,有人愿意听了。在身边也有那么一群狐群狗党,可以随意驱使了。
这些情况,我的上级周武哲不待我汇报,也知道一些,他认为我所处的地位比他那时在陆总舵爷面前还强一些,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秘书,而且自己在袍哥社会里也已树立起一些声望来。这就是说,我在成都展开活动的垫脚石已经铺好,该伸手往高处攀了。
但是周武哲告诉我:“这种时候更要沉着,不要主动去向国民党省党部中统特务的调统室伸手,要他们伸手来拉你,你才半推半就地和他们搭上线。”
我知道周武哲说的完全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是豆腐渣,那么稀松。那些高级特务也不都是糊涂虫,他们从来不是吃素的傢伙。不打好扎实的基础,高楼是起不来的。
这时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新的机缘。
有一天下午,王大管事拉我到沙利文去吃小吃。说是小吃,却摆了一小桌的西点,够丰盛的了。过去我们彼此请过来请过去,也是常事,但是今天我感到有些奇怪,看王大管事那么喜滋滋的却又有几分神秘的样子,一定有什么事。
我们吃喝一阵以后,王大管事对我说:“李大爷,你是吉星高照,正走红运呢。你将来发迹了,可不要忘了我是和你在一个屋檐下蹲过的兄弟伙呵。”
“我走什么运,还不是当跑腿的丘二吗?”我自卑地说。
“嗐,老兄是大大地走了红运啰,不只是红运,还是桃花运呢?”王大管事隐隐约约地说。
“老兄不要卖关子了,有话好说嘛。”
“是要说呀。我这还是受人之托,为人谋事哩。”他这么说,引起我很大的注意,他所说的人不是陆总舵爷还有谁呢?我不说话打他的岔。他说了:
“总舵爷叫我传话,他很赏识老兄的才干,大小姐更对你有情有意,老兄答应到陆家当一个倒插门的上门新姑爷吗?”
这却如一声霹雳。我毫无精神准备,把我说懵了。我没有回答。王大管事说:“老兄呀,这可是陆总舵爷这么有大面子的人物亲自给你搭的梯子,叫你上呀,你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哟。”
这怎么说好呢,这么大的事,总得要先向周武哲汇报了,听听他的意见,才好回话呀。我只好说:“老兄呀,总舵爷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还有什么说的?不过自古以来,婚姻大事,总是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在这个茶桌上我怎么好立刻回答呢?”
“嗐,那有什么,你家老太爷还有不同意的吗?何况他们原来就是朋友。你不答应,我还不好回话呢。”王大管事巴不得立刻去陆总舵爷面前立这一大功。
我还是坚持不马上说同意的话。但是我也得说得活动一点:“对我来说,这是高攀,没有说的,不过让我问一下家父再回话吧。”
王大管事只好同意。
我第二天便设法找到了周武哲,说了这件事。周武哲毫不犹疑地说:“这是好事上门来了,你在成都的地基会打得更坚实。”周武哲表示同意,只是又问:“大小姐陆淑芬对你怎么样呢?”
这才提醒我想一想婚事的主要对手的倾向。我过去在给陆淑芬上补习课的时候,聚精会神,从来不大留心她对我的反应怎么样。我确信她对我的讲课是满意的,但是别的方面我没有太注意。回想起来,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对我颇有一些好感。有时还体贴我。不过我尽量避开,不往那一方面去想。现在回想一下,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呢。我把这个情况对周武哲说了,周武哲说:
“这就是了,说不定还是她自己向她父亲透露了自己的心意,总舵爷权衡利害,才决定收你这个上门女婿呢。这一下你在成都这个码头上走得通了,对于你建功立业会大有帮助,你就答应吧。”周武哲作了这样的指示。不过他又说:“但是你的政治面目,不管你俩好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对她透露一丝半分的呀,这是纪律。”
这当然是党的铁的纪律所规定的,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室儿女嘛。我点头表示同意。
我从周武哲那里取得组织上的同意后,又正二八经地向我父亲请示。正如我预料的一样,父亲来信,满心欢喜,对于我这个有出息的儿子大加表扬。他不以把儿子送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为羞,反以为荣,大概在乡里还会大肆炫耀,因为这又可以增加他的堂口的势力了。
当我把父亲首肯的意思告诉王大管事以后,他马不停蹄地急忙把这个可以供他去拍马屁的好事,报告给陆总舵爷。陆总舵爷当然也很高兴,马上把我找到他的上房去,商量先办订婚仪式的事情。他说:“小女子正上学,等她上了大学再结婚吧。”我已下了决心由他们摆布,自然没有异议。不过我和陆淑芬既然订了婚了,我不好意思再到后花园她的书房去给她讲课了。事实上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她更感到世俗中大家闺秀应该有的羞涩,不愿再和我照面。
我和陆淑芬的订婚仪式举行得相当有派头,陆总舵爷本来说不要张扬,可是在各码头上的头面人物还是来了不少。连我家乡的码头上的一些人,也跟着我父亲到成都来祝贺来了。这也是我早料到的。也有没有料到的,那就是胡以德也上成都来了。
更没有料到的是胡以德到成都来了以后,大概去省党部调统室报了到,并且把我这个通讯员的身份报告上去了,引起调统室很大的兴趣。陆总舵爷的乘龙快婿是他们的人,这一着棋是非同小可的。因此不仅胡以德到陆公馆找到我,对我表示祝贺,他还带来省党部调统室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中统特务来找我。
他们进了我的房间以后,胡以德毫不含糊地向我介绍那个人是省党部调统室的黄继统。黄继统和我寒暄几句后,便单刀直入地向我提出问题:“听以德兄的介绍,老兄是我们的通讯员,老兄到成都来,我们还不知道呢。”
他的意思很明白,是问我这个中统通讯员为什么到了成都,不去他们那里报到。胡以德也插了一句:“老兄上省来的时候,我是写过介绍信的呀。”
我照周武哲告诉我的办法,我决不可以对他们表示热心,决不把他们奉送给我的小小通讯员放在眼里。我冷冷地对胡以德说:
“老兄给我写的介绍信还在这里呢。”我顺手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介绍信来,还给胡以德说:“退还给你吧。”
黄继统本想以中统特务的纪律来压我,胡以德在一旁帮腔,不想我却这么冷淡,表示出对于和他们挂勾,毫无兴趣,连通讯员也不想干了的架式。我有意要叫他们理解:我在成都这个堂子里,有了陆总舵爷这个靠山,不管是吃香的喝辣的,是吃得开的,何须你那个特务通讯员的小招牌?
黄继统果然理解了。我既然要成为陆总舵爷的上门女婿,“中统”的许多要仰仗陆总舵爷办的事,还非得我从中作合不可。这个关系决不能闹僵。他马上改了态度,和颜悦色的样子对我说:
“老兄恐怕误会了,误会了。”
胡以德又赶快来圆场:“我们是专门登陆府来向老兄道贺的。你是本党的忠实同志,有你和陆总舵爷这么个关系,我们以后还有许多要仰仗老兄的地方呢。”
“是呀,胡兄来成都报告这个情况以后,我们的上峰对老兄十分器重,还有请老兄出山的意思呢。”黄继统不仅改了口,而且把中统的想法也洩露出来。
我这以退为进的战术成功了。我也该改口了。我收回了那封介绍信,转交给黄继统说:“这样说,我还过得去,那么现在就算是交介绍信,向你报到吧。”
“岂敢,岂敢,是向调统室报到,不是向我报到。我一定把介绍信拿回去转报,以后我们有人来专门和你联系。陆老先生这边,我们也不是没有人呢。”
在我订婚时刻,通过胡以德,我轻而易举地和中统特务系统挂上了关系。事后我对周武哲说起这件事,他认为以退为进,做得得体。你不要热心去找他们,要他们热心上门来找你,你的脚步就走得稳稳当当的了。
我和陆淑芬订了婚以后,一面继续在后花园给她补习功课,一面跟着陆总舵爷在他的社会圈里做些活动,秘书加上未来的女婿,身价自然愈发看涨,三教九流来找我说合的事也更多了。我越是在这种黑社会中吃得开,中统特务方面越是看重我,越想提拔和重用我。黄继统来和我拉关系的机会也越多了。
但是听黄继统说,摆在我面前的有一个障碍,那就是“资格”问题。按中统的规矩,凡是要在中统内部干事,必须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受过训练,取得证书的人。象我这个仅仅在川军中混过一阵的上尉,资格是太浅了。因此黄继统告诉我,他们的上峰研究,想以我是中统上尉通讯员的资格,送到中央军校去深造,半年功夫便可以混上一个特别班毕业的资格,挂上少校的军衔,这样才算是信得过的“本党忠实信徒。”
我把这件事对周武哲汇报了,他同意我去。我对总舵爷说了,他也赞成去混上一个少校军官出来,更光彩些。
我被保送进中央军校特别班去受训。在那里天天上操、听课,倒没有什么,惟独那种学员讨论,我受不了。每一个学员和教官都要骂共产党,说共产党反对他们的中央,搞封建割据,实行叛乱、破坏抗战,等等。这种颠倒黑白,不分是非的话,我怎么说得出口?我支支唔唔地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连我说要全民团结抗战的话,也受到纠正,我说这是蒋总裁说过的话,也不行。大家认为现在是提“集中意志,统一力量,军令政令统一,反对封建割据,融共消共,抗战建国”等等口号的时候。限制“异党”,消灭“异党”,原来就是这个特别班的训练任务。
我千方百计才请准了假。我出来后赶忙找到周武哲,向他报告:“要我天天听那些骂共产党的话,耳朵实在受不了;要我跟着他们骂共产党,感情上更通不过,算了,我不想干了。”
周武哲说:“你滚进污泥塘里去,要不闻臭气,办得到吗?你既到了那里,要不跟他们一个腔调,不受到特务的怀疑吗?你在那里和他们说一样的话,和他们一样过日子,这是组织上批准的,并不算犯错误。”周武哲还批评我:“我倒担心你这一段的表现,可能会影响你的前程呢。”
的确是这样。半年的训练结束了,给我发了证书,也挂上少校的牌子,可是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却不分配我到中统特务机关里去工作,只分配我到四川地方军队里去政训处作政训科长的工作。显然因为我是出身于川军,在训练班里又没有坚决反共的表示,便不大信任我。虽然他们很珍惜我在袍哥社会中的地位,却也只想利用袍哥来为他们反共。
我出来找到了周武哲,他分析说:“看来你不争取立‘功’,休想钻进中统的内层里去。”周武哲说的当然有道理,中统特务组织不是稀松的袍哥组织,不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要没有立“功”的表现,更不能进入到它的核心里去,如果不钻进它的核心里去,又怎么能获得周武哲所希望的情报呢?但是立什么“功”?难道要我去做反共宣传,甚至去捉共产党吗?那怎么能?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周武哲也只能说一说“决不容许损害共产党,又要能取信于特务”的原则话,具体办法却一条也提不出来。最后只叫我见机行事。
我回家后一直在想怎么见机行事,却没有门。我被特训班分配来川军中搞政训工作,把我革出中统的大门,而地方军却以为我是从特训班出来的,是中央嫡系派出的特务到地方军来搞破坏的。我是两面不讨好,川军对政工干部采取冷淡和排挤的态度,一天无事可做,吃闲饭,泡茶馆,谁也不和我说一句知心话。中统方面却常常派人来找我,逼着我送川军动态的情报,我简直厌烦透了。我想,既然钻不进中统的内层里去,在川军中又没有什么出息,我何必这么没盐没味地过这种醉生梦死的闲散日子?还不如回到袍哥社会里去混一混,看有什么出头的办法没有。
我找到周武哲,说出我的想法,却受到他的严肃批评。他说,过去让我上陕北公学研究班学习,接着专门把我调回四川,还让我回家乡去操袍哥,最后要我到成都拜门子,好容易到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钻进中统特务的内层里去。现在我搞了几年,怎么可以打退堂鼓?这是革命的需要,其作用比作其他的事重要得多。他说:“我且不说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的厉害,你总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句名言吧。我还想摆个故事给你听,我们党的一位负责同志(我知道他指的是钱壮飞同志)曾经钻进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担任重要职务,才及时把重要情报告诉了党,保卫了当时的党中央机关,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还想告诉你,在这里工作的川康特委的领导同志罗世文、车耀先,如果能早一点得到特务要动手的情报,他们就不会被捕,组织上也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损失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党就是要有一批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同志,深入到敌特内部去,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我们的党。党选中了你,这是你的光荣,你决不可以打退堂鼓。”
周武哲讲的这些道理,在南方局时,廖大姐早对我讲过了。我说:“我不是怕苦怕死,我是至今没有得到特务的信任,钻不进去呀。”
“钻不进去,慢慢来想办法吧,哪能一下就成功。其实你的基础一步一步打得很扎实,大有希望,不要操之过急,准备三年五载,也不算慢。”
周武哲一连几天来找我泡茶馆,除开给我解思想疙瘩,也和我具体研究立功的办法。我无意中摆闲龙门阵,摆到我所在的川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武装贩运鸦片以及他们在安乐寺投机市场搞活动和贩运银元的事。周武哲的眼睛一亮,对我说:“这不就是立功的好机会吗?你把这个情报摸实在,给中统偷偷报上去,一定有门。”
我回来以后,真的照周武哲说的办了,果然有门。过了不到一个月,黄继统就来找我,表扬了我一番,说我这个情报送得好,警备副司令被撤了差事,换了人,这一下他们把地方势力把住的警备司令部抓过去了。他见我这个过去在川军中混过的人,敢于报告川军走私的事,相信我和川军中的人不是穿的一条裤子,而是他们的“忠实同志”了。
有一天,黄继统带一个人来找我,约到“饮冰室”的雅座去喝茶。黄继统介绍说:“这是廖仲化,省调统室的组训科长。”
这个人看起来其貌不扬,说不出有多少特征,总觉得上帝在安排他的脸型时,五官安的不是地方。特别是当他笑起来的时候,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但是我一听说他是中统的组训科长,就不敢怠慢。科长的官虽然不大,却掌握着吸收和训练新特务的大权。这正是我要结交的一个人,他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显然他不是找我喝闲茶来的,必有所图。我不卑不亢地和他寒暄几句。他又转弯抹角地夸奖我几句。同时他透露出他们原以为我是川军系统想打进中统来的人,不敢用我,现在既然弄清楚我不是川军中的人,暗示要信任我,叫我好好干。我表示我在这里是被人看成“讨人嫌的摆设”,什么事都不要我干,浪费光阴,不如调去干点别的事情好。我单刀直入地对廖仲化说:“比如调到你们那里当个跑腿的干事也好嘛。”
廖仲化笑了,黄继统也跟着笑了。我莫名其妙,难道我这句话说漏了嘴了?廖仲化说:“老兄连组织都还没有加入,怎么能到调统室去工作?”
“什么组织?我不是参加作通讯员了吗?”我奇怪地问。
“通讯员还不算数,那只是外围,你连党网的人都不是,更不用说调工了。在我们那里干事,起码要是党网的人。”
黄继统给我解释,“党网”是指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调工”是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光是国民党员,即使是通讯员,也不能算参加了中统组织。哦,原来是这样,弄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在中统的外围上站着呢。门还没入,登堂入室,进入核心,这还要多久呀?
我要求说:“那我就入党网吧。”
廖仲化说:“现在你算有资格了。你先参加党网,以后有机会再说到调统室工作的话。”他马上拿出一张表格来让我填,是参加党网的。果然他们是有意而来的,连参加党网的表格都随身带来了。我填了表以后问廖仲化:“党网干些什么事?”
廖仲化说:“一是报情报,一是发展党网和通讯员。”
看来非真下海不行了。我回来找到了周武哲,报告了这个情况,周武哲说:“好,你入了他们的党网,深入了一步。你要争表现,发展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进党网,当通讯员也可以。”
我真的这么办了,我在袍哥里找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以为既是袍哥,又当特务,就可以吃遍社会,可以占“欺头”了。这样的人,廖仲化和他们见了面,还感到挺满意呢。
但是又过了一些时候,我还是没有吸收到省党部调统室去工作。我自然有些着急,周武哲却告诉我,千万别去问这件事。他说,欲速则不达,水到渠自成。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但是象我现在这样不是在袍哥码头上“提劲打靶”,“吃讲茶”调停纠纷,就是在酒楼茶肆划拳行令,或者打几圈麻将,到台基里去吃几杯素茶,到戏园里和花旦逗趣,成天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也实在发腻了。
周武哲却不是这样的看法。他说,这些活动都是一个袍哥大爷的正常活动,干特务的人不会这一套就不象特务了。所以你现在把这些本事操会了,对于将来的活动也有好处。而且要学得精,操得亮。比如喝酒,你喝二两就醉了,别人就可以把你灌醉,逗你说出真心话来,要操出起码一斤的酒量,你可以把他们灌醉,逗出他们的真话,你却可以清醒地装着醉了,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又比如烧鸦片烟,你可以在烟铺上和他们对烧,只是你却要防备着,不要吃上了瘾。你还要把袍哥的黑话说顺嘴,和三教九流的人都能“搭白”。周武哲最后说:“你要操会这些本事,也不是三月五月就行的。组织上批准你和他们同流,你只要不合污就可以了。真正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也不是容易的事呵。”
我想一想,这些在社会中“玩滚龙”的本事,特务们的那种腐化生活,我的确还没有学会,而且打心眼里厌恶这种生活。我特别不习惯装出在码头上掌红吃黑的架式,更不习惯在堂子里吃花酒,打晕麻将,调戏妇女那一套。在酒楼上喝酒划拳的本事我倒操出来了,有一斤多的酒量,可以吃得通了。吸鸦片烟的确是苦事,但是我可以老吸不吞,上不了瘾,吸多少也无所谓。
我这么下决心鬼混了三四个月,小有名声了。陆淑芬见我这么醉醺醺地作践自己,也疼了。她劝我不要这么醉生梦死地过日子,还是做一个规矩人吧。连我未来的老丈人也说我:“逢场作戏可以,不要过了份。”他怕我陷进堕落的泥坑里去,成为一个“烂王”。
但是黄继统和廖仲化这些人却对我越来越欣赏,越来越多来往。我忽然悟出,他们过去和我总是不即不离,说不定对我的德行有看法,正派人是干不得他们那一行的。
有一天,廖仲化来约我到天涯石街一个妓院去找那里新来的花名叫“夜来香”的妓女吃花茶。我们才进到“夜来香”的房里,却看到已经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说闲话。那人一见廖仲化就连忙站起来,廖仲化一见便骂道:“李三娃,你也跟老子们到这里来混?要是你监视的共产党赵超德脱了梢,抓不到人,有你的盐水饭吃就是了。”
那个叫李三娃的小特务支吾两句便下楼去了。
我听廖仲化说的话,心里暗地吃惊,看来他们要对这个被监视的共产党下手了。要赶快通知周武哲才好。我暗暗记上这个被监视的共产党员的名字。
我装着没有听懂听清他们的说话,故意问廖仲化:“啥子叫吃盐水饭?”
廖仲化说:“吃盐水饭就是坐禁闭。哪个不完成任务,就要遭禁闭,坐禁闭的人只给吃盐水泡饭。李三娃这家伙,叫他在川大监视共产党,他却溜到这里鬼混来了。”
我们在那里坐一会,喝一会茶,说些闲话,便分手了。我回到家里很着急,因为我和周武哲约的约会期还没到,救人却又等不得,我只好试一试周武哲和我约好的临时有紧急事通知他的办法。
我到将军街附近一个公厕里去解大手,趁公厕没有人的时候,我在蹲位的板壁上用粉笔画了一个王八。这种在公厕里的板壁上画个王八,写上几句骂人的话,或者发两句牢骚,是常事。当时有个美名叫做“厕所文学”。不过我画的王八却有点不一样,是没有画尾巴的。这是周武哲和我约好了的。我走出公厕,趁没有人在那里,我又在公厕的墙上随便画一个叉叉。这也是周武哲和我约好的。他从公厕外边走过,就会看得到。
我走出厕所,很不放心,周武哲会不会刚好到这个公厕来,而且刚好去我刚才蹲过的那一格,看到我画的没有尾巴的王八呢?这真是太玄了。如果他没有看到,就不会到陆公馆来找我,我通知不到,说不定川大那个被监视的共产党员就会落入特务之手了。
嗐,说巧不巧,第三天周武哲倒真的到陆公馆找我来了。我几乎不相信地问他:“你硬是看到我画的没尾巴的王八了?”
他点一下头,笑着说:“那怎么会错呢?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哩。”
我把廖仲化他们在川大正监视一个叫赵超德的共产党员并且可能要动手抓他的情报,报告给他,他很高兴。我还没有能够钻进调统室里去,却开始向组织提供情报了,他赶快告辞走了。
我能够救一个同志,感到很高兴,甚至有几分得意。
过了三天,周武哲又找我来了。他一进我的房间就问我:“你说川大被监视的共产党叫赵超德,没有错吧?”
“没有错呀。”我肯定地回答。
周武哲说:“川大的党组织查过了,没有赵超德这样一个党员。后来他们打听了一下,政治系倒有这么一个学生,可是连真正的进步学生也算不上,他和进步同学有些往来,但是他和三青团分子也有往来。”
我说:“这就怪了,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叫赵超德,说是共产党。”
周武哲说:“也许是特务弄错了,把他当作共产党来监视来了。我们没有把特务正监视他的事告诉他。这样的一般群众,就是抓了,也没有什么,会放出来的。”
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应该设法通知他一下,免得受无妄之灾嘛。我没有这样对周武哲说,周武哲却若有所思地问我:
“是你约廖仲化到妓院去的,还是廖仲化约你去的?”
我回答:“是廖仲化。”
周武哲又问:“你们到那里就看到了那个小特务,还是后来他闯进来的?”
我回答:“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他已经坐在那里和窑姐调情了。”
周武哲盯着问:“那个妓女是一个高级一点的,还是一个下三烂?”
我回答:“看那样子是比较高级的,举止大方,还会说些文明词儿。”
周武哲沉默了一下,忽然对我说:“我怀疑是他们在对你玩什么把戏呢。”
我的脑子也突然一下子亮了,“玩把戏?”
周武哲说:“我们不妨这样来设想。他们故意在你的面前露一个共产党的名字,而且是就要动手抓的,看你有什么反应。我们再设想一下,那个学生赵超德本来是他们的人,如果他得到他被特务监视了的通知,他向特务密报上去,特务就可以肯定这个情报是从你这儿漏出去的。这样一来,不仅证实了你的不可靠,而且川大的党员也可能在赵超德这个特务面前暴露。”
“哎呀,好危险。”我不禁惊呼起来,“幸喜得没有通知那个赵超德。”
周武哲说:“是危险,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设想,把事情想得危险一点,会少出漏子,你以后要事事多动一动脑筋哟。”
最后这一句话,对我太有用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都受用不尽。我这是在钢索上走路,稍一不慎,就会掉进深渊里去,万劫不复呀。
周武哲离开我以前,嘱咐我:“你要装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照老样子干。”
也许真是象周武哲猜测的那样,廖仲化对我在玩什么把戏,用阴谋诡计来考察我;也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的事情还是平平顺顺地,没有发生波折。没有多久,廖仲化来找我,告诉我说:
“中统训练班第三期就要举办,你现在参加了党网,是有资格去受训的,你愿意去吗?”
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去受什么训了,上次在军校受训,那些机械的制式教练,把我搞得腰酸背疼,那些无聊的讲义把我的耳朵塞痛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反共讨论,使我厌烦透了。我说:
“上次受训把我整够了,我再也不想去受那份洋罪了。”
廖仲化却认为我太不识相,短期受训本来是挣资格的极好机会。而且可以联络感情,拉帮结派,为以后的高升打下基础。这么好的机会我倒不想去了。他劝我说:
“你不是想到我们调统室干点事吗?你不去受训,哪里有资格?哪个认得你?”
他这一句话倒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原来这是进调统室的台阶。大概廖仲化已经打定主意要拉我进调统室,但是还要进中统训练班去挣一个资格,同时也再接受一次考察,才肯介绍我吧。我根据周武哲告诉我的话:“你不要自己去钻,要他们来请你,就是请你,你也要半推半就。”我还装作不大乐意地推辞:“你够朋友,信得过我,就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信不过算了,何必叫我去受罪?”
廖仲化说:“老兄有所不知,没有经过中统训练班训练过,就不能进调统室,你这样一个白丁,就是进了调统室,你也干不下来。象你们操袍哥一样,不是也要操出一点本事来才行吗?”
我这么半推半就地,终于被廖仲化介绍进了中统训练班第三期。这已经是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事了。
后来我碰到黄继统,一块喝茶,他透露给我说,廖仲化在四川调统室主任申雨峰面前推荐我,着实把我夸奖了一番。说我已经入了党网,在中央军校毕过业,是大学生,又是陆总舵把子的上门女婿,一个公子,在码头上“拿言语”有人听。并且还和军校一些毕业生办了一个建军通讯社,又是总编辑。为人能干,又随和。总而言之,是理想的特务胚子吧。只要送进训练班去打磨一下,不愁不成器。而且从黄继统的吞吞吐吐的口气中听出来,廖仲化还认为我是经过他亲自考察过的。如此说来,周武哲说的“玩把戏”的估计,也许真有那么一回事呢。
嗯,我可不能大意,不要以为黄继统现在说的就是真话,好象廖仲化从此十分信任我了。和这些魔鬼打交道,每一步都要三思而后行呀。
在中统训练班里,我真的学到了一些本事。这是使我喜出望外的事。在训练班里,虽然天天免不了要听那些令人厌烦的“精神讲话”,那些千篇一律的反共滥调,同时还发给我们《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剿匪文献》,叫我们阅读。这种文件我在中央军校学习时已经看到,并且拿出来交给周武哲转到南方局去,在这里又发给我们,不算稀奇了。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听到一些教官讲授搞特务工作的基本知识和一些实际的技术。比如有一个姓阎的教官来讲授《情报学》,他讲了共产党的组织以及活动的方式方法,讲的相当系统。我听了很奇怪,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党的活动情况?后来打听一下,才知道这个阎教官本来是一个凶恶的叛徒。在训练班讲课的有好几个都是叛徒。在课堂上说得眉飞色舞,恬不知耻。这个阎教官讲《情报学》讲得最有条理,我简直对他“欣赏”起来。他讲的内容包括调查、内线、跟踪、守候、化装、通讯、逮捕、审讯等等。全都是根据我们党的活动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一套对付我们党的办法。这些办法是阴险狡猾的,手段是凶狠毒辣的。这是他们几十年反共经验的总结。我本想努力笔记下来,送给周武哲,但是他讲得很快,而那些技术又很具体,实在难以记下来。而且我也不能显得过于专心作笔记。于是我鼓动班上的学员,要求他发讲义。他果然编出了讲义,油印出来,收工本费在班内出售。我趁人不注意时,多买了一本。我找机会拿出来交给了周武哲,周武哲翻了一下,十分高兴,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一定要把这些技术学到手。他们用来残害共产党,你用来保护共产党。”
训练班只办了三个月便结业了。在工作分配上正如廖仲化在我入班前暗示过的,我终于被分配到了省党部调统室,成为一个正牌子的中统特务了。但是廖仲化并没有要我担负重要工作,只给我一个书记员的名称。虽然廖仲化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以后看情况再说,我还是感到失望。周武哲听了我汇报,却大为高兴。说:“能跨进中统机关的铁门槛,就是大胜利,不怕官小位卑,只要肯动脑子,办他几件漂亮事情,不愁爬不上去。”
对,我得想办法办几件漂亮的事情,立几个功,才有希望。我果然就找到了一件。
我在训练班的时候,由我原来认识的广旺县调统组长周宗一介绍来一个学员,名叫卓成,他和我见了面便拉拉扯扯。我总感到这个人不对路,鬼鬼祟祟的样子,老想从我这里打听点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人?训练班结业后,卓成也被分配进了省调统室,和我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他还是那么喜欢当包打听,引起我的怀疑。有一回他说他有事出去一下,溜了号。我就把我在训练班学到手的跟踪技术应用一下,盯了他的梢。他到牛市口统一检查站里去了。卓成既然是中统的人,为什么又进了军统的交通检查站?我估计他是军统的人。我们这里明明是中统的窝子,怎么容得军统的人呢?我回来后,去找廖仲化,问他:“我们这里也有军统的人吗?”
廖仲化肯定地说:“没有。”
我把我发现的情况告诉廖仲化,他很吃惊。后来他们暗地跟踪卓成,果然证实了他是军统的人。调统室毫不留情地把他开革了。同时从他的口中也得知广旺县的调统组长有问题,也把这个人撤了。
这一下我得到调统室主任申雨峰的赏识,认为从我过去的表现,特别是这次立的功,看出我是忠实于“组织”——他们自称中统为“组织”——的,并且很有工作的主动性,便立刻调我到新成立的中统成都实验区去任助理。我向周武哲请示,他很高兴,叫我走马上任去,他说一切事情好象都在照上级为我安排的轨道在前进。上级是谁,他没有说。
我调到成都实验区去当助理,是升了官了,我接触的面比过去大得多了,我能看到的情报比过去也多得多了,我还多少了解一些有关中统、军统的组织系统和主要人物。我都一一地记下来,交给了周武哲。周武哲传达了组织上表扬我的话。而且我得知这个组织不是成都的,也不是四川的,而是南方局。周武哲是代表南方局来和我联系的。但是周武哲告诉我,“欲穷千里目”,还要“更上一层楼”,下一个目标是争取调到省调统室去搞情报工作。
于是我找机会来爬这“一层楼”。机会果然就找到了。
有一天早晨,省调统室通知我去开会。到了那里,突然感到一股肃杀之气,大家绷着脸不说话。见面也只点头打一个招呼,不象平时见到了要开两句“卫生玩笑”。怎么一回事?难道我在什么地方出了漏子了。
开会了,轻易不出头的调统室主任申雨峰今天亲自来主持会议,平时主持工作的书记胡桃坐在一旁,也没有过去那么颐指气使的神气劲了。参加会议的有各科的科长,成都实验区由我出席。申雨峰劈头就是一句:
“我们这里出了内奸了。”
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我更是摸不到底。不过我满不在乎地抽着烟。申雨峰继续说:“请胡书记传达最高当局的训示吧。”
最高当局的训示,实际上是申斥,那就是说什么大事触怒了***了,这还了得!大家洗耳恭听。胡桃拿出一张纸来摆在面前,冷冰冰地说:
“重庆中统总局徐恩曾局长特急电话:迅速查明,侦查青年党一案是川调室什么人洩露出去的,限十天破案,将人犯押往重庆候办。”
哦,原来是这个案子,弄不到我的头上来。中统对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以及民主党派立了专案,分头进行侦察,我是知道的。这没有什么奇怪。就是对于国民党自己的党政领导人员也是由党政科立了各人的专案,随时侦察其思想言行,加以汇总上报的。即使是诚心诚意拥护***,想挨上去捞个一官半职的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也是立了专案进行侦察的。这种对他们的友党进行侦察的专案,自然是很机密的。
现在的问题是省调统室立的侦察青年党人活动的专案原件,不知是被谁偷漏出去了,拍了照片。听说这张照片被人拿去送给中国青年党的头头曾琦。曾琦一见大怒,把这张照片亲自送交给***看,质问***:“为什么国民党侦察我们友党?”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形象和***一人独裁的形象,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抵制,日益显露,出钱出军火支持***的太上老子美国很不满意。***总算生拉活扯地取得了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支持,稍微改善了一下他的形象。现在如果曾琦因发现国民党在暗地算计青年党而耍点脾气,就是当时说的“小姨太撒娇,闹着要离婚”,怎么得了?所以当曾琦把真凭实据摆在***面前质问他的时候,***弄得十分狼狈,是可想而知的了。听说事后***把徐恩曾叫去,赏了他一个耳光,限他马上查出是谁洩漏给曾琦的,要严加查办。于是中统局长一个电话打到成都来,限期十天破案。这一下把省调统室闹得象一锅开水似的,沸沸扬扬,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仲化说,起草的原件,经过传看,已经归档。原件现在还在,只是不知道在传阅过程中,谁偷去拍了照片,送给曾琦去了。这种对其他党派布置侦察的一般文件,过去并不看重,现在无凭无证,向谁查去?
但是当我一听到说是青年党的头头曾琦抓到了这个文件的照片,我忽然联想起来,成都实验区有一个外勤特务,也是姓曾,名叫曾庆余,这个人曾经自告奋勇地向我提出,他愿意去搞青年党人的侦察工作,因此他曾经向我索要过这个文件当面看过。后来他说要仔细再看,拿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看。我怕忘了,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上他借出这件文件,并要他签个名。他拿去看了以后,还给了我,却没有把他签名的那张纸撕下拿走。我想也许就是这个姓曾的特务,偷去拍了照,送给曾琦去了吧。调统室的文件管理并不严密,象这种对其他党派一般布置侦察的文件,更是司空见惯的普通文件,没有谁注意。只是落到***正在拉拢的曾琦手里,才显得重要了。
我越想心里越有数了。但是我不想急急忙忙提供出证据来,我要等他们着急慌了,我才伸出救命的手。我回去查了一下我的笔记本,曾庆余借这份文件的签名还在,放了心。
过了五天,眼见时限快到,还没有找出线索来,调统室的申雨峰、胡桃、章家成、廖仲化等大小头头,急得团团转,象热锅上的蚂蚁。到时交不了差,怎么得了?这时我才去找了管情报的章家成,拿出我的笔记本来给他看,提出一种可能性来,请他考虑。
“哎呀,什么可能性?是他无疑了。”章家成象找到了一条救命索似的,把我的笔记本拿去找主任申雨峰去了。
事情急转直下,他们把曾庆余弄去一逼一诈,三问两问,把从重庆送回来的文件照片和我的笔记本上他的签名,摆在他的面前,他还有什么说的,招了供了。原来他是曾琦的远房兄弟,曾经参加过青年党,他是混进调统室来求衣食的,倒不是青年党有意识派他进来搞情报的。于是调统室决定把曾庆余押解到重庆中统局去交差。并且派负责情报的章家成亲自押解去。
章家成是一个老资格,可是总不得意,所以早想脱离调统室到重庆总局去谋出路。我也极力怂恿他去。他那管情报的差事,我早就瞄准了。
申雨峰主任和胡桃书记见我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拉了他们一把,对我更是器重了。马上给我挂一个川调室的视察名义(对外叫国民党省党部视察),同时决定,当章家成没有回来以前,由我代理他管理情报,听说这是章家成走以前向申雨峰推荐的。我知道章家成不肯回来了,情报统管的位子由我坐定了。
我现在坐上中统四川调统室的视察和管理情报的交椅,同时兼着成都实验区的助理的职务,预期的目的达到了。我可以放手干一场了。我已经能够看到四川中统特务组织系统和从事情报活动的特务名单,看到了中统埋伏在成都的各部门、学校、工厂以至中央军校从事秘密活动的“党网”和“通讯员”名单,更重要的是中统所掌握的我党在成都的地下党员线索名单。我还有机会读到中统四川调统室一九四三年的年度计划原件。所有这些材料,对于了解敌特情况和保护我党组织,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只要把这些材料偷偷地抄下来,拿出去交给周武哲,周武哲转报给南方局就行了。
周武哲和我见面。我把我升了官,掌握了大量情报的事,向他作了汇报,他见我喜形于色,并且有把我掌握的那些情报一古脑儿抄出来的打算,他一点也没有对我的成功表示祝贺之意,甚至没有一点笑容,却很严肃地对我说:
“你越是爬得高,接触的重大机密越多,危险性就更大了,不能有志得意满的思想,更不能以为轻而易举,一抄了事。这事要慎重考虑,我也不能自己作主。现在除开他们要采取紧急行动抓我们的什么人,救人要紧的事以外,其余暂时不要动。注意视察你的上下左右和内外的环境,熟悉他们的工作情况,把你的地位先巩固起来了,再说别的吧。”
他给我敲的这几声警钟非常好,我如果小有胜利,便冲昏头脑,盲目行动,放手大干,说不定就会出大漏子,以至前功尽弃。
真的,我应该保持特别清醒的头脑,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的微小变化;还要和上级、平级以及下级拉好关系;还要依靠陆总舵把子,在码头上吃得更开一些,搞几个“贴心豆办”;在生活上还要随便一些,以至保持和他们差不多程度的腐化外表。只是我一不抽鸦片上瘾,二不嫖妓宿娼。抽鸦片烟上了瘾,不易戒脱,精神萎顿。嫖妓容易染上梅毒,后果不堪设想。
我开始来冷静地观察我的环境。我现在居于领导层的地位,为了挣表现,不是象过去那样卖劲地去抓情报,搞密报那些一般特务干的事情了。现在我要奉公惟谨,把自己的机关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不是去搜集情报,而是对情报加工。只要留心一些,反而不易暴露。但是我发现,国民党的一切机关本来是腐化的,混乱的,无效率的,藏垢纳污,漏洞百出。然而惟独特务机关却是组织比较严密,规章也较健全,纪律比较严格,效率比较高的。我还发现他们在保护机密上十分重视,且有些互相监督的办法,还有暗地监视的秘密办法。可以说我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遇到陷井,稍有不慎,就会败露。我面对的是一群凶险的人物,阴谋世家,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和魔鬼打交道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处心积虑,才小有成功,千万别功败垂成呀。
这样的思考,对于我是太重要了。使我清醒,冷静,更有耐心和信心,减少盲动和失误。
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结识了特务中的大小人物,接触了大量的秘密材料,我才知道,国民党的特务系统,真是一个极其庞杂、权力极大的***的贴心组织,可以说***除开依靠他的枪杆子给他打天下外,就靠这大小的特务组织来保他坐天下了。可以说刺刀和手铐就是***得以登上中国的权力宝座并长期维持的两件法宝。而且可以说他的庞大的军队,警察,宪兵系统,也是以在其中的特务系统作为灵魂的。我发现特务系统主要由军统和中统两个系统构成,另外还有地方军阀的“土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虽然都受命于***一人,在对付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都是争权夺利,争功邀宠,各立门户,互挖墙脚。这是他们的致命伤,许多力量内耗了,许多事情败坏了,然而这是***分而治之的老章程,改不了的。
我所在的中统四川调统室是四川的中统首脑机关,它掌握了省党部到各专、县党部系统和政府、文教系统的特务组织。各专县都有正规的调统组,在上上下下,党、政、群、文、新闻报刊,三教九流,以至军事、党务机关都吸收了一批人进了“党网”,作为秘密活动的特务。在“党网”之外,还吸收了一大批秘密“通讯员”,作为特务的运用外围情报人员。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其中还有一些人是“红旗”特务,混入到进步团体和群众中去“钓鱼”。许多是叛徒扮的,很会伪装成进步分子,甚至企图混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中来。有的人本来是革命的和进步的,可是被特务秘密逮捕,实行突击审问,逼得自首叛变后,不声不响地被放回来,混入革命组织,进行侦察和破坏。这种手段是极其阴险毒辣的,他们把这种办法叫做“两小时自首法”。他们还举办各种训练班之类,训练特务及其党务工作人员,由叛徒来讲解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活动规律,以及对之实行侦察的手段和打入的办法。我就看到过《中共的组织》、《中共的宣传》、《中共的兵运》、《中共的民运》、《中共的青运》、《中共的工运》、《中共的妇运》等等二十来份资料。这是由给特务担任情报研究室主任的大叛徒张国焘主持编写的,十分凶恶。至于我看到的一些血淋淋的情报资料,更叫我触目惊心。我想,中国的革命人民,中国的共产党,除开面对着几百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宪兵、警察、团队之外,还在另外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面临着如此强大和凶恶的敌人。要打败他们,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这些在白区的无形战线上进行战斗的勇士,的确是成千成万地在黑暗中牺牲了,还有许多的正在进行战斗。我作为一个党把我的战斗岗位安排在敌人心脏上的党员,该怎样英勇机智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呢?怎样才能叫敌人无法发现和拔掉插在他们心脏上的这把刺刀呢?这是我必须每时每刻都要想到的事。粗心、冒失、任性、畏怯,都是非常有害的。
这个时候,周武哲到陆公馆来找我来了,还带来一个人,给我介绍说他叫于同。周武哲对我说:“于同同志是南方局派来专门和你联系的。今后我不会再来找你了。你们谈吧。”说罢,他就起身告辞了。
于同告诉我说,他是专门从重庆来传达南方局领导的指示的。他说:“领导对于你终于钻到中统四川调统室的核心里去,感到很满意,也认为非常重要,同时,对你来说,也就更危险。领导同志说你现在占领的阵地是一个很能发扬火力的阵地,要坚守,死守,非到万不得已,决不撤出。作为一个党员,准备掉脑袋,也绝不丢阵地。”
于同又说,正是为了坚持我这个阵地,组织上决定切断一切可能暴露我的线索。周武哲过去和地方党有许多关系,怕不保险,所以决定把他撤回延安去。南方局领导专门派于同来成都和我建立单线联系,他说:“今后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你提供的情报,由我处理以后,直接转送南方局,需要通知本地党组织领导人的,我自然会去办。无论如何不能造成任何迹象,引起中统怀疑从他们内部泄露了情报。你在拿出情报时,也一定要遵守这条规定,不是紧要的和紧急的情报,不要拿出来,那怕甚至要忍受某种损失。以后我们也不要象周武哲和你那样经常见面了,你有事按约好的办法通知我,无事就不见。有紧急事要报告时,按另外约好的办法通知我。”最后他特别强调地说一句:“这些话并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我想你会明白的。”显然,他说给我听的是指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指示。
但是我还是把我已经抄出来的一大堆材料,从我锁着的抽屉里拿出来,交给于同。其中包括四川中统的组织系统和各地负责人名单;中统散布在各地各单位的秘密“党网”名单,其中有许多是头面人物;还有中统所掌握的各地共产党的线索。这些当然都是十分重要的情报。
于同看了一下,很高兴,不过马上又批评我:“你一次抄出这么多材料来,并且存放在你家里的抽屉里,是很危险的。”我解释:“我有单独的办公室,不怕,何况我是带回家来抄的呢。”
于同坚持他的批评:“须知墙有缝,壁有耳呵。把文件拿回家里来抄,更不妥当,不要认为这里就安全。有些东西要靠脑子记住,不留文字痕迹,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除开同意他的观点,还能说什么呢?
临走时,于同还提醒我:“你到了该安一个家的时候了。组织上批准你和陆淑芬结婚。只是有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你不能向她泄密。这是党的纪律!”
我说:“周武哲早给我打过招呼了。”
有一天,我才上班,申雨峰找我去,除开对于我的新婚之喜表示祝贺外,还告诉我说:“四川省特委会一组的主任干事章家成到重庆去了,一时恐怕回不来。今天下午省特委会开会,你既然代理了章家成的工作,你就代他去参加特委会召开的联席会吧。”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这个机构我是知道的。我调充川调室的视察后,章家成曾经告诉过我,四川建立了一个特种委员会,由省里党、政、军、警、宪、特几方面的首长参加,是最高当局兼任四川省主席的时候建立的,由最高当局兼任主任,以后就照例由省主席兼任。日常工作由成都行辕的调查课长、军统头头主持,名义是主任秘书。他工作很忙,派一个秘书常住省特委会,作为他的代理人,代折代行。特委会下设秘书室和四个组:第一组由中统负责,主管情报。组长是四川调统室主任申雨峰兼任,副组长是四川调统室书记胡桃兼。实际管事的是任第一组的主任干事的章家成。申雨峰要我去代的就是第一组的主任干事的职务。第二组由宪兵团负责,专管“行动”,可是一切要行动的事都由军统和中统行动组直接办理。第三组由成都行辕特别党部负责,组长是特党部书记长吴庭和,实际上由副组长杨以箎负责,专管审讯。杨以箎是一个叛徒。还有两个法官,一个也是叛徒,另一个是军统的人,原来是青年党的。第四组管宣传,由省三青团干事长也是省教育厅长的任作武兼,有两个叛徒担任副组长。其他还有几个督导员,其中大多是叛徒。在省的特种委员会下,各市、各专区和各县都建立了相同性质的特种委员会。这是中统和军统争夺权力的场所,许多被中统抓在手里。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在这个省特委会担任实职工作的一组主任干事后所了解到的,我都要用脑子记住,告诉了于同。于同说:
“我们早知道***为了调和特务内部的矛盾,互通情报,协调行动,在四川特别建立了这么一个凌驾于军、警、宪、特之上的特务权力组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务领导机构。既然中统把主管情报的第一组抓到了手,你又是中统代理管情报工作的,你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特委会的第一组紧紧抓在手里。那是大有油水的。”
我奉申雨峰之命,去参加了特委会的联席汇报会。虽然是由主任秘书派来的秘书主持会议,四个组也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实际汇报和讨论最多的就是情报。其他行动、宣传、审讯都没有多少可说的。实际上是以我为中心了。
起初我是代表一组的主任干事章家成去开会,后来因章家成去重庆后不愿回来,既然中统省调统室的情报实际上由我代理负责,在省特委会当然也就由我代理第一组的主任干事,统管省特委会的情报工作了。后来三搞两搞,我照于同告诉我的,干脆搬到将军衙门内的省特委会办公去了,而且其他的几个组都没有人常来办公,经常讨论的就是情报,我俨然在这里可以抹干吃净的样子。
我回想了一下,从一个无名小卒的书记员,几年功夫,三搞两搞,连升了三级,爬到了在省特种委贝会主官情报的重要岗位上,真可以说志得意满。我想从此对我们党的革命事业能够作出较大的贡献,我真的要闹腾一番,就是说,我真要起飞了。
但是慢着,我的上级于同又在给我敲警钟。他说:“且莫忙欢喜,位子爬得越高,越容易招风,越危险,越要你戒慎恐惧呀。不知道你读过没有,我想起诗人臧克家的一首诗,原文记不起来,大意是说:就在你的脚边,埋伏着千万只毒箭,只待你那失足的一瞬。你的身边肯定有毒箭,你可不敢失足呀。”
我老实地点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