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没有死呀？”
“你还活着呀？”
这是一九七七年的一个秋窗明月之夜，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两个老朋友见面时互相说的寒暄话。这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肖*。
一九七七年的初秋，人们从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已经快一年了，举眼四望，万物复苏。我面对专案组给我退回来的一大堆“认罪书”、“交代”、“检讨”之类的装订得整齐的“奇文大成”，相信自己头上给硬戴上的五颜六色的帽子是确实地被揭掉了，我在罪该万死的沉狱中，忽然得到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恩典，获准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甚至还恢复了“同志”的桂冠，真是谢天谢地！我经过反复观察，终于相信和朋友交往，再不会给那些虎视眈眈的英雄们带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我开始大胆地走出去，串起门子来。甚至不怕被说成是“猖狂得很”，居然三朋四友地聚到一起，品茶喝酒，为那些因为“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而溘然长逝的老战友们临风酹酒，一掬同情之泪；为眼前的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朋友举杯祝福。我再也不是各种“黑帮”和“反党集团”在四川的代理人了，再也不是四川叛徒集团的头儿和里通外国的国际间谍了，也没有组织过“三家村”和各种名目的“俱乐部”了。万象更新，生气蓬勃，春天确实回到了人间，我也可以出去周游列国，逍遥自在地到朋友家里串门去了。
我在北京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四川的陈静山老人正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养病。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真如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深怕再也见不着他，我急匆匆地去招待所看望他。
他是一个国民党的老人，也是四川的一个旧军阀，然而更重要的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我们在解放前就和他有过一些往来。他曾经是四川军阀中的一个师长。那个时候，一个师长便是他缔造的独立王国（在四川叫做“防区”）的太上皇，老百姓的生杀予夺，一概听他的一句话。至于军阀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残毒行为和他们过的花天酒地的荒唐生活，就不用介绍了。可是陈静山这个军阀却有点不一样。他为人比较正派，生活还算简朴，思想也较为开明，还颇有一点见识。他说他看来看去，终于认定了，不要说象他这样煊赫一方的四川土军阀，不会有大出息，就是背靠洋人，横行中国的***，也不会有好下场。他从和他结交的共产党人不惜杀身以报国，肝脑涂地以报人民的道德情操看来，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人的身上，他说：“这些人迟早是要‘得天下’的。”因此他不害怕把他的老本钱蚀光，让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里活动，举行革命起义。虽然他终于因此垮了台，还是不失悔？继续和我们共产党人暗地交朋友。
我记起来了，一九四六年他在成都市当市长的时候，我们地下党川康特委就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还记得他资助我们办地下刊物，特意送给我们一部好收音机。你会奇怪，一部收音机算得什么？是的，现在一部收音机不值几文，随便可买。可是在那个时候，这比雪里送炭还要珍贵呀。那个时候特务害怕老百姓收听延安的广播，不仅对买卖收音机控制很严，连无线电短波用的元件、器材和干电池也控制起来。还把老百姓所有的收音机进行登记，把收音机上的短波线圈剪掉。那个时候，延安广播电台的电力很小，特务又进行电波干扰，没有好的短波收音机，是收不到延安广播的。然而象被扣进一口黑锅下的蒋管区的老百姓，多么想知道延安的消息呀。我们决定秘密出版一张地下报纸，可是没有好收音机不行，我们正在为难的时候，陈静山主动送给我们一部收音机，这不是雪里送炭吗？
这且不说，陈静山还利用当市长的地位和权力，给我们几张证明身份的空白介绍信，这对我们居住或旅行，逃避特务的搜查或追捕，都是大有好处的。更难得的是他尽力掩护我们的地下党工作人员。他作泸州专员的时候，我们川南工委的领导人王光和贾英两同志就由他掩护，住在他的专员公署里。
王、贾二位在成都时就是特务追捕的对象，后来发现他们住在泸州专员公署里，岂肯罢休？于是国民党的省特务委员会派了原来在成都就追缉过王、贾二人的一个姓曾的特务，到泸州专区的特务分会作秘书，意在追缉王、贾二同志。姓曾的特务虽然只是泸州特务分会的秘书，却是货真价实的泸州地区的特务头子，只是按照规定，专员必须兼任着专区特务分会的主任，这个特务到了泸州，不得不把追缉王、贾二人的事向陈静山报告。陈静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贾二人。当时王、贾二人因工作需要，还不能撤离泸州，于是陈静山采取一个硬性的办法，坚决保护王、贾二人。他摆出军阀的派头来，把这个特务找去，对他说：“我的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他们是我的亲戚，你要抓他们，除非先把我抓起来。告诉你，我是早有布置的，量你没有这个狗胆！如果你不敢抓我，而要抓他们，那我就不客气，先把你抓起来，我这个特务分会的主任，有权任意处置他的秘书。”
姓曾的特务心里明白，在这些“横人”面前是不敢歪的，这些人说得出，做得到，可以马上叫你的人头落地。就是把这件事偷偷密报上去，也逃不过他们安在上层的眼睛，说不定还没有动手抓人，自己早已被陈专员“黑办”了。这种特务哪里会对自己的特务主子那么忠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从此再也不提抓王、贾二人的事。可是陈静山并不就此罢休，他对姓曾的特务说：“你在这里当特务头子，他们二人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你看着办吧。”这个特务满口作了保证。这样一来，王、贾二同志在那里的活动，倒保险了。
一九四九年初，川康特委出了叛徒，在军统特务面前供出了王、贾二人。我们知道军统特务是不买国民党省特务委员会中统的账的，会马上派特务去泸州抓王、贾二人，陈静山也是挡不住的。我当时按原约的通讯办法，立刻电告王、贾，要他们迅速撤离。果然当军统特务赶到泸州时，王、贾二人刚乘公共汽车走了一天。特务乘小车从后面追赶。当他们赶到成都牛市口汽车站时，王、贾二人坐的公共汽车刚到站不久，旅客们已经分散走了，军统特务迟到了一步，没有抓到人。说来真是危险。
军统特务没有抓到人，岂肯干休？他们去向陈静山要人。陈静山来他一个不“认黄”，因为王、贾二人在专员公署住是改了名字的。陈静山叫军统特务在专署查人员名单，果然查不到这两个人原来的名字，泸州的特务头子递了话，说出王、贾二人改了的名姓，军统特务就按改了的化名去向陈静山要人。陈静山咬住说：“你们来这里抓人，只能按上级来的公文上的名字抓，别的人一律不准抓。就是你们说的这两个人，我也早已辞退，不信你们去查。”军统特务去查这两个人，果然看到他们已经被专署革除的条子存放在公文档案里。特务问陈静山：“那么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
陈静山回答得好，说：“被革除了的人，谁知道到哪里去了？莫非还要我用根绳子把他们拴起来，让你们来捉去立功？”说得特务们啼笑皆非。但是陈静山到底还是为此而丢了官。这些都是解放以后，陈静山老人告诉我，当作笑话来说的。他最后说：“不过，正好，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官，眼见要解放了呀！”
现在，我听说这位老人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谁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
我到招待所去找到了他，看他的样子明显地老了许多，但是精神却还不错，只是谈起话来，显得有些沉重。
我问他：“在十年动乱中，您老的日子不好过吧？”
他说：“我还好。我的历史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查。说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就是残渣余孽吧。反正大家都知道，是党中央、***和周总理看上我这一堆残渣，把我这个余孽请出来，先当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后来又叫到中央当了水利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叫我靠边，我就靠边吧，乐得！一不争权，二不夺利，我跟这些造反英雄和他们的后台并无利害冲突。我倒乐得在阴凉处歇了几年的凉，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当了几年‘逍遥派’，现在也还逍遥着。”他还是那么有风趣地说话，但是他忽然沉下脸来，说：
“我倒是为你们这些过去搞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担心。那个时候，你们那么出生入死地干，现在倒要被诬蔑为叛徒、特务，受尽了折磨，这才叫天理、国法、人情都说不过去呀。”
他看我身体还是那么健旺，精神勃勃，十分高兴，说：“你倒是活出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活得出来，曹荻秋这个老朋友就……”他说不下去了。
过一会，他忽然想起什么，说：“哦，我告诉你，和我同住在这个招待所的还有一个人，他活出来真不简单，我想都不敢想。那天在这个院子里碰到了，我想莫非是我的老眼昏花，见了鬼了，怎么他还没有死呀？”
“您说的是哪一个呀？”我问。
“肖*。”
“咹？肖*，他还活着？”真也出乎我的意料。
于是我便和陈静山老人告辞，急匆匆地去看望这个死里逃生的老战友，一见面就说出开头的那两句寒暄话来。
你定要说：“你看你这个人，嘴巴上没有站一个岗，一张嘴就说出这么一大篇闲话来，你本来要说肖*深入虎穴的故事，却横起扯到陈静山的头上去了。”
对呀，我们本来就是摆龙门阵，开场白里我已经说过，说到哪里，算到哪里嘛。况且陈静山的确还算得是一个人物，我把他的事拈出来当个引子来说一说，可算是在舞台上大轴戏的前头来一出等看客的“打泡戏”，又有何不可？
嫌我罗嗦？那就请便。我实在不敢占用你们那寸金难买的寸光阴。但是古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们在紧张工作之后，也该来一点轻松的。既然有意来寻轻松，何必嫌我罗嗦？得，陈静山的故事已经说完，他向我引出了肖*，现在是该言归正传，说肖*的故事了。
我急匆匆地找到了肖*住的房间，敲了一下门，也不等回声，便推门进去，我看到肖*坐在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听到敲门声后有人破门而入，直愣愣望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他那模样，感到歉然，我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十多年前，当我正坐在斗室里刻苦地背诵“老三篇”或者潜心地反省自己的“罪过”的时候，突然咣□一声，门被踢开了，横眉立眼的造反派破门而入，我不知道是拖出去上斗争会呢，还是去听候审判？起初真是令我胆战心惊。后来努力把自己变得麻木起来，真正做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功夫，才稍好一点。可是几年没有实践了，我突然这么粗鲁地推开了肖*的房门，他直愣愣地望着门口，是不奇怪的。
“肖*！”我扑过去抓住他的手。
他也象弹簧似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住我的手。
“你还没有死呀？”我叫。
“你还活着呀？”他说。
我们都不禁笑了起来，互相仔细打量，恍如在梦中。
“我还没有看到那些‘响□□’的人们的下场，怎么死得呢？”我坐下来，笑着说。
“是呀。”他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你真是死不得。如果你死了，我这个无头冤案，没有人来证明，那就真要戴上一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弄得死无葬身之地了。恐怕还不只我一个人。你的存在是许多同志生死攸关的事呢。”
他说的倒是真话。当我被拋出来，戴上种种帽子，什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什么……，都不很要紧，因为只要低头认罪，还可以得到恩准，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但是戴上叛徒、特务、国际间谍的帽子，就非同小可。不仅永无翻身之日，而且很可能弄去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祭旗，置于死地。当我被抓、被关、被斗，被无休止地审问的时候，当我被触及灵魂无动于中，又被触及皮肤以至触及筋骨的时候，当我成天陷于“站不完的队，认不完的罪，罚不完的苦役，流不完的辛酸泪”的时候，的确有轻身的念头。可怜中国以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新社会，竟这么莫名其妙地被葬送了。而且是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被葬送的，还是被伟大的舵手亲自领导着我们走入沉渊的，我还有什么希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当时真被一种“我本洁来还洁去”的思想所引诱，再不作违心的检查，再不受那种肮脏气，再也不忍受那种难以忍受的精神的屈辱和肉体的折磨了。我真想要堂堂正正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心爱的祖国，离开我为之奋战几十年的共产党。而且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亲自看到已经不只一个两个这么冒着“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在黑暗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不能！虽然我已被“提审”过几十上百次，虽然我已经写过几百份证明材料，但是我知道，还有许多地下党的同志需要我的证明。作为一个曾经作过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是义不容辞的。有的同志如果得不到我的证明，将永远沉沦下去，冤枉永远得不到昭雪了。即使我罪该万死，也必须在走向坟墓以前，为这样的地下党员昭雪伸冤。肖*便是其中的一个。
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九三九年他从延安回来，第二年，南方局要他利用自己的条件，奠定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相机打入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去，从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这当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然而又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工作。肖*作为一个党员，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战斗任务。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打进了国民党四川省特务委员会。省特务委员会是一个由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合组织起来的特务领导机关，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谁都知道，这是魔窟，这是阴谋的大本营，这是一架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多少革命者被这个机关的特务抓进去，受尽了毒刑，英勇牺牲了。重庆“中美合作所”烈士墓里和成都十二桥烈士墓里埋葬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份，没有名姓的牺牲者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南方局为了保护党的组织和进步群众，才下决心派党员打进敌特内部去活动。国民党的一切机关都是组织涣散的，然而它的特务机关却是组织比较严密的；国民党的一切工作都是稀松的，然而它的特务活动却是比较有效率的。要打进去并且在里面进行有成效的活动，却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事。肖*不仅打了进去，而且爬了上去，活动得非常出色。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敌特机关的准备动手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及时送了出来，使成百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免遭逮捕，为党立了大功。解放大军入川以前，他又提供了敌特内部情况和阴谋潜伏的特务线索，使我大军进城后，按图索骥，给特务以沉重的打击，为党再立了大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出生入死地在敌特内部奋斗近十年之久的好同志，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被打成特务，惨遭迫害，几乎被整死。现在他从死里逃生到北京来治病，老友相逢，的确恍如隔世。
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说了两句寒暄话以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象怀疑这是不是在梦中。
肖*似乎醒悟得比我早，忽然站起来说：“哦，喝茶吧。”他才想起给我泡茶，借此缓和一下那象凝结了的气氛。
他泡好茶，我们端起茶呷了几口，却又沉默了。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心中有千言万语，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我知道，肖*由于长期在敌人特务内部活动以及解放后长期做公安工作，养成一种不肯轻易启齿吐露感情的习惯，还得由我来打破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闷葫芦，我说：
“这样吧，我们分别已经有二十八年之久了。在这中间，我们都经历过不知多少风风雨雨，多少坎坷道路，还都九死一生地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逃了出来，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我们先简单地说一说最近的情况，再慢慢说过去的事吧。”“好。”他同意了。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还要回到很远的招待所里去。我建议说：
“这样吧，过两天我忙完了我的事情以后，找几个晚上，再来找你作长夜之谈。”
“好。”他又同意了。
“不过你得泡一壶好茶哟。”我加一句。
“好。”他还是只说那么一个字。
我又趁机建议：“我们从一九四八年秋天在成都分手以后，你去南京，直到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在武汉又见面的这一段，你过去简单地说过一下，我早已记不起来，只有一个印象了。我只记起那时你讲得很精彩，惊险紧张，奇闻异事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你的专案组来找我的时候，把我逼得好苦，硬要我详细谈谈你那一段的情况。我说我只知道你去了南京，到国民党的南京卫戍部队里当国民党一个整编师的政工处长。以后你在湖州被解放军俘虏了，把你送到北平，证实了你的共产党员身份后，然后被送到武汉，和我们地下党员会合，一块进军四川，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抓了不少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专案组的人听我这么简单地干巴巴地说一下，很不满意。大概因为我谈的很难供他们印证你对他们交代的材料，想必你一定作了精采的交代，你何不把那一段事情再详细地摆给我听一听呢？”
肖*说：“过去我从来不大想讲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混了那么多年，做过一些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无论是你，是我，是他，凡是干过半辈子革命的人，谁不能摆出几段奇闻异事呢？我在南京历险的那一段，当时在武汉只向你们简单地谈过一下，你们没有深问，我也就没有细说。这次我被人家革了几年的命，强迫我向他们作详细交代。莫奈何，我倒花了好多个夜晚，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曾经作过若干次口头交代，还写了一大堆交代材料。现在要是摆起来，倒也眉目清楚。再过些年，恐怕又会淡忘了。”
“决不能让这些材料被埋没了，你有义务摆出来。”我肯定地说，“那就一言为定，你摆给我听，我们来搞它个若干次谈夜吧，老兄以为如何？”
“哦，老兄对于夜谈总是这么有兴趣。你的《夜谭十记》我已拜读了，倒是很有趣味的。”
“既然如此，你更应该对我作若干回夜谈。把你的事用铅字凝固在纸上，岂不更好？”
他没有说话，连一个“好”字也不说。至少可以证明他不反对我们夜谈了。
“那么，我们从下星期六开始我们的《夜谭》。头一次夜谈就听你摆在这‘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你的坎坷遭遇，你的那‘一把辛酸泪’吧。”
“但是我说的不是‘满纸荒唐言’，却是十年荒唐事。”他知道我是随口引用的曹雪芹在《红梦楼》中说的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作了纠正。
“十年荒唐事，一把辛酸泪。对，就把这句话作为你第一回《夜谭》的题目吧，只改一个字，把事字改为梦字，‘十年荒唐梦，一把辛酸泪’”。我忽然来了灵感。
“不过，我们不是一样地有一把辛酸泪吗？为什么只叫我谈，你却不谈呢？第一回夜谭，我要先听你谈你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的‘一把辛酸泪’”。他的提议，当然是言之成理的。
“我们两个都谈吧。”我同意，“不过，第二回夜谭就听你摆你在南京历险的那一段了。”
“好。”他并不热情，但却作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