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京华夜谭”这台戏，唱得差不多了，该打幺台锣鼓了。我们这一回就算是第幺回怎么样？——这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如约如时到了肖*家里去，才坐下喝茶，肖*还没有开始摆，便这样对我宣布。他说该幺台就幺台，我还有什么说的？洗耳恭听他唱的幺台戏就是了。前几个星期六的夜谈，他摆得真是越来越精采，他的幺台戏算得是压轴戏，一定更精采吧。我说：“老兄唱的幺台戏，算是压轴了。压轴戏一定更精采吧？”
“不，既然是压轴戏，那就是近于尾声或者只能算是余兴了。我就摆几个抢救共产党员的以及抢救我自己的小故事吧。”
肖*于是摆起他的幺台龙门阵。
***一生从事的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反共，正如他经常说的：“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抗战中他就处心积虑地保存实力，准备抗战胜利后便把中国人民淹进内战的血泊中去。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意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很快把自己的精锐部队运往东北、华北，接着就大打起来。他把他的政治赌博押在打内战这一宝上，他认为他必操胜算。他先说六个月，后说一年，再后说不出两年，一定肃清共产党。结果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事与愿违，到了他自己被肃清的时候了。他发动的内战越打越不景气，闹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认为安如泰山的后方，比如他的大后方四川，也弄到民怨沸腾，民变迭起的地步。因此他为了加强他的特务统治，抛出他的杀手锏来——实行全国大逮捕。
一九四七年的夏初，四川省特务委员会突然奉到国民党中央特种汇报会的指示，要全国各大城市的特务机关，全力以赴，于十天以内准备好材料，把黑名单敲定。只待一声令下，便于同一天的夜晚，实行全国大搜捕。还是***的老章程：“宁可错捕三千，不可走漏一人。”
在成都的中统、军统、省特委会、警察局、宪兵团的头头们一连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决定立刻准备黑名单，十天内完成。必须把“奸伪”（这就是指的共产党）、“奸盟”（这就是指的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网打尽。准备名单的办法是通过丙种、乙种、直到甲种三种汇报会议来审定黑名单。首先由各特务组织和警宪组织，根据他们平时所侦察到的嫌疑分子、他们所联系的“特情”、“党网”、“通讯员”系统报来的名单，进行核实审定，将名单报到省特委会来，由省特务委员会情报组主持，召开各有关特务组织管情报的人员参加的“丙种汇报会议”。由这个汇报会议汇总、核查和审定初步逮捕名单。这个名单由省特种委员会情报组最后写成书面材料，写上名单、逮捕的理由根据等等，然后提交给“乙种汇报会议”去进一步审定。参加这个较高层次的乙种汇报会议的人就只限于各种特务和警宪组织的头头了。在这个汇报会上又反复核定，拿出一个黑名单来。这个黑名单又加以整理，送到兼省特委会主任的省主席那里，由他把几个特务组织的第一把手找去，斟酌增减，这叫“甲种汇报会议”。在这个汇报会上一边研究，一边由省主席在名字头上划红圈。划上红圈的那就好比阎王爷的生死簿上划上叉的名字，该无常二爷对着黑名单，带着小鬼去各地催命去了。
“丙种汇报会议”在几天内举行了三次，斗争最剧烈的也是在这种汇报会上。因为各个特务组织提出来的名单，都是从这两年他们活动积累起来的侦察材料中过滤出来的，而且是经过他们组织的头头过目审定了的。因此谁也不想从名单上划掉他们提出来的逮捕对象，说起来都好象是证据确凿，罪该万死的人。麻烦的是我又的确从那些名单和材料中发现了看来的确是我们党内的重要活动人物，有的并且是我原来就知道的，甚至有的是在抗战初期我就认识的。我当然想从名单上把他们剔除。
所好的是“丙种汇报会议”是授权我们省特委会的情报组来主持的。我作为主持会议的人，不仅有权看到全部送来的名单和材料，而且我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最后由我来拍板添上或者剔除。当然我必须做得十分小心，不露形迹，不可能引起他们的怀疑。
头一次汇报会上，我看到大家提出来的名单的确很多，有一些的确证据不足。我就说话了：“肃清奸党不是这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我们不能把不是奸党的人估倒说成是奸党，那样会误捕太多，捉起来容易，审理起来就麻烦，最后放了还要得罪人。因此报来的名单中，凡是证据不够确切，有些捕风捉影的，这一次都从这个名单上剔除，留作下一步的侦察对象，搞实在了再捕也不迟，反正刀把子在我们手里，还怕他溜了不成。”
大家认为我说的有理。乱捉一些人进来，将来会带来麻烦。
我又说明，有一些材料看来没有写清楚，将来我们报到乙种汇报会上去，会被问得答对不上，请拿回补充好了，下次再送来。
大家对这个提法也没有意见。
第二次“丙种汇报会议”举行以前，我把名单和材料翻了一下，大家的确把证据不够充分的人划掉了一些，人数大大减少了。其中据我知道，有的的确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因为他们出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少，自然就缺乏明显的活动证据，可以从名单上划掉了。我在审看名单中，忽然发现一个现象，很值得我利用起来，借此可以从名单上再划掉一些。
开会了，各方面特务来的人谈了新的名单情况，我提出一个“提公因数”的办法来，请大家研究。
“提公因数？”大家莫明其妙。看起来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可怜到初中数学教本提公因数的知识都是没有的。
我作了解释：“为了更准确地逮捕到应该逮捕的人，不要分散力量抓来一些将来无法定案必须释放的人，白费力气，我们采取提公因数的办法，就是凡半数以上机关都提供材料，榜上有名的人，才列入我们的名单。凡不足半数的就暂时放在一边，不作为这次行动的对象，等下批再研究。”
我这个办法居然马上得到大家的同意，都说这么大规模的同时行动，还是第一次，人手的确不够，为了集中力量行动，不让该抓的人漏网，采取这个办法好。他们哪里知道我想再从黑名单上剔掉一批人的企图呢？
大家把名单拿出来，按这个办法一滤，结果又滤掉一批行动对象。但是有的是我想要这次滤掉的，却终于没有能够滤掉，因为就是按“提公因数”的办法他们也得被列进黑名单。比如当时在华西坝上很活跃的两个学生运动领导人王光和贾英，过去我从许多情报中都看到关于他们的情报，我曾经告诉过老陈。老陈告诉我，他们是我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要加意保护。这一次我想不要把他们列上黑名单，但是怎么也滤不掉，几乎特务的每一个方面提出来的名单中，都有他们两个的名字，真没有办法，只好列进去了。
还有的人，用提公因数的办法是可以滤掉的，但是有的特务方面坚持要列入，他们说他们长期侦察，证据可靠，这次非捉不可。比如王鼎，这个老人我是早知道的，南方局派来和我联系的于同就告诉过我，王鼎住在梓桐街，他是挂牌子的有名的老中医，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往他家里还设有两张家庭病床。这就很便于作我们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站，也可以掩护来成都检查工作的领导同志。他本人过去抽过鸦片烟，参加共产党后戒掉了。可是为了掩护，他又奉命抽起鸦片烟来。我知道南方局来的领导同志钱大姐和江部长都在他那里住过，于同曾叫我特别留心，有无关于他们到成都活动住在王老家引起特务注意的情报。
这一次提名单时，不知道军统从哪里得到的侦察材料，把王老列入他们的黑名单里去了。可是其他方面都没有提出关于他的材料，所以用提公因数的办法，理应把王鼎从黑名单上剔除。可是军统却执意要列上他。
有人说：“这个人可是成都有名的医生，搞错了影响不好哟。”
我也接着附和：“按提公因数的办法，这个人可是不够格呀，你们不是刚才同意这个办法的吗？”
军统来的特务说：“王鼎是一个医生，可是一个挂牌子的政治医生，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的广汉兵变，现在还在地方势力里宣传赤*，拥护共产党。”
省会警察局的来人却反对说：“王鼎这个医生不能抓，他的医道好，我们刘局长的病就是请他医好的。刘局长已经请他作他的家庭医生，我们警察局正打算聘他作局里的顾问医生呢。”
我说：“既然给你们刘局长常年医病，难道一点也没有发觉什么吗？”我转向军统来的人说：“刘局长可是你们军统的要员哟。”
警察局的来人补充说：“我知道他是一个鸦片烟鬼，除开看一上午病，一天都是躺在烟铺上抽、抽、抽。”
军法官杜石插话说：“抓这个人恐怕有问题，共产党从来不要‘黑化分子’。”
杜石是共产党的师级干部转变过来的人，他说的话有一定的权威性，引起了在座人们的留意。他又说：“烟鬼不能抓，抓来交我们审问，可不好办。问不出事情，还要伸手向你要烟泡子来吞，不然就寻死寻活地，可麻烦了。”
我就拍板地说：“一个烟鬼，抓不抓没有关系。”就这样把王鼎从黑名单上硬剔除了。我为了安抚军统来的人，对警察局来的人说：
“你回去给刘局长说一说，把王鼎弄到警察局当医生，就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了，他飞不到哪里去。”
我想这样一来，不仅把王鼎从黑名单上剔除，而且把他弄到警察局去当医生，靠着局长，他的安全更有保障了。警察局来的人表示说：“可以。”
王鼎的名字从我们准备的黑名单上划掉了，可是过几天在乙种汇报会上，军统的蓉站站长又提出来，说他们发现有奸党分子在王鼎那里进进出出，同时发现他借行医的机会，在策地方军队的反。
在这种高一层的汇报会上，我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但是禁不住问了警察局的刘局长一句：“这个医生听说给你刘局长也治病呀。”
刘局长说话了：“这个医生我熟悉，给我治了一年多的病，没有什么，只是爱在烟盘子上发几句牢骚。他当我的面也是这样。他开门诊，进出的人当然多，他怎么认得进出的哪个是奸党分子？我们打算聘来当我们局的医生，他飞不到哪里去。”
中统的申主任也加了一句：“这个人医道有名，听说和省政府的地方要人也很有来往，值得慎重。”
王鼎的名字终于从“乙种汇报会议”上刷掉了。
解放以后，王鼎作为一个著名中医，又是老党员，当中央向四川调十名著名中医师去北京的时候，由他带队，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去了。我还见到过他，找他治过病。我说起他在一九四七年“六一”大逮捕时上了黑名单的事，他说，那一次大逮捕，他是跑脱了，可是后来他还是没有跑得脱。在一九四九年春，军统在成都破坏了川康特委，有叛徒指供是在他家里去取联络的，因此军统把他抓了。不过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说：“我一口咬住，我那里一天进出看病的人不少，谁知道谁在那里搞什么联络？”还是省会警察局的刘局长出面保他，地方势力又代为说情，才把他放了出来。——这是后话。
“丙种汇报会议”经过三次会，黑名单初步定了下来。马上由省特委会情报组的内勤整理名单和写出材料来，准备送“乙种汇报会议”上去。我看内勤整理的材料，十分详细。我对他们说：
“你们搞得这么啰嗦干什么，‘乙种汇报会议’上那些头头，哪有功夫来看这么详细的材料？搞简单一点，三言两语说清楚就是了。”
他们又起了一个稿子，交给我看，我又在那上面做了一点“加工”，名单是大家定的，我当然无法增减，可是在定性材料的文字上作些斟酌，对于上一层的决定还是可以产生某些影响的。我同时还从剔下去的名单中准备了一个名单和材料备用，在这个名单上我列了好几个一般进步分子而又和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有关系的人物。这样的人列上名单，在最后由省主席圈定的时候，大半会被圈掉。即使被捕了，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也会出面来保出去的。我这样作是因为我另有考虑。
“乙种汇报会议”开会了，由中统、军统、宪兵团、警察局、省特委会的主要头头参加。会议由代行省特委会主任的主任秘书许祖齐主持。因为“丙种汇报会议”是由省特委会的情报组主持的，讨论的名单和材料都由省特委会提出，因此当然要我参加“乙种汇报会议”，并且由我在会议上作汇报。
名单和材料我虽然带去并且放在他们面前，供他们翻阅，可是，他们这些大人物没有愿意拿起来看一眼的。省特委会的主任秘书许祖齐对我说：
“你把你们‘丙种汇报会议’上研究的名单，向大家作一个口头汇报就行了。大家听一听，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就按准备好了的简要材料，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通，讲的时候我不说任何倾向性的意见。但在材料的口头叙述上，当然可以根据我的考虑作一些强调或者削弱。我谈完以后，听他们的讨论，由我记录下来整理。
大概大家都已经从他们派来参加“丙种汇报会议”回去向他们汇报的特务口中，得知名单的大概情况了，都说没有多大意见，只是要求快送兼省特委会主任的省主席去划圈，通知大家准备分头行动吧。有的也提出一点修改意见，有建议划去的，大概是和他们有什么特别关系的，比如说是他们派出去的秘密“特情”人员。有的是地方实力派的人物，不好惊动的。也有建议增加人的，大半被否决了，比如军统又提出增加王鼎，就给大家否决了。有的被大家赞成加上去，我便加了上去。我则趁势也提出几个人来，我说了情况以后，有的大家同意加上去。
上午把名单大体过了一遍，决定由我亲自把名单从新整理一下，下午提到会上来最后审定，我中午没有休息，在省特委会伏案整理，他们看我真是尽心尽职了。
这个名单我看了一下，二百五十几个人，真不少了。有的人如王光和贾英，还有《西华晚报》的陈平，怎么也去不掉。这些人是一定要通知他们走避的。有一个民盟的中学校长肖清，我倒认为还可以作最后努力划掉。
下午还是在省特委会开会。我把名单摆了出来，大家看一遍，都点了头了。我到主持这个汇报会的省特委会主任秘书许祖齐面前，指一指名单上的肖清，对他细声说：
“这个人是一个有名望的办教育的，上一次想动他，不是成都的两任市长和省政府民政厅长都来找主座求过情吗？这次又列上，如果抓了，恐怕他们又要来找你主座保人。是不是一定要列上？”
许祖齐这才想起来，这是一个有面子的人物，过去有大面子人物来向他求过情，这个帐要卖。便大声说：“这种有名望的教育家，还是不去动的好，免得麻烦。后天拿到省主席那里，恐怕也是通不过的。”
我便乘机从名单上划掉了。
军统蓉站的站长，忽然又拿出一个名单来，他说：“这是西南特区的徐区长早就送来要我们执行的。这是‘民革’阴谋搞武装的军事组的名单。我们要行动，省特委会不让动，这次又没列上，你们要不列上统一行动，我们就要单独行动了。”
这件事许祖齐主任秘书和我都知道。上次军统西南特区徐区长送这个“民革”军事组的名单来备案，说他们将要行动。当时我对许祖齐说，在成都最好还是由我们统一行动，在重庆的统一行动由他们负责的好。许祖齐对军统在成都多有插手，本来就有意见，因此同意暂缓动手，等待统一行动。这次因别的特务机关没有提出来，按提公因数办法滤掉了。现在他们提出来，要求列上。许祖齐问我，我同意卖个面子，把他们列上。因为这个军事组被军统侦察到的事，早已由我告诉过老陈，老陈已经转告了他们。其中一六四师一个姓彭的团长，听老陈说，已经转移到阿坝去了。因此我说：
“上回说等待统一行动，这回要统一行动了，应该列入。”
于是又把这几个列上了。
我借这个机会，在会上提出建议，我对许祖齐以请示的口气说：“主座，这次是统一行动，要纪律严明，只抓经过会审批准上了名单的人，没有经过会审批准的，一律不准抓。这件事看是不是这样强调一下？”
许祖齐完全赞成：“这是当然的，没有上名单的，一个不准抓，各个系统都不能各行其是。不然还准备这个名单干什么？中央还搞什么统一行动？”
大家不得不赞成，虽然我知道他们的口袋里还有一批自己认为该动手抓的名单，在这次统一行动中，他们想趁浑水摸鱼，多捞几个，是完全可能的，我不能不先打招呼。我说：“大家同意不乱抓，很好，不过说话要算数呵。”
军统来的人在勉强同意之后，却开了“黄腔”，他说：“说话要算数，大家都算数。不能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当面说得好听，背地却又捣鬼，我们发现的鱼，还没有下网，有人先就下了钓竿。”
许祖齐不知所以，听了大不以为然，问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下网下钓竿的？”
军统那个人有些牛，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这样的事有人心里明白，不只一回了。”他看了我一眼。
我们中统的人心里当然都明白。我把话岔断了说：“老兄，过去的事不要说了，这笔账谁算得清？要说起来，其实是彼此彼此。不管早下竿，迟下网，还不都是效忠党国吗？这一回是中央下达的统一的行动命令，总要有个规矩才好，不能自己乱了步伐。如果坏了事情，谁来负责？”
军统的人再也没有说什么。
军统的人说的这几件案子，我都知道，有的我亲自参与，并且下了“烂药”，把军统的如意算盘打烂了，他们当然不安逸。
有一回是林水县特委会报来情报，说据军统侦知，有共产党南方局的搞《新华日报》的头面人物叫宋福的，悄悄化名回到他的老家。军统的意思，乘机把他黑抓黑杀了，除去一个大共党。我看了这情报当然知道是谁。真把他黑办了，这是党的大损失。我马上找了在省特委会担任联络工作的李文湖，向当时兼任省特委会主任秘书的申雨峰请示，我说：“这个宋福是南方局公开了的共产党头面人物，如果黑抓了，暗杀了，共产党的南方局肯定要向中央要人，惹出交涉来。要抓还是先向重庆请示一下才好。”
申雨峰完全同意，因此我马上向林水县特委会发命令，未经省特委会批准，不得抓人。同时我马上告诉了于同，他通知了南方局宋福马上离开林水县。等重庆来电说宋福既是化名回林水的，是黑人，可以黑办。军统马上去抓，却扑了一个空。他们错过了这么一件立大功的机会，对我们省特委会当然不安逸。
还有一件也是我们打乱了他们的步伐。有一次，我们省特委会的一个叫陶平的秘书向我报告说，他探听到一件军统的情报。陶平本来是军统的人，派来参加省特委会的工作的，被我们七搞八搞，把他拉了过来，秘密参加了中统党网，并且指定单独同我联系。我知道这个人是想脚踏两只船，两面都吃糖。他既把军统的有些情报，多少向中统这边透露一点，也把从中统这边听到的有些情报，拿去向军统蓉站的站长报告。我一直摸不清他到底算是哪一“统”的人。管它呢，我乐得看他在两边捣鬼，引起中统、军统的互相猜忌。
陶平来向我报告说，中央军校炮兵大队的学员姚伦和陶平的姪女讲恋爱，姚伦向陶平透露，他发现炮兵大队的黄麟（国民党高级人士黄*的儿子）和李源等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海燕读书会”，读赤色书籍，他已经向军统蓉站密报了，军统认为黄麟既是党国面子人物的儿子，不好公开抓，打算对黄麟搞突然袭击，秘密审讯。陶平对我说：“这炮兵大队的政训工作是老兄负责，如果黄麟果真有个三长两短，这对老兄可是有关碍的事哟。”
我听了确实有点紧张，我们中统的人在军统传统的地盘中央军校兼了差事，他们军统本来不高兴，如果在黄麟身上真的发现了什么嫌疑，很可能借此机会攻击我们，把我们从军校赶出来。我把这件事直言不讳地向李文湖说了，他去找了中统头子申雨峰，申雨峰知道是军统借机排挤中统的人，很不以为然，他断然下了决心，要我们先下手传讯黄麟和李源，我们走在军统前面把这两个人发落了，军统想做我们的文章，也没有题目了。申雨峰要省特委会快动手。我同时还有一个想法，这个海燕读书会也许是和我们党有关系的组织，黄麟和李源是不是党员或跟党有关系的进步分子呢？如果他们是，我有责任保护他们。我问过于同，于同查问一下，他回答说，这个海燕读书会和党毫无关系，看来是自发性的进步读书会，我就好办得多了。
我下令传讯了黄麟和李源。由于姚伦怕暴露他的军统特务身份，不愿出面作证，始终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好作出一个青年无知，爱好文艺，自发组织这种读书会的结论。申雨峰也同意不再追问了。但因他们违反了校规，决定保留学籍，罚坐禁闭。这个黄麟在军校毕业后分配到空军里去工作，解放前夕，他鼓动一个空军飞行员和他驾机投奔了解放区。他后来在石家庄我们的步兵学校工作过，现在听说还是那里的政协委员。
另外一件，他们更是大有意见，有一回，一个由我负责联系的，打入军统去收集情报的中统党网分子向我报告，说军统通过“红旗”，探知一个叫曙光社文艺团体里的共产党组织，准备放长线，到时候下大网，捉几条大鱼。我听了暗地吃惊，这个阴谋如果得逞，说不定要破坏到和这个文艺团体中党组织有联系的上级，成都市的党的负责人。这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叫那个党网分子，千方百计要探明到底他们下的网有多深了，能捞到多少“鱼”，特别要他探明这个“红旗”特务的姓名。据他后来报告，军统正在下深水网，等到钻得更深一些，再拉密网，大的鱼小的虾一网打尽。钻进去打“红旗”的人名叫汪谋。我看事不宜迟，下决心先发制人，打乱他们军统的部署。我把这个情报向李文湖说了，要他向申雨峰建议，我们走在军统的前面，先下手抓人，把功劳先捞了，量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埋在他们那里的“特情”密报的，事后他们也把我们莫奈何。当然，我在向李文湖讲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军统搞了一杆“红旗”，想放长线，拉大网的企图。过去中统和军统争功是常事，军统常常占优势，早已为中统申雨峰他们所嫉恨，有这种抢功的机会，哪里肯放过，便同意我的打算，由我负责承办。
我派特务去侦察，得知那个曙光社的社长汪谋就是军统的那杆“红旗”。好，就在他的身上开刀。我下令抓了社长汪谋，这是明正言顺的事。在行动的时候，故意捣毁了这个文艺社，没收了他们出的刊物《曙光》，并且扬言还要大抓人。这一下打草惊蛇，这个文艺社的人全都跑掉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文艺社里哪些人是共产党，但是我知他们都同时溜掉了。军统早已悬在他们头上的屠刀，再也落不到他们的身上了。
我们抓了汪谋的第二天，军统便派人来找我，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抓曙光社的汪谋？”
我很轻松地回答：“他是这个赤色文艺社的社长，有奸党嫌疑，不抓他还抓谁？”
军统的人说：“你们抓错了，汪谋是我们的人。”
“怎么会是你们的人呢？”我故意惊诧地问。
他不得不把他们立“红旗”，想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说了出来。并且声色俱厉地责备我们：“你们干的好事，我们下得深深的网子，一下被你们樋破了，大鱼小鱼都全溜光了，连虾米都捞不到一颗了。”
我故作惊异地说：“哎呀，你们事先没有对我们打一个招呼呀，我们早已侦察到这个汪谋的确是一个危险分子，你看他在他们的刊物《曙光》上写的什么文章，一派奸党奸盟言论。”我把没收来的《曙光》杂志让他看。
“那都是经过我们批准了的，那不过是钓饵嘛。”军统的人解释。
“我们怎么知道那是钓饵？你们的宏图大略，可是风都没有向我们透一点呀。”我说罢，把话题一转：“既然是这样，我们马上放人，你们把汪谋领回去吧。”
这件公案，军统后来是告了状的，可是他们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了了之。今天他又乘机发洩怨气，只好由他发去。
黑名单经过“丙种汇报会”和“乙种汇报会”这两关，可以说基本上准备就绪了。这个黑名单再经过“甲种汇报会议”批准，便要动手抓人。我看到这些特务头子坐在一起商量黑名单，那么从容自得，吃着点心，喝着香茶，有说有笑，就好象魔鬼们坐在人肉筵席上，正在商量着把这一个人拿来红烧，那一个人拿来清炖一样，怎样做出他们可口的美味佳肴。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竟然和魔鬼们坐在一起，参加讨论人肉筵席的制作，真是毛骨悚然。我们知道他们的菜谱定了，一声令下，该有多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人头落地呀。
幸喜得我钻进特务机关的头脑部位来，并且担负着情报组负责的主任干事的职务。因此参与准备这个黑名单，成为我的主要责任，“丙种汇报会议”规定由省特务会的情报组主持，实际上就是由我主持。“乙种汇报会议”以至“甲种汇报会议”上也是由我负责提出名单，报告情况。总之，准备黑名单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这对于我们挽救成都地区的党组织免于灭顶之灾，是多么重要呀。我现在才理解到，南方局的领导那么深谋远虑地把我从延安调回来，为我准备各种脚蹬，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深入到特务的核心组织里来，这是多么有远见。古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到特务机关里来工作这么多年，哪怕过去的年月中，什么事也没有做，终于等到了今天，我能及时把黑名单送出去，交给领导，使党员和进步分子不致被捕杀，使党组织的破坏不致蔓延开来，即使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更细致地思考这些，我必须也全力以赴地参加黑名单的制定和审查。我要聚精会神地办两件事。第一件是汇总和审核黑名单的时候，尽量减少数量，降低质量，把查有实据的共产党的负责同志从名单上剔除出去，能剔除多少算多少。这一件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尽力做了，而且在那些凶恶的特务头头面前，做得从容不迫，没有引起这些魔鬼们的怀疑。第二件是准确地掌握最后核定的黑名单，及时送出去交给老陈，要他们立刻通知应该撤退的人，马上躲避。这件事要办妥也有难处。特务抓人的行动计划已经由各特务机关制定，只待最后圈定，一声令下，便全部出动。我估计在“甲种汇报会议”上，省主席兼省特委会主任提起朱砂笔一挥，当天晚上就会下令行动。我怎么能及时通知老陈，他又经过一层一层地往下通知，做到在特务行动以前，本人已经得到通知，并设法逃走了呢？我估计当天晚上动手捕人以前，特务们一定事实上已经把准备逮捕的对象监视起来了。要是去通知的人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够机警，说不定也会因涉嫌而被扣捕，那就更糟了。还使我不放心的是，从奉到南京命令到制订黑名单，这一切活动都规定在十天内完成，而我和老陈见面过去相约的是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这是常事。下一次相约见面的时间却在十天之外，如果那个时候老陈才得到我的通知，大逮捕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必须采用我们约好的“紧急通知”办法事前通知他。过去长期约过紧急通知办法，可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这一次要使用了，老陈会不会及时察觉我的紧急通知记号呢？如果他没有及时看到，或者没有及时和我见上面，黑名单交不出去，那就坏了大事了，甚至如果在这十天内，老陈出差去了，根本不在成都，我即使作了紧急通知记号，他无法看到，或者他没有在走以前，交待给别的同志到那里去看我作的紧急通知记号，也不可能知道我家的地址，到我家来找我，那又怎么办呢？这些事都是令我揪心的事。救人如救火，我埋伏到特务机关里来，就是为的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如果由于技术的原因，以致造成失误，给党组织带来损失，那简直是犯罪！我必须在和特务们打交道，“积极地”和他们准备黑名单的这几天中，同时估计到可能发生的不利条件，及时采取一些应变措施，以策万全。我的职业习惯还使我不能不想到，在这十天的非常时期，敌人不会松松垮垮的，他们会在各方面实行戒备，注意各种异动现象。我出外边去的活动，特别是去做紧急通知记号和送名单给老陈的时候，说不定会引来特务们的注意。这一点我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当然是极其紧张而严重的斗争。想到这些，可以使人毛发耸立。但是奇怪得很，我这时并不感到紧张，反而变得心境平静了。可能向我暗地里爬过来的危险越多，我倒反而感到了对于斗争胜利的渴望。一种信念和决心鼓舞着我，我拼死也要去争取胜利，我要去享受那种生死决斗的快乐。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我曾经看到过有些时新的理论，说我们过去出版的某些革命小说，是不真实的。都是“高、大、全”的产物。他们的理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怎么会那样视死如归，那样临危不惧呢？那意思好象是料定，即使是革命者，在危险面前会要恐惧，会要发抖，在死亡面前会要动摇，会要有贪生的欲望。在这种艺术论断的指导下，有的革命斗争小说和电影电视作品，便真的写了“五分钟动摇”之类的富于所谓人情味的作品来。他们在作出这种很有人情味的发明和创造时，是不是曾经经历革命的血与火的斗争的危险，经受过死亡的威胁，因而是切身的体会，我不知道。但是据我孤陋寡闻所得知的，特别是从我亲身经历的经验看，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说的是那些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那些挂着革命招牌、却在危难面前动摇，成为贪生怕死的癞皮狗），越是在危险的面前，越是有一种异样的平静和无畏；越是在死亡威胁面前，越有一种坦荡的胸怀，越以自己终于实现在红旗下宣誓时自己许下的诺言而感到安然。甚至在那种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只能想到拼命斗争而很少想到危险和死亡。如果文学理论家和创作大师硬说这是“高、大、全”，我乐意为这样的“高、大、全”而欢呼。——你看，我竟然在你这位作家面前，班门弄斧起来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去吧。
我在参加魔鬼们讨论吃人的计划时，在感受到巨大的危险向我们的地下党组织爬去时，我也感到有潜在的毒蛇也向我暗地爬来时，我别的什么也没有想到，只想到我必须拼命斗争，抢救我们的党组织，我并没有感到恐惧和危险，我只感到暴风雨到来前对于战斗的渴望和对于胜利的执着。
前面我说过，我判定从最高的“甲种汇报会议”作出决定到在各地全面展开逮捕，不会超过一天。我要在这短时间内把黑名单及时送到老陈手里去，老陈及时通知到基层和上了黑名单的同志，他们能够逃脱敌人的监视和逮捕，安然脱险。这是十分紧迫的，但是，我必须做到。即使我一生只做到了这么一件事，也就死而无怨了，我也算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希望了。
我为了万全之策，我在为“甲种汇报会议”准备材料的时候，就把我认为十有九分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人的名单，先抄下一个小名单来藏好。我采取化装并且潜行出去的作法，同时在红照壁广告栏里贴广告，在约定的厕所的木板墙上作规定的图案，以及在《新新新闻》报上登广告的办法，紧急通知老陈。虽然晚上总有特务来约我去打麻将或出去吃花酒，我也以身体不舒服要在家休息为借口，留在家里，等候老陈的到来。
谢天谢地。就在我准备去参加最后的“甲种汇报会议”的那天一清早，老陈找我来了，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拉住他的手，第一句话便说：“全国要搞‘六一’大逮捕！”我当时真是想，只要我能对领导说出这么一句话，其余什么话也来不及说了，我也心满意足了。
老陈却并不象我说话时的兴奋和惊喜，他却冷冷地说：“知道了。”
我惊奇地望着他。他说：“我们已经得到上级的通知，六月一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将在全国实行大逮捕。”
哦，原来是这样。“六一”大逮捕的命令是在几天以前才从南京下达的，然而老陈已经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了。看起来我们还有人钻到敌人的更上层里面去，钻到他们的中枢神经里去，在那里进行比我还要危险和艰难的斗争。太好了，站在这一条隐秘战线上进行斗争的同志，不只我一个人，有的可能比我钻得更深一些，作出的贡献更大一些。
我正在这么想，老陈问我：“大逮捕的黑名单你弄得到手吗？”我说：“我自始至终参加这个黑名单的准备，今天就要到省政府去参加‘甲种汇报会议’，决定最后的黑名单。”
老陈这才灿然笑了，不住地说：“好，好。”
我把收藏的小名单拿出来交给老陈，对他说：“这是我从报批的材料中估计是我们的重要同志的小名单，你先拿去通知疏散。大名单今天可以最后定，你今天晚上来取。”
老陈接过名单去看了一下，笑得更高兴，不住地点头说：“好，好。这上面有些人我们估计一定会上名单，已经通知疏散了。”
我告诉老陈：“估计今天下午定了最后的黑名单，各级特务明天作一天准备，五月三十一日的晚上各就各位，六月一日零时同时动手抓人。上名单的人不能等到明晚上才走呵。”
老陈点头说：“是这样，有的同志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暗地监视住了。不过他们正表面装得很麻痹的样子，便于他们寻找机会脱身。”
老陈偷偷地走了。我赶到省特委会办公室，当着别的特务头头打开保险柜，取出准备好的黑名单和资料，坐车到省政府去参加“甲种汇报会议”。
在这个汇报会上其实最简单，各方面的特务头头都来了，几乎没有异议地一致通过，只是催省主席兼省特委会主任快圈定，下达行动的命令。他们说，他们分工去抓的对象，基本上都已经监视起来了。
这位省主席，平时并不过问特委会的事，也不了解各特务系统的情况，几乎是在大家无异议的点头默认下，一个劲地在黑名单上的人名字上用朱红笔划圈圈。在这种会上我当然不能插嘴说什么，只看他一个个地圈下去，划上圈圈的人，就是要到鬼门关报到的人了，我的心里感到很冷。
当省主席划到一个叫王一清和一个叫钟汝的名字的时候，他好象有点为难。参加会议的省府秘书长看出省主席的为难处，便插话说：
“这两个人主座恐怕要考虑一下，他们是辅公的顾问，不是共产党，抓了恐怕麻烦。”
我也正乐得把这两个人从名单上去掉，其中那个叫王一清的我知道是曾经代表四川大军阀刘湘（就是他们喊的“辅公”）秘密去过延安和我党拉关系的人。这个人如果不是党员，也一定是很进步的人。
省主席趁势说：“这两个人要是抓了，好些人要来找我扯皮的，不好办。”
参加会议的新的警备司令是属于地方势力的人，也趁势说：“抓了还要放，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他们天天在我们的眼皮下，我们手枪的火鸡公是叫起的，什么时候‘请’他们都一样。”
这个司令是喜欢雅事的粗人，说话虽然粗鲁，却中了省主席的心意。我也顺水推舟地说：
“是呵，刀把子在我们手里，迟抓早抓都一样，何必趁这个热闹。”
省主席点头，把这两个剔除。军统的人虽然显得有难色，也不好说话了。
这时，省主席的秘书送一个条子给省主席。省主席好似忽然想起来似地说：“这个人，你们名单上没列。她专门给我捣乱，我看她是危险分子，把她抓来问一问。”
我看他的秘书拿来的条子上写的这个叫白芬的人，什么材料也没有，只说是光华大学的一个女大学生。但是省主席要叫列上，也只好列上了。
省主席在黑名单的最后边用朱笔批了几个字：“圈红圈的一律逮捕。”会议便这么收场了。
当天的晚上，老陈到陆公馆找我来了。我把那张划掉了王一清和钟汝、新添了白芬的全名单交给老陈。我问老陈：“这名单你怎么个通知法？”
老陈马上理解到我的顾虑，这个名单如果漏了出去，将给我带来极大的危险，说不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
“当然不会全单通知下去，我亲自分写了分头通知，时间紧也不能全通知，只能通知那些必须通知走的人。有的人有地方势力作后台，或有特别关系，抓了也会取保释放的，我们不通知。还有很多人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肯定不是我们的人，我们无从通知。”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催老陈：“今天一定要通知到啊，决定今夜零时动手，今晚上肯定都被监视起来了。”
老陈说：“我们马上去办。不过有一个叫陈平的重要的同志，是《西华日报》的主编，几天以前我去找他时，我发现有人在监视，我没有办法通知到他。这个老同志必须走，不知你能想办法通知到他不？”
这却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既然是被监视起来的人，我亲自出马去通知，不仅会把我暴露给一个有可能被逮捕的人，对我将来的活动不利，而且我在那种地方出现，很可能引起监视的特务的怀疑和盯梢，如果特务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很可能引起特务头子们对我的怀疑。
我正疑虑间，老陈看出来了，他说：“我也感到你去通知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志，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还是我去试一下吧。”
既然是重要的老同志，而老陈要去通知更多的同志走，没有办法去通知，那只有我去冒这个险了。于是我肯定地说：“我去试一试。”
老陈审慎地说：“你去，总不好。”
我再次肯定说：“我去总比你去好，还是我去吧。”
我以我老丈人的名义，在家里写了一份“请到寒舍便酌”的请客帖子，准备拿到《西华日报》营业部去投交给刘逸先生。《西华日报》营业部的刘逸，便是老陈想通知疏散的老同志的化名和住址。“请到寒舍便酌”便是老陈和他约好的口号，意思是有人要来请他去吃不要钱的饭，就是说要抓他来了，叫他快走避。
我想在黑名单上的名字是陈平，我现在要通知的是刘逸，而且是陆总舵把子请吃饭的帖子，不会引起怀疑，便叫我的一个勤务兵送去。谁知过不多久，我的勤务兵拿着帖子回来，对我说：
“那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被暗地守起来了，我到营业部门口被人盘问，我说是送请吃饭的请帖，是省特委会你叫送的，也不行。说先拿给军统蓉站去看一看才行。我不给他，拿回来了。”
我没有想到那里被看守得那么紧，连一张请帖也送不进去，陈平便不知道被捕的危险。因此我必须把这张请帖送到。我于是装着大发雷霆的样子对勤务兵说：“混蛋，老子送一张请客帖子，他们都要来干涉，了得！”
我对勤务兵说：“叫包车准备着，我亲自送去。你跟我一起去。”
我穿上西服，戴上礼帽，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出去坐上包车，叮叮□□地向《西华日报》报馆跑去。到了报馆营业部门口，我下了车，还没有等我跨进门，便有一个歪戴礼帽的家伙前来拦我。我把手棍一扬，骂了起来：
“你给老子爬开！回去叫你们的站长来。”
那特务还要阻挡，跟我去的勤务兵上前去摸出派司来亮一下，提醒他：“我们是省特委会的，有任务。误了事，你负得起责任吗？”
特务看到我的这副凶相，又听我的勤务兵那么说，真怕负责，便让我进去了。我把请帖往柜台上一放，说：“陆总舵把子请你们经理吃饭。”便出来了。
我大摇大摆地坐包车回去，那个军统特务有点不放心，便跟着我的包车，叫了一辆黄包车在我后面远远地跟了来。我想正好，他一跟来，陈平收到请帖，正可以乘机溜走。我决心整治一下这个特务，便不动声色地在前面走，让在后面跟，一直跟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的门口。我下车进了门，他下车正疑惑地东张西望，我给我的勤务兵递一个点子，勤务兵叫守门的宪兵走过去，一下把这个特务逮了起来，拖进门里去。我说：
“给我关起来！”
那特务知道跟错了，马上解释：“我也不是外人嘛，我是军统蓉站的外勤。”
“不管他，关起来，叫他们站长来取人。”
宪兵把他三推四拖地拉进去关了起来。
我回到办公室，马上给军统蓉站的吕站长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老兄，这是怎么搞起的？你们的人竟然跟起我来，妨碍我执行任务，这样分散力量，放跑了要犯，谁来负责？”
这个军统蓉站站长平时我们是常来常往的，酒桌牌桌上也多见面。一听说他们的特务竟然跟起我来，莫名其妙，忙问：“是我们的什么人？这个人现在哪里？”
“他胆敢放弃他的监守岗位，跟我到了特委会门口，我叫人把他看起来了。老兄来取人吧。”
到了下午，那位站长果然带着两个特务到省特委会来了。见了我不住说好话：
“哎，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怪下边的人有眼无珠，请老兄包涵一点。”
我说：“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他疏于职守，要是放走了他监视的人，这个责任谁来负呀？”
我们把这个特务放出来，交给吕站长。吕站长要不是我劝着，他真要给他两耳巴子。他臭骂了这个小特务一顿。我说：“快去守你的人吧。”
这天晚上的零点，全城戒严，动手抓人，他们突击到西华报馆抓陈平，连陈平的影子也找不到了。我知道在头一天，陈平早已溜走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大大责备了军统抓人不力，放走了要犯，那个特务因此还坐了禁闭。
当然，我知道漏掉的也不只是陈平一个人。在黑名单上的二百五十多人中，捕到省特委会来关上的只有一百多人，其余都漏了网。
但是也有在逮捕过程中，特务顺手牵羊，抓了回来的。其中有一个被牵回来的还不是一只普通的羊子，而是一只和我生死攸关的大羊，我的一个老上级，我的入党介绍人。
这却叫我大伤脑筋。
原来是省特委会的两个行动特务，按照预定的时间到华西大学去搜捕王光和贾英两夫妇。他们二人是我熟知的学生运动领导人物，是我采取公因数的方法仍然无法从黑名单上剔除的两个人。过去我早通知过老陈，说这两位是几方特务都注意的人物，要早点疏散。我知道他们早已走了，大逮捕时当然会落空。
但是六月一日上午，省特委会派去抓王光和贾英的一个叫柳道生的外勤特务，兴冲冲地跑来找我，对我说：
“王光和贾英没有抓到，今天早晨在回来的路上，却碰到了意外的财喜，顺手牵羊地捉到了一条大鱼。”
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们回来在祠堂街遇见了一个人，人瘦瘦的，额头高高的，头发蓬松，穿一套破西装，很不修边幅的样子。我一看这个人，觉得面熟。我忽然想起来，这不是那个老共产党吗？名字不知道叫周什么烈，还是周什么俊的，记不准确了。但是他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那个时候，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看起来很神气，现在却是穿破西装，不修边幅，很落魄的样子。我顺手就把他捞回来了。”
哦，今天早上我上班，我从看守所门口过，里面已经挤满了抓来的人，我伸头望一下，忽然有一个，望我一眼，引起我的注意，啊，这是谁这么面熟呢？
现在柳道生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简直感到五雷灌顶。从他说的样子，我已猜着了八九分，那一定是周烈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并且曾经是我的上级呀。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我虽然不了解，可是他对我的情况知道得了如指掌。他还是我的小同乡，知道我去过延安，在那里由他介绍入的党，回来在家乡呆过，后来到了成都。这个人如果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直接威胁到我的安全了。
我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职业的习惯，使我养成大难面前不动声色。我不以为然的问他：“我们早已再三交待过，不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一律不准动，你为什么顺手抓人呢？”
“他是一个真资格的共产党呀。”他辩解。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回答：“他是一个共产党，我不会搞错，抗战初，当吴玉章这几个大共产党来成都活动的时候，他跟了来做他们的保卫工作，我见到过的。”
这个叛徒没有说出他当时是地下党成都工委下面的人，也曾作过保卫工作，很可能当时就曾经在周烈的领导下工作过，只是他后来叛变了，当了特务。我故意对他说：
“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共产党呢？那样说来，你过去当过共产党，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吗？”
他语塞了。接着强词夺理地说；“他现在还是不是共产党，拿来拷问一下就知道了。”
我生气地说：“你不守纪律，随便乱抓人，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的材料，你捉了来，他不认帐，你怎么发落呢？”
“叫老虎凳喊他开口吗？”他还坚持。
“没有证据，我们可以随便抓人来坐老虎凳吗？那样说，你过去是共产党，能把你弄来坐老虎凳，苦打成招吗？”
但是周烈已经被抓进来了，我当然不好提出来马上放掉，只好慢慢来设法开脱。周烈被捕这件事，真是我的最大威胁呀。
我赶快把这件事向老陈汇报了。老陈去查了一下，回答我说，根本没有周烈这个党员，我说：“周烈肯定是党员，他要不是党员，我这个党员从哪里来的呢？”我分析，很可能是来作情报和策反工作的，和本地的地方党没有联系罢了。但是据外勤特务柳道生说，周烈看来很落魄的样子，难道他现在已经没有党的关系了吗？如果他已经不是党员，抓到这里被审讯，在酷刑之下，要是受不住，这就很可能把我供了出来，那就十分危险了，我多年的努力也会毁于一旦。
我的内心非常矛盾，到底是当机立断，马上不辞而别呢，还是死守住这块阵地，准备以身殉职呢？过去在南方局的时候，领导同志要我不惜牺牲，死守阵地，我不应该没有弄清情况，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贸然离开这里。但是我又不能没有应变的思想准备，不能毫无作为地落到别人的屠刀下去。我要有两手的准备，首要的事情是迅速探听到周烈被捕的表现以及审讯他的口供。
过了两天，——这是令我多么难过的两天呀，比两年还感到长一些。——那个外勤特务柳道生来对我说，抓来的这个周烈，过去的确和共产党有过关系，只是不知道他后来为什么失去了关系，现在成为一个流落街头的失业游民了，他说他正在找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哩。
他这样说，引起了我更大的疑虑，他为了求生，有可能投降，我则有可能落入死亡的陷阱。我甚至怀疑我已经受到特务的监视，我必须随时准备应变。我自然要有牺牲的决心，但是也决不想沦为待宰的羔羊。我要和他们拼死相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能多杀几个就更好。
我把一支快慢机手枪装好子弹，上了红巢，抽出来就可以打响。我还准备了几个金戒指，如果遇到能收买的特务，就用金钱收买。我同时还准备了一个浸了氰氢酸毒药的小手绢，在逃不脱时，我咬在嘴里自杀，几分钟就可以死去。我决不能活着被他们抓到，让他们在我的肉体上折磨我，在精神上侮辱我，让我受够了，一点一点地死去。如果我能逃出这个魔窟，我的办法就多了。我是海袍哥的，三教九流，认识的兄弟多的是，要走路是走得了的。同时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务身份证，贴上的相片是剃了头蓄着胡子的，名字也是换了的，乍一看是认不出我的本来面目的。我还准备了一纸出差的公文，是出去办案子去的，上面写着沿途军警宪特一律放行，并予以协助的字样，凭这一纸公文，我也可混一些时候。
我为了试验敌人是不是已经注意了我，我故意到华西坝医院去看病，我留心观察是不是有人在我的后面盯梢。凭我多年的经验，证明是没有人盯梢的，我的家的周围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动静，看来他们还没有注意我，或者说，看来周烈还没有供出我来。
周烈被捕后的第三天，我早上起来，照例把手枪、戒指、毒药带好去上班。不多一会，我的办公室门外有一个人在说话，接着有人在敲门。
“啊，来了！”我想。我下意识地在口袋里摸着枪，然后叫：“进来！”
门开了，进来了两个人。
按照章回小说的格式，在这里正可以卖关子，来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京华夜谭”的第幺回，再也没有“下回”了，还是接着分解了吧。
我正在着急，进来了两个人，原来是专门搞审讯的两个法官，一个就是杜石，他和我的关系比较好，前面我已经摆过，他是所谓的“转变分子”，也就是我们说的叛徒，在特务机关不为特务们看重，常常挨骂受气，我曾为他撑腰，打过抱不平，他对我真是感激涕零。因此我可以从他的口中探得审讯共产党的情况，谁坚持、谁动摇、谁叛变，我可以及时得到消息，报告给老陈，现在是他和另外一个姓杨的法官进来了，我放了心。
还没有等我发问，杜石就说开了：“不是说这一回不抓没有上黑名单的人吗？怎么又顺手牵羊捞一个回来？这个人什么材料也没有，交给我们审讯，什么也问不出来，他一口咬定是一个失业的小学教员，看他那么邋邋遢遢，垂头丧气的样子，没有一点共产党的气味。可是柳道生硬来说这个人是共产党，他可以证明。他一个人证明，我们该听不该听？”
我说：“一个人说的怎么能算数，你们问他本人，他怎么说的？”我关心的是周烈在被审讯时，说过一些什么了。
姓杨的法官说：“这么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家伙，算什么共产党？他被抓进来了，神神经经的样子，反倒一天笑嘻嘻的，好象很高兴。”
“那为什么？”我问。
杜法官说：“问他：‘别人被抓进来，哭都哭不赢，你为什么反倒发笑？’你猜他怎么回答？他拍着手说，‘这一下就好了，我找到吃饭的地方了。’他说他原本是乡下的小学教员，到城里来谋事没有谋到，失业很久了。他想找个小学教员的差事，一直没有找到，只好流落街头，到饭馆去求人周济，舐盘子过日子。我不明白把这种人抓进来干什么，莫非囚粮多了？”我乘机说：“乱弹琴，随便弄一个人进来交给你们，说是共产党，你们能相信吗？”
“一个人证明说是共产党，本人不承认，又找不到一点材料，这种无头公案，叫我们拿在手里，也不好办呀。”
杨法官说：“柳道生说得轻巧，把他拉上老虎凳，不怕他不说实话。……”
我生气地插断话说：“他算什么东西，来这里指手划脚？你能去随便拉一个人进来，拖上老虎凳吗？”
杜法官说：“那怎么能行！”
我出了一个主意，对他们说：“你们再审问两回，他咬住他那一句话不放，也只好据实上报，你们写一个签呈，请主任秘书发落。”
他们走了以后，我心里多少安定了一些。看来周烈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只承认是失业小学教员。只要不动大刑，苦打成招，他不会改口，就是柳道生一个人证明，找不到旁证材料，也结不了案，拖下去成为无头案，就好办了。我可以在杜法官面前做点文章，放他出去。
既然是这样，我决定想办法和周烈见一次面，通一通气，使他不要乱说，我会救他出去的。
有一天早晨，我去上班，从看守所的门口过路，我一眼看到了周烈在栅子门里边，他一举眼也看到了我。从他看到我时一点也不显得惊诧，并且有意回避我的目光的样子看来，他不仅知道我在这里工作，而且装作根本不认识我的神情，叫我放心。同时，他用一支手抓住栅子在叫喊：
“看守，我要出去，你放我出去呀，我要出去屙屎。”
我听得出来，他喊的是看守所的看守，其实是说给我听的，意思是说他要出去，要我设法放他出去。
他又喊起来了，疯疯扯扯地，提起解开了扣子的裤子，活象一个神经病似的。从他那一身打扮看来，也够得上是一个神经病人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有意为之的。
我这时却是身穿白色西装、打的紫红色领带，手里提着一根文明棍，我装着一进门就听到这种不入耳的嗓音，很不耐烦地把文明棍在栅子门上舞了过去，当然没有扫到周烈抓着栅子的手，我生气地喊：
“从哪里乱七八糟地抓来这么一个神经病？一点规矩都不懂，惊风火扯地叫喊啥子？看守！看守到哪里去了？”
周烈抓着栅子向我又叫：“长官，我要出去，你放我出去，我要出去屙屎呀。”
我用手杖在地下一杵，叫道：“你乱叫什么？一点规矩也不懂。哪个不知道你想出去，你想出去屙屎呀？你等到起嘛。看守！”
一个看守跑过来了，不住向我点头哈腰，我把棍子一舞，几乎要打到看守的头上去，我骂他：“混蛋，犯人要出去屙屎，你跑到哪里去了？他那样惊风火扯地叫，成什么体统？”
我说罢就径直走进办公室里去了。我心里越更平静了。从我和周烈见面对话的情况看来，周烈的神志很清楚，意志也很坚定，他要我救他出去和我回答要救他出去，叫他等到起的对话，他完全理解。这样稳定了他，我才好做文章呀。
又过了几天，我无意地问起杜法官，这个误捕的犯人审理得怎么样了。杜法官说：“无头公案，问不出一个名堂来。”
又过了两天，一切平静，我大胆地调审讯组的一些档案来看，其中也有周烈的。已经审问了他三次，他老是那么几句话，没有改一句话。我就更放心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约杜法官到粵香村喝酒，我似乎无意地问他：“在你的手头还有多少无头公案？”
杜法官对我总是很恭敬地说话：“不瞒老兄说，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判也不是，放也不敢的案子还有十好几件，都是随便拉进来的，材料很少，问不出一个名堂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杜兄，我不给你透风，算不够朋友。那天申雨峰主任问起来了，问还有多少无头案子，叫快点结案。杜胡子（他是长着串脸胡的），你要放聪明点，囚粮支多了，主公（指主任秘书申雨峰）捞不到多的油水，会怪罪的。那些无头案，你三审四审，还是审不出一个名堂来，不如早点结案，写个签呈，列个名单，报请主公批示取保释放算了。”
过了几天，杜法官果然起草了一个签呈，并附了一个名单，我一眼就看到有周烈的名字在上面，我放心了。我把签呈看了一遍，帮他改了一些句子，主要强调这些无头案子有些是大逮捕时未遵守规定，未经批准，误捕来的，说明这些既无前科，又无后证，经过多次审问，毫无头绪，长押不判，实属不当，应予取保释放，随传随到。
他把签呈拿回去改好，送给主任秘书，过了几天，他兴匆匆地推开我的门，手里举着主任秘书批了的签呈，在我面前一扬说：
“老兄果然英明，主座果然也有这个意思，他已批准了。”
我看签呈上有申雨峰的批示：“如拟照办。”
于是那些列名取保释放的人都去找来保人，具结担保，随即释放了。有的人却在成都无亲无故，找不到保人，就由法官随便安一个保人。周烈正是一个找不到保人的人，经他安的保人就是抓他的那个特务柳道生，这实际上是对周烈不大放心，交给柳道生去管训。按照规定，未经保人同意，被保的人不能离开成都，并且要定期向保人报到。至于周烈的这个保人柳道生规定得更严格，要周烈随时向他报告行踪，这和管训委员会的规定一样了。
周烈对付柳道生的办法是很绝的。他经常到柳道生家里去找他汇报，大半是吃饭的时候去的。顺便就抓起碗来舀饭吃。这还不算，周烈说他没有工作，吃不上饭，对柳道生说：“要么你给我随便找个吃饭的差事，要么还是送我回看守所，到那里吃不要钱的饭。”
这真叫柳道生揽去当的这个保人伤透了脑筋，送回看守所当然不可能，替他找工作根本找不到，人家一看他那邋邋遢遢，神神经经不修边幅的样子就够了。一到柳家去汇报坐下来就不走，要保人拿饭来吃；遇到吃饭时，他拿起碗就舀饭，推也推不出去。柳道生非常失悔，他对杜法官说：
“我倒了大霉，遇到这么一个‘赖时侯’把我□起，走不脱了。”他向杜法官提出要求：“算了，杜法官，我不当这个保人了，随便叫他到哪里去罢。”
杜法官把周烈找去，对他宣布说解除保人，由他自找出路。周烈不干，又去找柳道生，要他负责，请他再抓一回。周烈赖着不走，柳道生伤透脑筋，也把他莫奈何，只好自认倒霉，送给他几个路费，随便给他开一封去重庆求业的介绍信，叫他自己去重庆谋生路去。周烈虽然同意去，走前却还找柳道生说：
“我到重庆去找不到工作，还要回来找你这个大保人哟。”
柳道生象送瘟神一样把周烈打发走了。
这一下可好，周烈大大方方地离开了成都，干他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去了。
从此消除了对我的潜在的危险。
但是，我不知道新的更大的危险却在暗地里向我的身边爬了过来。
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全国的战局眼见对于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东北打了大败仗。几十万美式装备的王牌军，由美国用军舰、飞机急急忙忙运了过去，占领了沈阳、长春、大连这些重要工业城市，好不神气。***胆大气粗，好象他的六个月至多一年全部肃清共军的美梦，一定可以实现。谁知美国的金钱和枪炮，挽救不了与人民为敌、腐败透顶的蒋家王朝，内战越打越不景气，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又由重点进攻转为重点防卸；由重点防卸又转为固守东北、华北的几个大城市，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直接出兵，占领大陆。结果弄得众叛亲离，不可收拾，全副美式装备的军队成十万二十万地被歼灭，几十万大军投降了，东北打了败仗，解放大军长驱入关，华北岌岌可危。在南京的大门口淮海平原上，正酝酿着更加凶险的大会战。如果淮海失守，主力被消灭，南京就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南京想要维持一个南北朝的局面，也很困难了。长江失守，南京易手，华南西南也就完蛋了。
从在省特委会听到的窃窃私议中可以看出，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就要到来。有些特务正在偷偷地各谋出路，有的想法早点撤退到台湾去，有的打报告要求调到别的地方别的机关去，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开小差了。说大话，提虚劲，却偷偷去活动的人当然有的是，有少数人的确下决心要为蒋家王朝殉葬，还在疯狂地侦察和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甚至有的人在议论等共产党打过来了，上山打游击的想法。有的人则认为共产党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去打游击，那不过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也有的在议论早点安排潜伏，等共产党来了，也和现在的共产党一样，搞地下活动。这却又被讥诮为班门弄斧，搞地下活动哪里是共产党的对手。总之整个特委会都在叽叽喳喳，议论纷纷，却谁也说不出一个好主意来。
我越是听他们那么瞎议论，看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那样乱了营的样子，我越高兴。我在这个魔窟里和魔鬼们打交道已经八年多了，眼看就要熬出头，我也将随四川人民的解放而自我解放了。但是我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显得喜形于色，露了马脚，在黎明的黑暗中被他们暗算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特务们决不是在白吃干饭，他们随时在张开眼睛看，尖起耳朵听，在我的身边埋下毒箭。他们越是临近灭亡，便越是疯狂，越容易起疑心。我办过的有些事情，如果他们要认真想一想，查一查，未必捉不到一点漏眼，我得小心谨慎。我既不能显得那么坚决，也不能显得那么惊惶，却又不能不参加到他们的议论中去。这的确不是愉快的事。而且我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候组织的安排。到底是等特委会垮台的时候，我乘机退出呢？还是继续和他们在一起鬼混，甚至和他们一起上山打游击，或者跟他们潜伏下来搞地下活动，或者是随特务头头们撤退到台湾去，继续和魔鬼打交道呢？
我把特务机关的思想混乱现象对老陈说了，也想探询一下我的出路。老陈说，他不能立刻回答我，一切要看形势的演变，而且是不是还要我继续利用我的地位，继续潜伏在特务机关里，跟特务们一起行动，他们也不能自作主张，要请示上级领导。
然而这时却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中统南京总部派来一个专员，不知其名，只听大家叫他吴专员。他来了许多天，一直在高层特务中活动，没有到省特委会来视察工作，虽然中统四川省的头头申雨峰派李文湖来对我打了招呼，要我准备作报告。我去找申雨峰的贴心人李文湖打听这个吴专员到成都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对李文湖说，这样才便于准备。没想到李文湖悄悄对我说：
“他来的任务其实跟你不相干，他对于到省特委会来视察工作也毫无兴趣，不过是愰子，他的秘密使命是来安排后事的。”
“什么后事？”我听了起初很奇怪，但是马上理解了，他们自己已经知道到了“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该安排“后事”了。我对于他们怎么安排后事，自然也是很有兴趣的，因此我故作糊涂地问李文湖。
“这个你还不明白？你不见大家都在忙着找门道吗？总不能等共产党来了，伸起颈子挨刀呀。”没想到李文湖说得很透彻，把共产党要到成都来的估计都说出来了。
“哪有那么严重？”我还是故作糊涂地说：“还有大半个中国，几百万军队，一下就被吞光了？不是还有美国老板在后面撑着吗？”
“淮海战场上形势不妙，南京难守。只要共产党一过了江，势如破竹，这半壁江山哪里守得住？”李文湖对我毫不隐晦地说。然后他细声对着我的耳朵说：“吴专员来，就是来安排我们的退路的。”
我还是装着很惊詫地说：“哎呀，我还蒙在鼓里，原来老兄们已在深谋远虑了。我该怎么办？”
“这次吴专员来都要作安排的。他这几天忙着和军统共同研究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事，准备办几期游干班，训练地头蛇，等共产党来了，叫他们到处打游击，咬解放军。要调一批人去游干班里作骨干。”李文湖说。
“谁敢和共产党去打游击？他们是打游击起家的呀。”我说这话是我表白我不想去打击游，不想去游干班的意思。
“是呀，谁也不想去，吴专员和申主任正伤脑筋呢。但是这比就地搞潜伏还略胜一筹呢。”
“就地潜伏？”我更吃惊，“搞地下工作，共产党是老手呀，我们搞得成吗？”
“搞得成搞不成都要搞。只是愿意干的人不好物色。”
“还有什么路子？”我问，我想弄清楚他们还有什么花招。
“还有些人要转到部队里去。现在军心浮动，整军整师地向共产党投诚，要派一些人去掌握部队。”
“还有呢？”我问。
“那就是去台湾了。”
“还有呢？”
“那就是就地遣散。有些人已经开小差走了。”
我打心里想，不愿去台湾，单独搞潜伏，也没有味道；打游击量他们成不了气候；能到军队去搞策反，到时候起义，倒是好路子。我故意对李文湖说：“老兄辅佐申公有方，自然是去台湾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吴专员会安排的，老兄等着面谕吧。”
又过了几天，吴专员果然到省特委会来视察工作来了，但是申雨峰这些头头并没有陪着来，李文湖陪着来介绍给我后，也说有事告辞，先走一步了。看来很可能是吴专员要来找我单独作“面谕”，不需要他们在场吧。
我一板一眼地向吴专员作工作报告，他爱听不听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大，我只好草草地收了场。
突然从他嘴里蹦了一句话出来：“听起来老兄在这里干的不错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慢腾腾地又说：“不过也有人提出些看法，密报到我们那里来了，说那次大逮捕，这里脱逃漏网的人不少。”
我解释：“二百五十几名，逮捕到手一百六十几名，大半逮到了呀。”
“但是其中有几个真资格的共产党？人家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重要共产党都事先逃脱了，这种事老兄如何解释？”他平静地说。
这真象在我的头上敲了一棒。他提这么刁钻的问题，也许真有人在总部去告了状吧。这一点我过去却是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的，这倒引起我极大的注意了。但是在吴专员面前，我必须立刻作出回答来。我说：“这要问他们搞行动的，才说得清楚。”
吴专员说：“也可能是行动不力，临时漏网，但是你看是不是也不排除这样的怀疑：有人给共产党通风报信了？”
好刁的问题，好象专朝着我来似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至少在省特委会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线索。”
“哦，”他哦了一声后，便沉默了，只顾抽烟。我心里咚咚乱跳，不知道要出什么怪事。我为什么要这么紧张，我在干的时候，早已作过自己的打算，最多是一死了之吧，我已问心无愧了。想到这些，心情又平静下来了。
吴专员看不出我的紧张心情，好象欣赏我的镇静似的，他宽慰说：“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的估计，即使有人反映，也未见实证。树大招风，一个人位置高了，总免不了有人要风言风语。有的还是出于门户之见，比如，”吴专员停下不说，吞吞吐吐地，似乎在选择字眼。他抽了几口烟。我也坦然地抽烟，最后他把烟蒂在烟灰缸里压灭了，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才开了口：
“比如军统就向我们提出质问，他们辛辛苦苦地下功夫，好不容易在共产党里安上一个钉子，中统来插一杠子，这颗钉子在共产党的游击队里被拔掉了，这是怎么搞的？”
吴专员本来是转述军统特务向他们提出质问的话，但是听起来却又象是在问我，“你这是怎么搞的？”
我知道他提到的就是军校那个教官冯羽飞，是钻进共产党里的军统特务，同时又是中统的“特情”人物，三料货。这个人被我从特情绝密档案中发现后，告诉了于同，后来于同把他弄到川康边游击队去杀掉了，于同也同时牺牲了。这件事我做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吴专员忽然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莫非我的后面还有人在暗地考察我，把我密报上去了吗？我在吴专员面前还是只有装糊涂。我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军统有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出了事，于中统何干？”
“他们说他们察觉这个姓冯的还是中统的‘特情’呵。”吴专员再没有说下去，没有说出“中统的‘特情’不是交给你在掌握吗？”这样咬人的话。
这个吴专员看来今天是冲着我来的呢。他已经相当准确地抓到我的一些疑点。这都是可以叫我人头落地的事呀。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对申雨峰他们讲过对我的疑点了。其实说过或没有说过都是一个样，他们要制裁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我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办吧，我想过不只一次，我混到特务机关里来，已经做了几件事，做一件已经够本的了，其余都是赚头。我能送出那张黑名单，救了不少的共产党员，死而无憾了。现在也许已经到了他们找我算总帐的时候了。当然，临近天亮的时刻，我没有来得及看到成都街头红旗招展，是很痛心的事。但是我相信总会有同志到我的坟头上来祭扫，让我看到红旗的。即使我死无葬身之地，灰飞烟灭了，又有什么关系？我的理想不是终于开了花吗？……
我沉默着，只顾想自己的，等待着风暴横扫过来。
这时，吴专员还是不动声色，甚至还有几分人情味似地宽慰我：“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军统自己推卸责任，我们没有理会。不过，”吴专员又象卖关子似地在节骨眼上停住话，不说下去，有意对我察颜观色。我既已豁出去了，心境平静，外表坦然，看不出我有什么惊诧的神色。他又是那么慢条斯理地抽烟和喝茶，然后慢腾腾地说话：
“有一个在你们安乐县当过县党部书记长的人，你认识吗？”
他说的肯定是指的许云寿，在安乐县当过书记长，后来被胡以德排挤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问：“是说的许云寿吧？”
“正是。这个人现在南京总部，我认识，他说在安乐县时，有一个很有出息的学生，忽然失踪了，他说那时你在中学校当教官呢。”
哎，吴专员明显地找我算总帐来了，总抓我的漏眼，却又吞吞吐吐地不说穿。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嗯，有这么一回事。那个学校的校长和几个学生是共产党，被抓起来送往省城的路上，被土匪抢了，听说送他们的车上带有鸦片烟土。这几个共产党连同押送的人全部被抢鸦片烟土的土匪打死，拋进大河里去了，后来捞起来几具尸体。”
“这件事你倒记得很清楚呀。”吴专员冷冷地说，这却象是一把刀子刺过来。显然他不是随便提起这件事来的。那个许云寿一定对他说过些什么，而且是冲着我说的。
我应付地说：“当时县城里传遍了，谁不知道。”
吴专员很象喝着茶说闲话似地和我摆谈，他看一下表，快上午十一点了，他说：“还有正事没有和你商量呢。”接着他说：
“我想你也明白，时局不妙，我们应变，要作些人事上的安排。老兄有些什么打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他刚才有意问我的几件事，就足够杀我的头了。听候他发落吧。我象第一次才听到这样的事似的问道：“什么打算？”
吴专员说：“或搞潜伏，或者上山，或者到部队，或者遣散，你选哪一条？”
他唯独没有说“或去台湾”这一条，可见不容许我撤到台湾去了。至于他说的这几条，我一条也不用考虑，被他们抓起来，审问，处决，恐怕这是我唯一的一条路了。我沉默不语。
他追问：“你到底选哪一条？”
我摇头：“不知道。”
“我看这样吧，现在战事紧急，部队不稳，需要我们有一批可靠的人去掌握部队，特别是保卫南京的部队。调你到南京去怎么样？”
我竟然成了他说的“可靠的人”了，真是笑话。我沉默，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好吧，你考虑一下。”他说罢就站起来走了。我礼貌地送他到汽车边，看他上了汽车。作好随时被抓起来的准备。然而我上了几天班，还是没发生任何事。我回家时也没有人盯梢。
我莫名其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采取了十分保险的办法，终于和老陈接上了头。我把吴专员来成都以及和我见面的事向老陈汇报了。
老陈并不惊诧，肯定地对我说：“组织上同意你到南京的国民党部队里去，到那里准备策反起义，如果不可能，部队到哪里，你跟到哪里。但是你的组织关系不可能转过去了。存在我们川康特委。将来组织上会按照原约的口号来找你，或者你去和中央社会部直接联系。事不宜迟，你快走吧。”
老陈这一席话，我很诧异，我今天向他汇报，怎么组织马上作出了让我去南京部队里的决定呢？
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不，不，这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我办妥了手续，带着妻子（孩子放在老丈人家里），到了重庆，坐上轮船，顺流而下，到南京去了。
到南京以后的事，我在“京华夜谭”的第二回和第三回谈过了。
肖*说完最后这一句话，出了一口长气，他谈完了他的故事。而我也跟着出了一口长气，我也算是完成了一件称心如意的好事。虽然我知道要把他的“京华夜谭”转化为文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还要我付出辛苦的劳动。
然而我乐意。